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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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国热”达到了高潮,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汇被启蒙思想家们记录下来。
研究中国是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因为距离遥远,资料有限,其内部产生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赞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批判派。
为探究他们对于中国不同解读的源起,本文将对其历史背景、生平经历和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和对比,藉此揭示中国研究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即启蒙思想家试图从东方找寻促进法兰西民族觉醒的精神良药。
这种辩证的文化智慧对于中国处理当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极具借鉴意义。
[Résumé]La tendance de la « Sinomania » a atteint son apogée en France au XVIII e siècle. . All Rights Reserved.Cette rencontre des civilisations orientale et occidentale a été enregistrée par les penseurs desLumières. La sinologie a fait l’objet d’étude importante de ces penseurs, mais à cause de la longuedistance et des informations limitées, ils se sont divisés en deux groupes: les sinophilesreprésentés par Voltaire et les sinophobes représentés par Montesquieu. Afin d’étudier les originesdiverses de leurs interprétations sur la Chine, cet article va analyser et comparer le contextehistorique, la biographie et les textes concernés des penseurs, dans le but de dévoiler les liensinternes entre la sinologie et le mouvement des Lumières, c’est-à-dire que les philosophesde l’époque essayaient de trouver un remède spirituel dans l’Orient pour susciter l’éveil de lanation française. Cette sagesse dialectique en face des cultures pourrait servir d’exemple à la Chinepour résoudre les contradictions entre la culture locale et la culture étrangère.【关键词】中国热中国学启蒙运动伏尔泰孟德斯鸠十八世纪不仅仅是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也堪称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蜜月期。
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世界与中国(14-----18世纪)之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高考真题】41.(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
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
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
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
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
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摘编自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
(12分)(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学习目标】1.明确掌握十四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中期(中国的明清时期)中西文明的基本史实。
2.从文明史观的角度认识中国明清时期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和发展3.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分析世界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导入复习】【概念解析】:文明的碰撞:西方文明的扩张,中西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排斥。
文明的交融: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学习。
一、知识结构(14、15世纪—18世纪中期)(明清时期):中西文明的演进状况二、中西文明的碰撞材料一明清之际,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西学风潮,它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清新气息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保守人士的竭力反对,因为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基督教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而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仅是传教士们传教的辅助活动,更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见,清初的保守派官员杨光先提出“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高调,向西方传教士发难,后由于西方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进而扩大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的歧异,1704年罗马教宗克勤门十一世发布上谕,明令中国信徒禁止祭祖祭孔,干涉中国内政,引起罗马教廷与满清王朝廷之间教权与皇权的对歧与冲突,到雍正皇帝时终于颁发了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渐被禁止,由此开始了120年的禁教时期,经西洋传教士吹起的“西学之风”也渐趋衰落下去。
1762年1月22日,威尼斯圣撒母耳剧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其时正在上演剧作家卡洛·戈齐(Carlo Gozzi ,1720—1806)的五幕悲喜剧——《图兰朵》。
这是那个时代意大利为数不多的以中国为题材的戏剧作品,它一经问世就受到了观众们的追捧,无意之中也开启了西方世界一股持续至今的“图兰朵”热。
故事原型通常可以追溯到波斯作家内扎米(1141—1209)的叙事诗《七美图》(Haft Paikar ,1197)第四个故事中的俄罗斯公主,或者波斯作家欧非·布哈里(1171—1241)《逸闻集锦》(Jaw āmi ul-Hik āy āt )中的希腊公主,而图兰朵的中国身份和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则要归功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东方学家拉克洛瓦。
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卡洛·戈齐的《图兰朵》China in Western Music Carlo Gozzi’s Turandot文字_吕兆男说起“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这一话题,听众一定都会联想到普契尼的《图兰朵》。
其实,“中国情结”在西方作曲家心中由来已久,在西方音乐作品中,类似这般以中国主题为立意的作品还有许多,它们凝聚着作曲家对遥远而古老的中国的几许好奇与遐想。
MUSIC SEA乐海拾贝图兰的女儿“图兰朵”(Turandot )是西方最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公主,但这一形象并非来自中国,而是缘起波斯。
在波斯语中,“Turandot ”一词由“Turan ”(图兰,民族名和地名,一般指图兰人活动的中亚地区)和“dokht ”(女儿或公主)两个词组成,直译即为“图兰的女儿”。
图兰朵的2023.09拉克洛瓦(L a C r o i x,1653—1713)以十五世纪土耳其文学故事集《苦后之乐》为母本,将其编译、改创为新的作品《一千零一日——波斯故事集》。
其中收录的故事《卡拉夫与中国公主》首次将《苦后之乐》中的中国公主命名为“图兰朵”,并将作为故事重心的谜语从二十余个缩减为三个。
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及启示作者:杨永平杨佳悦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06期摘要:16—18世纪,“中国热”风行欧洲。
这场风潮体现为欧洲追捧中国的用品、器具以及赞扬和推崇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等。
然而欧洲“中国热”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只是欧洲人依据自身的文化认知、审美趣味及政治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并因情势的变化而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欧洲“中国热”的兴衰,为新时代中国形象的构建提了一定的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热”;欧洲;中国观;中国形象中图分类号:G119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6-0174-03早在古罗马时期,欧洲就与中国有商业上的往来。
13世纪时,到访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人介绍了一个“充满黄金的国度”,而对黄金的极度渴求直接导致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并催生了16—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风潮。
“中国热”的概念来源于当代,意指中国文化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是中国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提出的;欧洲学者则以“中国世纪”命名这一社会风潮。
本文试图通过阐释16—18世纪“中国热”在欧洲的兴衰,揭示这一欧洲社会的大规模热潮的时代轨迹和深层因素,为当代的中国形象塑造提供借鉴与参照。
一、欧洲“中国热”的兴起和发展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只存在于很少的商业互动和有限的文字记载中。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旅行家马可·波罗便将自己眼中的中国文明,以高度赞扬的笔调介绍给西方。
因其在华的广泛游历与深入体验,欧洲人对于马可·波罗盛赞中华文明的种种描绘深信不疑。
而到访的欧洲商人也被中国的富足震撼折服。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就在1515年1月6日所写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惊羡之情:“我们在广州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
中国人出售瓷器和丝绸,使我们获巨利。
中国形象在西方小说中的变迁作者:吴安琪来源:《文教资料》2020年第32期摘要:本文研究多年来含有中国书写的西方小说,以及保罗·巴奇加卢皮新出版的科幻小说《水刀子》,梳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变迁,审视小说中未来中国形象的描写。
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追捧到贬低到正视的过程。
中国作为西方社会的“他者”,一直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
随着“东方主义”的打破,“另一种东方主义”进入视线。
抑“显性”他者、扬“隐性”他者的书写,将是未来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书写形象变迁他者东方主义另一种东方主义形象是一国文学对异国形象的塑造与描述。
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1](178-180)。
中国,作为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时期有着迥然有别的形象。
本文首先梳理西方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变迁,并以《水刀子》为例研究小说中未来中国的形象走向。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变迁十八世纪,整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a vogue for China),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思想哲学和自然宗教政治制度产生浓厚兴趣。
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欧洲人对中国的陶瓷丝绸室内装饰和园林建筑非常推崇,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既神秘又令人向往的国家[1](178-180)。
十九世纪,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热结束了。
法国学者米丽耶·德特利曾指出:“‘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通常被十九世纪的人们用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
”[2](251)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发表标志着东方主义作为后殖民研究的重要理论的形成。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3](10)。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提到中国时总会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
叶廷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我们这里讲的“18世纪”并不刻板地仅限于18世纪,实际上它有一个兴起的过程,也有一个退潮的过程,涉及到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19世纪,但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西方是一个基督教社会,17世纪以后还是一个工业社会。
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到现在文化跟生产力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同步,依然还是农耕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信基督教,虽然有佛教、道教,但我发现我们国家是没有真正的宗教的。
所以,这两种社会的文化形态必然不一样。
文化是关乎人类本性的东西,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纽带相联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一旦接触,能够相通、相容,但有的时候文化的交融不是那么快,甚至会发生冲突。
比如历史上发生许多次宗教战争,在欧亚非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非常厉害的宗教战争。
但从长期来看,文化还是要交流和融合的。
一般来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关于中西两种文化,我把中国文化定型为农耕文化加儒释道文化,它是一个守成型的文化;把西方文化定型为一种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
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有一个特点,因为有工业做背景,有物质力量做支撑,所以比较阳刚,比较有力,形成出击型文化,往外进攻。
同时,因为西方人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进取心也比较强。
农耕文化与之相比,相对来讲是比较封闭、比较保守的。
在这样两种文化背景之下,18世纪这次中西文化友好的碰撞,西方文化是主动的。
初潮阶段中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的接触、交流的起因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过去,人们对西方传教士有一些不够公正的理解,好像这些人都是为侵略做准备的,从客观来讲,他们确实做了这种准备,但我觉得起初的动因不具备这种意图。
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叫利玛窦,来自意大利,是天主教会委派的,生活在1552年一1610年,也就是十六七世纪。
他1582年来中国,经过了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士大夫、京城的重要官员,后来见到了中国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
河南省洛平许济2023届高三四模文综历史试题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单选题1.《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宽功劳、事寄老、礼宾旅、友故旧。
……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这些措施()A.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结合B.正视利用宗法关系来巩固统治C.表明天子放松对诸侯控制D.说明森严的分封制度已经瓦解2.中国古代制定历法,一方面是“敬授民时”的需要;更重要的一面是历法准确被视为王朝是否顺应天命的标志。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王者异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这说明古代历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A.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B.王朝巩固统治的需要C.历法决定王朝的兴亡更替D.“天人感应”深入人心二、未知3.隋及唐前期,长安与洛阳是全国性商业都市;唐中期以后,长江流域商业城市崛起,扬州和益州尤其繁华,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
这反映了当时()A.南方已成为全国经济重心B.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C.南方社会经济影响力上升D.安史之乱使北方日趋衰落4.商人历来为官僚士大夫所不齿,但到了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文坛领袖王世贞对朋友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这位朋友回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
这一变化表明()A.经济发展冲击传统观念B.商人政治地位大大提升C.重农抑商政策发生变化D.士商勾连影响社会风气三、单选题5.20世纪初民族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仅1905年一年内新增织布厂9家,稍后几年新办纱厂9家。
面粉工业发展更迅速,1904—1905两年间上海、汉口就增设10家面粉厂。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A.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B.得益于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C.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想的产生D.改变了近代工业区域分布格局五、单选题7.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八路军的斗志极为旺盛,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背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日军一一○师团长也不得不承认说:“老百姓可以随便使用眼色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快。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建筑热潮欧洲人口中的“中国风”,来自于法语“Chinoiserie”,顾名思义是中国风格,指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或广义的东方文化为依据,凸显中国元素的艺术风尚或生活方式。
它本质上则是一种受中国设计手法影响的欧洲艺术风格,也称:“中国热”。
近代欧洲“中国风”始于十七世纪,在十八世纪中叶达到流行的顶峰,十九世纪之后逐渐消退,这一风格通常出现在室内陈设与装饰艺术中,同时也影响了建筑和园林设计。
欧洲中国热的出现始于明朝中后期隆庆开关,许多耶稣会士得以到中国传教,比如罗明坚与利玛窦,其中一部分回到欧洲,带回了丰富的中国见闻和著作,使欧洲人对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700年时,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就曾身穿“中式服装”,乘八抬大轿出席凡尔赛宫的舞会,获得巨大追捧。
洛可可艺术所代表的工艺和装饰,明显受到过中国艺术的影响。
建筑上最早受到“中国热”的影响是在路易十四的大特里亚农宫,又称瓷宫,是欧洲第一件中国风建筑作品,主体建筑屋顶装饰有大量的青白釉瓷瓦,由于不适用于法国寒冷的气候,不就便被拆毁,但在那个时代,大特里亚农宫迅速勾起了贵族们对异国情调,特别是中国风味的向往。
随后日耳曼巴伐利亚地区,选帝候伊曼纽尔及其子、科隆大主教克雷门斯也非常崇尚中国,伊曼纽尔命人在宁芬堡宫建起了一座中国茶楼,名之为“宝塔楼“。
而克雷门斯在布吕克有一座宏伟的宫殿,叫“奥古斯都堡”,其中“印度漆楼”的整个内装饰都是模仿中国风格,克雷门斯还请到了法国装饰大师弗朗索瓦到布吕克,为猎趣园建了另一座“印度楼”。
不过此时,由于对中国了解有限,中国风还仅限于瓦片,雕塑以及室内装修。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正式将“中国趣味”的建筑带到欧洲,留存下来的有两件作品,一件是波茨坦无忧宫的“中国茶楼”,这座建筑由皇帝亲自设计,建筑师约翰逊担任技术顾问,这座建筑是德国所有中国风里最古怪的一座。
这座建筑金碧辉煌,淡绿色的墙面与代表东方风味的棕榈树柱子交替出现,镀金的人物雕像环绕左右,最上部是象征中式亭榭的塔状锥形屋顶,放置了一尊糅合中国传说和想象而制成的猴王雕像,猴王手持华盖,怡然自得,所有的雕像虽穿着华丽,依稀有中国人的影子,但仔细看,实则是带有西方古典雕像的审美的,具有戏谑趣味的艺术品。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叶廷芳 2012年05月14日北京日报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是中国文化在18世纪的欧洲传播的最重要成果,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影响。
莱布尼茨在这本著作中倡导了一种国际性多元文化互补的观点,并且首次发出了中国和欧洲可以通过交流取长补短的声音。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
所以文化不管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乃至相互交融。
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引起了中国文化热的一个高潮。
但这个高潮的兴起在16世纪、17世纪。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
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西方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
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只是个别人的行为。
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
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
其中最成功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朱翊钧)。
但利玛窦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
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
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
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初期传教士都把翻译经典作为重要任务,不过他们的译作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
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
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
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
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
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
“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由好几位传教士完成。
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
但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中国学在欧洲成了热门西方传教士出于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
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
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达400多册。
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
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
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
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
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哲学家唱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高音17、18世纪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时期,著名的有康德、黑格尔、谢林等,而莱布尼茨是他们的先驱。
莱布尼茨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他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
在这方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
黑格尔只拘泥于对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批评,而莱布尼茨则着眼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发展潜力和前途。
他的《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
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
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
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几个方面。
这时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
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这无疑是正确的,即使用我们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也是站得住的。
因此他提出:“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光。
”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热恋”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主要表现在法国思想家身上。
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国。
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发起者)、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
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是基督教统治,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
百科全书学派们当时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
其中最热烈的当推伏尔泰。
他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说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
”(《哲学辞典》)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
他说,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
”(“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的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
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
”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
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
他的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
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一度当上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
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便挽留他们再待一年,以便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
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
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
以《赵氏孤儿》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在欧洲激起巨大反响当时西方的文学界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
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才到西方。
它的第一个引领者是一位名叫詹姆斯·魏金森的英国商人。
他在中国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
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
但马译本没有唱词,所以1741年英国出了全译本。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学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
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
这出元杂剧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它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
几年之后,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外,很快有了法译本和德译本。
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
歌德认为,这个剧“最深刻动人”。
1781年歌德曾着手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一个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
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
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
就像当年的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而一概视之为“蛮人”一样,当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
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
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
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个小诗集,提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共14首诗。
在中西文化“热恋”了100年后,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派到中国的多是新一代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的古代哲学不再感兴趣。
18世纪60年代初,当腓特烈大帝二世向乾隆皇帝提出他的通商要求时,马上被拒绝了,这使腓特烈大帝对中国的热情骤然下降。
腓特烈大帝态度的转变,标志着开端良好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关系的转折。
这样,由于欧洲人的召引而向欧洲劲吹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风,又由于欧洲人的殖民意图而被推了回来!(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