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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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浅析论文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及哲学家,在权力、社会阶级、实证主义、理性化、历史发展等领域留下了很多充满智慧性的思想。
韦伯关于权力合法化的思想是他思考政治哲学立场的产物,该思想施加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政策制定上产生了影响,也对整个世界上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理性观点出发,对其权力合法化思想进行浅析,并探讨其重要性。
一、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理性观点权力是指一个人或者团体能够影响另外一个人或者团体行为的能力,并实现这种影响的能力。
当权力行使者采取的手段合乎规范、法律和价值观念,且被受到影响的对象承认并接受这种行为,这种权力行使就具有了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的合理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权力来源的合理性,二是权力行使的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合理的权力来源应基于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传统性、合法性或者是“魅力性”的领导力。
传统型权力是从祖先或者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权力,合法权力是指基于合法程序赋予权力者的权力,而“魅力性”的领导力则是指基于权力行使者的个人魅力、特性和感召力,而被信任、被认可、被赞许的情况下,从而获得了权力。
这三种类型中,合法权力是最理想的一种,因为它不仅规范了权力来源和承认权力的方式,还能促进法治的发展和深入。
另一方面,行使权力时的合理性包括目标的合理性以及使用手段的合理性。
目标的合理性意味着权力行使者必须与社会共同利益一致,且这些目标必须符合规范、法律及价值观念的要求。
而使用手段的合理性则需要权力行使者在行使权力时,遵守正义、公正、道德等标准,确保权力行使不会给社会产生不稳定因素,并能够实现正向效应。
二、权力合法化思想的内涵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理性思想,可以视为权力合法化思想,即权力行使者必须在符合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才能够主导和影响社会发展和变革过程。
韦伯理性化理论的研究及其作用韦伯理性化理论,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已经吸引了大批的研究者对它进行研究与探讨。
它不仅成为了社会学、政治学、组织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之一,同时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韦伯理性化理论的研究及其作用。
一、韦伯理性化理论的基本概念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存在于不同领域的社会生活中。
理性化的过程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多个领域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理性化的本质是理智性的标准化,通过对行动目的、手段、规范、价值等方面的规划与制定,以达到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
韦伯将理性化分为四类:目的理性化、价值理性化、规范理性化和形式理性化。
目的理性化指的是以效率为第一标准来进行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价值理性化指的是制定优先级以及确定人们的价值观的规划。
规范理性化指的是依照规矩来行事。
形式理性化则是指透过一套程序和公式,来执行某些任务的方式。
二、韦伯理性化理论的影响韦伯理性化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组织学的影响组织学作为一门研究组织的学科,可谓是受到了韦伯理性化理论的深刻影响。
可以说,组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面向现代社会的,而韦伯理性化理论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现实的时代背景下,组织学家们可以将韦伯理性化理论运用在组织行为、管理方法、组织结构设计等方面,并通过研究组织中的理性化过程,来掌握和实践组织管理的核心理念,从而使组织达到更高效的运作。
2、对法律的影响在法律领域中,韦伯理性化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法律制定、司法实践和法律服务的诸多方面。
现代法律制度在建立过程中有明显的理性化特色,其制定和执行过程都要考虑到效率和规范化的因素。
此外,韦伯理性化理论还为法律的实践提供了指导和前进方向,推动司法实践发展为更加公正有效的审判流程,并强调严谨的科学方法和理性的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对生活的影响韦伯理性化理论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
简介马克思·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科学理论论文集》《社会科学方法论》。
第一节对社会的认识与社会学方法论的构建一、社会行动和社会学定义韦伯认为社会是由行动者组成的系统。
有着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的个人行动被称为社会行动。
而只有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但仅有理解是不够的,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必须伴有经验上的验证才是具有价值的。
这种经验上的验证是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率的规律。
由此,韦伯给出了他的社会学定义:“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二、理解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那么研究社会学的方法就不能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而只能是理解和说明。
理解的确定性基础:1,理性的理解方法(如根据已接受的思维模式推出逻辑序列),具有高度的确定性。
2,重新体验的方法,人们通过同情的参与能恰当的把握行动发生的情感环境,从而对别人的行动和动机进行有效的把握。
(如移情和艺术欣赏)理解的操作类型:1,对主管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
即理解行为“是什么”或“干什么”,以及理解逻辑命题。
2,解释性理解,即通过理解理解行动者的动机(“为什么”)来把握行动意义的理性理解过程。
三、价值中立与理想类型(社会学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1,价值中立的概念价值判断是价值中立的对立面,应理解为是从伦理、文化和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
假如在研究过程中有价值判断,科学就没有客观性,并且科学研究也无法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
所以,价值中立就是要在研究过程中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2,理想类型的概念理想类型是主观构建出的一个超越感觉并远离现实的、精确而有效的概念体系,具有逻辑上的完备性,旨在为研究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为对现时的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
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
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
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
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
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
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
马克斯.韦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争“药家鑫”案与法治的可能性—基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析视角文/昨日书一、理论提出什么是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一)什么是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何谓形式合理性具有的法的特征?合理性是韦伯创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范畴,分为formal rationality、substantive rationality形式合理性以概念符号(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共同的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和逻辑抽象为特征,可准确计算的合理性。
韦伯把这种合理性界定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
如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都体现了形式合理性。
之所以说形式是合乎理性的,在于它指引的行为及结果具有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
三个特点:A. 一套抽象的形式化的概念符号体系:在形式化的制度运作或科学技术中,被理性思考的不是个别存在的具体事物,而是抽象的符号(法律概念作为符号,其含义被明确界定)B. 逻辑一致的运算和推理规则:各种符号和公式的运算、形式理性思维的展开,要遵循逻辑规则和推理规则C. 运算结果的精确性和可重复性:运算过程不是含混不清的,面对同样的问题,每个人都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西方社会的形式合理性(科学化、制度化)提高了行为及结果的可计算性。
数学是最典型的形式合理化知识体系,有一套形式化的抽象符号和公式、逻辑严密的运算与推理规则、结论的精确性。
在数学或逻辑领域,面对同样问题时,不可能得出与他人不同的结论。
若某人的结论不同,肯定是他在运算过程中犯了技术或逻辑上的错误。
不会出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没有明确的概念、没有逻辑和运算规则、结果因人而异)为一个问题争论上千年、还各执一词的情况。
(二)何谓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主观的合理性)?“Substantive”个别存在的、独立存在。
针对性强、更为具体、随机应变、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
不具备精确计算特点的合理性,与价值判断相关联。
韦伯的名词解释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对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理论和概念在学术界广为流传。
本文将解释韦伯的一些重要名词和概念,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和学说。
主要的名词解释包括理性化、社会行动、等级制度和权威。
首先,我们来探讨韦伯对理性化的理解。
韦伯将理性分为两种类型: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
目的理性是指个体根据目标和利益来决策和行动,追求最大效益的计算和计划。
价值理性则是建立在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决策和行动,追求道德和伦理原则。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逐渐趋向于以目的理性为基础,而传统社会则更倾向于价值理性。
韦伯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社会行动。
他将社会行动定义为个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而进行的行为。
社会行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价值理性行动和目的理性行动。
在传统行动中,个体按照习俗和传统进行行动,不考虑目标的理性计算。
情感行动是基于个体的情感和情绪进行的行为。
价值理性行动是建立在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基础上的行动,追求道德和伦理原则。
目的理性行动则是为了实现个人目标和利益而进行的行动。
韦伯认为,这四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都会存在,个体也可能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行动类型。
等级制度是韦伯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他将等级制度定义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个体的地位和权力通过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进行排列和分配。
等级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分布。
韦伯认为,等级制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传统的、合法的和魔力的。
传统等级制度是基于习俗和传统的地位分配方式,如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度。
合法等级制度是根据法律和规范进行的地位分配,如现代社会的法律和法规。
魔力等级制度是以个人魅力、个人魅力和影响力进行的地位分配,如明星和领袖。
最后,韦伯对权威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将权威定义为一个人或团体在特定领域内拥有影响力和支持的能力。
权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传统权威、合法权威和魔力权威。
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一、权威结构理论与组织类型分析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的,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没有权威的组织是无法实现组织目标的。
权力是无视人们的反对,强使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出于自愿。
韦伯认为有三种合法权威,由此出现三种不同的组织形态,即:1、“神秘化的组织”。
这种组织形态行使权威的方式是基于领导者个人的人格,它以对个人的崇拜、迷信为基础。
2、“传统的组织”。
在传统的组织中,命令和权威的基础是先例和惯例。
3、“合理——合法化组织”。
在合理化——合法化组织中,权威的基础是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是由于有了依法建立的等级体系,此时的权威必须在组织中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被领导者对权威的服从实际上是对组织规则的服从,在赢得服从这一点上与领导者个人的品质、能力、学识关系不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各自都要受到组织规则的约束。
二、官僚制及其特征韦伯认为,“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
“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合理的分工。
明确划分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固定这种分工,分工不仅有利于组织成员通过训练掌握专门的技能,更有利于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可以使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确切地知道从何处取得命令以及把命令传达给何人,有助于克服组织管理中的混乱现象,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
在实行官僚制的组织中,管理工作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官僚制组织通常需要制定一整套规则和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
4、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
在实行官僚制的组织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应该形成正式文件下达,并且要记录在案,用毕归档。
这使组织独立于个人之外,不因领导成员的变动而变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韦伯:理性化时代的社会诊断者韦伯:理性化时代的社会诊断者韦伯(1864-1920),德国人。
曾经他对他的父亲对母亲的专横餐台态度感到极度的不满,与父亲爆发激烈的争吵,父亲出去散心而去世,这对韦伯产生了重大冲击,患精神病,痊愈之后继续进行学术研究。
忽然感觉,伟大的人可能都是脆弱的,但脆弱之后又能开发新的大陆。
1社会理性化的内涵分析1.韦伯的理性化及合理性概念分析韦伯提出了合理性,但关于合理性的确切的概念他也没有做很多的说明。
但他主要论述了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是指参照普遍的规则、法律和规定,基于手段—目的计算;实质合理性是指不针对解决单纯的日常性问题,而是关联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价值预设。
2社会理性化开展的宗教根源韦伯认为,只有西方近代以来,理性化发展在这些领域所展现的成就才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
而西方的基督教神学最具有系统,科层组织是所有文化层面最具有理性的,也是形式合理性的最高表现。
韦伯很关注宗教行为对西方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系,这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详细阐述。
他认为,人类的勤劳、积极进取的觉醒归功于新教,新教主张人只有在俗世的职业中才能履行义务。
他提出预定论,人只有一个生存的意义,那就是服务上帝,并且彰显荣耀和权威,要么得救要么下地狱,正是这样的教义使得人们把工作看做是一个救赎命运的工具,这就让信徒在资本主义下努力工作和新教伦理联系了起来,从而朝着一个合理的有方法的生活发展,努力完成自己伦理上的整体人格。
但这样的方式,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逐渐深入,以宗教为原始动机的禁欲行为被消解,宗教面临枯死的境地,冷静经济的理性主义攀升。
3理性化发展引发的困境和因应之道当理性在现代社会横冲直撞,宗教的神秘观被解除魔咒,那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统一的价值标准,价值开始走向多元化,于是价值冲突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
1.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
形式理性是指可用来计算和核算的程度,即符合客观统一普遍的规则的程度,而资本主义越步入理性化,则越与宗教的禁欲伦理不相协调;实质理性是指终极的价值标准,平等、博爱等终极价值,则会与形式的至高理性相冲突。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概论:科学史语境在古典社会学家当中,只有马克斯·韦伯摆脱了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和进化论的基本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
韦伯用一般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
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
这些观点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
宗教历史的解神秘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
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概念。
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
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性行为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
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
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概论:科学史语境在古典社会学家当中,只有马克斯·韦伯摆脱了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和进化论的基本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
韦伯用一般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
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
这些观点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
宗教历史的解神秘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
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概念。
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
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性行为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
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
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
《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消除了韦伯面对合理化进程尚还抱有的矛盾,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
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
一方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来加以检验。
但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须和生产力、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以及工具理性的总体承担者处于同一个水平上。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看来,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4。
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5。
一方面,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清楚,韦伯是在一个科学语境中接手合理性问题的,他摆脱了191Karl Loewith,Max Weber und Karl Marx,载其:Gesammelte Abhandlungen,Stuttgart,1960,1ff.。
S. Landshut,Kritik der Soziologie,Leipzig,Neuwied,1969,12ff. 。
Hans Freyer,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Darmstadt,1964,145ff. 。
以及我的注释,载:O. Stammer(编),Max Weber und die Soziologie heute,Tuebingen,1965,74ff. ,转载于:Habermas,(1970),313ff. 。
属于这个传统的还有D. Kaesler主编的文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Muenchen,1972;N. Birnbaum,Konkurrierende Interpretationen der Genese des Kapitalismus: Marx und Weber,载:C. Seyfarth,M. Sprondel(编),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Frankfurt am Main,1973,38ff. 。
2St. Kalberg,The Discussion of Max Weber in Recent German Sociological Literature,1979,载:Sociology,127ff. 。
3请参阅Wellmer,手稿,(1977)。
世纪历史哲学以及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进化论的前提。
合理化理论不属于社会学作为科学而必须抛弃的推理遗产。
社会学是踏着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早期社会主义的足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它有着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6。
在此过程中,社会合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世纪,历史哲学探讨了这个主题;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的社会理论又接手并转化了这个主题。
我想简略地回顾一下社会合理化问题的早期发展历史,以便阐明韦伯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论》(Esquisse d' 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es de L' Esprit Humain,1794)一书囊括了历史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主题7。
合理性模式是由计算性的自然科学提供的,主要是牛顿的物理学。
它发现了“研究自然的真正方法”;“观察、实验以及计算”是物理学揭示自然秘密的三大工具。
和康德一样,孔多塞也深信这种科学的“可靠过程”。
科学成为了一般认识的范式,它把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变成了单纯的意见:‚数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两大分支。
由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依赖的是计算和观察,它们的学说不受不同学派的意见的左右,因此,它们和哲学分离了开来‛。
8孔多塞没有象康德那样去努力揭示认识方法的基础以及科学理性的条件;孔多塞关注的是韦伯所说的科学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孔多塞关注的问题是:依靠方法导致理论知识的增长,这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以及整个文化生活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孔多塞试图根据现代科学的历史模式,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合理化的过程。
他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a)首先,孔多塞根据科学进步模式重新解释了至善(Perfektion)的概念。
至善不再象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事物内在终极目的(Telos)的实现,而是意味着一个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方向明确,但一开始目的并不具体。
至善被解释成了进步。
孔多塞在他的著作中试图阐明:‚自然的完善并没有给人的能力(perfectionnement des facultes humaines)设定界限;人追求至善的能力是不可逆料的……其界限只有一个,就是星球的存在时间,因为自然让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约束‛。
9人类精神的进步不受人类内在终极目的的限制,它们是在偶然条件下实现的。
进步概念与学习观念联系在一起。
人类精神取得进步,并不意味着向终极目的又接近了一步,而是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智力获得了有效的证明;也就是说,人类精神取得进步,所要归功的是一种学习机制(Lernmechanismus)。
学习过程就是从知性上克服障碍的过程;孔多塞认为,“我们的知性观念”依靠的是“一种紧张关系:一边是我们揭示真理的手段,另一边则是自然对我们的反抗”10。
(b) 自然的反抗包括先见(V orurteil)和迷信。
自然科学模式的认识概念似乎把传统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观念等统统都给否定掉了。
面对这种传统的力量,科学的启蒙作用日甚一日。
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在18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致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样板制度。
启蒙成为了一个政治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在实践中提炼科学知识,进而摆脱先见的过程;用孔多塞的话说,启蒙是一个政治概念,说明的是哲学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过程。
科学进步要想转变成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科学家就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使命,以便使他们自身的工作原则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原则。
科学家作为启蒙者,试图把他们享有的权利“大声宣布出来”,这个权利就6H. Strasser,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ociology,London,1976,44ff. 。
7这里引用的是W. Alff主编的德法对照本:Condorcet,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Darstellung der Fortschritte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Frankfurt am Main,1963。
8Condorcet,(1963),125。
是:“任何一种意见都要接受我们自身理性的检验。
……这样,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不是揭示或论证真理,而是传播真理。
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直捣一切先见的老巢,因为有了先见,人们就到教士和教派、政府和传统的社团那里去寻求庇护;他们的荣耀在于,消除民众中的谬误,而不是要拓宽人类知识的界限”。
当时还身险囹圄的孔多塞进一步补充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追求知识的进步,他们这样做既充满着危险,也蕴藏着用途”11。
(c)启蒙概念是一个纽带,把科学的进步观念与认为科学也致力于道德完善的信念联系在一起。
启蒙要求人们在与教会、国家等传统暴力机器的斗争过程中,拿出自己的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也就是运用自己的自主性和成熟性。
此外,启蒙的激情还源于这样一种经验,即:道德实践的先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
“一切政治谬误和道德谬误都是出于哲学谬误,而哲学谬误本身又是与物理学谬误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一种宗教体系或超越自然的迷狂,不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12。
因此,孔多塞认为,不仅要通过批判去信奉科学,而且要指仗科学帮助解决常规问题:‚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为了让技术更加完善,使之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进步,对决定我们感知和行为的动因产生了影响,这点难道不是自然的必然规律造成的?‛。
13孔多塞所说的包括道德实践问题、学习的认知问题以及学习过程的科学组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