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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的整个轨迹可以沿着封建统治者清王朝在面对内忧外患实施的三次重要的新政来追寻，即洋务新政、戊戌新政以及清末新政。
这其中，清末新政是规模最大，实效最显著的一次，就其背景而言，它处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转型交汇点上；就其内容而言，清末新政涵盖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司法改革等各个层面；就其作用而言，清末新政无疑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其涉及到的改革措施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作用影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一批相关研究专著不断问世。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殷啸虎著《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清末新政的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一、研究概况及评析近年来清末新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下面将分别作以概括和评析。
（一）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诚如亨廷顿所总结的那样：“急进的现代化……不能产生政治上的进步，反足以造成衰落。
[1]”清末新政虽然失败，但其实行的各项改革实质上已经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社会现代化探索历程。
王洪涛从法制的角度化看待清末新政的积极作用，“清末的宪政改革在国家制度和政治法律生活中贯彻了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且取得了实效。
按照法制现代化的标准，民主原则中的分权原则、民权原则和法制原则及所包含的自由、平等都得到了体现。
[2]96-99”汪生太、程乃胜则是从动力来源分析了近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模式，他们认为“近现代宪政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其精髓是通过权力的分立的限制尤其是国家的最高权利，保障公民的权利。
[3]13-19”而梁严冰等人是在思考清末政治体制现代化历程后作出了如下的四点反思：“第一，在政治体制近代化过程中，处于改革前沿，掌握权力核心的政治领导人物和领导集团的主导意识、能力、素质及改革具体运作中所采取的策略、方法、手段等，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中国近现代史清末新政清末新政1.帝国主义加紧侵略：（1）日本与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染指：①沙皇俄国1903 年10 月，占据沈阳，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的野心。
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和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
②日俄战争：1904 年2 月，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
这是为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日、俄双方海、陆军全力进行厮杀，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1905 年，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议和，并于同年9 月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势力退出南满，其在南满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2）英国对西藏的侵略：日俄战争期间，英国曾在西藏燃起战火，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不平条约，妄图把西藏变成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
这种瓜分中国并实行军事压迫的紧张局势，到日俄战争结束才告缓和。
（3）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在军事压迫的同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还表现为对中国政治控制的加强和经济势力的扩展。
①在政治上，各国驻华公使颐指气使，左右朝政，干预清廷国事，把持重要部门，充当各类所谓“顾问”。
②在经济上，英、美、日三国先后和清政府签订了新的《通商航行条约》，为外国资本对华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③外国在华投资在20世纪初期也大大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对近代新式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对清政府的借款以及大量外国银行的开设。
2.清末新政（1）“新政”实行的背景：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得以苟延的清政府，为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01年颁发“改革”諭旨，准备实行“新政”，并于1901 年4 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
（2）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①改革官制1901 年，清政府撤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
设立一些新的机构，如商部。
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
裁撤一些旧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
②改革兵制1901 年，清諭令停止武举，筹建武备学堂，裁汰绿营和防勇，建立采用西制西法西器的“常备兵”。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
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
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
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
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
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
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
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
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
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
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
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综述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0）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
新政上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余绪，下起辛亥革命之肇始，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实质性拐点，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历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因此探究新政不仅要详察其历史大背景和政策措施，更要考量其社会效果和历史意义。
现就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现状概述如下：从纵向的时间经度来讲，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限，在此之前的研究尚未摆脱阶级革命史思想的窠臼，新政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学者统计，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国内发表的新政及与其相关的研究论文仅约百篇出头，而对于新政的负面评价居多，其中资料搜集始于60年代，出版于1993年，由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所著《清末宪政史》最具代表性，本书对清末新政中的预备立宪史的研究比较全面系统，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其所持的历史观相对保守，对预备立宪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清廷的立宪活动是一幕幕“丑剧”，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
这种观点时至90年代后逐渐式微，但与其类似的保守型观点至今仍然存在，如彭成刚认为清末新政是“满清权贵主导的为了加强满洲贵族中央集权的改革，是怕失去政权而强行收权的一场政治运动。
”[1]因此，对末新政的研究的一个首要前提是要摒弃阶级分析法的谬误与不合理成分，回归理性与实证的研究方法，从宏观的争论向微观的实证转变，如此，才能能对晚清新政的变革予以理性的认识与评价。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对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影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拓宽了人们治史的思思路，一批批有关清末新政的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从而使得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持续升温，乃至成为研究热点。
尤其是随着现代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有渐趋细化与深化之势。
李细珠先生在其著作《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中，对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概况做了较为详实的叙述，笔者拾其牙慧，在这里将适当引用其文中的叙述体例，对近年来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做一简单的述评，而时于仓促，其中的著作未能遍览，只述其大概，由于笔者学年论文题为“防御性现代化的歧路——清末新政中的权威合法性危机”，因此本文的述评还将适度的述评有关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问题。
·学术动态·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陈向阳 进入90年代以来,清末新政研究逐渐升温,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
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随之涌现出一些新热点或新领域,并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
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动向作一概略介析。
限于学识、资讯与篇幅,不当与不周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新成果、新观点 近年来,清末新政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初约7年时间,国内共发表清末新政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两百来篇,而此前从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仅约百篇出头。
尤其是近年还出版了《清末新政史》(张连起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清末宪政史》(韦庆远、高放、刘文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朱英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多部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更是前所未有。
至于部分涉及清末新政内容的著述为数亦不少。
··297 大批新成果的出现,扩大了清末新政研究的规模和范围,也使清末新政研究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许多传统观点和定论受到质疑和挑战,大量新观点纷涌而出。
兹择要述之。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性质 长期以来,对清末新政的定性基本上是负面的,一言以蔽之曰:“反动运动”。
这一观点目前仍不时可见,但近年也出现了更多的新认识。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清末新政的反动性质,转而给予较为正面和积极的评价。
具体表述又各有不同,主要有四种意见: 1、认为清末新政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
季云飞等持此论。
① 2、认为清末新政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持这种观点的有蒋华志、王建科等人。
② 3、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近代化或现代化性质的改革。
如王守中认为“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③。
浅谈清末民族地区“新政”摘要：从鸦片战争到预备立宪，清政府在这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且这些措施也部分地运用到边疆民族地区。
为应对西方列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晚清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新政”，采取了对民族地区解除封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等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客观上对在民族地区进一步实施宪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预备立宪新政理藩院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人以自己为“天朝独尊”的民族自负感逐渐破碎。
随着列强侵略的加剧，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试图从西方找到富国强兵之道。
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的加剧，在不同的时期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
鸦片战争的失利，在当时人看来是由于海防不修，如果能防海则外敌可以不至。
直到英法联军侵华以后，人们认识到光加强海防还不够，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被引申推广而为普遍的洋务运动。
而甲午战争清政府遭到惨败，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的成果几乎毁于一旦，于是洋务救国受到深切的怀疑，只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足以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人们开始从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革来寻求出路。
在康梁等忧国士大夫的奔走策动下和不愿为亡国之君的光绪帝的支持推动下，维新变法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开来，但是由于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维新变法推行百日便告失败。
尽管如此，维新思想与其主张并没有消亡，并且在士大夫的思想中出现了“立宪思想”的启蒙，尤其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日胜俄败，在当时人们看来则是“宪政”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
于是朝臣疆吏及驻外使节纷纷以立宪相请。
清廷为了安内攘外，保持政权，终于不得不昭示中外，宣布预备立宪。
从以上看出，从鸦片战争到预备立宪，清政府在这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且这些措施也部分地运用到边疆民族地区。
为应对西方列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晚清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新政”，采取了对民族地区解除封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等改革。
崔志海: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清末的最后10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
在这１０年里，清政府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为继续维护其统治，自１９０１年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有关这段历史，国内外的学者已做了不少的研究。
但遗憾的是，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研究清末新政的中外学者之间并没有进行很好的交流和沟通。
有鉴于此，笔者就所阅读过的相关英文著作做一简单介绍，希望能对国内的清末新政研究有所裨益。
（一）作为一场广泛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在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如徐中约著的《近代中国的兴起》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中国史》，对此都有专章论述。
最早综合研究清末新政的一部英文专著当推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
该书自１９３１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以来，一直为研究这段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广泛引用，多次重印。
有鉴于此，笔者据该书１９６３年版做较为详细的介绍。
《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共10章，计223页。
在第一、二两章里，作者首先对1860─1894年间的洋务运动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维新运动做了扼要的追述，以揭示1900年之后新政改革与前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认为清末新政是有清一代改革的第三个阶段。
在第三章，作者通过对1901─1903年间清廷一系列改革诏令和举措的考察和分析，论证了慈禧太后在经受1900年排外失败的打击和西行所饱尝的艰辛之后，终于认识到列强远比清帝国强大，为了清王朝和她的人民，中国必须引进一些西方的制度和观念。
作者指出，慈禧真诚地面对这个问题，抛弃了几个月前的保守主义偏见，转向赞成实质上是1898年光绪皇帝提出的改革政策。
1901─1903年间的改革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且规模有限，但却是后来更大规模改革的前驱，表明曾遭漠视的由光绪帝主持的改革政策得到复活，重新获得重视，尽管慈禧太后本人极力否定这一点。
评述清末改革之清末新政关键词：清末新政改革中国现代化进程失败经验教训清朝末期，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风雨飘摇，内有农民的不断反抗，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
在内忧外患之际，清政府也做了一些“挣扎”即清末改革，主要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下面以清末新政为例，评述一下清末的改革。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府继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之后，在最后十年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改革运动，它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清末新政最终以清朝的灭亡而告终，其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清政府近代以来所实行的每一次变革，大多是在国家经历了外来侵略、民族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所做出的被动反应。
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但也正是如此推动了清政府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和努力，也才有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这三次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因此，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变法改革的谕旨“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以闻”。
[1]这份诏书实际是清政府全面推行变法新政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一)从清末新政的内容看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新政改革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
在政治制度层面，从“改官制”扩展到“预备立宪”，并探索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在经济制度层面，从奖励农工商业扩展到试图确立以个人为本位的财产权制度；在军事制度层面，从编练新军扩展到确立现代军制；在文教制度层面，从建立学堂、废除科举扩展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可谓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运动。
1.政治改革：前期主要是整顿吏治，裁撤合并中央和地方一些旧有机构，同时创立商部、学部，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等。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遂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
厘定中央官制，确立司法独立和自治原则，设资政院、咨议局，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规等。
2002年8月清史研究Aug12002 第3期Studies in Qing History No13 学术动态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赵云田 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学术研究逐渐进入正轨,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也扩大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工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反思,于是,过去一些缺乏深入研究的课题得到了人们的重视,有些不太全面的结论也得到了修正。
清末新政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清末新政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尽管还很不够①,但是,随着清末新政研究的日益深入,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不仅表现在已经出现了10多篇专题研究论文,而且表现在史学工作者在地方史、民族史、近代化、人物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中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反映了清末边疆新政在晚清史和边疆史研究领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下面,对20多年来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要的评述。
(一)专题研究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清末实行新政的情况,史学界都已经有专题论文发表。
王建中、贾诚先在《试论清末东北“新政”》②中,论述了清末东北“新政”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客观作用。
作者认为,东北“新政”是自上而下实行的部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它一方面表明,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时,幻想以此来使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顺应了东北人民抵御日俄侵略者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要求。
陈章范在《清末黑龙江置省后的“新政”》③一文中,探讨了黑龙江省实行新政的情况,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是土地全部开禁,在省城设立垦务总局专司其事;其次是实行全省行政改革,对各级管理制定章程,整饬吏治;第三是屯垦防边,设置卡伦;第四是清理财政局,整顿税收;第五是修建图书馆,创办报纸。
赵云田在《清末东北地区新政述论》④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述了东北三省实施新政的举措。
浅析近年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研究作者：李奕欣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19年第07期摘要：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始于1903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
近年来，随着教育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有关“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学界对“新政”教育的认识也不断丰富加深。
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关于“新政”教育的研究进行简要的概括综述。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新式学堂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顺应民众呼声进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
于1901年开始，“新政”的开展，同时也是为了清政府“立宪”做准备。
“新政”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而教育作为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的正式颁布，拉开了“新政”教育改革的序幕。
一、“新政”教育改革之背景研究“新政”研究主要是集中考察其时代背景，当时中国之外交状况，新式教育推行的状况，及特点、影响等。
“新政”开展的背景，多数观点认为主要是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引起国民要求改革的强烈要求，统治者的危机感，以及帝国主义对华策略的改变。
总之，晚清时期的教育改革中，强烈体现着教育救国性质[1]77。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学者对“新政”教育背景及特点的研究较少，观点也趋向一致，他们主要对教育改革的内容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新政”教育改革的内容研究在其改革内容上则主要是集中于教育改革的方针上：废除科举；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
废除科举制，是中国教育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的近代教育的开展减轻了阻力。
对科举制的废除的研究，历来是研究“新政”的学者的重点，这一政策，对人们的传统观念带来了冲击，“科举选官制度的终结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人们在职业选择上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2]71。
知识分子不再以“为官”作为终身奋斗目标，有的转行成为商人等。
清末新政工商改革述论清朝末年，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压力不断加大，国家经济衰弱，社会民生凋敝，政治腐败严重。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清政府在1898年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被称为“清末新政”。
其中，工商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工商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效果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背景清政府实施工商改革的背景是中国经济衰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向中国输出廉价工业品，导致中国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加上内忧外患的问题，清政府意识到必须进行经济改革。
于是，清政府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促成了光绪皇帝下令实行工商改革。
二、内容工商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推行新的财政制度、税制改革和兴办工业。
为了稳定财政，清政府采取了联络机构与上海公会合并的方式成立了全国商部。
商部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新式的税务制度，引入了现代会计制度，并且还对外商进行了严格管理。
此外，清政府还扶持了新的工业企业，为其提供土地和信贷等优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兴起。
三、效果工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新税制的实施提高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国家财力。
其次，工商企业的兴起带动了就业和商品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工商改革为中国实现了从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的转变，打破了传统对外贸易的束缚。
此外，工商改革还培养了一批新的商业精英，为中国商业和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然而，工商改革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传统的地主阶级和文人官僚对工商改革持有负面态度，视之为破坏传统经济秩序的行为，导致改革的执行难度增加。
其次，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压力的增加，工商改革并没有取得更为深入的发展。
最终，工商改革也没有摆脱传统农业经济的限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
总之，清末新政的工商改革在当时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历史论文：中国社会变革—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
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
他们分别确认：“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i]“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
”[ii]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
[iii]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
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
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
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
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
《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
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
”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
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
仍令合籍共财。
”[iv]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
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
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
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
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
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
从1 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
清末新政研究清末新政是指1901—1911年，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的危亡，迎合新兴阶级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
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
过去研究新政只限于1901年至1905年，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将1906年至1911年之间的预备立宪囊括在内。
这样不仅扩大了研究时域，更有利于对清末新政这一有机整体的研究。
关于清末新政研究情况，1989年以前，清末新政的研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新政研究成为热点。
并且在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外的学者已做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多是否定的评价。
“文革”前17年中，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重视，发表的论文不超过十篇。
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小册子《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算是唯一的专门性论著。
有关观点都是夹杂在辛亥革命史的论著中论述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集》等书中辑录了很少一部分。
人物方面的只有李时岳的《张謇与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
1957年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对立宪运动更是一棒打死，持完全否定态度。
“文革”期间，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版）算是较早研究清末新政的专著。
十年浩劫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清末立宪运动史的研究一时变成热门，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
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据不完全统计，与清末新政研究直接相关的论文有百篇之多，约为文革前的十倍之余。
论文主要有：侯宜杰的《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华友根的《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略论》（《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郑大华的《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第6期），张锡勤的《论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上的纷歧》（《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王笛的《清末“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清末“新政”与挽回利权》（《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王邦佐的《试论一九０一年——一九０五年清政府的“新政”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港、台著作有：李炳南的《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正中书局1987年版)；张云樵的《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宪政编查馆研究》，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林熙的《袁世凯给端方的一封信：瞿鸿与丁未政潮》（《大成》1988年第5期），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
此时期，学术界还出版了大量人物方面的资料集。
如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版；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总的来看，这些年的清末新政研究尽管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只是一个开始。
这些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属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相对于其他专题而言，这一专题的研究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关于立宪运动专题论文总计也不过七、八篇，有关的大量观点都是夹杂其中。
在这一时期，虽然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一般都能做到言之有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新见解，得出了新结论。
而且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肯定的比较多了，基本否定论者肯定的成分较前增多，绝对否定论者更是极少见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论著主要有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王晓秋,、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年版）；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国内共发表清末新政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约三百来篇，主要有陈向阳的《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张连起的《关于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王守中《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载社科版1990年第5期；黄加文的《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赵朝峰的《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王永江的《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董方奎的《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载《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侯宜杰的《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载《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郭世佑的《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陈向阳的《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周力的《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周积明的《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这种研究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并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至今成为一个趋势。
大量新观点纷涌而出，大大拓展了清末新政的研究领域，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状况，下文将从几个方面择要述之。
一、关于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罗荣渠认为虽然清末新政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途夭折”，但“这十年的变化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变化”；表明“中国正在开始进入深化社会变革的新起点”(《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向阳认为它“在使中国从传统农业专制社会向现代化工业民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张连起在其专著《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详细列举了清末新政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十大变化和积极效果。
对于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张连起也有观点说明，他认为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二是导致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崛起”；三是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负担”；四是“某些经济政策……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提供了方便条件”。
（张连起：《关于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孙代尧、王文章也认为清末新政“最后也未有任何功效，并且反而成了清朝崩溃的催化剂”。
（《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余丽芬、刘平指出：清末新政“带来了新世纪的某些胚胎”，“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余丽芬：《清末新政评议》，《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刘平：《慈禧新政评议》，《学海》1993年第5期。
)此外，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在外交上也“挽回了已失的部分权力”（《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黄加文认为官制改革“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赵朝峰指出“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兴农措施……有利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王永江指出“清政府的上层统治者也在审时度势推行‘清末新政’，其对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二、关于清末新政性质的问题关于清末新政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
王守中认为“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季云飞认为清末新政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 (《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蒋华志、王建科则认为，清末新政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蒋华志：《清末新政新论》，《乐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
朱英也指出“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较大程度地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
因此，从总体性质看，清末新政应该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清末“新政”性质新探》，《湖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三、关于清末新政得失原因的问题朱立则从清末新政进步方面，指出其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效应，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它是由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发起和推动的，它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更能得到社会基层的响应”（《试析清末新政推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之原因》，《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赵文认为“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应具备的条件看，清末新政败在两点：其一，缺乏真正的现代化领导核心；其二，变革时机的错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探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