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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儒林的元史研究各科学术的开展，都是由一代代学人的成绩不断积累，一步步地前进的，其中出色学者创造的成绩，能在本学科的开展中开拓一个新阶段，为后来者树立学习的典范和奠定继续前进的根底。
在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韩儒林〔1903—1983〕先生就是这样的出色学者。
韩先生字鸿庵。
1903年11月2日生于河南舞阳县黄林村。
父业农，二伯在村塾教书，幼时他随二伯就读于村塾，十一岁人初等小学，十三岁考取舞阳县立高等小学。
1919年，考进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班。
1922年冬，留学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法文班并人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随班转到上海就读。
1923年春，因参加抗议法方校长实行奴化教育的活动被驱逐出校。
同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获河南省官费资助，得以赴北大求学。
1925年秋完成预科学业，升人哲学系本科。
1927年夏，因军阀混战，官费断绝，被迫辍学回乡，经前留学预备学校教师推荐，先后在河南省立二中、一中任教。
]929年夏，他以两年的薪俸积余为学费回北大复学，1930年夏毕业。
在北大读书的后期。
韩先生对史学，特别是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重。
这门学问是清代后期的显学，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刊行又使我国学界获知大量前所未闻的外国史料。
于是有不少学者步其后尘，利用外国史料和中国史料相参证进展研究，延续到民国初期仍保持兴盛之势，出了屠寄、柯劭态、丁谦等名家的大型著作。
然而，由于这门学问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和制度文化，而那时我国学者大多未能掌握必须的语文工具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所用外国史料全靠别人为之转译，名物制度的考证常有错误。
其成就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外国东方学家。
因此，先进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均主张兼究外国学术，走中西会通的道路。
他们都有研究蒙元史、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论著，为这一学术新方向之先导。
陈垣和陈寅恪先生为北大学生开设的这些方面课程，对韩先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常去请教，并按照师长们的指点阅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获得的成就所吸引，例如史籍中各种译名的审音勘同，他们用汉语古音与他种语言互相比对进展解释，简单明了，与我国学者常用的音差、音转、急读之类说法相比，另是一种境界。
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宋朝断代史编撰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宋朝断代史编撰研究姓名:戴忠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指导教师:王嘉川20100501摘要世纪是中国采史研究取得重人进展的时期,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进而再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的过程,出现了许多的学术专家和学术专著,建立起现代的宋史研究体系。
总结同顾中国宋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其意义极为重大。
本文力幽对世纪以来的采朝断代史编撰历程进行理论性的探索与研究,通过对不同阶段宋朝断代史编撰著作的研究,分析其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以及史料运用等情况,总结宋朝断代史编撰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提出改进研究的方法,为今后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世纪上半期的宋朝断代史编撰著作主要有邓之诚编著的《宋辽金夏元史》、金毓黼编菥的《宋辽金史》第一册、张孟伦编著的《宋代兴亡史》,这些专著主要以政治、制度为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很少涉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宋朝断代史均为政治专题史。
世纪‘二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宋史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就宋朝断代史编撰而言,年代有邓之诚修订的《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宋辽金夏元》;年代主要出版了邓广铭《中国史纲要?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第一次建立了辽宋金元史的教材体系,奠定了此后宋朝断代史编撰的基本格局。
随后的“文革”十年,鲜有相关著作出版。
年代以来,宋史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扩大和深入,发表了众多的著作,无论就研究的深度或广度而言,都有很大的进展。
主要有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这是年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断代宋史。
随后出版的是杨树森等编著的《辽宋夏金元史》,这是一部入学历史系自学川部,特点之一就是每章均有学习指导,便于自学。
何忠礼、徐吉军著《南宋史稿》是目前唯一一部止式出版的南宋史专著。
陈振所菥《宋史》是世纪以来的第一本断代史宋史专著,体例更完善,内容更详细。
危素南下搜访遗书之行交游考王若明【摘要】危素的诗文中记录了他于至正四年奉命南行搜书,工作之余与新朋旧友唱和交游的情况,这些朋友又多为文坛重要人物,如杨维祯、廼贤、朱右、刘诜等.因此,对他此行交游进行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文坛状况,了解大都文坛与江南文坛的交流和互动.危素此行给远在江南的文士们带来了朝中新的文化发展讯息,鼓励他们入朝为官,元末浙东士人北游大都人数激增与危素此次南行密切相关.【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35)003【总页数】7页(P14-20)【关键词】元代;危素;南下搜书;交游【作者】王若明【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危素乃元末朝中重臣，又是元代后期文坛领袖级的人物，于文学、理学、史学等领域均有不俗的造诣，他师从多位硕儒巨子，又交游广阔，是元明之际很重要的一位人物，颇具研究价值。
至正四年(1344年)，为编修《宋史》，危素前往河南、江浙、江西等地，宣传朝廷纂修三史旨意，搜访散佚于江南草野间遗书古事，很多江南文人得以见到景仰已久的危素，新朋旧友云集，交游活动盛极一时。
搜访遗书史料虽艰苦，但危素一路见故知，结新友，访山水，却也不亦乐乎。
考危素此行路线，应是取道河南，一路从钱塘、会稽，再到四明、庐陵，下面试勾勒危素此行沿途的交游活动。
1 危素与杨维祯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危素南下之行过钱塘，而杨维祯于元统二年(1334年)任钱清场司令，至元五年(1339年)七月，归乡丁艰，至正元年(1341年)丧期满，携妻子徙钱塘，一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这十六年大部分时间一直居住在钱塘。
危素、杨维祯两人正于此机缘相见，并请其为金溪孝女作歌。
前文叙危素与李存交谊时，已经讲述过金溪孝女投炉之事。
据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载：危素惜其事之未白于世，于元统二年(1334年)请虞集赞之，又请李存记之，名卿显人诗歌之，由是孝女之事闻于天下。
四川威远《余氏家（族）谱》四川威远《余氏家（族）谱》存疑释解（连载一）前言我四川威远余氏家族的谱记文本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丢失散落，虽族人存有零散章页，但完整的谱册我辈族人均未亲眼所见，只知先世为蒙古族，祖出于成吉思汗裔后。
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终于找到了我四川威远《余氏家谱》藏于国家上海图书馆的唯一谱本，本人于二○○五年五月将藏于该馆的我《家谱》四卷已复制待编成第五册以后,再将其统一印制成册分送我辈诸宗支。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余氏家谱》是我辈曾祖父余天仲公于中华民国三年即一九一三年续修刻印的，《家谱》记序的最后一人是我的伯父余映典公，（映典公居长与我父余骥龙还有叔父余德星是嫡亲三兄弟），已逝于一九五八年，族中上辈最后一人即我父余骥龙公也于二○○五年逝去，我辈兄长多已是逾七十龄的古稀之人，我辈弟等也已近六十岁花甲之年；自天仲公续修四卷“严陵谱”（天仲公为本“谱”定之名称，“严陵谱”为前谱之续，前“谱”称为“敬宗谱”，在过去的年代“敬宗谱”，供于敬宗祠堂，而严陵谱供于五福祠堂，两祠堂均毁于上世纪的政治性社会运动中）。
之后，又过去了近百年，余氏族人最少已有四代人没有记入谱记世系之中，续修第五卷就成了我辈应该了却的事情。
续修“五卷”的内容由四部分组成：《余氏家谱》第四卷所戴先人各支后代尽可能完善的排序记述；我长辈传文辑写；《余氏家谱》五卷序文撰写；《余氏家谱》存疑释解；前三项工作由族内各兄、弟、姐、妹执笔完成，最后这项工作由我来完成。
存疑释解分作十三个章节叙述如下：一、关于我余氏的民族所属，始祖何宗的看法：此问题的提出原因是我余氏谱籍失落多年，在对后代的教育传知方面无法尽其详实，使后辈人中对《家谱》之事轻而视之（等同于故事传说），不以为然，后来虽找到了“原谱”，而谱记内容与史籍记载并不贴切，主要的存疑之处始于数百年前，后世的族人没有进行释解（先人并不认为有释解必要）工作而留于今，必竟先人的思维认识不同于后人；先人绝不怀疑祖先，而后人却敢于怀疑一切，我辈做为前、后衔接之人，即要相信先人，也要让后人知道为什么要相信和必须相信的理由，并必须向他们提供不惑的依据。
元史译文证补序《元史译文证补序》原文：自古史臣记事，其法有二：一曰记注，一曰撰述。
记注者，据事直书，不厌其详，如古之起居注、今之方略馆所编方略是也。
撰述者，勒成一书，传之后世，如孔子之《春秋》、司马迁之《史记》是也。
二者缺一不可。
然记注之体，近于编年；撰述之体，近于纪传。
编年者，事以年次，详于先后；纪传者，人以类聚，详于本末。
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今之修史者，大率以编年、纪传为体。
然编年之书，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之书，一人而分见数篇，异同互出。
此皆其短也。
且编年之书，详于治乱兴衰，略于典章文物；纪传之书，详于君臣事迹，略于风土人情。
此又其短也。
吾观西人所著书，于国之大事，皆有编年；于君之言行，皆有纪传；而又以类相从，分为数编。
如政治、法律、军事、外交、教育、宗教、风俗之类，皆各为一编。
其编次之法，先编年，后纪传，而以类编附于后。
其详略之法，编年、纪传则详于本国之事，类编则详于外国之事。
其记注之体，则于记事之外，兼及议论；其撰述之体，则于叙事之中，寓以褒贬。
此皆可为吾国修史者法也。
昔者，元之有国，跨有欧亚。
其幅员之广，为古今所未有。
其政治、法律、军事、外交、教育、宗教、风俗之类，皆有可述。
而旧史之简略，不足以尽之。
且元之史事，多与西史相关。
如旭烈兀之西征，与波斯之历史相关；马可波罗之东来，与欧洲之历史相关。
故欲考元事者，不可不兼考西史。
近世以来，西学东渐。
欧人之研究元史者，颇不乏人。
其书之流入中国者，亦有数种。
然皆以其文字之异，未易研读。
吾友洪君文卿，博学多闻，留心元史。
积数十年之力，采摭西书，证以旧史，为《元史译文证补》若干卷。
其书之体例，以编年为经，以纪传为纬；以本国之事为内编，以外国之事为外编。
其于元事，补旧史之所未备，正旧史之所讹误。
可谓有功于元史者矣。
余受而读之，见其取材之富，考订之精，论断之确，为之叹服。
因念吾国之修史者，若能取法于西人，而又不失吾国之旧法，于记事之外，兼及议论，于叙事之中，寓以褒贬，则史之良者也。
脱脱所著《元史》，乃元朝官修正史，记载元朝自太祖成吉思汗至顺帝妥懽帖睦尔，共计九帝一百八十九年之历史。
该书共二百一十卷，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详细记载了元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之史实。
以下为《元史》脱脱文言文翻译：脱脱，字公实，吴郡人也。
博学多才，通经史，善书法。
世祖忽必烈闻其名，召入朝，授翰林学士。
历仕四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国子祭酒，为元朝文坛领袖。
脱脱所著《元史》，元朝官修正史也。
记载元朝自太祖成吉思汗至顺帝妥懽帖睦尔，九帝一百八十九年之历史。
全书共二百一十卷，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
本纪者，纪元朝皇帝之事也。
太祖成吉思汗，蒙古族也，崛起于漠北，遂成大业。
世祖忽必烈，太祖之孙，入主中原，建立元朝。
太宗窝阔台，世祖之子，继位后，定都燕京，开拓疆域。
宪宗蒙哥，太宗之弟，继位后，定国号为大元。
武宗海山，宪宗之子，继位后，推行汉法，繁荣文化。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之弟，继位后，重用儒臣，倡导文治。
英宗硕德八剌，仁宗之子，继位后，推行改革，政绩卓著。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英宗之弟，继位后，整顿朝纲，安定天下。
天顺帝阿速吉八，泰定帝之子，继位后，推行汉法，繁荣文化。
至顺帝妥懽帖睦尔，天顺帝之子，继位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
志者，纪元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之史实也。
元朝政治制度，仿效中原，实行行省制。
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取得显著成就。
文化方面，元朝崇尚儒学，提倡汉化，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
军事方面，元朝军队勇猛善战，屡次征服四方。
民族方面，元朝民族众多，各民族和睦相处。
宗教方面，元朝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表者，纪元朝官职、封号、爵位、谥号等也。
元朝官职繁多，封号、爵位、谥号各异。
其中，官职有翰林学士、国子祭酒、尚书省、中书省等；封号有亲王、郡王、国公、郡公等；爵位有公、侯、伯、子、男等；谥号有圣、文、武、元、宪等。
作者： 余大钧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出版物刊名： 中国图书评论
页码： 50-56页
主题词： 蒙元史;韩儒林;元历史;史学家;元史研究;中国历史;蒙古国;引用书目;人名索引;蒙古人
摘要： <正> 蒙元史素称难治,因为有关蒙元史的原始资料十分分散,涉及十数种外文和多种古民族语文,原始资料中含有不少源于各种古代语言的含义难明的名词术语,这在过去就使不少研究者望而却步。
因此,长期来,蒙元史的研究进展较慢,蒙元史方面不少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史学家们对蒙元史的认识若明若暗,对蒙元时。
《蒙古秘史》（元朝秘史）《蒙古秘史》简介——引自《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蒙古人关于自己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的《蒙古秘史》，在汉文中通常称为《元朝秘史》。
该书的蒙文名称被汉文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它更精确的汉文译法是《蒙古秘史》，与英文题目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意思相同。
两种汉文名称现在都在使用。
用汉字标音（极不准确）的汉文译本是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现代蒙文还原本和汉文、日文及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
[20] 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第一次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或第一次刊刻的时间等方面有不同看法。
柯立夫在他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考证了《秘史》先是口述历史、然后用蒙古文写下来、再后用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复杂沿承关系。
柯立夫论证用蒙文录写该书正文的时间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间，虽然有的学者认定是在1340年之后。
他认为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时间极可能在1368—1370年，并同意没有证据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过《秘史》。
现在亦不清楚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编修蒙汉文对照的辞典《华夷译语》后与其一同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个手抄本仅由它的两位畏兀儿编辑者保存。
现存有《华夷译语》的洪武残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时刊刻的《秘史》残本，还是学者争论的问题。
不管《秘史》的成书有多少问题，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该书是研究元史和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
它用说书人的风格首先陈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传说，然后详述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终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窝阔台汗在位时，大致终于1240年。
当代学者姚从吾是这样评价《秘史》的：“超出中国的正史和汉文历史资料的范围，它是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观点写成的大型历史著作，直接叙述了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
”他认为中国史书忽视了《秘史》准确叙述史实的价值。
康里子山名字考康里子山（1295-1345）是元代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是朝廷重臣，也是罕见的少数民族汉学名流和书法家。
但康里子山的名字是“?u?u”（kuikui）还是“?j?j”（nao nao），后世模糊不清，在当代具有权威性的中华书局校点出版的《二十五史?元史》中，特将原来的“?u?u”改为“?j?j”，并注名读音“挠”，学术界多从之，似乎成为定论。
其正确与否，大有讨论的必要。
一、《元史》之思考在明初所修的《元史》（后简称《元史》）中，有《?u?u 传》曰：?u?u，字子山，康里氏。
父不忽木，自有传。
祖燕真，事世祖，从征有功。
?u?u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
长袭宿卫，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
其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
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升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
除浙西廉访使，复留为大学士、知经筵事。
寻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
……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
?u?u善真、行、草书。
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
谥文忠。
由此可知，子山出身元朝贵胄之家，长成后仕途较为畅顺，官高职重，颇受朝廷重用。
其爱好汉学博览群书，善真、行、草书，为元代大家。
在《元史》中，所有子山之名皆书为“?u?u”。
《元史》修于明洪武二年，总裁官是宋濂、王?t，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
《明史》谓其：“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
已，游柳贯、黄?弥?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
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
……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
” 宋濂在元代生活了五十余年，因博学有史才曾荐为翰林编修辞而不就，后受知于朱元璋，成为明初朝廷文官之首。
再论《元史•刑法志》的史源——从《经世大典•宪典》一篇佚文谈起
刘晓 【内容提要】本文对《元史•刑法志》的来源问题进行了重新检讨，在指出《元史•刑法志》来源于《经世大典•宪典》的同时，又以《宪典》的一段佚文同《刑法志》 进行比较，探讨了前者是如何被删削成后者的。此外，本文认为，《刑法志》（即《经世大典•宪典》节文）的内容并不等同于《大元通制》，无论是从取材范围还 是从截止时间而言，前者的内容都远比后者要更广泛。 【关键词】 元朝 《经世大典•宪典》 《元史•刑法志》
一 《元史•刑法志》为研究元朝法制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材料来源，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认定就是元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有的学者在引用《元史•刑法志》时，甚至径称引自《大元通制》。这种认识，大概是受到清末民初著名法学家沈家本（1840－1913年）的影响。在著述中，沈家本曾多次谈到以上观点，像在《抄本元典章跋》中，他提到“《元史•刑法志》采自《大元通制》。”在《历代刑法考•律令八》中，他又指出“《元史•刑法志》以《大元通制》为本。”不 过，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大元通制》虽然已经失传，但“条格”大部分尚存，元人沈仲纬在所撰《刑统赋疏》中,还提到《大元通制》的篇章结构，指 出其“断例”即“唐律十二篇，名令（实际上应为名例－引者注）提出，狱官入条格”（以下为其余十一篇篇名），也就是说，“断例”以唐律十二篇为框架，但没 有卷首的名例篇。“条格”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房（实际上为军防－引者注）、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关市、捕亡、赏令、医药、田令、赋役、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等二十七篇，拿这些内容和篇目同《元史•刑法志》相对照，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上述结论的。
实际上，包括《刑法志》在内《元史》诸志的来源问题，很早就是史学家讨论的热门问题。早在清朝，史学名家赵翼就已指出《经世大典》为《元史》诸志的重要来源，认为“职官兵刑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经世大典》。”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中国学者翁独健、余元盦等又相继撰文详细讨论此问题，集其大成者，又有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合着的《元史探源》一书。学者们之间的观点虽然小有分歧，但在认定《经世大典》为《元史》诸志的主要来源上并无歧异，此观点殆已成盖棺定论。此外，专门就《元史•刑法志》的来源进行探讨者，还有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在1932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元史•刑法志＞与“元律”之关系》。当时他撰此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另一位日本学者浅见伦太郎关于《元史•刑法志》来源于所谓“元律”的错误说法。通过把《元史•刑法志》与《经世大典•宪典》的篇目相对照，安部健夫也得出了《元史•刑法志》来源于《经世大典•宪典》的结论。以上这些观点，已为国内外元史学界普遍认同。可令人奇怪的是，迟至今日，这一结论仍没有被国内法学界众多学者所采纳，最近出版的许多法学论著，仍然重谈以前的老调。我想，这总不外乎是两个学科之间缺乏学术交流的缘故。
《经世大典》为元朝文宗时期修纂的一部政书，始于天历二年（1329年），成于至顺二年（1331年），体例仿《唐六典》与《宋会要》，共880卷，另有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全 书正文共10篇，其中君事4篇，分别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划分，但名称有所变通，分别为治典、赋典、礼典、政 典、宪典、工典。在臣事六篇下面，又分若干子目。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官方政书，《经世大典》对后世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甚至连李氏朝鲜初年修纂的《朝鲜 经国典》，不论是就其篇目名称，还是分类体系，也都与《经世大典》有着极深的渊源。元朝灭亡后，《经世大典》被运往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供修纂《元史》时参考。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时，曾著录该书，以后则不见记载，这表明《经世大典》大概在明朝中叶即已亡佚。尽管如此，由于虞集为《经世大典》撰写的《序录》保存下来，我们仍可以据此了解《经世大典》的详细分类情况。如果我们拿《经世大典•宪典序录》所载篇目结构与《元史•刑法志》相对照，就不难发现，除了后者缺少《赦宥篇》和《狱空篇》外，其它20个篇目的名称、次序，二者完全相同。
不过，就笔者所知，《元史•刑法志》来源于《经世大典•宪典》虽已明确无误，但具体到前者是如何取舍后者的，目前还没有专文探讨。实际上，我们把现存《经世大典•宪典》的部分佚文同《元史•刑法志》相比较，是完全能够做到这点的。
二
现存《经世大典》佚文，除了前面谈到的虞集《序录》外，主要保存在明人所编《永乐大典》残卷及据以辑录的《广仓学宭丛书》中，共有不到20万字的内容。其中，《宪典》的佚文主要保存在《永乐大典》卷九一四验尸项下，约1万余字。我国元史学者黄时鉴曾将这部分佚文整理标点，仿《广仓学宭丛书》体例，定名为《大元检尸记》，收入他所编辑的《元代法律数据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不过，黄先生在前面的说明中认为这篇佚文属于《经世大典•宪典•杀伤篇》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元史》卷一下面，笔者将这篇佚文予以引录。其中，文字下加曲线者，为《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中的相应文字，至于文字后面的断例，考虑到节省文字篇幅与对比醒目起五《刑法志四•杀伤》找不到这篇佚文的任何痕迹，而在同书卷一《刑法志一•职制上》中却发现有这篇佚文的3段节文，且排列顺序与佚文完全相符。由此推断，这篇佚文实际上应属于《经世大典•宪典•职制篇》。从这段佚文我们也可以看出，《经世大典•宪典》实际上是由一段段附有一个至数个断例的文字组成的，而这些提纲携领的文字主要应是《宪典》的修纂者对断例所体现的法律内涵进行总结而写成的，非元代法律原文。 见，这里没有收录，只是在每段文字后面标明了断例的数目。在全文最后部分，还有《检尸式》、《尸帐式》、《检尸法》三大段内容，由于体例与前者不同，又为 《元史•刑法志》所不载，这里一并补录。
诸检尸，有司故迁延及覆检牒到不受，以致死变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领官吏各四十七。其不亲临，使人代之，以致增减不实，移易轻重，及初覆检官相符同者，正 官随事轻重论罪黜降，首领官吏各笞五十七罢之，仵作行人杖七十七，受财者以枉法论。 官吏但犯者，虽会赦,罢降记过,本路仍别置籍，合推官掌之，遇所部申报人命公事，随时附籍检举驳问。但因循不即举问，罪及推官。无推官者，令长司首领官掌之。廉访司行部所至严加审察。（后收元贞元年、大德六年、大德七年断例四件） 诸有司承告人命公事，既获正犯人取问明白，却不检尸，纵令休和，反受告免检，将正犯人疏放以致在逃者，正官杖六十七，解见任，降先职一等叙；首领官及承吏各笞五十七，罢役，通记过名。（后收大德六年断例一件） 诸有司检覆尸伤，正官有故，辄令首领官吏代行，却作亲身申报者，虽无差误，正官仍笞一十七，首领官吏并二十七，通记过名。（后收大德十年断例一件） 诸有司，在监囚人因病而死，虚立检尸文案及关覆检官者，正官笞三十七，解职别叙。已代会赦者，仍记其过。（后收至大四年断例一件） 诸有司辄听所部请于检覆尸状改殴死为病死者，正官及首领官各解职，注边远一任。 （后收大德十一年断例一件） 诸有司检尸，辄下令仵作行人改易元检定验已照勘明白处断，会赦者，元检官解职别叙。（后收至大元年断例一件） 诸有司检覆尸伤，不亲临，听承吏、仵作行人受财虚检，不关致命重伤，以殴死为病死者，事发出首，仍坐之，虽会赦，解职，降先一品等叙；承吏罢役不叙；仵作行人等革去，通记过名。凡人命重事，不准首原。（后收至大四年断例一件） 诸幕职未入流者，随行公使人惊殴人致死，承告迁延，不即检覆，以致身尸发变，无从定验，虽会赦，罢职不叙，承吏同罪，长官容徇，解职别叙；吏属移易尸帐，长官幕职容徇者，会赦，同上科罪。（后收皇庆二年断例二件） 诸有司检覆尸伤，轻听犯人称说，定验不明，虽会赦，解职别叙，首领官及承吏各罢见役，通记过名。（后收断例一件） 诸有司官检覆尸伤，不能律下，致将听检无罪之人拷掠陵暴，要其酒食钱物，逼伤人命者，各科本罪，仍于死人征烧埋银给苦主。（后收延佑元年断例一件） 诸职检覆尸伤，不即牒报，而情不涉私者，笞一十七，记过。（后收延佑元年断例一件） 诸职官覆检尸伤，尸已焚瘗，止传会初检申报者，解职别叙。若已改除，仍记其过。 （后收延佑四年断例一件） 诸民告所顾家童在逃，家童亲属辄移他人尸相诬赖，有司检验辄传会书填尸状，以非法加刑，逼令屈招杀死者，初检官杖六十七，解职，降先品二等叙；追搜行凶器杖，逼令妄认者，罪减一等，降先品一等叙；随从枉勘者，以次佐官罪减二等，解职别叙，末署官减四等还职，通记过名。（后收至治元年断例一件） 诸司县官初、覆检尸，容隐不实，符同申报者，虽会赦，正官各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首领官及承吏罢役不叙。（后收至治二年断例一件） 诸告人命事不与听理，致检覆失期，身尸发变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领官吏四十七，通记过名。（后收至治元年断例一件）
通过对二者进行对比，我们不但证实了《刑法志》确实来源于《宪典》，而且还可发现《刑法志》修纂者是如何对《宪典》进行取舍的。
首先，是对断例的删削。根据上述佚文，我们不难看出，《刑法志》已将《宪典》所收断例毫无例外全部删掉。其次，是对总结性文字本身进行取舍。这部分内容的取舍应该说实在没有章法，拿上述佚文来说，除了笔者没有引录其中的《检尸式》、《尸帐式》、《检尸法》3段内容外，光是文中引录的15段文字，就被整个删掉12段，而且，就是保留下来的3段文字，还有一段被砍掉后半部分，仅剩下前半部分内容。正是通过这样两个步骤，《元史•刑法志》的修纂者把洋洋万余字内容硬生生砍成不足200字！
《元史•刑法志》最为法史学研究者所称道的，是它与其它正史《刑法志》不同，保留了有元一代的大量法律条文。其实，这正是《元史•刑法志》修纂的粗疏之处。明初为了急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