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中国之道

宪政之路今天，刚好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100年纪念日，此时写这篇文章可谓意韵深长。

100年前的5月15日，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修订法律管奉诏参酌东西洋各国法典，会通中外，大刀阔斧删修旧律，订立新法，以图国家变法自强，也是自那一天开始，独步世界法律体系之林、延续前余年的中华法系逐步解体，文明古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步步与“祖宗成法”决裂，出现了一大批三千年未有之新型法律，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也由此在中国奠基。

但百年法律史并非平直的线形史。

以保障人权为内核的近现代法律，犹如一朵温室里的玫瑰，须有适宜的文化土壤、稳定的社会温湿度方能茁壮成长，而百年的战乱、动荡乃至改朝换代，使得百年法制走上了一条命运多蹇的崎岖路。

直至晚近的二十余载，法制之路才渐趋明朗、稳健。

近代各国走上法治之路，首当其冲的便是制定一部宪法抑或宪法性的制度，从而从根本上确保资本主义革命的成果——遏制封建专制、维护人权。

启蒙学者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推演出一套完整的近代法治理论体系，认定由人民制定的宪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义的法律，因为它是人类理性的直接体现，它的法律效力高于其它法律，因而由宪法作为检验制定法的标准。

在这一思想下，从而确立了宪法在近现代法治之路中至上的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法制进程，我们很容易看到，宪法在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西方，宪法被认为是体现了理性与正义的自然法原则的载体，它是人民防范政府、保障人权、维护法治的基石。

所以，可以说法治就是宪治。

法治的形成以宪法至上为标志，没有宪法的至上就不可能有法治，宪法至上标志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法治价值的实现。

百年大脉络翻开中国“宪政”的百年历史画卷，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一百年里，大部分时间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更甚是无法无天，宪法完全成为一纸空文。

从1908年，清政府颁布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到民国初年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再到1946年，蒋介石强订“伪宪法”，宪法在这些政府手中变成了独裁专制的工具。

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历史省思
徐蓉蓉
【期刊名称】《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7(020)012
【摘要】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追求宪政,从根本上来说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寻求自我更新和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对宪政的追求从清末明初就已开始,但是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与宪政一次次擦肩而过.回顾近代中国的历次宪政运动,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行宪,有着先天的缺陷,反思这些缺陷,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干我们今后的宪政之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页数】4页(P71-74)
【作者】徐蓉蓉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
【相关文献】
1.从历史的基点中寻找中国宪政的真知——评韩大元教授《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第二版) [J], 秦前红
2.推进宪政文明的进步--从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看当代中国宪政的建设 [J], 汪为春
3.近代中国丧失历史机遇的省思 [J], 王丽华
4.蹒跚前行中的近代中国宪政——评张继良教授《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研究》
[J], 张志永
5.中国宪政强国主义的行来之路与历史反思 [J], 张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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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之道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毕京京治国理政，是执政主体形成治国理念，确定战略目标，制定重大决策，组织各种力量，推动国家发展的过程。

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之道，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战略决策和方法艺术。

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胡锦涛强调要“认真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①。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新进中委和候补中委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先后三次阐发了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指出它“是很有政治分量和理论内涵的”②。

从经验角度研究治国理政之道，有利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领会我们党的政治智慧。

一、治国理政的创造性探索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我们党积累治国理政经验、探索治国理政规律、提升治国理政境界的进程。

（一）在掌握科学理论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中积极探索治国理政之道任何政治都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发展延续，任何智慧都是在传承借鉴基础上的创造结晶。

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之道融古今中外精华为我用，集人类文明成果于一体，是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大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治国理政确立了科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科学指南。

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

毛泽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邓小平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①《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第一版。

②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①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之道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自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为治国理政厚植了资政资源。

宪政之累1、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

西方宪政文化自始至终都是类似于中国文化中属于“道”的那种东西，主要不是预期所设来解决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工具。

2、由于近世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对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焦虑，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宪政时，就不可能做到发其端竟其绪而只能用“截取”的方法，首先从最易和最大功用处下手。

4、无论是中西文化的主辅之分。

还是道器、体用之别，取法西学都离不开实用的原则。

“中体西用”作为近世中国文化的一个范式直接规约着对西方宪政文化移入的范度。

6、王韬那一代人提出的“君民共主”还算不上后来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所推崇的议院也并非是西方代议制的议会，但他们在国家富强与宪政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利害关系则是近世中国队宪政思考、探究的基本品格。

对于国家生存问题的关切，康梁看到了议院、民权于保国保种保教的工具性价值。

这样，在西方属于文化的宪政理念、制度、规范，被康梁等人约化为一个单纯的改制主张。

他们主张议院，不知希望在政治生活里能够听到人们的声音，而且还坚信议院是达到国家富强不可替代的工具；他们张扬民权不仅仅是追求“人民有权”的民主价值，而且还在另一个目标上把国家富强看作是大众的事业。

这与西方文化中民主的原生价值是不同的。

8、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和康梁的立宪党人围绕是兴共和革命还是走君宪之路，展开了几年的大论战，然而论战并非是对这两种民主形式自身优劣的论辩，而是哪一种政体更能把中国导向富强之路的争吵。

历史已成全了那些值得成全的人，但共和革命所追求的那些价值的稍纵即逝，便显露出这场革命的文化底气的不足。

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崩塌，传统文化业随之失去了依托。

西方宪政文化被中国的功利性的接受，却病没有给中国带来宪政的持久信念和新的秩序。

专制制度在政治上被推翻了，但社会却还是老样子。

事实上，皇帝被赶走了，取而代之的并非是西方的政制；西方的自由变成了中国式的恣肆放纵；西方的民主变成了枪炮的强弱决定政治力量大小的“公平”规则；西方式的宪政成了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一袭外衣。

大国的立宪之道大国的治理需要遵循一套宪则，也就是基本规则。

《国语》曰：“顺其宪则”；《旧唐书》曰：“永垂宪则”。

老子《道德经》留下的古训是：“治大国，若烹小鲜”。

宋徽宗对老子此话作注如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

中国的改革过程，本质上体现为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立宪过程。

这三方面的立宪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宪政秩序。

这里的“宪”，就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所指的基本规则，宪政、宪制或宪则。

近年来，中国的分利集团日益强盛，控制了各个重要的基础部门，对中国未来的立宪构成严重威胁。

迄今为止，对如何完成上述三大领域的立宪，已经存在充分的人类知识积累。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预设政治领域的行为主体为经济人，也就是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打破了政治家和官员“天下为公”的神话，由此出发，推导出很多行为主体的自利取向的行为特征，以及作为形式民主的不同规则和程序对实质民主的非意图的影响，把世人的目光引向民主程序的本身问题，以及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

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关注自由平等的个体需要就社会和政府的运作达成哪些规则，如何才能达成这些规则，展示出，遵循一致同意原则，在大群体、大社会中几乎“难于上青天”。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法律理论，强调全体公民应该遵循“法律下的自由”原则，提出政府的具体政策措施应遵循一套事先确定的一般的、抽象的和非选择性的规则。

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瓦尔特·欧肯强调国家应该为其经济的运行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这为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和社会市场经济大厦的构筑做出了不可低估的智识贡献。

这一竞争秩序由一套构成性原则组成：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有制（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以及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布坎南在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典礼上以“经济政策的宪制”来说明，对于经济政策的决策者，需要以宪则来约束。

宪政中国的路径选择”--关于政治现代化的思考之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政取向，应当已成为执政党和绝大多数关心政治的民间人士的共识。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给出的20年时间表，在某种意义上可解读为执政党推行宪政的中、长期计划。

不少知识界人士认为，在中国施行宪政的初期阶段，应当以法治的健全和完善为目标，即所谓的“先法治后民主”。

较为激进的观点对此表示了异议。

笔者认为，就此进行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因为，法治与民主虽然内涵不同，但有共生性，法治的目的,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力的保护；随着法治的建立，人民的民主权利必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正如约翰·洛克所说的那样：“宪政，或者说法治，意味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可以通过成文的程序得到实施。

”（《政府论(下集) 第四章》)令人欣慰的是，从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到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２０周年会议上的讲话，都充分表明，执政党的执政思维在这一时期与时俱进地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已经步入轨道。

开启宪政的体制背景及其所能承受的“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任何对这一现实构成危害的选择都不可能有生长的空间；改革只能在执政党的主导下进行。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度”。

其次，作为我国现行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样在相当的时间内不可动摇，只能在其框架内发展和完善，而不能推倒重构。

第三，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各利益阶层的政治诉求是不相同的，改革的成功只能是政治上的妥协而不是针锋相对，那些可能在根本上危及各个层面权力群体利益的改革都很难有完成的可能。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实行两院制、设立民选的监督委员会等等，都可能与上述三方面的要求相背立，无法取得进入改革通道的“许可证”。

这里再就“党政分开”谈一点看法。

“党政分开”是小平同志在上一世纪８０年代提出来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党政分开都是必然的选择。

论近代中国的宪政之路作者：左芮来源：《人间》2016年第19期摘要：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法，宪法是国家的母法。

宪法从大洋彼岸跋涉到中国，这个过程是艰难无比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让人倍觉酸涩苦辣。

郑琼现教授所著的《近代中国的宪政之痒》可以带领我们领略这一艰难的过程，所谓南橘北枳，立宪的中国之果已因水土，气候之故与西方迥异。

应该说，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立宪史研究，已经取得了硕果，或厚或薄的十几本专门著述，清楚客观地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

关键词：中国宪政；早期宪政；立宪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61-01一、立宪的早产性《近代中国的宪政之痒》这本书是由郑琼现教授所写的。

这本书就是以这五个特点为目录大纲来展开综述的。

第一章为立宪的早产性，首先讲了皇帝的大权绝不旁落。

“在古代皇帝即为法律，朕即国家的虚妄，独裁天下而无所制，权力格局与宪政发生。

条件的残缺甚至基本不具备条件，必将严重抑制宪政的出生和健康成长。

”中国是古老的，就宪政的条件而言，却又堪称年轻甚至年幼，尚不到与宪法同居的年龄，这就是中国立宪的早产性。

政治上，皇权专制虽然被推翻了，但代皇权而起的军权独大或党政，军合一的个人独裁一直占据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一元权力结构依然未见改变。

经济上，中国依然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中产阶级势力弱小。

法治的环境远未具备，军权，党权占据了法律的座位，表明近代中国宪政因缺乏保障要素而难以立足，其失败倒也在情理之中。

二、立宪的被动性第二章为立宪的被动性。

首先谈的是移植宪政的心态：苦涩与屈辱。

“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窘境，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献身于外来的价值。

换句话来说，他们在情感上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向往，而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

”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

中国民主模式的宪政之维直接民主制，卢梭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制与洛克、孟德斯鸠、杰弗逊主张的间接民主制，以及20世纪出现精英民主论、多元主义民主、商谈民主推动着现代国家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几种有代表性的民主模式的解读，探析民主在国家运行中的价值以及我国宪政建构中民主的必要性，发掘我国宪政建构中民主模式的路径选择。

标签：民主模式；宪政；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多元主义民主；参与；民主文化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创造了古代文明，卢梭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制与洛克、孟德斯鸠、杰弗逊等主张的间接民主制之争，以及20世纪出现精英民主论、多元主义民主、商谈民主推动着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虽说在某种程度上，理想民主与现存民主模式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但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行动来完善民主模式。

因此，在我国的宪政建构过程中，分析和借鉴各种民主模式的优势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使社会结构各层面的和谐起着重要作用。

一、民主的几种代表性模式希腊城邦以及一些规模小、人口少的国家奉行直接民主，多数决规定体现国家大多数人利益，保证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参与对最终结果起决定作用，减少了国家权力运作的成本。

直接民主创造辉煌的文明的同时也泯灭了少数人的权益。

正因为看到了直接民主容易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以及它无法适用于领土广阔国家的缺陷，洛克、孟德斯鸠、杰弗逊论证了代议制民主能更有效的表达人民的意志。

代表制是引导参与的一种方式，使个别成员的意见获得公正的考虑，同时增加了在困难问题上作出明智决定的可能性。

①代议制民主使一个国家中的每一部分人都有其代表，在选民中存在的各种不同意见在代表制中得到表达，但在此种模式下，公民的意志通过代表表达的是否具体、恰当以及表达过程是否会扭曲公意等问题受到质疑。

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是对民主形式的一种现代理解，多元主义是指组织的多元主义，即在国家领域中大量相对自治的组织的存在。

多元主义民主国家是在一个国家中各种自治组织相对独立，社会利益集团相互竞争，但也强调各种社会组织所代表的个人利益应得到突出。

实施宪政制度促进国家统一实施宪政制度促进国家统一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宪政制度，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现代社会，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

因此，中国应该考虑实施宪政制度，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首先，实施宪政制度可以确保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宪政制度以法律为依据，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等。

这些权利的保障不仅使公民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也增强了公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统一感。

其次，宪政制度能够调整政府权力的分配和运作方式。

宪政制度通常设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以避免政府滥用权力。

这种分权的机制可以有效地制衡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保证国家政权的平衡和稳定。

通过明确权力的边界和限制政府的权力，宪政制度能够防止个别政府官员的权力膨胀，从而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再次，宪政制度有利于塑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宪政制度中的宪法是最高法律，为国家的法律体系提供了基本准则和框架。

宪法的存在使得政府的行为受到限制和监督，保障了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这样的法治环境使得人们有信心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此外，实施宪政制度有利于解决地区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促进国家的统一、中国拥有广大的地域和多元的民族群体，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地区间的利益冲突。

通过宪政制度的实施，可以为不同地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保障。

宪政制度中设立的立法机构也为各个地区提供了表达和协商的平台，从而减少地区间的矛盾和紧张局势，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健康发展。

最后，实施宪政制度还可以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宪政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代表了法治和民主的价值观。

随着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宪政制度，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

中国实施宪政制度不仅可以为国家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还可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进一步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统一综上所述，实施宪政制度是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途径。

中国当前的宪政之争及其实质自2013年5月以来，《红旗文稿》、《党建》、《环球时报》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等中国党报党刊连续集中刊发文章，或者鲜明提出观点，认为“宪政”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否认中国为“宪政”国家，反对在中国施行“宪政”，或者为反宪政观点摇旗呐喊，声援助威，反对引进西方政治理论，为宪政主张解除理论武装。

它们是公然向现代文明社会挑战的历史逆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冲击波，也使得往常相对隐蔽、零星的反宪政主张得到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展示，并使“反宪政派”俨然成形，颇产生了一些声势。

对于这些明显具有反进步性质、甚至难以自圆其说的言论能够如此密集发表，熟悉中国当代历史的都知道，几乎毫无疑义其来头不小，背景复杂，虽然如此，它们仍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主阵地的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击，对立的各方围绕“宪政”一词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表面上看是语词游戏，实则是政治观点的交锋。

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个观点迥异的派别。

一是所谓的泛宪派，一是所谓的社宪派。

在这场论战中，似乎泛宪派与反宪派的共同语言更多些。

他们都强调，宪政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语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从无宪政，也不可能实行宪政，但在中国该怎么做上却分道扬镳：泛宪派认为要正本清源，描述和论证宪政得以实现的真正路径，社会主义和宪政是无法相容的，不要指望社会主义中国能实行宪政，宪政建设没有捷径，言外之意是中国必须改旗易帜，方能按照西方模式走宪政之路。

这一派的观点应该说具有“革命性”特点。

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中国，要么继续按照现有的社会主义走下去，要么走西化道路，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毫无交集。

泛宪派宪政观点的实质，是一批受西方传统的宪政主义影响深巨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民众，怀着对中国现实的忧虑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希望借鉴西方成熟的宪政发展模式，快速、有效改善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状况，提高人民福祉。

这一派的最严重的缺陷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过于理想化，过于激进。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和宪政思想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是一种准奴隶制的政治体系，由君权和统治阶级掌握，大部分人民处于被统治和被支配的地位。

宪政思想在这种政治体系中无从谈起。

然而，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有一些与宪政思想相关的思想和观念。

本文将介绍这些思想和观念，并探讨它们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1. 天命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有一种被称为天命思想的思想。

这种思想认为，天命决定人的命运和地位，也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和统治者的地位。

因此，国家的统治者必须遵循天命，以保持天命所赐的地位。

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它给了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限制了君王的权力，让君王不能随意执政。

2. 君道思想君道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种思想。

它认为，君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以身作则，以善政治理国家。

君王行事要以德为先，以积德为根本，用德治国。

君王的德行和善政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和谐。

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它要求君王具备高超的道德修养和治理能力，让君王不能仅仅依靠武力统治，而要以道德为基础，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

3. 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种思想。

它认为政治权力必须以法律为基础，通过制定公正的法律和实施严格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法家思想强调理性和效率，认为法律能够规范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它使政治权力对人民不再拥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是让法律成为决定性的标准和规范。

4. 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种思想。

它认为政治权力必须以仁德为基础，以道德引导人民，提高人民素质。

它强调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君子小人”观念，认为君王必须是德才兼备的“君子”，并以身作则，以善政治理国家，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它强调君王的道德修养和领导能力，而不是依靠武力和阶级压制来维护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