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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改革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回归，新儒家思潮逐渐兴起。
新儒家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西方价值观的引入和冲击导致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和文化自卑感的产生。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试图找到一种能够使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文化根源和价值观支撑的思想体系。
新儒家思潮的基本主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和现代化的要求，重新解读儒家经典，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新儒家学者在思想和实践上力求以儒家的人本关怀、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为核心，培育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优良传统，推动社会和谐和个人全面发展。
新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泽厚、刘启功、谢泽、张岱年、蔡瑞年、程中都等。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
新儒家思潮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和“和谐社会”。
新儒家学者强调人的尊严、自由和人权的重要性，主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体的自由实现。
他们认为社会的目标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推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
在实践上，新儒家学者倡导提倡道德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试图通过道德重建构建和谐社会。
新儒家思潮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
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
它重新激发了社会对传统价值观的关注和关注，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一种文化根源和价值观支撑。
新儒家思潮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实践路径。
它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力求达到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在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剥夺个体发展机会和社会矛盾紧张的背景下，新儒家思潮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和理论基础。
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一、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人民观察）郭齐勇新儒学思潮是当前我国社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社会思潮。
深入把握这一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理性辨析这一思潮的功过得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与思想贡献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用的名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
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陆。
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
第四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
第一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五四”前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
其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有人持“思想文化决定论”，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
这种观点在甲午战争后愈演愈烈，在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到一个高峰，形成了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想。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清末的衰败一概归咎于传统文化，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做法。
那时，儒学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
儒学从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变成了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博物馆文化、图书馆文化或古玩文化。
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这一学派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新儒家的学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
新儒家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哲学，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吸纳和会通。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儒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
有关新儒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有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
从理论发展阶段来看，新儒家的学说大致又可分为四个理论阶段新儒家的理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较突出的缺点是：一、把多元的、多民族、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的。
二、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负面影响，不是低估就是视而不见，即使有一点批判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的。
三、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没有找出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可行性途径，他们的理论大多带有一厢情愿的、纯理论的色彩。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近年来中国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一批受到儒家思想启迪的学者所组成，旨在通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和发掘，提供一种思想和文化资源，以应对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本文主要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进行述评。
一、新儒家的主要思想新儒家思潮主要关注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学问题，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礼义”等思想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新儒家思想中，强调人际关系中的“亲”“友”“师”“徒”等关系，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可以通过这些关系改善人类社会的道德状态。
二、新儒家的价值和贡献新儒家思潮提供了一种思想和文化资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一，新儒家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使人们更好地在这些关系中相处。
第二，儒家思想注重道德修养，可以对当代社会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提供参考。
此外，在宗教信仰疏导、传统文化继承等方面，新儒家思想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支持。
三、新儒家的问题和挑战新儒家思潮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如何在当代社会中实现与时俱进。
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思想一直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新儒家思想可能需要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
例如，在当代社会中，人类关系的变化和多样化，使得新儒家思想需要更加灵活和创新，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变化。
此外，新儒家思想需要与现代化相协调，即如何在儒家思想的传统基础上，发展适应当代现实的儒家思想，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提供了一种思想和文化资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然而，新儒家思想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持续的思考和探讨。
08-06：现代新儒学的基本思想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理论颇为丰富，就其根本观念而言，不外乎“儒学复兴”、“返本开新”、“儒家资本主义”三个命题。
（一）复兴儒学所谓“复兴儒学”，其宗旨就是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因而通过弘扬、复兴儒学，不仅可以解救中国，甚至可以解救世界。
新儒学第一代开山祖师的梁漱溟先生首先提出“儒学复兴”的命题。
梁先生指出：“世界上只有两个先觉：佛是走逆着去解脱本能路的先觉；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
以后局面不能不走以理智调理本能的路，已经是铁案如山，那就不得不请教这先觉的孔子。
”因此，他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实指儒家文化）的复兴”。
“复兴儒学”的主张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总基调和总方向。
大陆新儒家蒋庆也提倡复兴儒学，曾概括儒学在当今中国问题上的七大功用：通过儒学安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国人的希望，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以及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等。
（二）返本开新所谓“返本开新”，即是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民主、科学之新。
换句话说，也就是由所谓“内圣”之学（儒家心性论）——开出“外王”之功（现代民主和科学）。
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儒学在新时期发展的使命就在于：“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
”牟先生又将这种“三统并建”说归结为“内圣开出新外王”。
所谓“内圣”，即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用牟先生的话说就是“道德良知”，相当于“道统之肯定”。
所谓“新外王”，就是科学和民主，分别相当于“学统之开出”和“政统之继续”。
至于“内圣”何以开出“新外王”，牟先生又创“道德良知自我坎陷”之说，谓道德良知经过自我限制、自我否定，自觉地从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即从道德良知（内圣）开出科学和民主（新外王）。
新儒家第二代“返本开新”命题的提出是以对传统儒学内在价值与精神生命的认同为其前提的。
新儒家致力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儒家心性之学的研究，发现在儒家的思想信仰中有一“宗教性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进而肯认儒家的心性之学亦谓之人文教与现代民主和科学并不矛盾，民主科学和现代化实是出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自觉的要求，出自儒家生命智慧之自然展现。
新儒家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其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浪潮中，儒家思想似乎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儒家思想的一些表达，这些表达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也为我们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供了一种思路。
首先，新儒家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达可以通过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来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强调的是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强调个人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
然而，在现代社会，个人主义逐渐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冲击。
在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现象的批判。
例如，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主人公通过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揭示了社会的虚伪和道德沦丧。
通过这种方式，作家们试图唤起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关注，引导他们思考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困境。
其次，新儒家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达可以通过对人际关系的探索来体现。
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注重家庭、友情和社会关系的建立。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也越来越明显。
在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现象的反思。
例如，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主人公通过与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关系，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依存。
通过这种方式，作家们试图唤起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和建立和谐的关系。
此外，新儒家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达还可以通过对个人修养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来体现。
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强调个人应该通过自我完善和道德修养来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追求物质享受，忽视了精神层面的追求。
在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现象的反思。
例如，在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主人公通过对自我境遇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迷茫和空虚。
通过这种方式，作家们试图唤起人们对个人修养和人生意义的关注，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新儒家思潮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持续升温的学术潮流之一，它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现代社会实际，探讨中国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重新获得认可和传承。
本文将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进行述评，探讨其成因、影响及其意义。
一、新儒家思潮的成因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关注逐渐增强。
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探讨国家命运、社会建设及个人修养的重要资源。
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既有社会的需要，也有文化认同的诉求。
大陆学术界对西方哲学文化的长期研究，也为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激发了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关注和反思。
西方哲学的解释和评价，也为新儒家思潮提供了外部的参照和启示。
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新儒家思潮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兴起。
在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其中以牟宗三、钱穆、熊庆来、茅海建、余英时等为代表。
这些人士通过不同的路径和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推动着新儒家思潮的发展。
牟宗三是新儒家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20世纪初提出了“实用主义儒学”理论，强调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通和修正。
钱穆则着力于阐述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念，试图通过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解读，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参考。
茅海建则专注于对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的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儒家科技伦理”理论，认为儒家思想对于科技伦理问题有着独特的启示作用。
熊庆来致力于儒家思想与政治形态的关系研究，探讨了儒家民主的可能性和路径，提出了“儒家共和主义”的理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余英时则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复兴”的问题，提出了儒家文化与国家命运、社会管理及文化变革的思考，为新儒家思潮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和中国现代文学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从对西方文化的钦慕、模仿到自信自强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儒学文化思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逐渐得到重视和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一系列“复兴儒学”、“弘扬儒家文化”的政策和活动的引领下，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兴起，并且渐渐与中国的现代文学相互关联。
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发展源于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以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涵盖了道德观、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等多个方面。
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儒学思想被认为是过时和落后的，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批判和反思。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开始重视儒学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例如中庸、礼制，这些思想对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发展，便是这种批判和继承的过程。
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重要特点是强调“人本主义”和“和谐社会”。
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极大的强调，同时，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合作和协调。
这种思想核心，既贴近人民需求，也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文学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呈现颠扑不破的力量和价值。
例如，余华的《活着》就呈现了一个关于人性的探讨，通过“吃”的零散细节，传递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不放弃的执着精神。
茅盾的《子夜》则探讨了信仰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谴责了被压迫的人民。
这些作品中，儒家思想的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承继和传播，也促进了现代儒学文化思潮的发展。
此外，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还促进了一系列“儒学主义”的文学流派的兴起。
这些流派以传统儒学思想为基础，关注人性、情感、家国等重要话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儒家文学”和“传统文化复兴文学”两个流派。
新儒家文学以重视人性和共同体的关系为特点，旨在通过文学去反映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状态。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指在中国大陆，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出现了一股强调儒家传统思想的复兴和发展的潮流。
这股思潮主要起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困境，以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和回应。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提出者和代表人物有很多，如汪晖、韩毓海、李泽厚、李铁映、李敖等。
他们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和应用，试图通过对儒家道德哲学的重建，为现代中国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他们认为传统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并不被理解和接受，因此需要重新回归到儒家经典中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他们还试图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民主法治等西方价值观进行对话和融合，将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人本”和“反邪”的思想。
他们认为，传统儒家思想注重的是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邪恶思潮，导致了社会道德沦丧和人际关系的恶化。
他们主张要弘扬儒家的德育、性学思想，重塑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在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影响。
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空白，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
它也面临着批评和争议。
有人认为，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过于理论性和抽象，缺乏实践和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还有人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过于封闭和割裂的传统儒家思想，忽略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种积极回应和创新。
它试图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和应用，为现代中国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它仍然需要面对批评和挑战，需要不断地修正和发展，以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
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
”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
”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
[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
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
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
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
……“五四运动”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
[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新儒学·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
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
[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
[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
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
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
”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
[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
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
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
”“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
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
[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
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
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论文快速发表绿色通道—期刊之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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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
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
”[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
……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
……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
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
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
……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
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
[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
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
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
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
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
[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
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