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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民初家与中华民国的实际掌权者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
他在晚清末年和辛亥革命后的民初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袁世凯被广泛认为是中华民国的实际掌权者，但他的政权经历了多次挑战和变迁，直到他去世后，中华民国政权才逐渐地由其他政治势力接管。
本文将探讨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早期政局中的角色以及其与实际掌权者的关系。
袁世凯在晚清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当时他在北洋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随着清朝的日渐衰败，袁世凯逐渐崭露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才能。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军事总指挥，并在革命胜利后开始筹备建立中华民国的新政权。
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成为其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然而，袁世凯并没有满足于这个临时职位，他野心勃勃地试图将这个职位变为终身制。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袁世凯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手段，包括通过与各方势力的勾结和政治交易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尽管袁世凯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实际掌权者，但他的统治并不稳固。
在他的执政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政治动荡和冲突。
各地的军阀割据、地方势力崛起、国共矛盾激化等问题使得袁世凯难以维持统一和稳定的政权。
实际上，在袁世凯的统治期间，他并没有真正地掌控全国各地。
各地的军阀、政治家和地方势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保持一定的自治和实际掌控权。
这些地方势力在袁世凯的权威面前展现出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得袁世凯的统治受到许多局限和挑战。
袁世凯统治的局限也表现在他无法有效地控制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在袁世凯的统治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各种混乱和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问题丛生。
袁世凯的权力结构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因此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削弱了他的统治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世凯统治面临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一方面，国内各方势力对袁世凯的统治逐渐不满，发起了多起反对运动和起义。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开始对袁世凯的统治产生质疑，不愿意承认他作为中华民国的合法领导者。
论袁世凯在中国历史上的功与过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
子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
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
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
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
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以上是百度百科对于袁世凯的简介。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
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
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
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
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
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
他也和金允值、金柄史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
他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
1884年开化党近玉均等人发动甲申政变,试图在住驻朝日军的帮助下夺取政权,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期间,清廷注意力集中于西南边陲,要求朝鲜以平息事端为要。
浅谈袁世凯的是非功过袁世凯（1859年-191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让我们来浅谈一下袁世凯的是非功过。
袁世凯的功绩不可忽视。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他起到了较为重要的统一中国的作用。
他致力于推翻清朝的统治，参与了多场反清起义。
当辛亥革命爆发时，袁世凯在广州宣布退位，使得清朝的统治正式结束。
随后，他组织了中国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并担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他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统一整个中国，以结束各省割据的现象。
袁世凯还积极推动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现代化，使得中国朝着近代化的道路迈进。
袁世凯在外交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与列强进行了外交斗争，争取到了一定的主权。
他成功地维持了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赢得了一定的尊重和世界上大国的对待。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中国成功地参与了巴黎和会，签署了《凡尔赛和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战威胁。
袁世凯的不少过失和不对之处也不容忽视。
他在执政时期对民主和宪政的追求不够坚定，常常采取独断专行的方式。
他试图通过实行北洋军阀的专制政权来达到一统天下的目标，但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做法令人不满。
袁世凯还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不深入、不彻底，决策权仍然掌握在一己之手，导致了政治权力的滥用和不公平。
这使得社会上各阶层的不满和矛盾加剧。
袁世凯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也是巨大的。
中国的国内割据问题、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的加剧，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袁世凯往往采取了某些妥协和妥协的做法，以维护自己或中国的整体权益。
这种妥协往往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不信任，使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和动荡。
袁世凯是一位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的政治家。
他在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的政见和政策也存在不足之处。
他在中国的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使他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和取舍的决策。
我对袁世凯的评价我对袁世凯的评认识摘要:袁世凯是何许人也,在中国的历史上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褒贬不一，只因为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复杂。
他主张教育兴国，又盗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复辟帝制;他曾驻使朝鲜，不辱使命，在朝鲜期间极力维护清王朝与朝鲜宗藩关系，又出卖中国，签署《二十一条》。
本文就从之下几个方面对袁世凯的平生进行分析。
关键字:袁世凯帝制教育窃国贼袁世凯(1859.9.16—1916.6.6)，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号容庵。
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河南项城县人。
在中国上至百岁老翁下至十岁顽童，恐怕大都知道袁世凯。
有人说他是一代枭雄，有人说他是窃国大盗;也有人说他是治世能臣，有人说他是卖国贼;还有人说他是爱国英雄，有人说他是卖友求荣的的小人等等。
为何对一个人的评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几个人。
历史极为复杂，评价历史人物，很难用一个框框来简单地评其一生是非功过，也不能仅仅简单地根据他的动机如何，而应该根据他的所作所为是否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进步而定，我们只有事实求是地对历史人物从事活动的事实活动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到或者基本上得到符合实际的论断。
原因复杂，这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一、兴办新式教育的楷模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
清政府谕令从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
这样，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并说自己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
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通过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和培师资等措施，使得他管辖下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的新式教育发展迅速。
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使民国初北京、天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全世界;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功与过，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世凯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他在推动中国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社会管理、教育等领域的现代化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例如，废除科举制度，建立现代考试制度，组建中国现代警察，废除官衙等等。
而最为重要的是，袁世凯是在推翻满清政权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功臣。
但袁世凯终究被冠以罪人身份，因其重大的过错。
在维新运动中，袁世凯在关键时刻为维护自身利益，抛弃维新派，投靠慈禧，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后来，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了，表明他的骨子里还存在着传统帝王的落后思想，袁世凯逆民主潮流，以权迫害百姓，来实现其黑暗统治，这是不可原谅的。
而且，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出卖了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总的来说，袁世凯过大于功，他空有枭雄手段，却少了些英雄气概，终究将个人利益至于国家利益之上，妄图恢复帝制，甚至不惜签订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最后众叛亲离，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更是葬送了中国最重要的几十年国运。
辛亥革命第一人袁慰廷袁世凯，字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家因剿太平军有功而进入官场，袁世凯祖辈、父辈出了众多一品、二品大元。
袁家亦可谓以救天下为己任，最杰出的，便是袁保恒、袁保庆，袁世凯的叔父、养父。
袁保庆，著有《自乂琐言》描述了自己用兵、为官多年的心得感悟。
而袁保恒，则在“丁戊奇荒”之时，为自己在历史留下了耀眼的一笔。
无人敢接这赈灾帮办之职时，他不顾众人劝阻，挑起重担，赈灾济民，倾尽家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于任上。
被谥为“文诚”，仅次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末四大名臣。
常年随他们在外，见惯了百姓生死，又为诸父之忧国忧民所感染，年少的袁世凯，心中早就将解百姓倒悬之苦作为己任，存于胸中。
在我看来，他早就有亡清以救人民的想法了。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十二岁作）“大野龙方蜇，中原鹿正肥。
”（十三岁作）“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十四岁作）这些又怎是我们所能企及的豪情呢？而且此时的大头，比我们还小！在求学的过程中他也将自己强国之志表现的十分清晰。
老师布置的文题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他却做了一篇完全不同，杀气腾腾的文字：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事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尤将深入。
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莫非为五四之先声？）。
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无赦。
至此，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与我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的袁世凯。
二十方过，大头即随庆军入朝鲜，不久即掌大权，平定内乱，在朝鲜做了一回济万民者，为朝鲜人所歌颂。
数年后又加职，总理朝方一切事物，这年，他才二十六。
他的光辉岁月也渐渐开始……数十年后，革命队伍逐渐壮大，袁世凯并非如我们今日所听到的那般，不断打压革命者，相反，像他这样的朝中重臣，如李鸿章、他自己，都暗地里资助他们。
反观今天为人所称道的孙中山，将李中堂的三万银元私吞其中的九成，而袁世凯的二十万银元，亦被他大手一挥，中饱私囊。
辛亥革命的果实是被袁世凯“窃取”的吗【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革命，它打破了清朝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他通过北洋军的力量推翻清朝，成为中国第一个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局势使得袁世凯逐渐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最终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
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处理引起了争议，一些人认为他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当时的形势下做出了必要的权衡。
要判断辛亥革命的果实是否被袁世凯窃取，需要综合考虑他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袁世凯、果实、窃取、重要性、影响、混乱局势、权力掌控、处理、结论。
1. 引言1.1 辛亥革命的重要性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运动，它打破了清朝数百年来的专制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推翻了清朝政权，更在于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辛亥革命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意识觉醒，为后来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家制度，促进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辛亥革命还推动了思想文化的解放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辟了新的道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革命的果实虽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出现了曲折和挫折，但辛亥革命为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1.2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作为当时的北洋军总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期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的北洋军在许多重要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推翻了清朝统治，为建立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尽管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色，但他并非无私的爱国者。
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史学界对他的千秋功罪，在总体上已有所定论。
但是总体上的定论，并不能代替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是否罪大恶极，无功可言？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商榷，笔者略表管见，求正于同仁。
一、历史疑点武昌起义后短短半年，袁世凯由在野官吏，一变为清廷内阁总理，又一变成为民国总统。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给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困惑，这颇似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大革命，让一个小丑坐上皇位一样，成为历史之“谜”。
法国的“谜”马克思解开了。
人们在解袁世凯之“谜”时，认为“谜”底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简略为“窃国”二字。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太简单了把“窃国”结论与历史事实相对照，便会发现一些疑点。
第一，袁世凯如何成为清廷内阁总理的呢？1911年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起用袁世凯的论调愈加高涨。
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和那桐9月上奏辞职，希望袁氏出山掌政：“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5页。
)武昌起义后，更多的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神州日报》，1911年10月14日。
)。
袁被当做清朝的救星，又致电又派人，催请他出山，清廷从10月14日到26日连发七道谕旨。
先任袁为湖广总督，再任命为钦差大臣，又任命为总理大臣。
相比之下，袁世凯却显得行动迟缓，先以“足疾未愈”辞，后提出山条件，直到10月30日才动身离开彰德。
迟缓并非仅仅为了讨价还价，更主要地是他“颇为踌躇不能自决”，有人记载袁“昼夜环室中，状类发狂，每阅一电，时而喜，时而怒，时而忧，虽家人莫测其意”(《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4—35页。
)。
最后在清廷一再催请下，在朋党一再敦促下，袁才决定出山，接受任命。
袁所以愿“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的是报复三年前被黜之辱，又可在争夺权利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袁所以能得到清政府大权，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这一“奸雄”。
历史同清王朝开了一个大玩笑。
本来期望袁出山能扶倾倒的清廷大厦，岂料这个内阁总理竟成了清廷的掘墓者之一。
有的论者认为袁氏“窃国”也包括了“满清帝国”，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清廷被推翻，袁氏的“逼官”是有直接作用的。
但说此为“窃”或“篡”似乎不确切，因为内阁总理是清廷主动授予，袁氏逼官，是借助革命派的声势，并非出于袁本人的初衷。
第二，袁世凯如何成为民国总统的呢？史学界普遍认为袁氏“窃国”是窃取了革命派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篡夺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职位。
这一结论也须推敲。
追溯历史，武昌起义前后，资产阶级的两翼立宪派与革命派联合斗争，取得了十四省独立的成果。
立宪派为迅速安定，大都倾向让袁掌权。
武昌起义前，张謇曾往彰德拜访袁，表示支持袁登台，11月6日发电希望袁“采众说以定政体”(《张謇函稿》27册。
)。
梁启超也在11月6日回国，准备执行“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大方针。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53页。
)武汉首义之区是最先推戴袁氏的地区，早在10月14日袁氏尚未出山之时，就出现了“鄂人”给袁的一封信，说：“阁下诚能因时势所趋，体士民之意，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庭扫虏，为汉族争百尺之光，我等全鄂士民……为阁下作前趋。
”(《鄂人致袁书》《满清外史》，第8编。
)以后，黎元洪等一次又一次提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辛亥革命》（八），第66页、。
)。
革命派为了迅速推翻清王朝，实现共和也采取了用袁反清的策略。
黄兴认为袁氏好黠狡诈又敢作敢为，“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
)。
孙中山态度也很明确：“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全集》1卷，第569页。
)为此，他当选总统后立即宣布：“虚位以待”。
这样，推袁反清成为革命阵营基本一致的态度，于是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归来”的决议，南北议和开始时各军政府便达成了“停战推袁”的默契。
(参见当时《民立报》。
)终于，清帝退位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为第二任临时总统。
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拥袁在先，袁氏掌权在后，“拥袁反清”并非上当受骗，而是立宪派的既定方针，是革命派的斗争策略，而且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与合法程序，公开加以确认，若用“窃国篡位”来定论，似乎有些背离史实。
第三，多数论者认为袁世凯“窃国”与“篡位”所以得逞，是由于他处处按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意图行事。
是他与外来势力勾结的结果。
这种说法也值得进一步分析。
查考史实，在这段时间，袁世凯对列强的态度是依靠中有自主，矛盾中有斗争。
他同列强斗争的第一回合是克服帝国主义反袁派对他出山的阻挠。
清廷起用袁，虽然获得了列强舆论的支持，但也遭到了日俄政府中某些人的反对，他们企图维持清廷现状，保持既得利益、他们策划了一系列反袁登台的阴谋，袁则针锋相对，先挫败日本策划的截车炸车、袭击官邸的暗杀计划，后逼迫亲日的摄政王“归藩”，袁气愤地指责策划暗杀的川岛“是危险的家伙，炸弹式的人物”(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原书房1977年版，第538页。
)，声明：“中国人与日本人，感情并不十分融洽”(《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247号第58页。
)。
斗争的第二回合是违背列强“君主派”的意愿“赞成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不忍割舍清政府这一工具，尤其列强中一小撮亲满分子惧怕中国共和的火星点燃本国反君主的烈火，他们一致希望挽救清廷，宣称：清王朝继续存在“才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H·克罗莱《同戴德传》纽约1924年版，第418页。
)。
直到12月16日英国还希望“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686号第419页。
)。
企图保留君主制，后来改变态度是由于革命派的揭露，以及袁世凯本人的不合作态度。
直到12月20日日本政府仍然坚持：“当前中国最迫急之问题，在于建立能维持国家统一与安宁秩序之君主制。
”(《日本外交文书——关于辛亥革命选译》。
)然而，袁世凯并未顺从。
在此期间，袁世凯没有向列强出卖主权，相反，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维护主权的事。
他希望阻止日本吞并满蒙。
他派桂芳赶蒙古查办独立之事(毕桂芳《外蒙交涉始末》。
)；他派兵镇压俄国策划的呼伦贝尔叛乱(《辛亥革命》（七），第307页。
)；查获日本提供给喀喇沁王供叛乱用的军火(《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247号第58页。
)；拒绝俄国霸占外蒙的要求……无庸讳言，袁氏出山曾得力于英美亲袁派提出的“非袁莫属”舆论，袁氏当选总统也曾得力于他们对革命阵营施加的压力，袁也确实与朱尔典交往甚密，并且获得列强的经济援助，但当时袁世凯并没有以出卖国家主权来获取列强的支持。
因此，北京政府建立一年多，才逐步获得几个列强的承认。
袁希望借助英美力量以自重，英美同样看中了袁手中的力量，看中了他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希望以他为工具“求稳定于一时”(《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686号第419页。
)。
在国际关系中互相利用，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的。
我们不可轻易扣上“勾结”和“出卖主权”的帽子。
二、历史抉择关于袁世凯所以能从清廷的内阁总理摇身一变为共和政体的总统，史学界在解此疑问时，不外两种说法：一是革命派的妥协让步说；二是阶级力量对比说；其中尤以第二种说法颇具说服力，它运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奠定了解“谜”的基础之一。
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营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明显的。
尤其是军力对比敌强我弱比较明显。
当时革命军的主力是反正新军，即使宣布独立的各省新军全部反正，其兵力共计六镇十二协三标，约88539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1页。
)。
辅助部队是会党武装及新募之兵，没有准确数字。
清军兵力包括新军八镇八协一标，约为129123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2页。
)，为革命新军的144％：旧巡防营276981人(1911年《中华年鉴》。
)新募巡防营70000人(《清朝续文献通考·兵》22卷，第9702页。
)；八旗兵22．5万人；绿营兵13．5万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5页。
)；总计约80万人，为革命军数倍以上。
双方装备差异较大，革命新军一般装备88式毛瑟枪和“汉阳造”，机关枪较少，火炮较为落后。
会党武装装备更差。
清军北洋六镇，由中央拨款训练，装备水平一直处于全国之最，不仅广泛地装备了德国98式步枪，而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与麦德森轻机枪。
火炮也较为先进。
武汉保卫战，革命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便是清军拥有机枪与子母弹。
(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
第140—145页。
)双方组织状况也不一样，革命在武昌一方起事，八方呼应，军队畸形发展。
将帅临时选派，鱼龙混杂，不仅有滥竽充数，而且混入了异己分子。
士兵多属新招，缺乏严格训练，武昌老兵仅存数千，以至能托枪预备放者，全数提为班长，新兵虽多有“牺牲精神”，但夜间“即潜回其家”，战场上“群往争食”(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
第165页。
)等现象屡禁不止。
兵将互不认识，指挥难以灵便。
武汉前线，援鄂湘军擅自撤退；“黄总司令命令停止（后退）皆不听命”(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
第166页。
)；成炳荣、杨选青结婚醉酒，误下军令，这些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北洋六镇统帅段祺瑞、冯国璋等亲赴前线，军官多系武备学堂毕业生，士兵多数受过严格训练。
经济上，双方“均绌于款”，但是细心比较，清廷仍优于革命政府。
当时清政府有一定的库存，革命前连续借款的3100万两外债，可以挪用，且仍保有部分经济来源，包括“毫无限制地继续流入帝国金库”的关锐，由北方盐厅控制的盐税，以及北方各省的协款；列强也主张“借款维持这个政府”，提供了730万两贷款。
(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
第292页。
)袁世凯自称：“若悉币赋，力与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57年版，第273页。
)，并非虚言。
革命政府新建，一无库存；二无可靠的经济来源，关税被扣，盐税被截(《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2号《辛亥革命资料》第92页。
)；三无各省协款。
于是“胜负之机，操之借款”(转引于章开源等《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27页。
)。
但多数列强存心封锁，临时政府只得以十分苛刻的条件向日本借款。
查南京临时政府外债竟达1079万元，占总收入的53．84％(转引于章开源等《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28页。
)，如此赤字，反映了革命政权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了。
按理说，革命阵营在政治上应该具有优势，但由于本身的分裂和涣散，政治优势几乎抵消殆尽。
资产阶级与群众日益疏远，新政权建立以后，几乎所有省的群众斗争都遭到压制，革命阵营失去了坚强的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