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与基督教的伦理意义——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可能性及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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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宗教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特殊的一种意识形态。
宗教在社会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宗教中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宗教与伦理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一生下来便会与他人产生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中便有了伦理关系。
因而,在宗教中,信徒之间也有一定的伦理关系。
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宗教伦理是以宗教思想为指导的伦理行为,也可以说是宗教道德,信教人们的行为规范准则。
宗教主要是讲人与神的关系,那么宗教伦理就是建立在信仰神的基础上调节人与神的关系,其次调节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这也是将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进而走向世俗伦理的过程。
一、宗教与伦理的关系宗教和伦理之间并不是发生学的关系,伦理是道德的起源,不是宗教产生了伦理,同理,也不是伦理产生了宗教。
对于道德的起源,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儒家对此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说法被称为“法天说”,在《中庸》中提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也者,人之道也。
”意思是说,上天启示我们诚信是根本的德性,人类应该效法。
第二种称为“人性说”,在《孟子》中提到:“仁义礼智,非外所为,固有之也。
”就是说,仁义礼智这些德性不是由外物所产生的,而是人本身所固有的东西。
第三种说法是“社会需要说”。
在《礼记》荀子理论篇中讲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主要是说,道德礼法产生于社会的纷争。
在西方,主要以基督教为例,有“神奇道德伦”的说法,认为道德起源于神的契约,宗教是伦理之源,是宗教发生伦理。
在基督教看来,神的启示分为一般的启示和特别的启示。
一般的启示是对所有的人类来讲的,特别的启示是对教徒和信众来讲的,所以被称为是自然法与神奇法的启示。
作者: 靳浩辉
作者机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
出版物刊名: 理论导刊
页码: 28-31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3期
主题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马克思主义;儒家;基督教;扬弃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一方面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悠久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生生不已的源头活水,并理性辩证地吸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古鉴今,融会中西。
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从这两个维度上深层推进,提炼精髓,方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为什么不同文化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由于受到不同的信仰、历史、社会和环境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
因此,不同文化与习惯产生的差异,也导致了社会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下面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为什么不同文化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
一、信仰和宗教人们的信仰和宗教是其价值观和伦理标准形成的基础。
宗教教义对于人的思想、行为、世界观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例如,佛教强调“八正道”、“四谛”,信奉佛教的人们认为人们应该以无私、慈悲和智慧为重,追求精神上的升华和心灵的富足。
而基督教则强调神爱、仁慈、纯洁、公义等,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则根据这些教义来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否正确。
因此,不同宗教的人们根据其信仰和宗教教义,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
二、历史和文化传统历史和文化传统对人们价值观和伦理标准的形成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他们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在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指导作用。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爱”,鼓励人们关心他人、尊重老人、孝顺父母等,因此,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中会包括这些特点。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则更加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平等等。
因此,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中也会更多地有这些元素。
三、社会和环境人们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还受到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会让人们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表现。
例如,发达国家的人们普遍生活在较为宽松和丰裕的环境中,这让他们在价值观和伦理标准上更加开放、自由。
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则相对更加看重家庭、亲情、孝道等,这些观念在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下得到了传承和强化。
总结:不同文化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这是经过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长期作用形成的结果。
这种差异不是好与坏、优劣之分,而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我们应该尊重其他文化,学习、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理念及其意义“仁者爱人,非爱其美,而爱其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
”这些说话典故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理念,体现文化多年演变而来的成果,蕴含的智慧、情感、忠诚、责任、尊重和爱心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1. 孝道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伦理理念之一,其核心是“孝敬长辈,关心国家和社会”,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不仅是一种义务和责任,而且也是一种荣誉和信仰。
孝道强调家庭中的爱和尊重,而在社会中,重视孝道则能够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共同价值观念,也是对先人和民族的一种尊重和纪念。
2. 忠诚忠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被视为一种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品质,涵盖了忠实、忠贞和忠诚等含义。
忠诚的实践不仅在个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政治、军事和社会领域中也具有广泛的应用。
忠诚体现了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仰或工作的忠实和坚定,能够帮助人们在遇到困难或挑战时坚持自己的信念。
已被证明,忠诚是社会成功的必要条件,社会的一切即由忠诚建立。
3. 尊重尊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伦理理念,强调人类的平等和尊严,表现出理解、和解和接受的事实。
尊重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姿态,而是成为文化中的一种气质,体现了文化的人性要素,也是互相尊重、平等、和谐的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尊重是有着不可置否的重要性,具备尊重精神的人能够容纳和接受他人,不轻易进行批判和攻击。
倘若没有尊重的态度,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会日益加深,社会和谐就更加难以维持。
4. 友爱友爱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伦理理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互助关系。
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友爱是一种重要的实践和关怀。
友爱能够在职业领域中使人们更加高效地工作,其实现方式是先以人为本,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和道德操守来构建关系。
基督教信仰与社会伦理观念的互动关系基督教信仰和社会伦理观念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对于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经的信念系统,而社会伦理观念则是指一套被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话题,它帮助塑造了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道德标准。
本文将探讨基督教信仰和社会伦理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伦理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基督教教义强调爱、宽恕和公正等价值观念,这些思想也渗透到社会伦理观念中。
例如,“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是基督教中的重要教导,而宽恕和和解是社会中推崇的行为。
这些信仰教义促进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发展,塑造了人们对于仁爱、公平和公正的价值观。
其次,社会伦理观念也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社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不仅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同时也对信仰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
社会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观念会影响人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和实践。
例如,在一个重视平等和人权的社会中,基督教信仰也更容易强调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平等的重要性。
此外,基督教信仰和社会伦理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在道德争议和伦理挑战中得到展现。
不同人群对于特定的道德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而这些观点和立场往往受到世俗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影响。
例如,性别平等、同性恋权益和堕胎等议题引发了众多争议。
不同的基督教信徒和教派会根据圣经教义和信仰原则来进行立场表达,同时,伦理观念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改变和调整。
最后,基督教信仰和社会伦理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可以通过个人体验和社区实践来体现。
基督教的教义和伦理观念在个人的信仰和生活实践中得到体现,同时,社会伦理观念也在基督教社区中得到具体化。
教堂、教会和宗教组织提供了社交互动、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的平台,人们通过这些实践来体验和展示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总之,基督教信仰和社会伦理观念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与基督教的伦理意义——基督教伦理在中国“伦理”或“道德”之谓(Ethics or Morality),在中文与西文中均可作两个层面上的解释,即:内在的价值理想或者外在的行为规范。
而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际碰撞中,由于“至简、至圆”、“阴助教化”的本土传统之引导,这两个层面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行为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化”或者“道德化”始终是汉语基督教的主要路向。
这种“单向度”的阐释框架,使“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与基督教所应当包含的伦理资源之间,常常存有一定程度的错位。
不解决这一问题,基督教伦理便无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实现其潜在的可能性。
一汉语基督教的“伦理化”过程基督教初入中土之时,景教文典首先是日益见出“撮原典大部之要,引中土佛道之俗”的倾向,即所谓“以佛老释耶”。
立于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译述于初唐的《一神论》,已开始借用佛老的“妙有”、“无为”、“法界”等,并有“神识”、“五荫”、“四色”之谓,被研究者对应于佛家的“识蕴”、“五蕴”、“四大”。
中唐以后的《宣元至本经》更有“无元”、“无言”、“无道”、“无缘”、“非有”等道家语。
其中“妙道能包含万物之奥道者,虚通之妙理,群生之正性;奥,深秘也”等等,被认为是老子《道德经》“道者万物之奥”的注释;“善人之宝”以及“美言可以市人,尊行可以加人”基本上是引用老子的原句。
《志玄安乐经》则是以“无欲”、“无为”、“无德”、“无证”贯穿其解说,甚至借耶稣之口作佛老之言:“凡修胜道,先除动欲,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悟能证;能悟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过于附会佛老的释经方式,使景教难以获得独立的文化身份,乃至其大部分经文竟是夹杂在佛教典籍中得以保存。
这样,它在唐武宗以后一禁而绝,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对于后世基督教的再度传入中国,景教至少留下了三方面的结构性影响。
伦理学中的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研究,涉及到人类行为和价值判断的问题。
在伦理学领域中,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宗教信仰对于塑造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道德规范也是许多宗教信仰的核心。
本文将介绍伦理学中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的关系,并探讨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一、宗教信仰对伦理观念的塑造宗教信仰是一种对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它提供了一套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对人们的行为方式起到引导作用。
不同宗教对道德的要求和评价标准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是它们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行为的重要性。
例如,基督宗教教导人们要爱他人如同爱自己,伊斯兰教倡导施舍和援助弱者,佛教强调慈悲和不伤害他人。
这些宗教信仰中的道德规范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道德规范对宗教信仰的影响道德规范作为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也影响了宗教信仰的发展。
宗教组织需要根据社会的道德要求来规范信徒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例如,大多数宗教都谴责诚信的缺失、暴力和不公正行为。
这些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教信仰的发展,以适应社会的要求。
然而,一些道德准则也可能受到宗教信徒或组织的解读和解释,导致不同宗教在特定道德问题上产生分歧。
三、宗教信仰与道德观念的个体因素宗教信仰对个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
宗教提供了一种信仰体系,为信徒们提供了道德的基础和行为的指南。
宗教信仰可以培养人们对善与恶的判断力,引导他们在人类行为的伦理准则下生活。
宗教信仰也强调个人内心的修养和良心的觉醒,对个人心灵的成长和价值觉醒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宗教信仰与道德观念的社会因素除了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也对宗教信仰与道德观念的关系产生影响。
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会对宗教信仰产生塑造和影响。
在世俗化趋势盛行的社会,人们对宗教信仰的需求可能减少,而社会道德规范成为主导。
然而,宗教信仰仍然扎根于许多社会中,通过与道德规范的互动和影响,为社会提供一种基本的道德框架,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支撑。
“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与基督教的伦理意义―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可能性及其难题【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与基督教的伦理意义。
在介绍汉语基督教伦理的内涵后,分析了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差异、融合以及困境。
最后讨论了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汉语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但也存在发展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将基督教伦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以实现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挑战与机遇并存,唯有深入研究和持续探索,才能更好地实现“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汉语基督教、伦理化、基督教伦理、中国文化、融合、困境、挑战、发展前景、挑战与机遇并存.1. 引言1.1 研究背景汉语基督教伦理是指基督教伦理观念在中国文化和语境中的体现和发展。
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背景的不同,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实践和理解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境。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国家,传统的中华文化对于伦理道德有着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基督教的伦理观念需要与当地文化进行对话和融合,以更好地在中国社会中生根和发展。
探讨汉语基督教伦理的内涵和意义,研究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可能性和难题,对于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推动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汉语基督教伦理的研究和思考,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方向,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对于汉语基督教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融合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汉语基督教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意义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可能性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伦理的名词解释伦理是关于人类行为与价值观念的研究,它涉及到如何判断行为的对与错、好与坏,以及个体和社会在道德上应当如何选择。
伦理学是一个辽阔且复杂的学科,其中包含各种伦理观和伦理体系。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一些常见的伦理术语和伦理原则。
1. 伦理观伦理观是指一个人或群体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信仰或看法。
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往往拥有不同的伦理观,这些观点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形成的。
在中国,儒家伦理观侧重于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而基督教的伦理观则强调慈善、仁爱和个体的灵魂救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伦理观,它们也会随着时间和经历的变化而发展。
2. 伦理原则伦理原则是指人们在决策和行为中所遵循的一般性准则。
常见的伦理原则包括:尊重他人的尊严和自主权、遵守诚实和诚信、不损害他人的生命和财产、促进公正和公平等。
伦理原则通常被用于指导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做出正确的道德决策,如医生面对治疗选择、政府官员处理公众事务、家庭成员面对遗产分配等。
3. 伦理冲突伦理冲突是指个体或群体在决策过程中遇到的两个或更多的相互矛盾的伦理原则或价值观。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面临许多伦理冲突,例如一个医生可能需要在保护患者生命和遵守患者意愿之间做出决策。
解决伦理冲突需要人们权衡各种利益,寻找一个最合理的平衡点。
4. 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指一个人行动和言辞中所体现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
伦理道德是社会和文化中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它规定了一个人应当如何与他人互动、如何对待动物和大自然、如何履行职责等。
遵守伦理道德有助于建立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也有助于每个人个体的道德成长和自我实现。
5. 伦理教育伦理教育是培养个体和社会对伦理与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的过程。
伦理教育不仅仅涉及到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个体的道德判断和决策能力。
伦理教育不仅在学校中进行,也可以在家庭、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进行。
通过伦理教育,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伦理原则和价值观,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它们。
宗教社会学中的宗教伦理观内容摘要:宗教伦理是宗教信仰与伦理的结合。
宗教伦理是人和社会的普遍需要以神圣律令的方式外在化、客观化,再通过信仰内在化为人的思想行为,从而实现作为存在物的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
从宗教伦理的实质内容和现实发展历程来看,宗教伦理是人类生存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不排斥社会世俗伦理,而且与世俗伦理相结合,是维护现实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规范。
伦理功能是宗教的重要功能,对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
关键字:宗教伦理,社会影响,道德规范,社会发展宗教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角色,他是一种普遍的历史文化现象,与世俗伦理有密切联系,这使得宗教在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伦理因素必然凸显出来并成为值得重视的因素。
伦理是从应然性的角度对人性、秩序及社会关系的自觉意识、价值评判和理性规范,宗教则在根本上从人与某种超越的终极实在之关联的角度揭示或评判人性与社会。
任何宗教传统对于社会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常识道德、生活习俗及指导这些习俗的伦理原则,无不体现出宗教在人类思考生命本质、社会秩序及万物之生成变化诸方面的深层意识。
道德信仰的基础在信仰者看来就是宗教信仰,整个自然秩序正是因为宗教的介入才被纳入了伦理秩序之中,一切宗教都具有道德内涵,宗教与伦理比宗教与其他意识形式更具内在联系性,这无疑是宗教伦理化的重要基础。
一、什么是宗教伦理通常,人们将宗教伦理理解为在宗教领域和宗教活动中,由特定的信奉者群体遵守的、从特定信仰体系里引申出来的一套伦理观念和规范、仪式仪规的系统;它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等一样,属于一种特殊领域和特殊活动中的伦理,即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其实质在于以神圣的信仰为根据来建立道德行为的准则。
宗教伦理是指在宗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了调整信教者之间、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人与终极实在以及俗界与圣界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教义、信条、诫命以及德目的总称。
从层次上来看,宗教伦理可分为两层:一是处理人与终极实在(上帝、真主、梵、涅槃等)之间关系的规范;二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与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规范。
“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与基督教的伦理意义——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可能性及其难题“伦理”或“道德”之谓(Ethics or Morality),在中文与西文中均可作两个层面上的解释,即:内在的价值理想或者外在的行为规范。
而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际碰撞中,由于“至简、至圆”、“阴助教化”的本土传统之引导,这两个层面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行为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化”或者“道德化”始终是汉语基督教的主要路向。
这种“单向度”的阐释框架,使“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与基督教所应当包含的伦理资源之间,常常存有一定程度的错位。
不解决这一问题,基督教伦理便无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实现其潜在的可能性。
一 汉语基督教的“伦理化”过程基督教初入中土之时,景教文典首先是日益见出“撮原典大部之要,引中土佛道之俗”的倾向,即所谓“以佛老释耶”。
立于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译述于初唐的《一神论》,已开始借用佛老的“妙有”、“无为”、“法界”等,并有“神识”、“五荫”、“四色”之谓,被研究者对应于佛家的“识蕴”、“五蕴”、“四大”。
中唐以后的《宣元至本经》更有“无元”、“无言”、“无道”、“无缘”、“非有”等道家语。
其中“妙道能包含万物之奥道者,虚通之妙理,群生之正性;奥,深秘也”等等,被认为是老子《道德经》“道者万物之奥”的注释;“善人之宝”以及“美言可以市人,尊行可以加人”基本上是引用老子的原句。
《志玄安乐经》则是以“无欲”、“无为”、“无德”、“无证”贯穿其解说,甚至借耶稣之口作佛老之言:“凡修胜道,先除动欲,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悟能证;能悟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过于附会佛老的释经方式,使景教难以获得独立的文化身份,乃至其大部分经文竟是夹杂在佛教典籍中得以保存。
这样,它在唐武宗以后一禁而绝,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对于后世基督教的再度传入中国,景教至少留下了三方面的结构性影响。
第一,异质文化的移植,似乎必须经由一种本土的阐释方式加以引导;明清之际的“以儒释耶”或可说是此种逻辑的又一次推演。
第二,“以佛老释耶”在义理上的结果,是通过“玄无至乐”趋向形而上之思;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
第三,“以佛老释耶”的结果落实到世间,则是遣欲澄心、遗形忘体的“养性”之德;汉语基督教的“伦理化”过程,在此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明清之际“以儒释耶”的典型,可见于明弘治二年(1498)、正德七年(1512)和清康熙二年(1663)分别竖立于开封以色列教寺的三块石碑。
其碑文不再附庸公文易文秘资源网始建于2003年,是专业的文秘写作资源网站,海量的范本、专业的内容,欢迎访问佛道,却反复强调基督教“与儒书字异而义同”,所同之处则是“孝悌忠信、仁义礼智”、“不外乎五伦矣”。
其中许多措辞,反复涉及君臣父子、天命王法,与《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公孙丑上》如出一辙。
附会儒理的汉语基督教,更多地执著于伦常日用、世俗纲纪的“修身”之德,这成为汉语基督教之“伦理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
虽然“礼仪之争”使这一过程暂时停止,然而根据儒学传统和世俗道德来褒扬或者批判基督教,已成中国受众的基本格局。
鸦片战争强行打开“教禁”,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更大规模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不过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这恰恰使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难脱干系。
如同林语堂所说:“中国基督徒不近鸦片”,外国的传教士也当然谴责鸦片;但是其中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成分,是传教士的同胞们把它带进来而用枪逼我们接受。
” 因此就连林语堂这样一个与基督教渊源深厚、并且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信仰的人,也相当刻薄地描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尴尬:“传教士进入中国……正是在中国人被鸦片恶臭熏醒的时候。
……传教士及鸦片都在战舰的荫庇之下得益,使这情形变得不但可叹,而且十分滑稽可笑。
……传教士曾关心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战舰把我们的身体轰成碎片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笃定可上天堂,这样便互相抵消、两不相欠。
”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世纪以来“本色化”运动的实质性任务,其实就是“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
惟其如此,基督教才有可能融于现代社会以及中国文化的语境。
而要完成这一任务的直接进路,仍然被认为是“伦常日用之间”——基督教伦理的世俗功能再次得到重申。
就此,许多神学主张并不相同的汉语基督教学者均有相似的论说。
中国大陆的基督教领袖丁光训先生,近年来也多次强调福音中的伦理内容,以及基督教之“救赎”与“服务”相统一的道德作用。
[NextPage]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发展迅速,有些地区基督教信徒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其人口增长的比例。
教外研究者的一些善意的调查报告常常会着重说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对于改善当地的社会秩序、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准等,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教会内部也与佛教的“利乐有情”、道教的“两世吉庆”相应,提出“荣神益人”,并大力表彰修桥铺路、植树造林中的基督徒积极分子和“五好家庭”等等。
这些进展当然可以标志着基督教已经更多地为中国社会所接纳;但是另一方面,当“伦理化”的阐释方式进深到体制性层面时,我们或可发现汉语基督教在神学理念上似乎始终没有发生过多少变化。
时至90年代,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所倡导的“世界伦理”构想有可能成为汉语基督教之“伦理化”的新的生长点,同时它也迫使我们更直接地面对其中的问题。
比如:第一,世俗的伦理准则并非绝对的道德命令,如果抽去其背后的信念依据,它是否可以为自身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事实上,任何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得道德的辩护,那么世俗的伦理准则能否解决这种内在的悖论?第三,无论是“底线”的还是“高线”的伦理准则,在各种文化传统和信仰资源中都并不缺乏,然而这些准则何以不能产生实际的约束力?公文易文秘资源网始建于2003年,是专业的文秘写作资源网站,海量的范本、专业的内容,欢迎访问二 “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所受到的挑战儒学传统在现世道德和人生境界方面的优势,使汉语基督教的“伦理化”传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其中的悖谬在于:一方面似乎是“伦理化”的路向才使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得到成功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执著于世俗伦理的汉语基督教在义理上并不优于其施教对象,从而无以确认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立身依据。
在明清文人依据儒家道德对基督教进行“格义”、“判教”及其相互攻讦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前,儒释道三家便已在皇权的涵摄下形成“三教论衡、同归于善”的传统。
所谓“善”者,乃是“阴助教化”之谓。
由此论之,“伦理化”并不为汉语基督教所独具,而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强大的惯性。
基督教要在这一语境中进行涵化,“同归于善”当然最为简便,但是“阴助教化”的“善”必然要求放弃异质的价值理想,在“用”的意义上融入世俗纲常。
因此“同归”的选择只能再次印证中国传统的包容性和化解力,并不能解决汉语基督教的文化身份问题。
其实这种包容性和化解力更注重的只是“同”,而不是所“归”的对象。
乃至有伶人戏噱“三教论衡”时,甚至可以将“善”转换为“妇人”,“同归”的逻辑却仍然不能动摇。
再者,中国与西方均可以在传统中找到“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资源。
但是如前文所述:“引导”过景教的佛老思想最终是落实于“养性”;作为明清以后汉语基督教之主要阐释依据的儒家学说,则以“修身”为根。
隐含其间的,正是汉语本义上的“道德”。
“道德”在中国的古文字中,与人类的行为密不可分。
“道”字从“走”从“首”;“走”是人的行止,“首”则像“人头有发形”。
“德”字从“彳”;“彳”也是“小步而行”,所以“德”即是“用力徙前”。
直到《礼记·中庸》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和《易经·乾卦》的“君子进德修业”,伦理道德之学大体是以行为规范的意义传世的。
西方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至善”的追索始终潜在其间; 这与基督教的神学伦理含有相似的指向,却完全不同于汉语基督教所属意的世俗秩序。
中国更具形而上意味的道德学说或许是由天及人的老庄之道,然而它在“及人”之处落实于“为无为、事无事”、“欲不欲”、“学不学”等一系列否定式的原则。
老子《道德经》甚至提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 这样,明清以后被肯定现世秩序、强调“收拾人心”的儒家思想所阐释的汉语基督教,似难以取道老庄。
[NextPage]儒家之道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从这“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关联到基督教,在辜鸿铭1901年所著的《总督衙门来书》中引出了一段有趣的解说:“无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德国人,是商人、传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文化人。
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公文易文秘资源网始建于2003年,是专业的文秘写作资源网站,海量的范本、专业的内容,欢迎访问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个伪善者、一个下流人、一个非利士人、一个邪教徒、一个亚玛力人、一个野蛮人、一只野兽。
” 辜鸿铭的措辞尽管极端,对“人能弘道”的把握并没有错,即:所谓“道”并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而被确认,它只是在道德主体的行为中得以显现的。
关于这一点,孔子本人也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
恰如识者所断:“儒道‘道德观’的分野,全在于是否‘依于仁’。
”按照儒家理想,世间道德所凭依的“仁”是与“圣”相通的; 同时,与“圣”相通的“仁”又完全是人力所能及,正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既然“仁”能通“圣”、且可以“至”(获得),而“至善”之“道”只能存于“志”,那么祈向绝对价值的“究元”当然要取道于相对性的现世德行。
由此似可为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作一别解。
尽管“中庸”被孔子释为“至德” ,此处的“至德”却显然有别于作为“圣”本身的“至善”,其关键的落脚处不在于“至”而在于“德”。
“德”所指涉的很难说是“形而上之境”,恐怕更多的还是现世中的“修养践履”。
基督教的理想一旦被这样的道德学说加以阐发,在适应中国文化语境的同时必然要背离自己原本的信念。
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明灾难(如西方的“奥斯维辛”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伦理道德问题上引出了新的质疑。
世俗道德的不堪,典型地暴露了理想价值在现世的片面、限度和自相矛盾。
这一方面使人不得不重新退回“伦理的底线”,一方面也应当使基督教的神学伦理学凸显出“元伦理”的意义。
当代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任何世俗的道德规范,都无法为自身提供合法性说明、无法解决内在的悖论、也无法从自身产生实际的约束力。
这恰好是中国文化可以从基督教得到借鉴之处,也恰好是汉语基督教的“伦理化”路向从基督教伦理之中消解掉的根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