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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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西方宗教学与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导读:在我们经历的世纪之交和千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即宗教学的崛起和迅速发展。
宗教乃人类精神现象和灵性生活,人们……在我们经历的世纪之交和千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即宗教学的崛起和迅速发展。
宗教乃人类精神现象和灵性生活,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和研究,亦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应该承认,在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前,这种宗教认知和研究或是各种宗教本身的一种内在性研究,体现出对其观念、情感、行为、组织、经籍及文化构建和传统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剖析,或是其它相关学科所需的一种边缘性研究,展示着这些学科具有的多元知识背景和必要逻辑关联。
而不带信仰前提、不为辅助手段、以客观、科学、公正态度为特色的、具有独立学科意识的宗教学,则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
西方宗教学作为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从根本上影响到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宗教研究。
西方宗教学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围、特定范畴、基本方法和学术流派。
宗教学在其范围界定上有狭义、广义之分。
狭义宗教学强调其对宗教的客观描述、临境观察和主观理解,旨在展示宗教的现象和状态,而不涉及对宗教的本质定性和价值判断。
此即宗教学的最初立意和形态,它将宗教哲学、宗教批评学和宗教神学排斥在外。
广义宗教学则包括对宗教意义的探讨、对其本质的揭示和对其价值的评断,以一种开放之态来迎接宗教研究范围的扩大。
大体而言,这种广义宗教学乃涵盖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地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哲学、宗教批评学和宗教神学。
此外,亦有一些现代学者主张将宗教考古学、宗教文献学和宗教语言学等纳入广义宗教学的视域。
宗教学探究吸引且困惑人之精神世界的一些基本关系,如神与人、神圣与世俗、灵与肉、彼岸与此岸、超越与有限、心灵与社会等,由此构成其研究体系的特定范畴。
作者: 杨慧琼
作者机构: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出版物刊名: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70-74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2期
主题词: 基督教;在华传播;文化适应;信仰;属灵崇拜;妈祖信仰
摘要:清朝从1693年开始了百年禁教,但事实上在华基督教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地下传播致信徒日增。
这在当时中国是普遍的情形,福建也不例外。
这说明,基督教扎根中国社会的阶段早已完成,且根基深稳。
本文认为.明末清初到1723年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扎根阶段。
这种扎根通过信仰的交谊舞而完成。
具体地说。
基督教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在信仰层次上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本土信仰中与之相通的部分。
孔孟之道,佛教和道教。
以及民间信仰,都成为了基督教信仰的辅助信仰,成为人们转变信仰的基础。
这是基督教扎根中国社会的奥秘所在。
也是最有效力的适应。
基督教中国化演讲稿原文5分钟(精选4篇)演讲稿1:尊敬的评委、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向大家分享有关基督教中国化的话题。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这片热土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以及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基督教中国化指的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融合的过程。
最早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时期,而真正的传播则要从明朝开始。
在中国,基督教逐渐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基督教文化。
其次,基督教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基督教宣扬的爱与和平的理念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仁爱“、“和谐”等价值观相契合,加深了中国文化中关于人伦和社会和谐的思考。
其次,基督教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关爱,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此外,基督教还对中国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元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最后,基督教中国化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境。
中国是一个多元宗教共存的国家,而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处理好,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此外,基督教在中国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自主的问题上也需要不断探索和改进。
总的来说,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相互交融的结果,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文化元素。
同时,它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
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基督教中国化一定会继续发展壮大,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谢谢大家!演讲稿2:尊敬的评委、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融合,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基督教文化。
首先,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融入了一些本土的元素。
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采取了积极地本土化策略,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和教育理念,并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结合。
从中国礼仪之争看基督宗教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第一篇:从中国礼仪之争看基督宗教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从「中国礼仪之争」看基督宗教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再论21世纪基督宗教的对话形态段德智本文的根本目标在于以「中国礼仪之争」为例证来具体深入地讨论基督宗教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以及当今时代基督宗教的对话形态。
基督宗教的全球化和对话形态所关涉的,不仅是基督宗教全球化的潜在可能性,而且是基督宗教全球化的现实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运动和历史过程,不仅关涉到同世界各国本土宗教的现实对话问题,而且还势必关涉到同世界各国本土文化的现实对话问题。
「中国礼仪之争」,同印度礼仪之争、日本礼仪之争、比属刚果礼仪之争一样,都是基督宗教全球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事件,但它更具有典型价值,更有深广的影响。
这一历史事件昭示给我们的真理主要在于:本土化乃全球化的首要前提和基本内容;本土化的关键在于「世界主义」和「平等对话」;文化对话和学术对话乃信仰对话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文化对话和学术对话的基础上信仰对话才有可能。
200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了一次「中国当代学人基督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
我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试论希克多元论假说的乌托邦性质:对21世纪基督宗教对话形态的一个考察」的论文。
这篇论文虽然以其主要篇幅解说希克多元论假说的乌托邦性质(「非历史性质」或「超历史性质」)及其方法论基础(「狭隘片面的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但其根本目标则在于对「21世纪基督宗教对话的现实形态」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21世纪基督宗教不可能取「多元主义」的宗教对话形态,而只能取「面向多元主义的宗教相容主义」,即「宗教信仰层面」的「相容主义」与「宗教文化」和「宗教交往」层面的「尽可能多的多元主义」。
诚然,我在解说希克多元论假说的乌托邦性质时,也枚举了一些宗教历史以及现当代宗教现状方面的材料,但是总的来说,这篇论文对21世纪基督宗教现实对话形态的上述结论基本上是从希克多元论假说的乌托邦性质的论断中「演绎」出来的,因而从根本上说只能算作一种「间接论证」,尚缺乏有力的直接的事实例证。
基督教中国化的基本考量
卓新平
【期刊名称】《天风》
【年(卷),期】2018(000)012
【摘要】第一,基督教中国化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
基督教作为信仰社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不是在政治真空之中,而是有着鲜活、真实的政治处境。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所经历的西方政治反华,今天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而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有着对这些西方差会的依附,故此必须摆脱对其依属;虽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基本上摆脱了这种依附,但其在不同处境中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尚未彻底完成。
所以,基督教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仍然是首要的,而且乃其重中之重。
【总页数】2页(P4-5)
【作者】卓新平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基督教中国化的内涵、目标和原则——《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摘编 [J],
2.思考与实践并行,努力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福建省基督教两会举行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交流会暨《八闽齐颂赞——福建省基督教中国化原创圣乐,优秀作品专辑》首发式侧记 [J], 林超群
3.伊索寓言与明末清初的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学范例 [J], 孙琪
4.《和合本》,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一步——纪念圣经《和合本》出版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论文摘编 [J], 《天风》编辑部
5.『灵修中国化』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在宁波基督教两会举办的『灵修传统与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J], 单渭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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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2021 年1 月第50 卷 第1 期Jan. 2021Vol. 50 No. 1构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100732)C SS SS S S SS SS S S e /X/1S S e /X/1S S S S e /X/1S S e /X/1S S S S e /X/1S S e /X/1S S e /X/1S S S S e /X/1S S e /X/1S S S S e /X/1S S e /X/1S S S S e /X/1S S e /X/1S S «/[摘 要]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这一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想及其整体架构这两大层面展开探究,并从其涉及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大领域的学科分类加以具体分析论说,旨在为当下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之构建,提供相应思路、形成可行框架。
[关键词]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学科分类[中图分类号]B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 — 7623(2021)01 — 0065 — 09DOI :10. 3969/j. issn. 1001 —7623. 2021. 01. 007当今世界处于重大的历史转型期,有许多理论 问题需要深刻思考,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亦面临着 发展上新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5 - 17”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血8这一重要指示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确定了任务。
礼仪之争——中国与基督教的矛盾礼仪之争——中国与基督教的矛盾原创煮酒君谈史05.23 21:25阅读15万+文/煮酒君imgLoading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十分漫长,今日,基督教在中国已经不再陌生,但是时至今日,在中国基督教仍然有明显的外来感,与佛教和中国的融合不同,基督教的传播之路非常坎坷。
即便在今日,基督教与传统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也很巨大。
而这些的源头,源自于一场绵延近乎100年的礼仪之争,这场礼仪之争,几乎葬送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播。
利玛窦规矩与龙华民、徐光启之争1540年,经教皇保禄三世批准,西班牙军人出身的罗耀拉依那爵在巴黎创立耶稣会,耶稣会内部如同军队,组织严密,强调绝对效忠,绝对服从。
罗耀拉的同学沙勿略前往东方传教,在日本取得巨大成功,此后沙勿略希望前往中国,却在广州上川岛意外病逝,同年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揭开天主教序幕,随后由利玛窦负责传教,利玛窦广结各地士大夫,使得天主教在中国获得了传播,利玛窦选择了一条“汇通儒耶”,以儒补基督教,以便传播的路线,由于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利玛窦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博取了好感。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他研习儒家文明,蓄发深衣,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地图、天文等西方科技,与徐光启等学者和东林党有密切接触,利玛窦的努力获得了认可,在北京也创办了一间教堂。
天主教主张上帝无形,认为对于物品祭拜是拜物,即崇拜偶像。
这是天主教不允许的,但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加之研究了古籍,利玛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用中国古籍中的上帝指代天主,并且主张恢复古代先秦儒学不以拜物,崇拜上帝的特征。
而中国人对于祭祖,上坟的行为,利玛窦也指出,指出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这不存在信仰问题,只是一种礼仪方式,而允许祭祖。
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泥中,举认为人。
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引绳人也。
”之记载。
另外,中国古代传说中也把炎帝和黄帝视为人类的祖先,将后人视为“炎黄子孙”。
由此可见,中国的古神系统传说繁多,谱系复杂。
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信奉的不是“神创说”而是“人创说”。
中国“神系”结构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乃至炎黄二帝之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崇高,其功绩并不在于创造万物,而在于他们躬身而为,蹈励而行,引领人类认识自然万物,征服自然。
人类始祖女祸严然是一个大地母亲的形象,她的抟土为人并不象西方的上帝造人说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和严格的规则,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消遣与即兴创作,作为创世者的威严与神圣并不存在。
所以,中国传统中的“神”实际上是一种拟人化的形象,所谓的人类始祖和常人一样都是肉身凡胎,只不过他们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起到了领袖作用,被后人神圣化了。
通过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创说”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不同之处非常明显:其一,基督教教义中严格明确地指出了人与上帝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上帝之超越性的神性维度使之具有沟通有限与无限的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神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明确区分,因此人与神的相似性与亲近关系难以形成截然分开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也可以说,无论人或神都处于现世之中,随着古代的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的融合,以致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被视为宗教意识淡泊的民族。
其二,传统的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自终强调上帝的唯一性、绝对性、完整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神”身份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使中国文化中缺少对唯一神的信仰传统。
简而言之,由于基督教中的创造观念,表现为一个过程,即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神话的“神意”形象缺乏其超越维度,更易被理解为世人中出类拔萃者或人民领袖之类。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的儒学更趋于强调人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重视人及其在历史上的作为。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此拉开距离。
宗教与中国社会伦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 > 聚焦对话 > 浙大研讨中国信仰缺失对策 呼吁对宗教“脱敏”2011年06月04日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丹珍旺姆 2011年6月4日, 凤凰网华人佛教杭州讯:2011年6月4日,由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主办的《宗教与中国社会伦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此次研讨会旨在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建立对话渠道,共同寻找化解信仰缺失危机的积极对策。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万俊人,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安伦,浙江大学基督教与文化研究中心王志成,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李向平,南京大学哲学系圣凯法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徐向东,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周国文,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傅有德,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庆熊,中央统战部李平晔博士等国内40余位宗教学、伦理学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成果斐然,但在歌舞升平的经济繁荣背后,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信仰缺失危机,出现了诸如单纯物质追求、精神文明荒废、拜金主义严重、道德衰落、腐败猖獗等问题。这些仅在三十年多前还会令人感觉耸人听闻的道德沦丧行为,如今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常态。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安伦认为:当今难以找到任何国家的国民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不受伦理制约,道德衰败无论从程度上还是规模上都超过了中国以往任何朝代。我国的公民道德体系已经到了亟待重新建设的关键时刻。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文明对话的不断深化,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存在,已被公众所接受,并逐渐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文化景观、社会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真正对话虽然很难,却是可能的、也是被多数人所鼓励的。在当今“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文明相遇、文化交流的频仍,使“对话”成为首要选择和最佳选择。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曾以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来彼此面对、相互碰撞。但人类的成熟,却以不同文明的对话、多种文化的交流为标志。真正的共聚、共存和共同发展要靠对话来沟通。
哲学社会学院“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专题讲座应哲学社会学院陈声柏副教授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宗教学理论教研室主任张志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李向平教授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期间将为我校广大师生做如下专题学术报告:卓新平教授讲座一:国际宗教的历史与发展趋势(百年兰大•名家讲坛)时间:2009年6月11日晚19:30-21:00地点:本部飞云楼报告厅讲座二:世界宗教与世界文化时间:2009年6月12日上午8:30-10:30地点:榆中校区教学楼B601讲座三:宗教现象与宗教研究纵横谈时间:2009年6月13日下午14:00-16:00地点:医学校区明道楼305(会议室)卓新平教授简介:卓新平教授,198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8年回国,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8年被接纳为德国宗教史协会终身会员,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回国留学人员”,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入选为欧洲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2008年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为宗教理论与基督教神学。
代表著作有《宗教与文化》、《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基督宗教论》、《基督宗教研究》等个人学术专著12部、主编及合著1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
张志刚教授讲座一: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时间:2009年6月10日晚19:30-21:30地点:榆中校区教学楼A503讲座二: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时间:2009年6月12日晚19:00-21:00地点:医学校区A区教学楼A9教室讲座三:宗教现象与宗教研究纵横谈时间:2009年6月13日14:00-16:00地点:医学校区明道楼305(会议室)张志刚教授简介:张志刚教授1986年1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哲学系宗教系教授、宗教学理论教研室主任。
Category 9 –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15.《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奥地利]雷立柏(Leopold Leeb)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98千字雷立柏,生于1967年。
1985年入ST Gabriel大学学习哲学、宗教学。
1988-91年在中国台湾学习汉语。
1996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汤一介、陈来先生指导下完成论文《张衡,科学与宗教》。
99年或博士学位。
曾发表过《李约瑟、宗教与科学》等论文。
本书系由卓新平教授主编的的《宗教与思想》丛书之一。
该丛书的介绍请参《记忆与光照》概要。
作者以基督的大与小分别指对基督教的正面、积极的评价和片面、否定的评价。
本书旨在讨论二十世纪上半期即1900年至1950年期间华人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认识。
作者试图澄清的问题是这一时期华人知识分子认识基督教的“大”还是“小”,他们如何理解基督教与现代化、现代科学和社会的关系,他们如何理解基督教和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他们的中国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了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他们对基督教、西欧思想史、宗教史的了解是否全面准确等等。
作者首先讨论了十九世纪末一些华人知识分子如谭嗣同、王韬等对基督教的认识,接着分析了20世纪上半期三种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讨论和评价:对基督教有某种好感但不明显地站在基督教立场的学者,如周作人、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倾向于新教的学者,如朱友渔、赵紫宸、谢扶雅等;倾向于天主教的学者,如马相伯、苏雪林等人。
最后作者对华人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认识进行了评价,他认为1900年至1950年之间华人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基督教的“大”,对基督教的重要性、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可能具有的意义有了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作者是一个生长于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哲学也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对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评价基督教的审视有其独特的意义。
百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变革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相当悠久,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与发展。
今天,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基督教在中国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将着重分析百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变革情况。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7世纪时的唐朝,当时从西亚传来的基督教在唐朝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随后因为一系列原因而沉寂,直到16世纪时才再次传入中国。
不过,真正大规模传播基督教的时期则要追溯到19世纪。
当时的西方列强以和平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基督教传教士们也随之来到了中国大陆。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封建文化的压制对基督教传统教义的传播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基督教传教士们也积极拓展教育和医疗事业,使得不少中国人受益,并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
二、基督教在中国的变革与挑战在近年来的时间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自身发展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和变化。
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化“开放”,传统的封建文化渐渐地被愈加迫切需要的现代化思想所取代,基督教等宗教的影响力和渗透度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全面提升,中国人民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
此时,基督教等宗教信仰因其“灵性满足”的特点,逐渐受到中国民众的关注和追捧。
三、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趋势针对以上所述,中国基督教未来的发展趋势也相对明显。
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化更新,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和传教方式可能会受到更多考验,但只要能够紧密结合中国文化特色,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可。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民对于精神需求的增加,基督教等宗教仍然具有吸引力。
因此,加强与其他行业的合作,拓展其服务领域,将会成为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总体来看,百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变革,不仅是宗教变迁的历史,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缩影。
通过历史与当下的对比,我们也可以预测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而思考宗教与文化的多元共存的最佳方式,从而推动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
Mutually Adapting: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blahAboutZhuo XinpingShinjie zongjiao wenhua (Global Religious Culture), Vol.2, 1997, pp 8-12Ideally, Chinese Christianity should be the organic fusion produced by the mutual adaptation of Christianity to Chinese culture and vice versa. This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the religious spirit and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to Christ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Mutual adapt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not only involves findingcommon ground, but also exchanging and incorporating new ideas. As these two traditions have grown and matured throughout history, a struggle to dominate has led them to oppose and exclude one another. In the modern era, they have learned to adapt to tradition andmodernisation. Christianity is currently being assimilated and culturally reconstituted into Chinese culture. Christianity has inspired Chinese culture and provided it with opportunities and an impetus for reform and re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exchange and fusion has not prevented Chinese and Christian cultures from maintaining their own traditions.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y have become modern and dynamic.This rapprochement is in its early stages; healthy exchange and objective, fair dialogue is key to its continued success. Additionally, all forms of dogmatism and xenophobia must beeliminated in religious practice. Because it is universal, Christianity can accept and assimilat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its openness can also help China face up to a globalised world and become more modern. And because Chinese culture promotes tolerance, it can also recognise the existence and value of Christianity. Theclear way of thinking inherent to Chinese culture also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Chinese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契合∙Le processus d’adaptation bidirectionnelle entre le christianisme et la culture chinoiseA Market Theory of ReligionAnthony J. Blasi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P.O. Box 110282, Nashville, TN 37222-028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thonyblasi@References to market phenomena are common enough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ut despite the proliferation of systems of concatenate propositions that have been tested with survey and churchmembership data,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develop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how a religious market works.Consequent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lack of correspondence in the literature between the rolemarket phenomena play in economics and the role of market-like counterparts in the religious field.While there may be some point to offering a correction to allegedly market-centered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the intent here instead is to take what insights are to be had from the study of economic phenomena and draw out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nquiry into religion.Key Words:market theory • religion and economic phenomenaColumbans’ Administration Moves To Hong Kong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St. Columban has relocated its offices from Dublin, Ireland, to Hong Kong and will be open officially on May 1.The administration, known within the Society as the General Council, consists offour Columban priests elected to six-year terms to administer theworldwide Columban organization.The General Council has had its offices in Ireland since the Society’s founding in 1918, so the decision to move to Hong Kong was not made lightly, says Columban Father Tommy Murphy, the Society’s superior general. The move reflects the Society’s 90-yearcommitment to cross-cultural Catholic mission work.In recent years, Fr. Murphy said, the Columbans’ priestly ordinations and currentseminarians, plus 90 percent of all Columban lay missionaries, have come from Pacific Rim nations in Asia and South America.“This indicates that the future shape of the Society will be more multicultural than it is now,”Fr. Murphy said. “We think the location of the General Council should reflect this reality.”The General Council’s offices and living quarters are in the Kowloon area of Hong Kong.Glocalisation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Glocalisation (or glocalization) is a portmanteau word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Bydefinition, the term “glocal”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 group, division, unit, organisation, andcommunity which is willing and able to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The term has been used toshow the human capacity to bridge scales (local and global) and to help overcome meso-scale,bounded, "little-box" thinking. 'Glocals' is a term often used to describe a new social class: expatmanagers who travel often and switch homes often, and are therefore both global and local.∙∙∙∙∙∙[edit]A variety of usagesIn various uses, glocalisation has entailed elements of the following:▪Including and combining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or micro-meso-macro, as one dimension, the magnitudes or scale dimension. Manfred Lange [1] used the term "glocal" inlate 1989 dur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Global Change exhibition, and presented a poster onlocal and global change. [2]. [more below and external links]▪Us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to provide local services on a global or transregional basis. Craigslist and Meetup are examples of webapplications that have glocalised their approach.▪Individuals, households and organisations maintaining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that combine extensive local and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1]▪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organisation structures, working with local cultures and needs, by businesses as they progress from national to multinational, or global businesses. As hasbeen done by many organisations such as IBM.▪The creation or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intended for a global or transregional market, but customised to suit local laws or culture.▪The declaration of specified locality - a town, city, or state - as world territory, with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n a world scale: a process that started in France in 1949 andoriginally called Mundialisation.▪Thinking and being glocal, Carlos A. Gonzalez-Carrasco 2009 on Complexity in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delivered at York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edit]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The term glocalization originated from within Japanese business practices. It comes from theJapanese word dochakuka, which simply means global localization. Originally referring to a way of adapting farming techniques to local conditions, dochakuka evolved into a marketing strategy when Japanese businessmen adopted it in the 1980s.[3] It was also used in the Global Change Exhibition (opened May 30, 1990) in the German Chancellery in Bonn by Manfred Lange, the director of the touring exhibit development team at that time. [4]. He described the interplay of local-regional-global interactions as "glocal", showing the depth of the space presented and drawn.The System Earth poster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presented the scales involved. [5].Although the "glocalisation" term was not printed on the original exhibit's poster itself, [6], as this was considered "newspeak", it was used often when presenting the exhibition and ensuing the Local and Global Change Exhibition, "Geotechnica", Cologne 1991 [7]Glocalization was popularized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by the British sociologist Roland Robertson in the 1990s, the Canadian sociologists Keith Hampton and Barry Wellman in the late 1990s,[2] and Zygmunt Bauman. Hampton and Wellman have frequently used the term to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both local and wider-ranging activities of friendship, kinship and commerce. [3]Very often localisation is a neglected process because globalization presents an omnipresent veneer. Yet, in many cases, local forces work to attenuate the impact of global processes. These forces are recognisable in efforts to prevent or modify the plans for the local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for global corporate enterprises. For example,Thomas L. Friedman in The World isFlat talks about how the Internet encourages glocalisation, such as encouraging people to make website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s.Several NGOs are working to develop glocalisation, including the Glocal Forum (active since 2001) and the nascent Glocal University.The glocalization approach suggests that reconsidering frames of references and order schemas is useful for both global and loc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deed, global and local are reall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as a place may be better understood by recognising the continuum nature of glocalisation.In 2008, The Glocal Project [8] was created at the Surrey Art Gallery. This massive, contributive digital art project created a visual archive of images contributed by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nnecting them with local contributors from the Surrey community. The project looked at the effect that photo-sharing systems have on the ability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and creatively in both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context.[edit]See also▪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Globalocal▪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ystems and Cybernetics [9] and [10]▪GeoJournal, Access and Assimilation - Springerlink & [11][edit]Notes1. ^Barry Wellman, “Little Boxes, Glocaliza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Pp. 11-25 inDigital Cities II, edited by Makoto Tanabe, Peter van den Besselaar, and Toru Ishida.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2.2. ^Barry Wellman and Keith Hampton, “Living Networked On and Offline”ContemporarySociology 28, 6 (Nov, 1999): 648-543. ^ Hampton, Keith and B Wellman. 2002. "The Not So Global Village of Netville." Pp. 345-371 in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and CarolineHaythornthwaite. Oxford: Blackwell.[edit]Further reading▪Sarroub, Loukia K. (2008) "Living 'Glocally' With Literacy Success in the Midwest." Theory Into Practice, Vol. 47 Issue 1, p59-66.[edit]External links▪"InterNations - the Community for Expatriates and Global Minds"▪Global Change exhibition (May, 1990), and the poster on local and global change [12] which a year later was the title for the "Local and Global Change" exhibition(1991) [13]▪the GLOCAL initiative: think global. act local.Jacqueline Shawhan▪Glocalisation of Bulgarian fashion in 2005 by Lubomir Stoykov▪Article on OECD report▪Wal-Mart: a Glocalized company▪Globus et LocusThe Revival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in ChinaJohn BerthrongOctober 27, 2008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munist era in China in 1949, an d especiall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1960s and 1970s, it has been trying times for China’s great universities. Theology, philosophy, religious studies,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among others, fell on hard times and were basically banned from serious and critical study until the 1980s. However, like the popular revival of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dynamically re-emerged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modern China. There was no more dramatic illustration of this revival than the recent Beijing Summit on Chinese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A Symposium o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held recently (October8-10 2008) on the campus of Peking University (better know as Beida 北大 in Chinese). This fascinating conference was co-sponsored by a consortium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foundations and demonstrated the growing cooper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when it comes to the critical social scientificstudy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Boston University was extremely well represented by Profs. Robert Neville,Robert Weller (Anthropology), and John Berthrong.Religion is flourishing again across China in a diversity of formsthat will keep social scientists, historians, theologians, and religious studies professors busy for generations.Whether it is elite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academic professionals worrying about the role of Kongzi 孔子 (Confucius) in modern China or pondering the humble yet thoroughly entrancing practices and sacrifices atlocal temples, or the grow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Buddhism, China is alivereligiously as well as commercially. There were over thirty-five formal symposium participants and the Englishcollected essays runs to almost five hundred pages.As someone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ology I have watched the Chinese academic world flower over the last threedecades. The one area that seemed to lag a bit wa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I think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if youare an empirically minded social scientist, you need to collect data about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and I suspect that this was viewed as somewhat politically delicate even in the more open atmosphere of modernChina. The papers at this conference demonstrate that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have now begun the careful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spirituality. Paper after paper, both by Chinese and Western colleagues,confirmed a sure grasp of current research methodologies. Moreover, close to seven hundred undergraduate andgraduate students, faculty and interested members of the public completely packed a large hall to hear Prof. TuWeiming’s plenary presentation about the future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The conference likewise receivedpositive attention by the Chinese media. Everyone it seems is fascinated to learn about religion in China today.I personally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knowing and working with many members of what is called the NewConfucian movement. This includes philosophers and historians of religion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Confuciansas well as those who are simply fascinated by the revival of this great Chinese intellectual, social, philosophical,cultur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 But now soci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among others, have also begun to studywhat kinds of impact this Confucian intellectual or academic revival is having on all sorts of Chinese social strata.As my Chinese colleagues would say, it is about time to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gain, and this now includest 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China’s ebullient and diverse religious revival.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China is a country without religion and the Chinese are a people who are not bound by r(1891-1962, philosopher)“There was not one corner in the vast land of China where one did not find temples, shrinworship. . . [which] were a visible indication of the strong and pervasive influence of religYang (1910-1995, sociologist)Is China the least religious society in the world? Whereas armchair philosophers like to believe so, religion in China. Until recently, however, few social scientist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havsociety. We strive to advance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in China. With grants from the Templeton Foundation, and other sources, we have been organizing Summer Institutes, Symposia, also offer research grants and fellowships to Chinese scholars for conduct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tended to foster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of religious research equipped with social s produc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about relig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