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结构主义批评

同时，随着对结构主义批评介绍的深入，人们逐渐地转向了对它的研究和反思。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周英雄的观点。1990年，周英雄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周英雄在该书中有两篇文章专门研究结构主义批评。在《结构、语言与文学》一文中，他深入浅出地介绍和评述了结构主义。这篇文章最得力的是对李维史陀（一般译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的评论，他比较了神话与文学的不同，认为“神话之间屡有雷同之情形，其用意即要一而再再而三反覆重申。然而文学的情形则不相同，文学除了表现人性的共同性之外，也重表现形式，而此表现方式往往直接受语言，或间接受社会文化影响”，所以“就实际工作而言，文学牵连甚广，不如神话之单纯，因此也不能轻加改写、比较和综合”。周英雄在《结构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中回顾了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俗文学和文人文学两大类文学中的批评实践，对结构主义在何种程度上适合中国文学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在文章中，周英雄认为，“结构主义之分析，应用之妙在乎一心。结构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文学批评，也不能轻率一概而论，应该视个别情形，利用个别结构方法、理论，或哲学来加以处理”。可以说，周英雄的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对结构主义批评研究的最高成就。
结构主义批评在西方是处在和其他的理论历时性发展的链条上的，但它在中国的80年代遭遇到截然不同的历史境遇，当时的中国，尤其是80年代后期，人们对西方理论有着如饥似渴的热情，方法论热方兴未艾，美学热又异军突起，而无论是方法论热还是美学热，其中最受人青睐的还是一些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西方思潮，像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西学。结构主义在西的法国是以反对存在主义的激扬姿态出现的，而在中国，它和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处于错综复杂的共时性理论网络中。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结构主义批评的魅力，阻碍了它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这造成了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人本主义接受语境，与结构主义在西方的反人本主义不同，结构主义在中国和人本主义似乎是同一战壕里的朋友，因为庸俗社会学的旧观念是它们的共同敌人：结构主义是还文学以独立品格，使它摆脱政治的绝对统治；人本主义是还人以独立品格，使它摆脱社会政治的异化。所以，在结构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尽管有译介者不断地指出其反人本主义、反历史主义等倾向，但由于受接受语境的影响，结构主义在中国始终是和人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语言、结构等观念往往被中国的学者所改造，从而带有独特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结构主义还是和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所谓的“形式主义”批评一道，在中国悄悄地掀起了“语言论转向”的潮流。通过这个潮流，结构主义批评使自己的基本观念在中国的批评话语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① 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三)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人文精神等成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同时，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也先后从遥远的西方抢登中国大陆，这使得许多80年代红极一时的种种批评理论得到不同程度的冷遇，但这种冷遇却没有降临到结构主义批评身上，这是因为，人们从西方最新的思潮身上仍然看见结构主义挥之不去的影子。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杰姆逊（詹姆逊）。早在1985年，后来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名闻遐迩的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作了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系列讲演，这些讲演于次年由唐小兵翻译，以《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文化理论》为题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90年代才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走红而广泛为人所关注。杰姆逊在这次讲演中专门介绍了结构主义理论，尤其是格雷马斯的“符号矩形”（又译语义方阵）理论，他并且以中国的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中的《鸲鹆》为例，使用格雷马斯的理论进行了示范性的分析。杰姆逊这种对待结构主义理论的态度在90年代促进了中国学者对结构主义的关注，人们发现，作为一个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姆逊，尚且能取结构主义理论为己所用，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使用呢？这在中国加深了人们接受结构主义的信心和热情。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先锋小说以一种全新的叙事方法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对叙述人、叙述结构、叙事语言等类问题的探讨当然就应运而生，这自然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促使了结构、语言、叙事等结构主义批评观念深入到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中去。
从1984年到1989年，结构主义批评凭借着方法论热潮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传播。和前一阶段比较起来，这个阶段对结构主义的译介在侧重介绍的同时也注重对西方原著的翻译，这使得结构主义批评不仅在中国大名远扬，而且逐渐地得到了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更为深入、细致的了解。在这种了解的基础上，还出现了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批评实践的热潮。反思这一阶段对结构主义批评的接受状况，我们发现，处在热潮中的人们总是易于犯热情有余理性不足的毛病，正是人们的热情促进了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正是人们的理性不足使许多译著（像《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符号学美学》等）成了急就章，这使得一些结构主义关键术语的译法比较混乱，造成了人们对结构主义批评的误读。
总的看来，90年代的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译介，还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同时，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来进行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大量出现，还有些研究者，大胆地借鉴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对之进行各种中国式的改造，使之更得心应手地使用于中国文学研究。正如结构主义在西方的境遇一样，它通过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学，使自己对文本的语言分析方法得到了延续，在中国的90年代，这一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同样也是所有新学的共同武器，尽管有时它是以改造后的新面目出现的。20年的结构主义批评的译介过程，是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不断得到接受和传播的过程，结构主义批评的一些基本观念，像语言、结构、叙事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而成了中国的批评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以“语言论转向”为特征）进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六章 结构主义批评
在方法论热潮中，结构主义批评和其他批评理论一起成为人们热衷于介绍的对象，它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刊物和书籍上。当时出现了名目各异、品种繁多的方法论著作，或是译文、论文的汇编，或是研究著作，当中总离不开对结构主义批评或简或繁的介绍。同时，结构主义批评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法国研究》等等刊物上频频亮相，本时期的人们对结构主义批评介绍之广泛和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季红真和袁可嘉的文章。1984年，现代文学研究者季红真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一文，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篇文章在介绍结构主义的同时体现了一种革新的气魄，要把改造后的结构主义拿来为我所用，建构自己的文学阐释体系。季红真的理论模式由三组二元对立的关系组成：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季红真进一步用这种方法来分析鲁迅的《药》的深层叙述结构。1986年，袁可嘉在第4期的《文艺研究》上发表《西方结构主义文论的成就和局限》一文，再次对结构主义作了介绍和评述，和他1979年的那篇文章比较起来，他对结构主义的态度有所不同，他更强调如何对结构主义进行借鉴和改造。袁认为，我们可以吸收和扩大它的系统论思想，加强它原有的唯物辩证因素，使它与文化系统、历史社会系统相衔接，使文学系统在上层建筑大系统中明确自己的地位和意义。不管是季红真的文章还是袁可嘉的文章，他们都强调对结构主义方法的改造，这可以说是对结构主义的接受深入的必然结果。
在90年代，一些结构主义大师的著作在中国不断地得到了翻译出版，有的甚至出现了好几个译本，像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①、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②等中译本在中国一问世就为人们在文章中不断地引用。
在西方，叙事学最先是作为结构主义的分支而出现的，而它又超越了结构主义得到了独立的发展。早在80年代后期，叙事学研究就已在中国悄悄兴起。1989年，由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有几乎所有法国六七十年代最有影响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专家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广为流传，促进了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的90年代，随着人们对叙事学的兴趣的增强，人们加强了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介绍。1990年，在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方面享有盛誉的《外国文学评论》于第4期有组织地发表了一组由赵毅衡、申丹、微周等撰写的“叙述学研究”论文，其中微周的论文《叙述学概述》对叙事学理论的发展作了系统的介绍。此后，关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介绍和研究文章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文艺评论刊物上。随着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还出现了不少叙事学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③、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④、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