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之一第2款的法教义学分析2017-06-30
作者：梁根林
法学 2015年07期
一、问题的提出与争议
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规定了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又于第2款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它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刑法学界与实务部门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判断以及罪与非罪的界限，特别是《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能否适用于危险驾驶罪与非罪的界定，进行了相对深入的讨论。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3]15号)，凝聚了学界与实务部门对于上述问题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共识。但是，比较而言，我国学界与实务部门对如何理解与适用《刑法》第133条之一第2款虽然有所探讨，却分歧严重，上述司法解释亦回避了这一重大问题。
张明楷教授在论及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时认为，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交通肇事罪的构造产生了变化，即由过去的作为过失结果犯的交通肇事罪，演变为作为过失结果犯或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在论述交通肇事罪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理由时，张明楷教授指出：“危险驾驶罪虽然是故意犯罪，但危险驾驶行为过失造成他人伤亡，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的，则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时，行为人对基本犯(危险驾驶罪)是故意，对加重结果为过失，从而成为结果加重犯。”①这一立论意味着交通肇事罪具有了双重规范属性，即其规范属性既可能是过失结果犯，也可能是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在论及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时，张明楷教授认为，“只要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就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是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重大伤亡结果，且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时，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实上，以下三种危险驾驶行为，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危险驾驶行为不仅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而且造成了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此时属于故意的基本犯)。(2)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例如，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此时属于故意的危险犯)。(3)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客观上造成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行为人对实害结果具有过失(此时属于结果加重犯)。例如，因醉酒而丧失驾驶机动车的能力，却在大雾天驾驶机动车高速行
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即使对伤亡结果仅有过失，也不能仅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量刑应与对伤亡结果有故意的情形相区别)。”②张明楷教授类型化地区分了危险驾驶罪与作为具体危险犯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与作为结果犯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关系，主张上述三种情况下均应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冯军教授在论及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时则认为，行为人虽然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但是，如果有相当的根据认为自己还能够安全驾驶，对其醉酒驾驶行为所引起的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存在过失的，就成立危险驾驶罪。在行为人不仅对其醉酒驾驶行为会引起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存在过失，而且对其醉酒驾驶行为会给公共安全造成的实际损害也存在过失，实际造成了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时，醉酒驾驶行为就转化为交通肇事罪。如果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醉酒驾驶机动车逃逸，另行构成对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的，无需把肇事后继续实施的醉酒驾驶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只需要把肇事后的醉酒驾驶行为作为酌定的从重处罚情节来考虑。如果行为人在肇事后醉酒驾驶机动车以极其危险的方式逃逸，行为人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的，其肇事后的醉酒驾驶逃逸行为就又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与交通肇事罪合并处罚。③可见，在冯军教授看来，危险驾驶罪是过失抽象危险犯，交通肇事罪则是作为过失抽象危险犯的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在论及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时，冯军教授认为，只要行为人故意通过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制造了与放火、爆炸等行为同样的对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的，就应将其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行为人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但只是故意造成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抽象危险的，则应以《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论处。④冯军教授的上述立场预设的前提是，抽象危险犯就是具体危险犯的未遂形态。因此，故意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具体危险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既遂犯论处，只是造成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抽象危险的，则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论处。
两位教授的上述界定，既提出了富有启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厘清的争议。从两位教授的判断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危险驾驶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如何界定，其结论并非唯一的，端视判断者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预设：(1)是将危险驾驶罪定位为故意的抽象危险犯，还是过失的抽象危险犯；(2)是将交通肇事罪定位为过失的结果犯，抑或定位为过失结果犯与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3)抽象危险犯是具体危险犯的未遂形态，还是独立的犯罪形态。兹结合对上述问题的探讨，阐述笔者对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相关犯罪关系的见解，兼与张明楷教授、冯军教授商榷并求教。
二、危险驾驶罪的规范属性――过失抽象危险犯说之再提倡
从体系解释的立场出发，应当认为危险驾驶罪的规范属性并非自在自为的，而是立法者通过立法有意识地赋予的，并且与相关犯罪的规范属性具有内在的阶梯关系。因此，在界定危险驾驶罪的规范属性之前，不能不首先准确界定与危险驾驶罪相关的犯罪的规范属性。
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前，我国《刑法》规定的与规制交通风险、保障交通安全相关的罪名主要有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危险犯)、第115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结果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结果犯)以及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过失结果犯)。
根据《刑法》第114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危险犯)，是指以与爆炸、放火、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其规范属性为故意具体危险犯。如果行为人在严重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制造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具体危险的，当然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司法实践中鲜见对严重“醉驾”案件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危险犯论处的报道。
根据《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结果犯)，是指故意以与爆炸、放火、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规范属性是故意的结果犯。如果行为人明知并容忍或希望行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在严重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因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则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但司法实务对严重醉驾引起重大伤亡事故的案件，一般并不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是在2007年、2009年，广东与四川两地的法院才分别对黎景全、孙伟铭醉酒驾驶致使多人死伤案件，例外地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判刑。⑤随后各地陆续出现了对“醉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案件，动辄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决。对过去一般论以交通肇事罪的此类案件，现在改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体现了司法实务对此类犯罪严刑峻法的刑事政策取向，呼应了民众严刑惩治重大交通犯罪、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强烈要求，但亦引起了业界与舆论的诸多担忧。为规范此类案件的定罪量刑，最高人民法院曾在黎景全案件、孙伟铭案件二审改判的当天即2009年9月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根据该意见，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的规定。⑥由此可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见解，“醉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案件，是否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从客观上行为人是否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主观上行为人是否明知醉驾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是否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两个方面予以综合判断。如果主客观两个方面均得以肯定，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否则，仅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刑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以与爆炸、失火、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过失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行为。其规范属性是过失的结果犯。行为人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过失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公私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