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下音乐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

音乐版权保护法律法规音乐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源远流长，承载着人类的情感和创造力。

然而，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音乐版权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威胁。

为了保护音乐版权，各国纷纷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本文将重点探讨音乐版权保护法律法规。

一、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是保护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法律法规。

在音乐版权保护方面，著作权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著作权法规定了音乐作品的创作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期限等基本权益。

任何人未经版权人许可，不得以复制、发表、演出等形式侵犯音乐作品的著作权。

此外，著作权法还规定了对侵权行为的追究和侵权赔偿的具体规定，有效维护了音乐作品创作者的权益。

二、相关条约和公约为了进一步保护音乐版权，国际社会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条约和公约。

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作权条约》（简称《表演制作权条约》）。

这两个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的权利，规定了音乐作品的公共传播和表演的权益。

各国可以通过批准和实施这些条约来加强对音乐版权的保护。

三、数字版权管理系统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音乐版权保护面临了新的挑战，如网络盗版和在线音乐分享等问题。

因此，数字版权管理系统（DRM）的建立和运行变得尤为重要。

DRM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限制音乐文件的复制和传播，并追踪侵权行为。

当用户购买音乐或使用音乐平台时，DRM可以确保版权人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四、音乐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为了更好地管理和维护音乐版权，各国建立了专门的音乐版权集体管理机构。

这些机构负责收集版权费、授权音乐使用、管理音乐库等工作。

版权人可以通过加入这些机构，将版权管理工作交给专业机构进行，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五、侵权行为的应对措施对于侵犯音乐版权的行为，各国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措施进行打击。

例如，中国《著作权法》规定，非法制售侵权音像制品的可依法进行立案侦查，查封、扣押、没收侵权音像制品、制品原材料、设备、工具和资金。

数字音乐产业的版权保护机制数字音乐产业是数字化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和开展使得音乐发行和消费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音乐产业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

数字音乐产业的版权保护机制应运而生，成为该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数字音乐产业的版权问题数字化时代，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音乐数字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音乐产业也随之崛起。

但是数字化对音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版权问题。

在数字音乐时代，音乐的版权容易被侵权，加重了音乐业者的维权难度。

数字音乐产业的版权问题也成为当前产业的瓶颈。

二、数字音乐产业版权保护机制数字音乐产业版权保护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律保护方面，第二是技术保护方面，第三是市场保护方面。

三者缺一不可，而且相互配合、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数字音乐产业的版权保护体系。

1. 法律保护方面法律保护是保护数字音乐产业版权的首要手段。

法律保护主要通过版权法律规定、司法解决侵权纠纷、依托政府部门保护权益等手段来实现。

法律保护是针对数字音乐产业存在的问题和趋势，实现了对数字音乐产业版权的保障和维护。

2. 技术保护方面技术保护是通过数字音乐产业的技术手段，实现产业版权保护的一种方式。

技术保护主要包括数字版权技术、数字盲签名技术、数字水印技术等等。

在数字音乐产业中，数字版权技术是技术保护的核心之一，利用数字音乐版权保护技术，可以加密、解码、复制等等，真正意义上地保护了数字音乐产业版权。

3. 市场保护方面市场保护是基于市场竞争的保护方式，市场保护要实现数字音乐产业版权保护，就需要发挥市场竞争主体作用。

市场保护主要通过扩大版权市场空间、维护音乐表演权、增加音乐发行和消费渠道等多种途径，构建起健康、有序、竞争的数字音乐产业市场环境。

三、数字音乐产业版权保护机制的应用效果经过多年的发展，数字音乐产业版权保护机制的应用效果显著，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提高了版权保护的效果。

著作权法定许可制的定义具体是怎样的
著作权过去称为版权。

版权最初的含义是(版权)，也就是复制权。

那么著作权法定许可制的定义具体是怎样的？下⾯店铺⼩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著作权法定许可制的定义具体是怎样的
著作权法定许可：以特定⽅式或根据某些条件使⽤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可以不经作者同意，但须向作者⽀付报酬的制度。

与强制许可制度的区别在于法定许可直接由法律规定，⽆须事先申请或通知著作权⼈；强制许可则必须事先申请和正式授予。

⽬前各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法定许可制度⼀般局限于⾳乐作品或⾳乐戏剧的表演以及商业唱⽚的重复使⽤。

中国著作权审判实践⼀般认为，它适⽤于：
(1)表演者使⽤他⼈已发表的作品进⾏营业性演出；
(2)录⾳制作者使⽤他⼈已发表的作品制作录⾳制品；
(3)⼴播电台、电视台使⽤他⼈已发表的作品制作⼴播、电视节⽬。

凡在上述情况下使⽤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同意，但应向其⽀付著作权使⽤费，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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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音乐现代化法案“与数字音乐版权许可的本土探索 (201910497245)作者简介:李让(1998-),男,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胡神松(1979-),男,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㊂数字时代音乐著作权许可困境与对策探析李 让 胡神松(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0)摘 要:音乐作品独特的表达符号使其必须借助表演和制作录音制品实现作品的传播,由此塑造了音乐著作权客体的双层结构和复杂的权利配置,著作权法通过多种许可机制的创设抑制交易成本㊂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现行著作权许可模式无法适应因产业链条延长和作品使用规模扩大而抬高的许可成本,音乐著作权市场陷入失灵㊂为破解数字音乐许可难题,美国推出‘音乐现代化法案“,以概括许可配合强制许可的发放,但新的许可模式仍未摆脱机械许可的阴影㊂我国著作权法应在梳理和整合现有权利的基础上,从组织和技术两个层面探索集中许可和集体管理的新路径㊂关键词:音乐作品;著作权许可;音乐现代化;法定许可;概括许可中图分类号:D 923.41 文献标识码:A d o i :10.3969/j.i s s n .1672-2272.2020040180 引言音乐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国音乐产业也呈蓬勃发展之势,根据‘2019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2018年我国音乐产业总体规模达到3747.85亿元,同比增长7.98%,其中核心层产值达813.47亿元,较去年增长5.28%[1];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历经十年修订至今杳无音信的音乐著作权制度㊂由于音乐作品自身的独特性质,著作权法在其演进历程中衍生出复杂的许可制度构造以适应其传播需要,尽管过程跌跌撞撞,但最终还是能够适应著作权法激励创造㊁促进传播功能的实现㊂而互联网技术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这一微妙的结构,在数字时代,现行的许可制度难以实现著作权人许可效率与互联网传播效率的平衡,最终导致著作权人无法充分兑现作品收益㊁广大互联网用户难以欣赏音乐作品这一两败俱伤的局面㊂美国同样面临互联网技术对传统音乐产业及著作权许可模式的冲击,经过20余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在2018年通过了‘音乐现代化法案“,其被视为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立法 ㊂那么,为何音乐作品会衍生出如此复杂的许可机制?现行著作权许可机制为何不能适应网络空间的需要备受瞩目的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对于我国破解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难题有何启示?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首先阐明音乐作品的特殊性,梳理现行著作权许可模式并分析各种许可模式在数字环境下面临的困境,而后介绍美国‘音乐现代化方案“及其对著作权许可机制的创新与发展,最后针对我国著作权法和产业实际提出相应建议㊂1 源流梳理:音乐作品及其著作权许可模式纵观著作权制度的演进可以发现,法定许可㊁集中许可这类特殊的著作权许可模式皆因音乐作品而起,为何这些许可都发于音乐作品?恐怕需要从音乐作品和音乐产业本身寻找答案㊂1.1 音乐作品何以特殊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音乐作品是指 歌曲㊁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 ㊂但是,想要通过这一定义发掘音乐作品的特征,恐怕还要进一步界定 演唱 和 演奏 的内涵㊂而在同一部‘条例“中,却对 文字作品 和 美术作品 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定义方式:文字作品是 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 ,美术作品则是 以线条㊁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作品㊂对于文字作品和美术作品,‘条例“以作品的基本元素或者表达符号对二者进行界定㊂如果说文字作品的基本表达符号是文字,美术作品的基本表达符号是线条或者色彩,那么音乐作品的基本表达符号就是 旋律㊁节奏与和声 [2],旋律031数字时代音乐著作权许可困境与对策探析是音乐作品的核心,可以将音乐作品理解为旋律的排列组合㊂所以,音乐作品更准确的称法应当是 曲作品 (不带词),或 词曲作品 (带词)㊂旋律又由更为基础的调式㊁节奏有机组成,旋律看不见摸不着,因此,需要借助音符进行表达,旋律与音符的关系是我们头脑中智力成果与最终呈现出来的表达之间的关系㊂仅仅依靠一个个音符来表达旋律和音乐作品远远不够,因为 有些艺术家可以在图书馆里对着贝多芬的交响乐谱,或是施特劳斯的轻音乐乐谱,读得津津有味㊂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毕竟很少,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将曲谱放在眼前或耳旁去感知跳动的音符,而需要通过倾听演唱或演奏才能欣赏音乐[3]㊂也就是说,音乐作品不可能像文字作品一样,仅仅依靠对作品的书面印刷就实现信息传播,而需要音乐作品的表演㊂这样一来,歌唱家㊁演奏家群体加入了音乐产业链条,人们走进剧院㊁音乐厅欣赏音乐表演就成了音乐产业的最初形态㊂唱片的出现使音乐作品的大规模传播首次成为可能,曾经人们只能通过聘请音乐家或成本高昂的音乐会现场欣赏音乐作品表演,而现在只要拥有唱片机和相应的唱片就能随时随地实现对音乐作品的欣赏㊂而且由于唱片在音乐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唱片公司俨然反客为主,成为音乐产业的主导力量,控制着流行音乐的走向㊂而随着广播技术的发展,广播组织加入战局,音乐产业生态愈加复杂㊂囿于其独特的表达形式,音乐作品必须通过表演或者录音才能实现作品的传播,这使音乐作品成为诸多艺术表现形式中产业链条最长的一类㊂在音乐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曲谱出版商㊁表演艺术家㊁录音制品制作者㊁广播组织等多类主体,他们各自就投入的智力劳动和资金㊁技术的主张权益,最终形成了以词曲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双层客体构造为核心,兼顾表演者㊁广播组织权利的著作权制度㊂相较于文字作品㊁美术作品㊁影视作品,音乐作品体量小㊁制作成本低,数量庞大,加之音乐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双层权利构造,直接导致音乐作品市场的 反公地悲剧 ,林立的权利使音乐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所需成本远高于其产出收益,作品难以流转至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效用的使用者处,严重阻碍了作品价值的实现,也就是某些学者所说的 音乐著作权市场的失灵 ㊂1.2现行著作权许可路径梳理音乐著作权制度的另一个侧面是著作权许可㊂作品的创作极少以作者孤芳自赏为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能够得到他人的 使用 ,作者从这些使用行为中获取收益㊂作品的使用行为受到著作权控制,因此,要使作品得到传播和被他人使用,就需借助著作权许可机制,通过许可完成著作权的流转和作品价值的实现㊂然而,音乐作品产业化链条长㊁涉及主体多,加上音乐作品体量小㊁数量大,极易形成 权力丛林 ㊂因此,如何设计权利许可模式,以平衡权利人追求的许可效率与使用者追求的传播效率,成为音乐产业发展的头号难题,也正因如此,现行著作权法中的许可机制大都发端于音乐作品领域㊂在著作权诞生之初,只有通过权利主体之间订立合同实现著作权许可,即著作权的 授权许可 ㊂处于萌芽阶段的音乐产业,其产业模式与通常的文字作品无异,作品创作者将作品权利授予掌握印刷技术的出版商,由出版商进行复制和发行,作者实现作品的价值,作者和出版商通过曲谱的印刷和发行营利㊂由于产业链条简单,只存在作品创作者和出版商双方主体,因此,只需双方合意就能实现著作权的许可,授权许可足以满足产业需要㊂而后加入的表演者既未触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也未实质性地延长音乐产业链条,因此,赋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以控制表演行为的表演权不会显著增加著作权的许可成本㊂录音技术的出现打破了既有音乐产业格局,唱片和留声机的普及让人们在家中就能欣赏音乐,而无需聘请表演艺术家或购买价格高昂的门票亲临现场听演唱会,这使作品权利人和表演者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㊂因此,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出版商与唱片公司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意图控制录制音乐的行为,填补自己损失的收益,这一努力最终于1909年著作权法的修改中获得了回报㊂1909年的著作权法将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权扩展至机械复制领域,使作品著作权人能够控制制作录音制品的行为㊂此时的音乐产业链条依然处于授权许可的能力范围之内,唱片公司为制作录音制品,只需雇佣表演者,并从著作权人处获得表演权和机械复制权许可即可㊂在1909年著作权法中与机械许可权同时出现的还有 法定许可 ,所谓 法定许可 是指当音乐作品被首次录制为录音制品后,其他录制者可任意使用音乐作品进行录制,只需向著作权人支付一笔法定报酬即可㊂ 法定许可 的诞生更像是意外的产物,因为在机械复制权正式写入草案之前,其中一家唱片公司已经从出版商手中获得了大量音乐作品机械复制的独占性授权许可㊂为了防止该公司对唱片行业的垄断,其他唱片公司联手阻挠,迫使国会加入 法定许可 条款(见图1)㊂而 集中许可 的创制与广播技术的应用息息相关,广播技术使未经授权的表演几乎遍布美国各个城市㊁村镇的酒店㊁舞厅和餐馆㊂如果对每一个侵权性131数字时代音乐著作权许可困境与对策探析表演行为进行监控并且对之提起诉讼,其成本将远远大于任何可能获得的损害赔偿㊂因此,作者和出版商意图建立一套有可能从全国范围内检测并收取使用费的制度[4],即集中许可及配套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㊂ 集中许可 又称 概括许可 一揽子许可 ,使用者仅需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一次许可费就可获得该组织名下所有作品的表演权许可㊂图1 前数字时代音乐产业及音乐作品许可模式2 步履维艰:数字时代音乐著作权许可困境尽管创设过程几经波折,但这三大许可模式终归能够满足前数字时代音乐产业的需要㊂然而,互联网技术颠覆了传统的音乐作品运营模式,音乐作品在互联网空间的大规模传播既脱离了著作权人的控制使其丧失版税收入,又因网络传输的便捷性和低损耗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唱片销售业㊂因此,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联手推动了音乐著作权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变革,其主要成果就是将互联网传输作品的行为纳入著作权的控制范围㊂但是,互联网平台的进入使音乐作品产业链条进一步延长,如果权利许可机制无法适应数字时代对传播效率的要求,音乐作品的价值就会在权利的流转过程中消耗殆尽,最终的成本将导致互联网平台和终端用户难以接受㊂以视频直播为例,主播翻唱歌曲是一种表演和录制音乐作品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行为,其不仅需要通过法定许可得到录制音乐作品的许可,还需通过授权许可或集中许可获得表演和传播作品的许可;如果数字音乐平台想要使用该主播演唱的作品,同样需要通过授权许可或集中许可获得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即主播)的双重许可㊂可以看到,现行的著作权许可模式已经无法弥合作品著作权人追求的许可效率与互联网主体倡导的传播效率之间的裂隙㊂作为合同制度在著作权领域应用的 授权许可 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交易双方对于意思自治的要求,作品的价值经由双方当事人协商㊁最终由市场供求决定,由于对当事人意思的尊重,授权许可时至今日依然是文学艺术市场的主流许可模式㊂然而,随着产业竞争的加剧,授权许可日益演变为 独占许可 或 独家许可 ,如2019年弹幕视频网站B 站以8亿价格拍得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中国地区三年的独家直播权,而腾讯体育更是以15亿美元拿下N B A 未来五个赛季(2020-2025)的独家数字媒体转播权㊂而对独家著作权许可角逐的激烈程度在数字音乐领域更甚,以 腾讯音乐 和 网易云音乐 为首的各大数字音乐播放平台围绕音乐作品的独家授权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版权大战,在音乐著作权市场攻城略地意图形成竞争优势㊂尽管国家版权局对主要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商进行了约谈,要求 全面授权 即 独家授权 与 转授权 相结合㊂但这并未对争夺 独家授权 的局面带来明显改观,抢占 独家授权 的平台显然能够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中掌握更多的博弈资本㊁占据优势地位㊂授权许可 及其衍生的 独家授权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此种许可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品权利的流转是基于交易双方合意,既能使作品的著作权人获得可观的收益,同时也是对方能够接受的价格㊂ 独家许可 虽然具有垄断性,但这种垄断是著作权本身的排他性所致,与通常的物权流转并无实质区别,如某人在拍卖市场高价拍得一物,即可对该物进行自由处分,并不会对他人权益造成侵害,著作权市场亦然㊂其次,当前各国反垄断的态度纷纷从 结构主义 转向 行为主义 ,我国也不例外㊂换言之,我国‘反垄断法“关注重点是市场主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而对市场主体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较为容忍㊂所以,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协议并未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5]㊂而且,面对当下如此频繁的独家授权,国家版权局也并非对各个领域的数字内容提供平台逐一进行约谈,从侧面也说明了这种许可模式的合理性㊂如此看来,只有数字音乐领域面临 独家许可 困境,那么,问题何在呢?本文认为,这既是对平台之间恶性竞争和行业垄断的忌惮,但更为重要的是防止这种恶性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㊂平台之间为争夺独家授权展开竞价,高昂的成本最终会通过会员费和广告投放转嫁于终端用户,用户为了欣赏特定的影视作品或者音乐作品不得不转战多个互联网平台㊁开通会员㊂对于网络视频播放平台的用户来说这种成本是可以接受的,而数字音乐平台的情况则截然不同㊂众所周知,理性人决策考虑边际效益,一部电影的时长通常在100分钟以上,而一首流行音乐的时长往往只有3-5分钟,但网络视频平台与数字音乐平台的会员价格相差无几,网络视频平台会员连续包月价格大抵在10-20元的区间,在不考虑时间迟滞和观影体验的情况下这一价格显著低于去影院现场观赏电影,而且视频平台的会员还能连带收看其他影视作品㊁享受蓝光画质,用户多看一部电影所带来的收益不会低于为观看它所支付231数字时代音乐著作权许可困境与对策探析的会员费;而Q Q音乐㊁网易云音乐㊁虾米音乐会员的连续包月价格分别为12元㊁11元和8元,也就是说用户为了欣赏特定的作品或者特定音乐人的作品,每个月将要多付出近一倍的成本,而且又有多少用户能够区分标准音质和无损音质呢此时边际成本远超边际收益,用户要么选择承受高昂的成本,要么忍受无法欣赏爱豆歌喉的痛苦㊂因此,在数字音乐独家许可模式中最受伤的无疑是终端用户,为了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㊁促进优质艺术作品的传播,版权局要求各大数字音乐服务提供平台相互授权,但这种 独家授权 + 转授权 的模式只是扬汤止沸,没有压低交易成本,只要存在 独家授权 ,必然会抬高消费者欣赏音乐作品的成本㊂法定许可 则因移植过程中对其制度价值的曲解和该种许可模式在意思自治与作品定价方面的低效率而备受学界和产业质疑㊂法定许可的本质在于通过消解著作权的排他性㊁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排他性权利转化为非排他性的报酬请求权,来降低许可壁垒,但这种许可模式同时抹杀了音乐著作权市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㊁牺牲了著作权人可能获得的收益㊂美国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就因版税确定机制难以符合音乐著作权人需求而长期遭到诟病㊂一般而言,提供音乐作品永久下载或发行实体唱片的版税标准为每个复制件9.1美分,但9.1美分的费率难于契合通货膨胀的速度:以‘1909年版权法“确定的机械许可费率2美分为基准,根据通货膨胀率,如今应达到51美分,远高于9.1这一数值[6]㊂而在我国,法定许可则处于更加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我国著作权法在法定许可的移植过程中未能体悟其制度价值, 法定许可制度的重大调整贯穿了历次修法进程,且每次皆涉及重要条款的增加或删除㊂频繁调整的原因,表面上是因为权利人对著作权法定许可实施绩效的质疑,但本质上反映出立法者始终缺少对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价值的稳定认知 [7]㊂也无怪乎在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条款的末尾会出现 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这样矛盾的表述;另一方面,法定许可俨然沦为了著作权人惨淡收益的 替罪羊 ,由于遭受产业发展早期盗版唱片和当下数字音乐的双重打击,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版税收入寥寥,于是矛头直指法定许可,控诉法定许可制度剥夺了他们的收益,在他们的推动下,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法草案将法定许可条款完全删去,这一曲折的历程也说明了法定许可条款在我国水土不服㊂而被很多学者看好的 集中许可 同样存在橘生淮南的问题㊂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和集中许可对权利分散性的解决与对排他性的坚持,使权利人能够在保证私人自治㊁回应著作权市场供求关系的前提下,解决权利许可中的交易成本问题 [8],被认为是网络时代破解数字音乐许可困境的最优路径㊂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我国建立集体管理组织所缺失的信任机制和结社传统,一方面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面临 信任基础不牢 组织公信力不够 和 信任关系缺失 等信任困局[9];另一方面,我国公共空间缺乏活跃的社团活动,社团行政色彩浓厚,恐难以起到私法自治的功能,因此,集中许可的推广存在先天不足㊂与互联网技术相伴而生, 公共许可 (p u b l i c l i-c e n s e)无疑是最契合互联网精神和产业模式的著作权许可机制,这种许可机制最早萌生于I T行业,而后演变为 知识共享 (c r e a t i v e c o mm o n s)运动,使用者只需满足该组织设定的系列条件即可自由使用该组织的作品㊂但由于公共许可过分依赖权利人的个人兴趣或其他目的,因此,公共许可机制下的作品创作并不直接回应市场,也缺乏必要的稳定性与延续性㊂实践证明,市场更需要的是专业化㊁稳定性的作品供应机制,有学者称之为 创造行为的职业化 [10];而且,作为一种私人创制的许可模式,公共许可如何与著作权法对接也值得探讨㊂3乱军突围:‘音乐现代化法案“及其启示在我国音乐产业遭遇著作权制度瓶颈而步履维艰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版权法也因互联网技术与许可模式的冲突而深陷泥潭,经过N a p s t e r案㊁G r o k s t e r 案的洗礼和20余年的探索最终形成‘音乐现代化法案“㊂美国音乐版权制度建立时间早,历史上数次重大变革皆为回应产业主体诉求,对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其立法经验无疑能为我国带来颇多借鉴㊂3.1 强制性概括许可 及配套举措‘音乐现代化法案“(M u s i c M o d e r n i z a t i o n A c t)由‘音乐许可现代化法案“(M u s i c L i c e n s i n g M o d e r n-i z a t i o n A c t)㊁‘经典保护与使用法案“(C l a s s i c s P r o-t e c t i o n a n d A c c e s s A c t,原名C o m p e n s a t i n g L e g a c y A r t i s t s f o r t h e i r S o n g s,S e r v i c e,a n d I m p o r t a n t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t o S o c i e t y A c t)和‘录音制作者分配法案“(A l l o c a t i o n f o r M u s i c P r o d u c e r s A c t)三部分构成㊂其中,‘经典保护与使用法案“意在解决美国音乐著作权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1995年美国通过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案“(D i g i t a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R i g h t i n S o u n d R e c o r d i n g s A c t),增设 以数字音频传输方式公开表演音乐作品 权,将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传331数字时代音乐著作权许可困境与对策探析输行为纳入著作权人控制范围[11],有限范围内承认了录音制品制作者的公开表演权,但是,由于法案的溯及力问题,此种权利的权利主体只覆盖1972年以后的录音制品制作者,因此,‘艺术家遗产补偿法案“将1972年以前录制的录音制品纳入该权利的保护范围,数字音乐提供商播放这些制品同样需要支付许可费㊂‘录音制作者分配法案“则进一步细化了录音制品权利许可费的分配方案,将录音艺术家和工程师纳入许可费的分配之中㊂而‘音乐许可现代化法案“在美国版权法第115条 制作和发行录音制品的强制许可 项下增设概括许可(b l a n k e t l i c e n s e)条款,并围绕这一新的概括许可设计了复杂的配套措施㊂那么,这种新型的概括许可与现行许可模式相比有何进步之处对我国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对于该种许可模式,我国现有研究采用了 强制性概括许可 和 一揽子法定许可 这两种略有差异的译法,从某种程度上映射了我国研究者对于 强制许可 与 法定许可 这两种许可模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尚缺乏准确认识㊂ 法定许可 与 强制许可 是一对有差别的概念,其中, 法定许可 是指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向著作权人支付许可费,即可从事受著作权法控制的行为而不属于侵权;而 强制许可 的要求则更高,必须遵循两个条件:①被许可人首先与权利人或组织谈判,以取得其许可,只有当权利人或组织无正当理由拒绝许可时,方可启动强制许可程序;②必须经过权威机构的审理程序,经审理认定具备各项条件时方能获得强制许可㊂因此,获得强制许可的难度是相当大的,相较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只能是 个案 ,而不具有普遍适用性[12]㊂从词源上看二者也有差异,法定许可为 s t a t u t o r y l i c e n s e ,而强制许可为 c o m p u l s o r y l i c e n s e ㊂对于美国版权法的专有权利限制条款采用的是何种许可模式,我国学界也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美国著作权法中第111条至118条都是强制许可[13],而另有学者指出只有录音制品制作属强制许可, 有线电视转播㊁非商业性广播和卫星转播 属法定许可[14]㊂从美国著作权法的演进来看,开始采取的是单一的 强制许可主义 ,在日后的修订中逐步引入法定许可, 反映了美著作权法为拓宽作品使用途径而做的努力 [15]㊂但不论观点如何繁杂,美国版权法第115条对音乐作品专有权利的限制都使用的是 c o m p u l s o r y l i c e n s e 一词,因此,本文也将延续 强制许可 这一译法㊂强制许可也意味着如果有人想要获得这一许可,需要向著作权人发送 使用意向通知 (n o t i c e o f i n t e n t i o n),如果版权局的登记簿或其他公共记录没有指明著作权人或者通知送达的地址,就可以向版权局递交该通知㊂也就是说,数字音乐提供商需要一首歌一首歌地获得许可,而在数字环境中寻求几百万首歌曲的许可无疑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16]㊂而对于这些著作权人不明的音乐作品,被许可人需要向版权局提交表格,并为每首歌曲支付12美元的作品管理费,实际上约有25%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无法被锁定,因而数字音乐服务提供商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可能要为这25万首歌曲支付300万美元的费用㊂这些合法的㊁耗费数周填写表格以寻求许可的被许可人要与没有登记㊁无需缴纳许可费㊁任意使用音乐作品的黑市相竞争,这个成本显然是太高了[17]㊂因此,‘音乐许可现代化法案“吸收 概括许可 的优势,在录音制品制作强制许可条款下面向数字音乐提供商,增设 概括许可 ,使其只需向特定组织或机构发送一次通知,就能获得该组织旗下所有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制作强制许可,大大简化了强制许可的获取流程㊂从许可内容来看,该许可仍然是 机械许可 ㊂在论述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对美国音乐著作权的权利内容进行简单梳理,音乐作品的传播必然同时涉及音乐作品和录音制品的使用,因此,需要得到这二者权利人的双重许可,其中音乐作品享有完整的复制(r e p r o-d u c t i o n)㊁发行(d i s t r i b u t i o n)㊁公开表演(p u b l i c p e r-f o r m a n c e)等权利,而录音作品仅享有复制㊁发行和有限的公开表演或者以数字传输方式的公开表演权㊂根据‘音乐许可现代化法案“的规定, 具有强制许可资格的数字音乐提供商,符合本节规定的条件,即可通过机械许可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数字传输(c o v e r e d a c t i v i t i e s)过程中制作(m a k e)和发行(d i s t r i b u t e)音乐作品数字唱片的概括许可 ,数字传输(c o v e r e d a c t i v-i t y)包括 永久性下载㊁限制性下载和交互式传输 ,即涵盖了网络空间的一切传输形式㊂所以,这种概括许可只授予了被许可人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发行权利,而不包括公开表演权,但是,根据美国版权法,以数字方式传输作品包含了公开表演行为,因此,数字音乐提供商仍然需要向表演权集体管理组织申请许可和缴纳许可费;而且,这种许可仅适用于音乐作品而不包括录音制品,所以,它们还需为录音制品的使用向录音制品权利人申请许可[18]㊂同时,法案授权版权局设立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m e c h a n i c a l l i c e n s i n g c o l l e c t i v e (M L C),该集体管理组织由数字音乐服务提供商出资筹建,负责 强制性概括许可 的发放,并为音乐作品权利人收集㊁分发和审计由该许可产生的许可费㊂M L C还将建立和431。

数字音乐版权侵权及著作权法规制研究在当今数字化时代，音乐的传播和获取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数字音乐凭借其便捷性、高效性和广泛的传播渠道，迅速成为人们享受音乐的主要方式之一。

然而，这种变革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数字音乐版权侵权现象尤为突出。

这不仅损害了音乐创作者和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也对音乐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因此，深入研究数字音乐版权侵权问题，并探讨著作权法规制的相关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音乐版权侵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未经授权的下载是常见的侵权行为之一。

许多用户通过非法网站或未经许可的平台，随意下载音乐作品，而这些下载往往没有经过版权所有者的同意。

此外，非法在线传播也是一大问题。

一些网站和个人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将音乐作品上传至网络，供他人免费收听或下载，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版权所有者的传播权。

还有，未经授权的翻唱和改编也屡见不鲜。

一些歌手或音乐爱好者在未取得原作者授权的情况下，对他人的音乐作品进行翻唱或改编，并在公开场合表演或发布，这同样构成了侵权。

数字音乐版权侵权之所以如此猖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公众的版权意识淡薄是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人对版权的概念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在网络上获取音乐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涉及侵权。

其次，技术的发展为侵权提供了便利。

网络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音乐的复制和传播变得极为容易，而且成本极低。

再者，监管的难度较大。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使得追踪和查处侵权行为变得困难重重，给侵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面对数字音乐版权侵权的严峻形势，著作权法规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版权所有者的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广播权等。

这些权利的明确界定，为打击侵权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时，著作权法也规定了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通过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可以有效遏制侵权现象的发生。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对美国数字音乐版权制度作系统性介绍和背景分析，澄清版权界对美国法的一些误解，并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提供第一手的基础性实证资料。

首先，本文体系化的分析美国数字音乐版权制度上的各类法定许可、集体管理和直接许可，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版权结构和许可流程做出了梳理。

其次，美国去年生效的《2018年音乐现代化法》对数字音乐许可制度的许可模式、保护范围和分配机制作出了若干重要修订，本文对该法案作出了详尽的分析。

最后，围绕国内近来颇有争议的数字音乐独占许可问题，本文澄清了美国法上对交互性服务独占许可的限制，与反垄断目的基本上没有关系，而主要用来协调录音版权人与音乐作品版权人之间的利益。

一、导论于2012年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数字音乐版权成为广受关注的主要争议焦点之一，涉及著作权法定许可、独家许可和集体管理等重要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问题的争议各方往往会引用美国的立法与司法经验，作为证据支持己方的观点。

美国官方机构最早从1991年开始就致力于对数字音乐版权的系统研究，二十余年来发布多份官方报告，并且数次更新版权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音乐版权制度的完善，美国很快确立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数字音乐市场，2017年全球音乐产业的产值已经达到173亿美元，而美国贡献了87亿美元，占到一半左右。

我国《著作权法》从1990年制定之初就博采众长，广泛借鉴了各国先进立法经验，例如在精神权利等方面我们采纳了大陆法系的制度，在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归属等方面引入了英美法系的概念。

成功法律借鉴的大前提之一，是正确地理解外国法及其立法背景和适用效果。

如果照搬法律条文，而忽略法律背后的立法缘由和立法目的，无异于刻舟求剑。

本文旨在对美国数字音乐版权制度作一个系统性介绍和背景分析，澄清版权界对美国法的一些误解，并为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提供最基础的实证资料。

浅论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着作权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整各方利益,也就是如何协调着作权人的私益与社会的公益。

健全的着作权法律制度对着作权人和社会都有益处,并且能够促进社会进步。

相反,不完善的着作权法律制度会损害着作权人的利益,阻碍社会进步。

中国音乐作品法定许可制度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它的不足。

其中,集中表现为作品使用者不及时支付甚至不支付报酬,而着作权人因标的过小,诉讼解决耗时长、费用大,大都放弃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机会。

由于我国法定许可制度在音乐作品方面存在法定许可使用不规范、法定许可使用报酬支付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

长此以往,一定会使创作者失去创作热情,不利于中国音乐产业的良好发展。

一、着作权法定许可的含义编写出版教科书、报刊转载和摘编、制作录音制品、播放音乐作品和播放录音制品,是我国着作权法中规定的五种法定许可。

现如今国内外学者对着作权法定许可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国内学者对法定许可制度有不少讨论,各自有不同的观点。

如:(1)法定许可,是指法律明文规定实施某种原来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无须经过着作权人许可,但应向着作权人支付一定的报酬。

(2)法定许可也可以理解为根据法律直接规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着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并尊重着作权人的其他权利的制度。

(3)法定许可是将原来应当征得着作权人许可的义务变成使用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即传播不必征得着作权人的许可,便可直接使用他人受着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但仍需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

其次,国外学者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如德利亚?利普希克认为法定许可是指无须着作权人同意便可使用其作品,但需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法律制度,报酬金额由法律、负责执行法律的当局或司法当局根据情况而定。

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存在不少争议。

争议的地方在于:国内学者强调法定许可制度的“预先假定”,说明这是法律对着作权人专有权的一种特别规定;而外国学者常把使用人的行为放在首要位置,然后再强调这种使用方式的特殊性,即受到法律的限制。

浅论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是指通过法律规定，对音乐作品的版权拥有人和使用者之间的权利及负责事宜进行明确及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自1991年实行《著作权法》以来，中国对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越来越加强，使得音乐市场的正常秩序得以维护，艺术家及音乐公司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在中国，音乐作品的版权授权主要分为两大类：独占性权利和非独占性权利。

独占性权利主要指著作权人在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内，享有排他的使用权和公开权，而非独占性权利则指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利用，如转授权、副本销售等。

在这两类权利中，独占性权利又分为五个方面：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和修改权。

这些权利的形成不仅保护了知识产权，也为音乐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

在音乐作品的版权授权方面，中国实行“自愿许可、权力清晰、价格合理”的原则。

根据此原则，创作者拥有对作品使用行为的控制权，并不得因权益受到侵害而蒙受损失。

此外，著作权人扮演着授权商的角色，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授权，并在确定授权范围时作出权力清晰的界定，以达到控制权的最大化。

在价格方面，著作权人则应按照市场公正原则，确定合理的授权价格，并保证在取得收益的同时也不会对市场出现不利影响。

同时，中国还建立了全国性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其目的在于方便音乐版权的管理以及维护音乐版权人的合法权益。

这些机构主要承担对音乐著作权的管理、维护、促销及授权等工作，使得音乐著作权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合法化，便民化和高效化。

此外，中国还通过加强技术保护措施、加强执法力度等多种手段，加强音乐作品版权的保护措施。

然而，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在音乐著作权的保护方面，一些侵权行为仍然存在，部分音乐作品的创作者、所有者难以快速得到法律保护，出现“版权保护不力”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音乐公司及艺术家将版权保护不恰当、不合法，导致音乐市场的混乱发展。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应加强版权保护宣传力度、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管机制，尽可能地消除侵权行为、打击版权侵犯。

论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摘要】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制度之一。

本文首先介绍了法定许可制度的概念，然后分析了中国音乐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演变过程。

接着具体阐述了该制度的内容和执行情况，强调了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作用。

通过对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进行深入剖析，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一制度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

文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强调了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关键词：中国音乐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知识产权、音乐版权、执行、保护、演变。

1. 引言1.1 引言在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是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音乐作品的使用、传播和管理进行许可和监督的制度。

这一制度的建立旨在保护音乐创作者的权益，促进音乐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保障了公众对音乐作品的合法使用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和更新。

通过对法定许可制度的演变、内容、执行和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现状，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本文中，将对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进行全面解读，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2. 正文2.1 法定许可制度的概念法定许可制度是指国家对特定领域或行业下发的强制性许可规定，所有相关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按照规定进行许可申请和审批，确保相关活动合法、规范进行。

在音乐领域，法定许可制度主要是指对音乐作品的版权许可管理制度。

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版权法律法规的约束和指导，其目的是保护音乐作品的创作者的合法权益，规范音乐市场秩序，促进音乐产业的健康发展。

通过法定许可制度，音乐作品的版权管理变得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为音乐创作者和各类音乐服务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音乐产业的不断壮大，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也在不断演变和完善。

论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一、引言中国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是指在中国，任何利用音乐作品的行为都必须经过相关权利人的许可，否则将构成侵权行为。

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保护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和相关权益，维护创作者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推动音乐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二、音乐著作权法与许可制度中国的音乐著作权法是保护音乐作品及其相关权益的基本法律，它规定了对音乐作品的使用需经过权利人的许可。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音乐作品权利人可以许可他人在法律范围内使用他们的作品，并获取相应的权利费用。

未经许可的使用将构成侵权行为，将可能面临法律的追究和赔偿责任。

三、音乐作品的使用许可范围根据音乐著作权法的规定，音乐作品的使用许可范围包括：音乐录制、复制、发行；音乐公开演奏、表演、广播、传播；音乐影视制作、放映、播放等。

只有获得了权利人的许可，才能进行上述行为，否则将侵犯著作权。

四、权利人许可的方式权利人的许可方式多样，可以通过许可合同、授权证书等形式进行许可。

在许可合同中，通常会约定许可范围、使用期限、许可费用等内容。

此外，权利人可以委托专业的版权管理机构代理管理和许可，这些机构负责收集权利使用费、维护权益，确保权利人的利益最大化。

五、法定许可制度的意义和效果法定许可制度的实施对于音乐创作和市场运作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效果。

首先，它保护了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和相关权益，激励音乐创作者积极创作。

其次，它促进了音乐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规范了音乐作品的使用和交易行为。

此外，法定许可制度也有利于引导市场竞争，推动音乐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提高音乐作品的质量和水平。

六、问题与挑战尽管法定许可制度在保护音乐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许多违法侵权行为仍然存在，法律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

其次，市场监管机构和版权管理机构需要更加专业和高效，提高管理和许可水平。

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音乐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