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的意义重大，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方面：
1. 了解新闻传播的演变历程：通过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我们可以了解新闻传播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内容和作用，以及它如何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相互影响。
2. 认识不同文化和社会的新闻传播：世界各地的新闻传播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传统。
通过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中新闻传播的差异，包括新闻价值观、报道方式、媒体组织和受众反应等。
这有助于增进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
3. 探索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新闻传播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影响公众舆论、塑造社会价值观和推动社会变革。
通过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新闻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作用。
4. 理解媒体与权力的关系：新闻传播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控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通过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我们可以探讨媒体与权力的相互作用，包括政治宣传、媒体审查、商业利益对新闻的影响等。
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媒体的独立性和责任，以及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
5. 促进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为新闻传播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理论基础。
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案例和趋势，我们可以发展出更深入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
总之，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新闻传播的本质、功能和影响，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挑战。
研究舆论传播的意义
舆论传播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
研究舆论传播的意义在于深入探究其内在机制和作用，为制定有效的舆论传播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首先，研究舆论传播可以帮助了解社会的心理和行为。
舆论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其背后涉及了人们对信息的接受、理解、加工和反应等心理过程。
通过研究舆论传播，可以更好地了解人们的价值观、认知方式、心理偏差等，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其次，研究舆论传播可以拓展知识领域。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舆论传播也在不断变化，涌现出了新的形式和特点。
研究舆论传播可以帮助我们探索新的传播方式和渠道，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传播特点和规律，拓展我们的知识领域。
最后，研究舆论传播可以促进社会发展。
舆论传播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研究舆论传播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的意见动向和民意，为政府决策和社会管理提供参考。
同时，研究舆论传播也可以促进社会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增进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
综上所述，研究舆论传播的意义十分重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心理和行为，还可以拓展我们的知识领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传播学的概念传播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旨在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方式、效果和影响。
它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并借助于各种方法和技术，如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网络挖掘等分析信息传播的过程和效果，从而探究人类交流和社会互动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现代，传播学的范围较广，包括大众传播、口头传播、广告宣传、新闻媒介、数字传播等等。
传播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传播过程。
传播过程是指信息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传递过程，同样需要研究传播方式、媒介、信息编码以及接收者的理解能力等。
2. 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是指信息传播后对接收者产生的影响，包括认知、态度、行为等方面。
研究传播效果的目的在于了解人们对信息的感知和处理方式，以及改变人们对某个问题或事件的看法。
3. 传播影响。
传播影响是指传播后对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研究传播影响可以了解信息如何影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传播学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应用价值。
它已经成为媒体、广告、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相关行业的核心理论和方法。
在数字时代，传播学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同时，传播学还在国际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和媒体传播理论已经全球传播，成为学生进修和学术交流的重要课程。
同时，中国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领域也出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为世界的媒体传播贡献了无数量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传播学是一门重要的综合性学科，它不仅探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规律和社会互动的机制，同时也为信息传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基础理论和实践方法，这门学科在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
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及对中国传播业的借鉴意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媒体和传播行业的经济结构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其主要观点包括：
1.传播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部分，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影响。
媒体和传播行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大企业和政府手中，这种集中控制不仅导致了媒体内容生产的单一性和商业化，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冲突。
2.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媒体和传播行业不仅是经济利益的追求者，也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
媒体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着为既有秩序辩护的角色，同时也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冲突。
3.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媒体和传播行业的阶级性，认为媒体和传播行业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操纵公众舆论的工具。
因此，对于媒体内容的分析和批判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
对于中国传播业的借鉴意义：
1.传播政治经济学提醒我们，媒体和传播行业不仅是商业化的产物，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发展中国传播业时，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需求，避免过度商业化和单一化。
2.传播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媒体和传播行业的阶级性，这提醒我们在中国传播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对资产阶级的警惕，同时也要积极发挥媒体和传播行业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3.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
国传播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不同媒体和传播渠道的作用和影响，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和信息鉴别能力。
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1. 本文概述本论文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特定语境，系统探讨了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问题。
文章旨在深化对该领域核心概念、研究框架及理论模型的理解，同时揭示其在中国情境下的独特性与挑战，为推动全球视野下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发展提供启示。
本文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脉络与现状进行梳理，辨析关键理论流派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对文化互动、身份认同、媒介影响等议题的解释力。
在此基础上，聚焦于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独特贡献与实践案例，剖析其如何回应本土文化特性、社会变迁以及数字化时代的新传播形态。
论文着力探讨中国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路径。
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与整合，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理论增补与创新点，如文化相对主义视角的强化、全球地方动态关系的再构、以及新型传播技术与社会网络对跨文化互动模式的影响等。
这些理论建构旨在丰富全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增强对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力。
再次，文中通过实证分析和深度案例研究，具体展示上述理论建构在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与解释效力。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沟通事件、媒体现象或国际交流项目，运用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其中蕴含的跨文化冲突、融合机制与策略选择，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实践操作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总结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对全球理论建构的潜在贡献，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与可能的挑战进行了展望。
强调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持续深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倡导多元视角、开放对话与深度合作，以促进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的发展。
本论文不仅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进行了一次系统审视与重构，而且以中国为生动例证，展示了理论创新如何在具体文化情境中生根发芽，为理解和引导2.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历程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从早期的单一文化视角到多元文化视角的转变，再到当代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理论创新。
传播学专业的发展前景传播学专业致力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及其影响力，并探讨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来达到特定的目标。
随着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学相关专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传播学专业的发展前景。
首先，传播学专业在信息社会中举足轻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大提升。
人们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信息传播和获取，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能通过传播来扩大影响力。
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能够通过学习传播策略和技巧，提供专业的传播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和个人更好地利用传播渠道来实现目标。
同时，传播学专业还能培养相关方面的人才，如网络编辑、社交媒体运营等，满足市场的需求。
其次，传播学专业在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传播学专业能够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专业人才，他们能够帮助各国之间进行有效的文化交流，提升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和机构希望了解中国市场并与中国进行合作。
传播学专业的学生理解中国文化，并掌握传播技巧，他们能够作为桥梁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搭建平台。
最后，传播学专业在舆论引导和公共关系领域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舆论对于政府、企业和组织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能够通过研究舆论和舆情，提供有效的舆论引导策略。
在公共关系领域，企业和政府需要与各种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合作，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传播技巧和策略，能够提供专业的公共关系服务。
综上所述，传播学专业在信息社会中发展前景广阔。
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能够通过掌握传播技巧和策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专业的传播服务，满足市场的需求。
传播学专业还能在文化交流、舆论引导和公共关系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播学专业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也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另外，随着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个人品牌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加。
论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理论、影响与未来挑战施拉姆作为当代著名的传播学者，对全球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也得到了广泛引进和影响，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快速发展。
然而，面对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学术规范等挑战，中国传播学需要进一步发展。
施拉姆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传播现象的研究方法、传播学的学科性质以及传播学的思想来源等方面。
他提出了“循环模式”和“大众传播模式”等理论，强调了传播的互动性和动态性，深化了人们对传播过程的理解。
同时，施拉姆还明确了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传播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
在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施拉姆的作用不可忽视。
他不仅引进了国外的传播学理论，还通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施拉姆的传播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面对中国传播学的现状与挑战时，我们发现仍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传播学界对施拉姆等西方传播学家的理论依赖仍然较大，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创新。
其次，在实践应用方面，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有效运用，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脱节现象。
在学术规范方面，中国传播学界的学术研究在方法、伦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施拉姆对中国的传播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中国传播学仍面临着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学术规范等方面的挑战。
未来，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在深入理解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强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推动中国传播学的持续发展。
引言拉姆齐模型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在市场机制、供求关系和价格传递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探讨拉姆齐模型的历史背景、基本原理及其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并分析其适用性和局限性。
本文将总结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拉姆齐模型的历史背景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戈斯塔·拉姆齐在20世纪初提出的。
“传播”的本质及其对传播学建构的意义作者：申楠李明德来源：《人文杂志》2019年第07期内容提要什么是传播？传播的本质是什么？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基本理论立场。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学界对此难以形成共识，导致中国传播学理论建构陷入困境。
本文力图从历史与实践的维度来探寻传播活动及其本质特点，将传播与人的存在、传播与人的社会实践、传播与主体自我建构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考察，尝试说明传播的定义、功能及其对于学科建构的意义，以期对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播传播学本质“传播”是传播学的核心范畴，深入研究这一范畴的本质与特点，既有助于阐明传播学的学科性质，也有明确与其他学科界限的意义。
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本质问题是无解的形而上学问题，以传统本体还原的方式探讨传播的本质容易导致其陷入康德主义的二难困境。
①如果对传播及其本质的理解缺乏相对的学术共识，就难以建构相对统一的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基础，因此，深入探讨传播及其本质对于建立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传播”定义辨析传播学的首要问题，是明确阐释“传播”的本质问题，但是，由于西方传播学关于传播本质及其学科性质存在着众多的理论主张，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共识，正如克雷格所指出的那样，传播学理论来源于修辞学、符号学、控制论、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多学科的传统，因此很难用某一种体系将不同的理论观点统一起来。
②施拉姆也认为，传播学犹如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十字路口，不同学科在此交汇，由此产生了诸多不同的传播学理论。
③这种情况沿袭下来，造成了当今传播学在传播及其本质问题上的困惑。
关于传播概念及其本质的讨论，存在着两个层面的论域：其一，“什么是传播”以及“为什么传播”。
这是传播学的元理论或形而上的问题，涉及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其二，“谁在传播”（传播主体），“用什么传播”（传播媒介），“怎样传播”（传播途径），“传播什么”（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如何”（传播效果），这些则更多地侧重微观、具体及形式方面的问题。
传播学的影响力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关系探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传播学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信息传播上，更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角度，探究传播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与关系。
一、传播学的影响力传播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信息传播现象和规律的学科，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新闻、娱乐、政治、经济等。
因此，传播学的影响力也非常广泛。
首先，传播学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
传播学从中发掘出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提出了诸如媒介与社会、网络与社会等概念，推动了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
其次，传播学推进了人际交往方式的变革。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方式也在不断革新。
传播学从交流行为、意见领袖、社会网络等方面剖析，探索了人际交往方式的演变规律，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社会对于人际交往方式的改革。
再次，传播学提高了人们的信息素养。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面临的信息越来越庞杂，而传播学将信息解构，解释了信息传播的规律和艺术，提高了人们的信息素养，使得人们对于信息的认知更加准确和深刻。
二、传播学与人类社会进程的关系传播学不仅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也与人类社会进程紧密相连。
首先，传播学推动了社会文化的传承。
无论是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是文艺作品的创作，传播学都贯穿其间。
传播学从传统媒介到新媒体，不断寻找文化传承的新方式，并将其传递给其他人，从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传承。
其次，传播学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传播学正是它的推动者之一。
传播学的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传媒逐步向新媒体转化，从而使得传媒与现代化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再次，传播学助力了社会的发展。
传播学在政治、商业、教育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三、结语综上所述，传播学在人类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新闻大学・传播学・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总第９５期
概念及概念阐释在未来中国 传播学研究中的意义
郭中实（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香港）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经常听到、看到、耳熟能详的，除了研究方法、传统西方传播学理论、学派名称之外，就是一些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上的洋概念了，比如：“公共领域”、“场域”、“社会资本”、“权力关系”、“文化霸权”、“专业主义”、“符号”等。与此同时，由我们自己传播学者创造发展的土概念也逐渐开始进入研究话语并日益得到关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新闻的“双重属性”、媒介的“三角关系”、新闻记者“成名的想象”、编辑部的“象征资源”、“双重意识形态”、“权力寻租”、新闻发展的“拐点”、媒介“集团化”“招安”、“擦边球”等。跟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研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也难免会出现“谁也说不清，大家都在用”的情况。 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１９７１）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ＤＪ。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ｉｎｐｕｔ）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分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
〔作者简介〕郭中实，男，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万方数据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中，仅对涵化（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ｚ７ （Ｍｏｒｇａｎ＆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１９９６；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Ｍｏｒｇａｎ， １９９９），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匾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己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３］。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ｍｅｄｉａ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ｄｉｇｉｔａｌ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ａｕｄｉｅｎｃｅ既是受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ｎｅｗｓ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产出”（ｏｕｔｐｕｔ）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
万方数据 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 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 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 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 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 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 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 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 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 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 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 态科学”［’］，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 “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 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 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 （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 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 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修正，甚至推翻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 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 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 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擦边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 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己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 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 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 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 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 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 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 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 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 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 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 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擦边球的特殊利 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 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