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学术权威人物个案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论_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述评

——————————收稿日期：2009年11月10日第20卷 现代教育技术 V ol. 20 2010年第1期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12010 学术权威人物个案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论——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述评桑新民（南京大学 教育科学与管理系 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93）【摘要】文章回顾、总结了“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的初衷、价值和阶段性成果，反思和评价了该项系列研究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与逻辑的把握中，梳理了美国教育技术作为一个领域产生发展的基本脉络，揭示了‘媒体派’和‘学习派’的双峰对峙与双重变奏是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动力。

文章阐述了借鉴美国同行经验的三点启示，提出从学术领军人物成长土壤的研究和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究两方面深化本项研究的思路，并强调开展个案研究要不断提高研究的层次和水平，由“追随”到“平等对话”，能否取得与发达国家教育技术学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取决于中国教育技术领域发展的实力和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所达到的水平。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个案研究；方法论【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1—0005—05 由焦建利教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与《现代教育技术》杂志合作进行的“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思想研究”（Educational Technology Top Leaders ）项目即将顺利完成。

我很高兴应邀为这个在国内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别具一格的项目，撰写一篇小结性的述评。

一 再谈研究的缘起十二年前，我从北师大调到华南师大，专业研究也从教育哲学转向教育技术学，但立足点仍然延续着我所酷爱的未来教育（从现实的困惑、历史的反思中把握教育的趋势与未来），并创建了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将近“天命之年”的这次“跳槽”，对我的挑战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许多知识和技能都必须从头学起，晚飞的笨鸟只能选择扬长避短的“捷径”。

我多年来一直在传统学科（哲学、教育学）中耕耘，初入教育技术学领域自然很不习惯，其中最大的困惑，就是整个学科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研究方法，踩在这片领地上总觉得“不踏实”！想寻找专业的“经典”向本领域的大师们求教，在国内却找不到指路人。

这迫使我带领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的教师和研究生们艰难地开拓前进。

让我们感到欣慰和兴奋的是，美国的同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

初步的跟踪研究使我看到了中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差距，也坚定了开展美国教育技术学大师级人物研究的决心，这种对学科历史与现状的系统考察和国际比较，显然是任何一门学科建设都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

2002年底中国电化教育协会在昆明召开的年会邀请我作大会报告，借此机会，我倡导和呼吁要研究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五个十”（十位大师级人物、十本经典著作、十个权威专业或权威科研机构、十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十个专业网站），这一倡议引起了较大反响。

[1]如今七年过去了，“五个十”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有效缩短了我国与美国同行学者的差距，提高了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开放程度和对外学术交流水平、层次，为本专业更快地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可喜的是培育了一批有才华、立志从事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未来的希望。

这次为期一年在《现代教育技术》连载的“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思想研究”专栏，可谓“五个十”阶段性成果的一次集体汇报和公开亮相，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却不乏精彩之处，尤其值得赞赏的是，每篇文章都是在查阅和研读了研究对象大量原著的基础上，采取团队研究的形式，研讨制定每篇文章的写作框架，并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与当事人进行了直接交流和互动，每篇文章都经过材料汇报、文章框架制定、初稿讨论、定稿修改等环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为了增加文章的亲和力，每篇文章前面都加了被研究者的照片和精心选择的一句话，有的话还是专为中国读者撰写的，精炼地概括出其主要学术观点、研究重心，鲜明个性。

这样的设计，在我国教育技术学杂志的系列文章中别具一格，值得倡导。

读过该系列文章之后，掩卷深思，收获、感慨、畅想交织在一起。

为将此项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特发表以下四点述评。

二 由“一斑”窥“全豹”“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属于人物的个案研究。

此类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取决于两点：其一是个案选择的科学性，关键在于能否将真正的学科领军人物选拔出来；其二是能否将研究个案置身于美国教育技术专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正确地认识和揭示其历史地位，由“一斑”窥“全豹”，这显然必须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对此当然见仁见智。

焦建利教授在引论中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并特别强调将选择的重点确定为“那些对当前教育技术学有重要影响并正在发挥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对于那些已经过世的学者，虽然其思想始终影响着学术界，但是在拟列候选名单时，并没有将他们列入其中。

”这样的选择我是赞同的。

其结果还有待读者来评价，更需要经受历史检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本项研究之前，我们团队对“五个十”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前期研究（不仅限于领军人物及其代表作，而且包括美国教育技术的学术重镇——权威专业或权威科研机构及其演变发展）。

从一开始，我们的研究就不是孤立的“一斑”，而是努力从整体上、发展上窥“全豹”。

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两位“向导”：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的研究中，有两位先驱者的研究成果为本领域所公认并广泛引用，这就是塞特勒（Paul Saettler）和伊利（Donald Ely）。

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入口和阶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美国教育技术学产生发展的主线和全貌。

塞特勒是用毕生精力投身于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学者。

1968年，塞特勒出版了世界第一本关于教育技术历史研究的专著《教学技术的历史》（A History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22年之后，他的第二部教育技术史专著《美国教育技术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Technology）于1990年问世，奠定了他在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2003届博士宫淑红对塞特勒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以《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2003）为题，完成了其博士学位论文。

伊利注重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解读，他第一次系统梳理了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与影响的系列人物，为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勾画了一幅清晰的人物和思想图谱。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2006届硕士郑旭东与伊利先后进行了20多封邮件交流，伊利还专门为他撰写了二十多页的学术自传（伊利在美国也没有发表过自传）。

郑旭东硕士论文《唐纳德·伊利教育技术学思想研究》（2006）能够达到较高水平，这和伊利的直接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在塞特勒和伊利这两位“向导”的指引下，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对孤立的人物、著作、事件加以梳理、整合，穿透历史的曲折和迷雾，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贯穿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中的基本脉络：“媒体派”与“学习派”这两大主流学派的双重变奏，由此把握了贯穿整个学科发展的内在矛盾和逻辑主线。

在此基础上，我们团队分别对“媒体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查特斯（Werrett Wallace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和“学习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金纳（B.F.Skinner）—加涅（Robert Mills Gagné）—梅瑞尔（David Merrill）进行了研究。

其中还包括对这两派的思想先驱杜威和桑代克的研究，以及对两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巴纳锡（Bela Banathy）等人的研究。

[2]这样就对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有了比较清晰的整体性认识。

这也就是我们在本项研究中将重点转到对美国“当前教育技术学有重要影响并正在发挥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原因和前提。

这次选择的十位学者，其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应该都是公认的，多数属于中年“实力派”，有些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

对他们的系统介绍，有助于我国研究和实践工作者更好地把握20世纪九十年代后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当然，领军人物的选择，特别是研究角度、资料的选择和思想的评介，必然受到研究条件、特别是研究者水平的局限，比如，本项研究对十位领军人物各自在美国教育技术学思想发展中地位之把握等“学术大视野”上，就存在明显的局限，如果在项目开始的总体设计和人物选择、排序过程的指导思想上，能够增加一些系统思考和整体关照，或许能使本项研究达到更高的层次，价值必然更大。

不过，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也由此留下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和路径。

三 从“历史”到“逻辑”我们研究历史，决不是以史论史，而是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这就必须寻找、总结把握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也就是揭示出历史的逻辑。

同任何历史一样，教育技术的历史绝不是个别人物和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通过各种看似偶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开辟了一条波浪式、螺旋式发展的历史道路，这就是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逻辑必然性、规律性。

认识和把握历史的逻辑，可以避免历史的曲折，少犯历史的错误，减少各种历史与现实中的遗憾，使我们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开创更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承担起历史赋予本专业的使命和责任！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教育技术的历史更不能就史论史，其目的在于借鉴同行学者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对教育技术自身发展特点和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把握学科发展的逻辑，指导本领域和专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少走弯路。

概括“五个十”研究的成果和感受，我们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与逻辑的把握中，可以获得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1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领域产生发展的基本脉络现代教育技术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初迅速发展的媒体技术产生、发展起来的。

最初的动力来自用媒体技术改造教学，提高教学效率的理想追求与内在需求，同时也来自媒体制造商投资、开发、宣传鼓动的外在刺激；一战期间的“视觉教学运动”，二战期间军队培训的需求，国家重大项目的启动和政府投资的导向（如六十年代在“国防教育法”保障下的课程现代化运动），成为美国教育技术发展的重大机遇；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当代多媒体与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是本领域发展持续不断的强大动力；而经验总结、理论研究的开展和对实践的指导，则成为本领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领域发展最终的立足点和最主要的内在动力，则在于能否满足学校教育改革的需求，能否真正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和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