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沫若的历史剧_武则天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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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当代著名文学、史学界权威人士,蜚声国际,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
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
笔名沫若。
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
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
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
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
“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
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参加革命工作,三十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
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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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
他与成仿吾、田寿昌、郁达夫、张资平等人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创造社,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
出版的诗集有《女神》(1921)、《瓶》(1927)、《前茅》(1928)、《战声》(1938)、《凤凰》(1944)等。
其他作品有《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
年谱和研究资料主要有:《郭沫若学生时代年谱(1892~1923)》(李保均编),《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著译书目》(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稿》(〔日〕中岛碧编),《郭沫若著译系年》(苏川、倪波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郭沫若专集》、《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郭沫若评介目录》(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
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
笔名沫若。
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
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
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
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
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
“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
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历史剧本《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莹》《高渐离》;回忆录《洪波曲》评论集《雄鸡集》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翻译书目《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年,光华《黑猫与羔羊》(小说集)1931年,国光《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年,爱丽书店《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年,光华《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年,现代《沫若书信集》1933年,泰东《豕谛》(历史小说)1936年,不二书店《北伐途次》(散文)1937,潮锋出版社《甘愿做炮灰》(剧集)1938.北新《战声》(诗集)1938、战士出版社《创造十年续编》(回忆录)1938,北新《羽书集》(散文、论文集)1941,香港盂厦书店《屈原》(剧本)1942,重庆文林出版社《蒲剑集》(散文、论文集)1942,重庆文学书店《棠棣之花》(剧本)1942,作家书屋《虎符》(剧本)1942,群益《屈原研究》(论文)1943,群益《今昔集》(论文集)1943,东方书社《孔雀胆》(剧本)1943。
[转载]郭沫若联集郭沫若(1892-1978),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
四川乐山人。
1892年11月16日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1978年6月12日卒于北京。
生平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早年就学于嘉定高等小学、嘉定中学堂、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
童年时便开始广泛接触文学作品。
1914年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
阅读了泰戈尔、歌德、席勒等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受到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和同学组织夏社,开始初期的文学活动。
1921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
同年出版诗集《女神》。
1923年大学毕业回国后,参加《创造周报》、《洪水》的编辑工作,并出版诗集《星空》等。
1924年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
1926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不久,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27年3月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
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团结进步文化人士,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媚日反共政策,激励人民的斗志。
1945年6月,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赴苏访问,著有《苏联纪行》。
1945年还出版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史学著作。
1945年5月离重庆去上海,次年11月赴香港。
在香港写了《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和史学著作《历史人物》。
1948年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抵达北平(今北京)。
郭沫若诗词郭沫若十首最经典的现代诗郭沫若的诗集如下:《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
郭沫若诗集代表作是《女神》。
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
连同序诗共57篇。
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
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郭沫若诗词,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个诗集郭沫若诗词,饱含着诗人眷念祖国的深厚情感,歌颂了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了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表达了对工农群众的敬仰和颂扬,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深情讴歌。
《潮汐集》分为两部分,按写作时间近远编次。
诗集的前一部分为《潮集》,选入作者解放后诗集《新华颂》以后的作品,后一部分为《汐集》,是作者解放前所在新旧体诗词,包括少数早期作品,其中很多是作者此次从日记中选录出的。
《百花齐放》总共收入100种花的诗歌和木刻画,另加一篇“其郭沫若诗词他的花”,全书全有101首诗配画。
其中一百首每一首咏花一种,第一百零一首是《其他一切花》。
郭沫若简介:郭沫若(1892年~1978年),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
郭沫若的诗集还有那些郭沫若的诗集还有那些郭沫若的诗集还有郭沫若诗词:《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具体内容如下郭沫若诗词:1、《女神》郭沫若作。
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
连同序诗共57篇。
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
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郭沫若诗词我的母亲郭沫若诗词!》、《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郭沫若(2006.简论郭沫若的诗学主张及其意义、2001。
简述《女神》的思想特征、2000.简述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成就、简述《女神》的思想内容特征、1999.比较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作品:a.《女神》:剧曲诗歌集,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
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
连同序诗共57篇。
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
其中主要作品有《鹭鸶》《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棠棣之花》(戏剧)《女神之再生》(诗剧)《湘累》(诗剧)等。
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b.《星空》:诗歌,戏曲,散文集;是郭沫若诗歌的又一代表作,在艺术上是属于另一种风格的作品。
1923年10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之一。
主要作品有《天上的市街》《星空》《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孤竹君之二子》(诗剧)等。
《星空》中多数诗篇是"五四"退潮后,郭沫若苦闷寂寞但又不甘沉沦的思想感情的反映。
c.其它诗集:《瓶》《前茅》《恢复》《战声集》《蜩螗集》d.历史剧本:《屈原》《南冠草》《武则天》《虎符》《卓文君》《聂嫈》《棠棣之花》《王昭君》《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e.郭沫若早期的诗学主张:郭沫若《论诗三扎》: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
一.《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a.《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
b.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c.《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如《凤凰涅槃》,凤凰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如《炉中煤》,中华古国成了“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在《女神》里,处处喧嚣着自觉的呼声,如《天狗》:“我飞奔,我狂叫…我便是我呀",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
《胆剑篇》与十七年“历史剧论争”刘卫东**摘要:卧薪尝胆题材剧目中,曹禺的《胆剑篇》是同类题材中较晚的,有一种与其他作品“对话”的意味)《胆剑篇》有“历史图解”的内容,但被作者的艺术手法冲淡了。
历史讲述中的趋避自有深意,重返“卧薪尝胆”时,曹禺对材料的取舍和加工体现了他在特殊语境下的应对)曹禺处理《胆剑篇》的艺术在于,用保持原貌的历史人物表现自己对历史的尊重,而用虚构的人物完成对时代要求的妥协。
关键词:曹禺;《胆剑篇》;历史剧论爭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话剧舞台,出现了20多部历史剧。
郭沫若、田汉等老一代剧作家,拿出了《蔡文姬》《武则天》《关汉卿》《文成公主》等作品。
为何出现此次潮流?有论者认为,上述作家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往往生硬而捉襟见肘”,“比较而言,’历史’使他们的艺术想像有较多的发挥的余地”。
-1]<:168)转向“历史”题材,是老作家的写作策略。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需要对“历史”重新整合、书写,以适应“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2]的要求。
曹禺也紧跟形势,1961年写出了《胆剑篇》(曹禺执笔,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发表于《人民文学》7、8月号。
据茅盾1961年底的描述,《胆剑篇》发表后,沉没在类似题材的海洋中,较少得到注意。
®当前文学史认为,“《胆剑篇》中优美、澎湃的诗句以及在对比中愈益鲜明的人物性格”有“令人瞩目之处”,但也“失去总体意义深度的支撑”。
[3]':189)这样的评价忽略了该作品最值得关注的历史观问题。
曹禺在《胆剑篇》中怎样配合了当时的要求,又如何坚持了自己?笔者拟以《胆剑篇》为中心,梳理、考证当年历史剧论争中的问题,并对这部作品做出新的阐释。
1949年后,对历史观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由散乱趋向整合,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多轮批判,缓慢推进。
1950年,《清宫秘史》就被认为是“卖国主义”作品,预示了历史观即将发生改换,但批判尚未展开。
[4]1951年,《武训传》遭到大规模批判。
郭沫若不同时期作品异同《女神》的艺术特色是与其思想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郭沫若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面对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中国发言的诗人,这使他的诗歌大多具有构思宏伟的特点。
《女神》中的优秀诗篇,都活跃着一个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热情洋溢,对自我的力量充满自信、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向往的五四青年,他厌恶一切陈腐的事物,厌恶平庸无为的生活。
憎恨现实生活的黑暗和冷酷,赞美一切新鲜的生命,崇拜一切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伟大事物,同时也在自己的青春的生命力面前感到惊异和欣喜。
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构成了《女神》的主旋律。
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
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
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
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该书分析,该词“不但对作者在1966年八九月间所遭遇的红卫兵冲击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而且也是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当时真实心境的实录。
”可惜《沫若诗词选》和《郭沫若全集》中均未能收入。
“文革”期间,偶尔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时,郭老也会写出一些颇有情趣的诗句,然而他却总要画蛇添足,来几句政治高调,使之流于平庸。
如《水调歌头·题卧蕉图》和《水调歌头·追忆游采石矶感兴》,都有这种现象。
以意识形态伤害诗兴诗意,是郭沫若后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文学现象。
尽管如此,如果诗人确有刻骨铭心的生命感受时,郭沫若也能写出一些传世佳句来。
郭沫若自1918年起,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作品,而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作品和建国之后的作品风格颇为不同。
五四运动前后期的作品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富有激情,号召人们成为共产主义者,例如《〈女神〉序诗》:“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戏剧研究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3期(总第89期)略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
张剑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历史剧《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精心创作的一部历史剧,集中体现了史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形象化的虚构的鲜明特点。该剧对于树立武则天的正面形象,促进相关的问题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围绕郭沫若笔下的《武则天》的争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启示。关键词:郭沫若;《武则天》;争论中图分类号:I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25(2009)03-0039-05
《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一部重要历史剧,该剧的上演和发表,对于活跃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正确认识和评价武则天,促进学术争鸣都曾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探讨该剧的创作情况以及剧作的内容及其影响,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郭沫若在新中国的学术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武则天》的创作缘由及其特点关于郭老创作《武则天》的缘由,当代学者认为:“在写完《五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后,1959年7月初,在洛阳参观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又引发了他的剧作激情。1960年1月10日,便开始了新的剧作,写完五幕历史剧《武则天》的初稿。”[1](P288-289)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郭老曾明确地说:“去年(1959年)我曾经到龙门去游览,我只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2]实际上,游龙门仅仅激发了郭沫若写武则天历史剧的念头,并不能说引发了他的创作激情,真正引发他的创作激情的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武则天时不我待的历史紧迫感。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政治家,她死后,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就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成书于五代北宋时代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对武则天的评价,不同程度打上了理学家的道德观念。宋明以后,从儒家固有的封建伦理观念出发,对武则天大肆贬低的倾向逐渐蔓延开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著作,也大都设有“武韦之祸”、“武韦之乱”“武后之乱”的章节,从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目的出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主要揭露武则天的严刑峻法和滥用民力物力的罪恶。今天看来,对武则天的片面的否定,与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武则天曾为中国历史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原则,史学家在为恢复武则天的本来面目,正确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功过在做不断努力。范文澜首先就武则天的评价问题检讨了过去认识的片面性,他说:“事实上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中国还保持强盛的形势,对人民说来,她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3]其他学者也就武则天的评价发表意见。1951年,历史学家罗元贞在《光明日报》发表《武则天批判》一文,指出: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有积极作用,她外抵突厥、契丹、吐蕃的进攻,客观上保护了人民的安全。[4]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06BZS002。
收稿日期:2009-05-30作者简介:张剑平(1964-),陕西咸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
39社,1955年)、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论著中,也对武则天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著名史学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岑仲免《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仍对武则天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以上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不少史学家已注意到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对武则天的评价还是有不小的分歧意见。1959年10月,上海越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则天皇帝》,10月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北京市文联召开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吴晗、尚钺和著名戏剧家田汉等应邀出席了座谈会。专家们对《则天皇帝》中把武则天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处理,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表示高兴。有专家指出:不久前翻了个男的(指曹操),现在又翻了个女的。武则天是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有争论是好现象,它体现了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精神。专家们认为这个戏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肯定武则天是对的,正确的,同时他们也指出这出戏的不足之处。[5]《戏剧报》在1959年10月第21期,同时刊发了翦伯赞和吕振羽的文章。翦伯赞在肯定越剧《则天皇帝》将一个长期被歪曲的杰出人物武则天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同时,认为该剧的美中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武则天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没有很好地反映;第二,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至少是主要矛盾不突出;第三,没有显著的高潮;第四,没有回答过去的人用以攻击武则天的一些问题;第五,戏的气氛似嫌过于严肃。翦伯赞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她的最重要的事业是无情打击了当时的最大的贵族世家,或者说打击了具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阶级。武则天的另一功劳是从大唐帝国的边疆排除了游牧民族的威胁。[6](P451-456)吕振羽提出对于武则天应该肯定三个方面:第一,在内政上她对南北朝以来长期残破的社会经济,在唐高祖、太宗时代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第二,在武则天时代,由于国力的继续增长和国威的继续伸张,一面以强大的兵力击败吐蕃统治集团背信弃盟的进攻,讨伐突厥、契丹等统治集团的叛变;一面在其时又可以说是比较开明地处理了唐庭和他们间的关系。第三,武则天在执政期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中外的经济、文化联系。此外,如在文化上,她也进行过不少工作。[7](P174-178)郭沫若对武则天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长期遭否定的情况也非常关注,对已有的两部替武则天翻案的戏剧也不很满意。他认为宋之的的话剧《武则天》,“作者是想替武则天翻案,但他却从男女关系上去翻,并明显地受了英国奥斯卡·王尔德的《沙乐美》的影响,让武则天以女性来玩弄男性。这,似乎是在翻倒案了。”对于吴琛执笔创作由上海越剧团上演的《则天皇帝》,郭沫若认为越剧剧本避开男女关系这一点是正当的,“在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上,越剧仍多少受了些宋剧的影响,两种剧本都从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这种传记式的写法是难于写好的。两种剧本的剧情和人物多出虚构,并都把武后写成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越剧在描绘上虽然避开了男女关系,但同样没有根据更多的史料而仅凭主观的见解。如写上官婉儿行刺,写武后亲征徐敬业,在途中审案,替农妇伸冤,写武后想传位给狄仁杰而遭拒绝,自认为失败者。这些都是缺乏真实性的。”[2]作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责任感,喜欢给历史人物“翻案”的郭沫若,当然不能坐视武则天被长期否定和舞台上的诸多虚构的形象,我们说这才是激发郭老历史剧《武则天》创作的激情,而不仅仅是洛阳龙门的参观了。郭沫若要替武则天翻案在他的有关诗句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在1960年3月份作的《游乾陵诗三首》中说:“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陵园变土田。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8][P262-263]1961年10月,郭沫若又作《在昆明看演话剧〈武则天〉》,
“金轮千载受奇呵,翻案何妨施粉多?宋璟姚崇蒙哺育,开元天宝沐恩波。声威远届波斯国,文教遥甫吐火罗。”[9]相比较郭沫若的诸多历史剧,《武则天》的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了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力图恢复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重要特点。正如郭沫若所言:“为了写《武则天》,我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纪事》等书中,凡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我大抵查看过了。近人的研究和剧作,我也尽可能找来看过。”在撰写剧本过程中,郭老抄录了十四则重要资料,其中有关武则天的有七则,上官婉儿三则,太子李贤和裴炎各一则,骆宾王两则,其中既有正史的记载,也有诗文集、笔记和考古资料。[8](P247-261)此外,为了进一步增加历史感,1960年3月22日,郭老利用去陕西考察的机会,专程考察了刚刚发掘不久的乾陵,“剧本初步完稿后,为了更多地接触武后的业绩,我曾经到陕西乾县去游览过高宗与武后合葬的乾陵。”总而言之,在史料的运用方面,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的求实的风格,正如郭老所言:“有关史料的搜集,我是尽了我的可能的。”[2]从剧本的创作过程来看,《武则天》的修订和完善也反映出了郭沫若谦虚谨慎,力求剧本进一步完善的显著特点。1960年1月10日,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脱稿。随后,郭沫若曾请邵荃麟、田汉、光未然、吴晗、严文井、翦伯赞、陈白尘、王戎生、曹禺、李伯钊、焦菊隐、阳翰笙、阿英、夏衍等提意见,并召开了专题座谈会。[10]历史剧《武则天》由初稿到最后定稿,郭沫若曾征询了众多的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意见和建议,做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五幕剧压缩精炼为四幕剧,并最后删削了英王李哲、相王李轮以及薛仲璋、唐之奇这几个人物及其对话,在这期间,学者和编导及演职人员,都对剧作的进一步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郭老对于该剧可以说精心推敲,不断修改,正如他所言:“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修改。……这个剧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剧院帮助很大,特别是导演焦菊隐同志费了很大的苦心。我和同志们共同斟酌了多少遍,我要特别感谢他们。……据我自己的经验,文40章的多改、多琢摩,恐怕还是最好的办法。改、改、改!琢摩、琢摩、琢摩,再琢摩!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2]二、郭沫若笔下的《武则天》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选取了公元679年到684年这几年大唐帝国宫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围绕徐敬业的叛乱和武则天平叛来展开故事情节和表现武则天的。剧中有主要人物唐高宗、太子李贤、上官婉儿、骆宾王、裴炎、赵道生、明崇俨、骞味道等历史人物,又根据剧情的需要虚构了郑十三娘、江七等人物,《武则天》原为五幕,后将最后两幕合并,定稿成为四幕历史剧。关于该剧的创作原则,郭沫若说:“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说得更明显一点,那就是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11]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一开首就紧紧地吸引了观众,这是通过第一幕武则天的政敌裴炎、骆宾王、章怀太子李贤密谋开始的,与之交织的是武则天将对自己怀有刻骨仇恨的上官婉儿和郑十三娘放到了自己的身边,可以说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掌握大权的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太子李贤的颇好声色,上官婉儿的多才和机灵,裴炎的阴险狡诈,以及骆宾王为推翻武则天的统治的周密安排,一下子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更为重要的是,郭沫若通过武则天的政敌以及武则天个人之口,展示了武则天的政绩。如裴炎和骆宾王在背后对武则天的议论,他们说:武后是精通文史的人,大有太宗皇帝之风。她的建言十二事是天下有名的。又说到武则天不惜颠倒尊卑、混淆贵贱来讨好天下,以及滥用人员、扶植党羽的“罪行”。剧作者又通过武则天之口,说她辅政二十多年,使天下的人户由太宗时代的三百多万达到了六百多万户。这些都是对武则天的正面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在这里,也有对武则天的拔高之处,如通过武则天之口说:“我随时都在鞭策着自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我不能有一刻的偷闲。我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要使有才能的人都能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不能让国内发生叛乱,我也不能让国外的强邻来侵凌我们。要使天下的人都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的日子,这是我日日夜夜想办的事。”[12]我们说,武则天的为政尽管有其过人之处,但作为一个皇后和帝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她不可能有那么强烈的人民意识。第二幕主要围绕太子李贤唆使人杀明崇俨和武则天的审案而展开故事情节,在这里,郭沫若力图为武则天的“翻案”,表现得更为鲜明。第一场,通过上官婉儿对武则天的认识发生的明显变化来表现武则天的。这时的上官婉儿眼中的武则天:“天后是一位好人,当今天下离不了她。”“天下的老百姓都在过着太平的日子,大家丰衣足食,人兴才旺。大家都在说,这比太宗皇帝在位时的贞观年间要富庶的多了!她破格录用人才,就是耕田的人、砍材的人,有话都可以到京城向她来说。”关于武则天的杀人,郭沫若通过上官婉儿与母亲郑十三娘的争辩来说明,上官婉儿认为:“天后所杀的都是些世家贵族、豪强兼并之徒。照我现在看来,我父亲和祖父应该是罪有应得。要谋害好人的人,总不会是好人!”[12]第二场通过武则天对赵照生、上官婉儿和李贤的处理来表现武则天,展示了武则天既坚持原则又宽大为怀的杰出政治家的品格。特别是通过唐高宗之口,说明了太子李弘死亡的原因,李贤的身世,韩国夫人之死的真相,力图澄清长期以来掩盖在武则天身上的这些“罪恶”,郭沫若为武则天辩护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第三幕第一场主要记述裴炎、骆宾王部署起兵方略,郑十三娘最后醒悟,与赵道生星夜告密。第二场是武则天欣赏骆宾王起草的《讨武瞾檄》,以及再次部署平叛方略,展示了武则天临危不惧的政治家的气魄。第四幕第一场是徐敬业叛乱被平定后上官婉儿奉命在狱中探望骆宾王,告诉他事件的真相,使骆宾王最终对裴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后幡然悔悟。第二场是武则天设计使裴炎招供,以及最后对裴炎的审判和对骆宾王的处置。剧作者通过武则天对大臣的训示,再次展现了武则天的形象:“我辅佐先帝二十多年,我夙兴夜寐,不敢顾惜自己的身子,我但愿天下的百姓能安居乐业。我不愿天下分崩,自相残杀;也不愿边疆多事,烽火连天。二十多年来我励精图治,劝课农桑,选拔贤良,和谐万邦,丝毫也不敢苟且偷安。……你们今后要好好辅佐着我,和我一道,为天下做些好事。谁如敢图谋不轨,擅动干戈,扰乱四海,荼毒生灵,裴炎就是榜样!”[12]这就是郭沫若笔下的杰出政治家武则天的形象。关于《武则天》剧中的武则天,郭沫若曾有过说明。他说:“武后有好些特出的政治措施,我在剧本里,差不多都提到了。但为方便起见,有的我把年代提前了一些。例如,她大开告密之门,让农民和樵夫都能够到京师面见皇帝控诉,沿途受到五品官待遇,不受阻挠。又例如,她不拘资历,不问门第,锐意选拔人才;任何人都可以推荐人,自己也可以推荐自己;经过考试,有才者超级录用,不合格者立即罢免。这些措施成为制度虽然比较晚些,但武后早就在这样施行是可以理解的。”“武后是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还做过皇帝,要说她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足以使她能够比较体念民间的疾苦,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有唐一代对于她的评价尽管也有人有些微词,但基本上是肯定她的业绩的。”“我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塑造了武则天的形象。我在剧本中使她同情一些弱小人物,如象上官婉儿、赵道生和伪太子贤江七。骆宾王出身寒微,虽然犯了罪,她也宽恕了他。而对于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则恰恰相反。如裴炎、程务挺(未出场)等,她是毫不假借的。甚至对于亲生的儿子太子贤,她也不为感情所左右。当然,有许多情节也出于我的想象。”[2]三、历史剧《武则天》引起的反响1962年7月,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由北京人民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