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

近日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首脑峰会上，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成为中心议题之一，西方国家将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趋势明显，气候变化开始成为多边外交和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张王牌。

多年来,控制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是欧盟国家内政外交的一面大旗，各种减排计划和法规在国家政策文件和战略报告中频频闪现。今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关于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目标》文件，倡议在2012年后建立新的全球减排目标和制度。英国颁布气候变化法案，今年八国峰会东道国德国修订国家气候保护计划，并把气候变化列为此次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核心议题。在英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今年4月17日首次把环境问题作为讨论内容，就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公开辩论。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呼吁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政治联盟，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英国把气候变化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进一步增加了环境问题的政治色彩，标志着环境问题的政治化趋势上升到了新高度。

西方国家政坛人物和媒体近来也热衷拿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做秀”。据报道，不久将成为英国首相的布朗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更加注重环保，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他的“竞选纲领中惟一较具体化的部分”，即建造5个“生态镇”的计划。他宣称，这些“生态镇”都将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标准。最近，法新社记者发自北京的一条题为《中国媒体低调处理废气排放新闻》的消息，说中国主流媒体对前不久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家会议未作报道，并将此事与今年“五一”期间北京经历40年一遇的非正常高温“挂起了钩”，言下之意，中国媒体在刻意回避全球变暖问题。不管这位记者用意如何，但其报道反映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环境问题存在偏见。

实际上，中国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并将此视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前不久，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节能减排工作并批准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胡锦涛主席在5月9日与美国总统布什的通话中也有意就气候变化问题交换意见，表示中国愿与美方及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能源及环保问题的国际合作。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的环保事务，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加强和推动与周边国家或相关地区的合作，建立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定期进行政策交流，讨论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中国积极开展环境保护领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42个国家签署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赞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逐渐成为政治话题，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凸显，减少污染排放已从环境保护问题上升为大国较量的新领域，环境问题已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问题涉及各国的利益，因此，随着环境问题政治化程度的加深，国家之间将围绕环境问题产生新的冲突与合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国际关系内容的变化，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减弱，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从而使得国际关系格局愈加复杂。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把能源、气候变化与安全联系起来，大做文章，除了争夺产业调整的先机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外，还可借此渲染“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对中国施加压力。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外交，多做宣传和解释工作，同时，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认真履行我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减缓国际社会压力，并争取在未来的大国之间的非传统安全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随着《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会场内有形的交锋暂告停歇，会场外无形的争斗依然难休。由于评价标准不同，各方对会议结果褒贬不一。联合国、主要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会议大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小岛国家联盟”、部分非洲和拉美国家却对《协议》表达质疑和不满，某些国际媒体甚至认为《协议》是“一纸空谈”。虽然此次会议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但其本质则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可谓喜中存忧、功过兼具。

哥本哈根会议之“喜”，蕴含在会议的规模级别和来之不易的《协议》中。作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全球峰会，192个国家的代表、119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展开各种双边、多边沟通与交流，求同存异，凝聚信任，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普遍重视和合作意愿，这本身就令人欣慰。而《协议》的达成，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向世界传递了信心和希望。《协议》不仅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既有成果，在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方面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而且各国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协议》规定，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2月1日前向联合国提交2020年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同期提交自主行动计划。各国承诺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发达国家承诺未来三年提供300亿美元，2020年起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冲击。

哥本哈根会议之“忧”，在于《协议》缺乏实质性内容和法律约束力。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规划，本次会议应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达成协议，为发达国家规定“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中期减排目标和由其提供的资金、技术援助规模。然而《协议》仅以“注意”的方式获得通过，内容笼统，既未实现上述目标，也没有法律约束力，持有保留意见的国家和地区可拒绝签署。

哥本哈根会议一度面临“无果而终”的危险，最终也未获圆满，究其缘由：

客观方面，各国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过大。围绕发达国家减排目标、援助金额和发展中国家作用三大难题，与会国家分成两大阵营，彼此矛盾尖锐。第一阵营由发展中国家组成，包括“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77国集团等，它们中的部分国家作出了自主减排的庄严承诺，但坚持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应无条件承担更多责任。第二阵营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包括“伞形集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等）和欧盟，宣称愿意制定进一步的减排和援助计划，但附加了诸多苛刻条件，企图迫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基础上，第三支力量的浮现使得局面更加复杂，它包括“小岛国家联盟”和“雨林国家联盟”，属于发展中国家阵营，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它们在全球温控方面有较高诉求，既抨击发达国家缺乏作为，也对“基础四国”提出要求。

主观方面，部分发达国家缺乏谈判诚意。一方面，发达国家拒绝承担足够的责任，它们作出的承诺力度有限，而且附加条件，实质是向其他国家施压的筹码。在减排目标方面，欧盟国家宣称考虑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但需视其他国家承诺情况而定。在资金援助方面，美国表示发达国家每年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但拒绝说明自身承担的比例，并强调其援助将“附带条件”。而欧盟“近期内拿出1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被发展中国家批评为“给每个人买杯咖啡都不够”。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无端质疑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的承诺，发表了很多混淆视听的言论，意图转移矛盾焦点，嫁祸于新兴经济体，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技术层面，东道国丹麦的一些做法欠妥，为谈判增添了波折。在会议进程中，丹麦本应以客观、中立为准则，充分尊重谈判各方的立场、诉求，积极进行调解、斡旋工作。然而丹麦两次违背中立原则和会议程序，提出偏向发达国家的“协议草案”。这种草率举动不仅无助于推动谈判前进，反而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和抗议。此外，会议组织工作也存在很多疏漏，我国代表团曾连续三天在进入会场时受阻即为典型事例。

哥本哈根会议的曲折表明，“巴厘路线图”难以一帆风顺，但并不能就此怀疑整个气候谈判的发展前景。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切身利益，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其外。实际上，气候谈判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赛，哥本哈根会议只是其中一站。以本次会议为新的起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将不断向前推进。对此，中国应当积极作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一是与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密切协调立场，尤其是“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理应推进合作关系。二是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加强沟通工作，充分解释中国在《协议》形成过程中作出的艰辛努力，揭露一些发达国家借机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阴谋，避免产生误解。三是在与发达国家的交锋中，坚决捍卫自身立场。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国自主减排的决定是对全人类作出的贡献，而非强制性的义务，不应写入国际条约中。发达国家无视历史责任和人均排放量指标，企图迫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强制减排责任，我们必须坚决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