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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纲要（上）》第4课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一）西汉的建立1、建立：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2、“文景之治”与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A、文景之治（1）指导思想：尊奉黄老无为思想，采取“与民休息”政策。
（2）背景：①汉初统治集团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严刑峻法）②汉初经济凋敝，社会混乱。
③汉初基本沿袭秦制，但施政方针将恢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作为首要任务。
（3）表现：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减轻赋税、徭役和刑法，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
（4）结果和影响：①影响出现“文景之治”，即文帝、景帝在位期间，经济得到了明显恢复，社会稳定，史称“文景之治”。
为汉中期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强盛奠定了基础。
②结果：汉景帝在位时，削减诸侯封地，引发了吴楚等七国叛乱（王国问题，最终被平定）B、汉初政治制度①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的各种制度基本沿袭秦朝；②实行郡国并行制；原因“惩亡秦孤立之败”概况地方实行郡、县二级制，郡有太守(京师所在地设内史或京兆尹，级别高于一般郡)、郡尉、郡丞。
太守选用属吏，分曹理事，各曹属吏分管具体事务，由太守分别任用。
郡下设县(有少数民族地方设道)，县设令或长，之下有县丞、县尉及分曹属吏。
分封的有王国与侯国(选必1)影响这给汉王朝的统治和稳定埋下了隐患。
汉景帝在位时，削减诸侯封地，引发了吴、楚等七国叛乱，景帝和武帝后，诸侯国权力被不断削弱，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③七国之乱：汉景帝在位时，削减诸侯封地，引发了吴、楚等七国叛乱，但很快被平定。
3、西汉的强盛（1）背景：急需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
困境：①政治：诸侯坐大，威胁中央集权；相权过重，影响皇权②经济：土地兼并，豪强势大，③思想：思想混乱，“无为”思想无法适应大一统需要④外部：匈奴威胁，边患不止。
有利：①经过休养生息，国力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②武力平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2）巩固统治措施：措施作用政治中央集权颁布“推恩令”（即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将封地再次分封给其子弟作为侯国，列侯归郡统辖，由皇帝制定封号。
秦汉时期西部氐羌介绍秦汉时，活动于西部的民族主要是氐与羌。
文献上氐、羌虽并称，两者关系却较为复杂：或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或认为氐、羌不同，习俗有异。
就文献记载而言，氐、羌二字使用并不严格，此处称氐，彼处呼羌，如白马氐、白马羌，如武都氐、武都羌，等等。
从相关记载及五胡十六国来看，氐、羌皆在“五胡”之列，且都曾建立过政权。
所以，氐、羌即便同源，却是异流发展，应属不同人群。
除“白马氐”外，关于氐人，两汉正史并无专门记载，仅在叙述“西南夷”或羌人历史时被约略提及。
白马氐所居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
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后汉书·南蛮传》）。
魏晋以后的一些文献，如《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简单提到氐人的习俗：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编发，嫁娶与羌有相似处，等等。
关于羌人，自商代以来就不断出现于典籍、甲骨、金文中，《后汉书·西羌传》更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其历史的文献，学者因此建构出几乎与中国历史平行等长的羌族史。
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学者王明珂以羌族史研究为契机，对我们所“熟知”的“羌族史”提出挑战，不仅有力冲击了既有的民族史书写“典范”，也使我们有机会反思秦汉的边疆民族问题。
本节以羌人历史的叙述为主，并提及王明珂的“边缘理论”。
通常，历史学界对“民族”的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假设：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缘、语言与文化特征的人群。
以此假设为前提，进行民族史研究：以构成此“民族”人群的内部客观特征，如体质、语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追溯有相同或相似客观特征的人群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经由这种溯源，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关系，并在如此的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
这个基本假设及相关研究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今天均受到强烈质疑。
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现况来看，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并非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
譬如，以语言来说，说羌语的不一定都是羌族，羌族不一定都会（或愿意）说羌语。
西汉民族交融史实汉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其“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将先秦以来人们的大一统理想变成了现实。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巩固过程中，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所谓民族交往，主要是指汉政权与边地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也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邻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往来；而交往的形式往往会根据政治需要和民族区域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随着民族间交往的加深，必然会促进民族的融合；而这种民族融合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汉化，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民族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角度，对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过程作出解说。
一、汉匈和战与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匈奴作为族称，文献记载始见于战国；而考其族源，学者大多认为与殷周以来鬼方、獯鬻、荤粥、猃狁、胡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匈奴应该是在这些族群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各族而形成的。
匈奴民族最初的活动中心在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及大青山一带，后来逐渐移至漠北。
在冒顿单于以前，匈奴作为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内部各氏族、部落“自有君长”，彼此间没有永久的盟约关系。
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亦即西汉建立前后，通过采取一系列巩固内政、兴建制度的强化统治举措，同时不断进行征伐，最终结束了长期以来各部互不统属的局面，建立起了一个东尽辽东、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奴隶制帝国。
在整个两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帝国虽然在汉武帝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却始终是汉朝需要面对的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匈关系是汉朝民族关系的重要一环。
在两汉时期的汉匈关系史上，和亲与战争是汉匈双方最普遍的两种交往方式。
作为汉朝而言，它与匈奴的和亲，一开始是迫不得已之举，而在后来的与匈奴的交往过程中，这种和亲往往被当做调整与匈奴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因此，和亲对于汉朝而言，无论是对巩固政权统治，还是加强与匈奴的交往，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进化和形成咱们讲中国的人种形成变化，以汉族为主线来讲，因为华夏族的文明历史和记录都是最早的，溯源比较清楚。
汉族讲清楚了，其他少数民族也就大概清楚了！咱们分三部分，先讲黄种人进入东亚的路线，再讲的汉族形成，最后讲汉族发展。
（一）黄种人基因中的M122突变，大约发生在三四万年前，那时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
棕色人种早于黄色人种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棕色人不断沿海岸线退缩，或者躲进山区。
当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消融时，一支带着M122突变的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了中国。
目前发现关于南亚语先民进入中国后的分化路线大致有两个，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在云南（分出2条路线），一个是珠江流域。
先说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的那一脉，他们最终在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到达了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的盆地。
“这里应该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
”后人所称的先羌，也就是汉族与藏族人的祖先。
这一支南亚人在出发时，头颅还很圆，带有大鼻子、厚嘴唇等特征。
但在他们行进过程中，人体形态发生变化。
而到了高原之后，不再受疟疾影响，加上缺氧，存活下来的人基因变化了，脸都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
留在河谷地区的羌人，应该是迁移过程中留下的。
他们保留了游牧的习性。
经过这1万多年的迁徙，这样一直到5000～6000年前，人体内部的DNA又开始不安分了。
那时，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
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
汉藏语系的两个语族开始分野，正式分开。
其中一个亚群在M134的基础上又发生了M117的突变（汉族特有的两个基因突变）。
他们带着这个突变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
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华族，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汉人的前身。
M117是汉人身上很古老的一个遗传突变。
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或是战败，或是寻找食物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
我国汉代胡人图像特点探析我国汉代胡人图像特点探析两汉时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乃至汉俑等汉画资料中，存在大量的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佛教东传以及汉代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事死如生）之说，这里"诸夏战争、怀柔、同化、兼并与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
在美术史中，民族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美术间的交流和融合作为文化交融的一部分，与科学技术、物质文化一样，伴随着古代交通的发展遍及欧亚大陆的诸多角落，并被不同的民族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各自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因此，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对民族，对文化交流的深入剖析和理解。
在汉代史籍为我们描绘的世界中，活跃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边境的胡人是十分特殊而重要的。
对汉人而言，胡人是汉人接触最多的域外人，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从早年的胡汉战争，到后来丝路开通之后胡汉之间大量的贸易，汉帝国在与胡人的斗争和交往中明确了本民族的疆域范围和文化特征。
同时，汉代艺术中的新鲜血液，也来源于往返丝绸之路的汉人探险家和胡人承载的文化因子。
孙""（《中国圣火》二的一人正在一手按住跪地胡人的尖帽，一手用环首刀割下胡人的首级，另一名汉步兵左手执刀，右手执盾正在拼杀。
而这一侧的五名胡人，一名已经倒地身亡，一名正在被割下首级，其余三名双手抱住面颊，做惊恐状，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地上还散落着四个首级。
此石采用减地凸面加线刻的手法，刻画细致入微。
然而在立柱的左侧，情形完全不同。
汉军尚未到位，这一空间布满了胡兵，除紧靠立柱内侧的一人身首异处外，其余胡兵分作步弓手、骑弓手和骑刀盾兵三个兵种，分别为六人、三人、三人，正向右侧袭来。
骑兵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战马嘶鸣，气势撼人。
这些凝固在石上的胡汉交战场面，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汉人与胡人之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惨烈。
战斗往往以汉人的胜利告终，很多胡人或身首异处，或跪地求饶，或逃匿山林，向胡王哭诉战况。
论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少数民族职官郭俊然①（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商丘476000）摘要：出土资料中存有大量关于汉代职官的内容。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认真梳理，可以发现非匈奴的少数民族职官较为繁乱，其基本职官体系皆为：君（王、长）、侯、千长、百长、小长。
由于少数民族部落规模大小的不同，职官的设置在数量上有所差异，其职官体系仍如上所述，具体上也是大同小异。
关键词：汉代；少数民族；官制；出土资料两汉周边有大量少数民族政权和部落。
匈奴的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有完整的职官系统，其它民族则相对简单。
西域诸国由于受汉朝和匈奴的影响，职官系统也较完整，但规模很小。
《汉书·西域传》载：“最凡国五十。
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1]卷九十六下关于西南各族，《汉书·西南夷传》载：“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
”“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1]卷九十五《后汉书·西羌传》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
”“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
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
”[2]卷八十七据此知，西南各族乃为部落制，汉朝只是封赐其首领为王、君、长，其它职官仍是其自命。
北方乌桓族，《后汉书·乌桓传》载：“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
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
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
”[2]卷九十可知，乌桓在受汉朝封赐之前，其职官系统更为原始，有大人、小帅。
从文献内容看，非匈奴少数民族职官有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小帅、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侯、大人、王。
各个部落又有不同，由于部落众多，许多职官为文献所失载，现具体论述如下：①作者简介：郭俊然，男，1979年生，河南商丘人，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官僚制度研究。
2013年11月第31卷第4期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Nov．2013Vol．31No．4氐羌民族与汉中孙启祥（汉中市档案馆，陕西汉中723001）［摘要］汉中是古代西戎、南蛮、华夏交汇杂居之地，是氐人的原始分布地和羌人的早期迁入地。
夏商之时，汉中西部即成为氐人聚居地。
西汉以后，伴随着羌人、氐人的大规模内迁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汉中的氐、羌力量逐渐壮大。
东汉时，羌人在汉中的人数和势力达到极盛。
两晋南北朝，汉中逐渐成为包括氐、羌在内的非华夏族人控制的区域，氐族杨氏还在略阳建立了武兴国政权。
隋唐时，民族政策缓和，民族融合加快，氐族慢慢从汉中消失;羌族在汉中虽然一直延续至近现代，但人数甚少。
氐、羌人对汉中的文化习俗影响至深，至今仍可见遗痕斑斑。
［关键词］氐族;羌族;氐羌关系;氐羌遗风;汉中［中图分类号］K203；K29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36（2013）04-0051-07［收稿日期］2013-06-06［作者简介］孙启祥（1961－），陕西勉县人，汉中市档案馆馆长，汉中市陆游学会会长，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名誉教授，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从事汉中历史文化研究。
①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917页。
另本第1句作“氐羌，氐地羌，羌不同……”。
氐族和羌族是我国古代西部两个起源早、分布广、人口众的民族。
地处中国西部南北分界线秦岭之南的汉中，古代“西戎”、“南蛮”、“华夏”交汇杂居，与氐族和羌族都有密切关系。
近代以来，汉中已不属于羌人生产生活的重点地区，羌族人数很少。
本文试就氐、羌民族的起源、分布及其与汉中的关系进行勾勒探讨，以有助于区域民族文化的发掘。
一、氐羌关系及其概念演变在汉代之前的众多古籍中，氐羌常常以联绵词的形式出现。
论汉代的民族“和亲”并非民族间的政治联姻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述及汉代的民族“和亲”时,存在着一个概念上的误区,即把“和亲”与“结亲”相混淆。
有些学者在看到汉代出嫁几位公主于少数民族后,就对汉代民族“和亲”的含义产生了误解,把民族“和亲”与民族政治联姻混成了一事,以为民族“和亲”在汉代就是民族政治联姻的代名词。
学者们的看法似乎也影响到了工具书的编纂,一些常用工具书如《辞源》、《辞海》、《中文大辞典》等对民族“和亲”全都作了相应的错误诠释。
其实,汉代民族“和亲”的主旨是实现和平。
“和亲”之“亲”,意为亲近、亲附、亲善,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
将汉代的民族“和亲”视为民族“结亲”即民族政治联姻,是对汉代史实的一大误解,应当予以纠正。
一、汉代民族“和亲”之含义现代学术界认为“和亲”之“亲”就是现代意义的“姻亲”。
其实,细考汉代民族和亲史料可以发现,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两个民族之间的一种特定的民族关系形态:即两个对立民族停止战争、捐弃仇怨,转而建立和平、友好、亲睦的关系。
这不是自然形成的形态,而是经由两个民族政治、军事当局协商并用正式条约(口头或文字)规定了的一种民族关系形态。
“和亲”既成以后,如有一方或双方民族违背“和亲约”,则“和亲”关系即告瓦解消亡;他日感到需要,双方会再次会商,再次订约,规定出新的一次“和亲”。
汉代民族关系变动不居,时善时恶,两汉四百余年,各民族有过几十次“和亲”,即几十次化干戈为玉帛。
“和亲”的主旨是“和”;“亲”是附属含义,意指亲近、亲附、亲睦。
“和亲”之“亲”并没有“婚姻”的含义。
(一)从反义、同义用语推求“和亲”含义1.反义用语。
《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文帝六年,匈奴致书汉朝,建议和亲:“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
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
……和亲甚便。
’汉许之。
”同书《韩长孺列传》:“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
……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背约。
不如勿许,兴兵击之。
’安国曰:‘……击之不便,不如和亲。
”同书《汲黯列传》:“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
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
”《汉书·王莽传》云:“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
……故左将军公孙禄……言:‘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
’”同书《匈奴传·赞》:“久矣夷狄之为患也。
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
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
”以上诸例,以“击”、“起兵”、“攻”、“征伐”与“和亲”对举,以“击”等为“和亲”反义词语。
2.同义词语。
《汉书·王莽传》:“匈奴单于知死,弟咸立为单于,求‘和亲’。
莽遣使者厚赂之。
……缘边大饥,人相食。
谏大夫如普行边兵,还言:‘军士久屯塞苦,边郡无以相赡。
今单于新和,宜因是罢兵。
’”前面说匈奴“和亲”,后面如普说“和”。
他说的“和”,显然是指前面“和亲”。
如普把“和”作为“和亲”同义替代词用。
同书《匈奴传·赞》:“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
”《后汉书·班固列传》:“时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诏问群僚。
……固议曰:‘窃自惟思,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
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
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
’”《汉书·匈奴传·赞》与《后汉书·班固列传》所载都是班固的话,表达的是同一观点,笔写用“和亲”,口述用“和”。
这里“和”字显然是“和亲”同义代用词。
另外,刘敬是汉代民族和亲政策的创议人。
班固说:“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
”班固这句话,不是说“和亲”这个词语为刘敬所创。
“和亲”是先秦已有的一般常用词,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
汉初,刘敬扩大了“和亲”一词的使用范围,引“和亲”一词进入民族关系领域,使之成为民族关系领域的一个政治术语,用以指称如上所述的那种特定的民族关系形态。
由于刘敬创议并亲自操持了汉对匈奴的“和亲”,故《史记》、《汉书》列举刘敬入传资格时,都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叙述。
但两书均未使用“和亲”二字,《史记》说他“和约匈奴”,《汉书》说他“外和匈奴”。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两书这里的“和”字,都是“和亲”的同义替代词。
在汉代,人们以“征伐”、“攻”、“击”、“起兵”与“和亲”对举,而以“和”为“和亲”同义替代词。
据此可以推测,汉代所谓民族“和亲”就是指的民族和平。
(二)“和亲”的“亲”之含义汉代民族关系领域常用“亲”字,含义是亲近、亲附、亲睦。
《史记·匈奴列传》:“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书·西域传》:“东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
”《后汉书·西域传》:“顺帝永建元年,(班)勇率(车师)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
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
”1977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中出土铜印一件,阴篆文八字:“汉匈奴归义亲汉长。
”汉代民族“和亲”一词中的“亲”字也是亲近、亲附、亲睦之义。
《史记·匈奴列传》云:“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
’……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
”这段话里的“约”、“亲”、“和”、“附”四字是“互文”,文义互补。
补足了是“二主之和亲约”、“兄弟之和亲约”、“汉以故不和亲”、“邻国不和亲”。
“附”即“亲”的同义替代词。
“倍约离兄弟之亲者”的“亲”,即“兄弟之和亲”之“亲”,义为“兄弟之亲睦”。
(三)就“和亲约”内容推求“和亲”含义汉代民族“和亲约”的完整文本今已不可见,但“和亲约”的部分内容在现存史书中仍可找到。
汉代民族的“和亲约”就是结束民族战争与敌对冲突的条约。
根据现代国际法的研究成果,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和平条约一般都详细规定与交战国之间相关的全部未决事项。
它的内容一般包括:完全停止军事行动;释放和遣返战俘;部分或全部恢复战前条约的效力;恢复外交、贸易等关系。
有些和约还包括赔款或赔偿、割让领土、惩办战犯等条款”。
汉代“和亲”条约与现代和平条约虽然并不全同,但颇可发现近似内容:1.关于“完全停止军事行动”。
现代所谓“完全停止军事行动”,汉代的说法是“俱无暴逆”、“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等。
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
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
’……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令)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
朕已许之。
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汉朝最早与匈奴订“和亲约”的是汉高帝刘邦。
文帝后二年(前162年)与匈奴书中所说的“先帝制”,就是指当年汉高帝与匈奴的“和亲”规定。
“长城以北……俱无暴逆”是现存史料中对汉高帝与匈奴“和亲约”的最重要、最详细具体的引述。
“先帝制”最要害之处是四个字:“俱无暴逆”,即双方要“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实现和平。
2.关于“释放和遣返战俘”。
汉代“和亲约”没有现代国际法中所谓的“释放和遣返战俘”的明确规定,但汉文帝致匈奴书中“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基本可以归入处理战俘事项。
汉文帝与单于往返商谈“和亲”书信,虽然不是“和亲约”本身,但它们是正式国书,其中论及“和亲”之处,应视为在法律上与正式“和亲约”具有同等价值。
3.关于“恢复战前条约的效力”。
汉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
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
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朕甚嘉之。
……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
”“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
”汉文帝时匈奴单于要“复故约”、汉景帝时“如故约”,都是承认汉高帝与匈奴“和亲约”继续有效,“恢复战前条约的效力”。
4.关于“恢复外交、贸易”。
前面引述的汉文帝《制诏御史》说“可以久亲”,长远保持亲睦邦交。
这是对以后邦交的瞻望,也是对战前邦交的恢复。
至于汉与匈奴边境贸易关系,发端于文帝时期,班固说:“逮至孝文,与通关布。
”以后大概由于战争与和亲交替,所以关市也时断时续。
汉景帝、武帝与匈奴重新“和亲”时,都重申恢复关市,“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今帝(笔者按:指汉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5.关于“惩办战犯”。
本文上面引述的汉文帝前六年致匈奴书中,说单于已承认破坏前次“和亲约”的是匈奴右贤王:“右贤王不请……绝二主之约。
”但汉文帝表示,“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
这是不再追究、惩办战犯。
6.关于“赔款或赔偿”。
汉代“和亲”的“赔款与赔偿”,分经济赔偿、政治赔偿两大类。
经济赔偿,当时叫“赂遗”,有时在订“和亲约”前支付,如第一次和亲时,“是时天下初定, (汉高祖)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笔者按:指刘敬)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有时在和亲关系确定后支付,如汉武帝时,“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政治赔偿,则包括嫁出公主、“约为昆弟”等。
如第二次和亲的“赔偿”时,“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
因为汉代华夷贵贱分得很清,华夏族自视高贵,卑视蛮夷。
第二次和亲,是汉高帝向匈奴乞求和亲。
为求得匈奴答应请求,他在“和亲约”中允诺与匈奴“约为昆弟”,放下华夏皇帝高贵身份与蛮夷酋长称兄道弟,并出嫁公主,让单于获得至高尊荣的心理满足。
在当时,这是汉对匈奴作出的巨大政治让步,是对匈奴允许和亲的政治赔偿。
由以上分析对照可以看到,从“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到战争“赔偿”诸多方面,汉代民族“和亲约”与现代“和平条约”大体相应。
由此可知,汉代所谓民族“和亲约”,就是现代所谓的和平条约;汉代所谓民族“和亲”,就是民族“和平”,主要是指“完全停止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