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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城镇化是经济体系发展的必经历程。
自2001年“十五”规划首次提出将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
现在，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相比过去更注重总量的发展模式，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需要进行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实现可持续化的发展目标。
城镇化作为我国“新四化”发展战略之一，必须考虑新常态下的社会特征与社会需求，转变发展观念，提高发展质量。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对其进行梳理，了解最新研究动态和未来研究方向，可以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传统城镇化主要指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渐流入城镇，城镇生活方式逐渐影响农村的过程。
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传统城镇化模式逐步暴露出如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张卫国等，2015）、“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城市病”问题日益凸显（李楠等，2014）、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配置不合理、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王庆日等，2014）等诸多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我国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核心，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与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
新型城镇化不仅包括传统城镇化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产业向农村扩张的过程，其“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注重将经济高效、社会和谐、资源节约、环境优美四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仇保兴，2012）。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是“人的城镇化”（吴强，2014）。
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
其一般性指新型城镇化的出现顺应了时代潮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特殊性则指新型城镇化需要具体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有不同于国家的目标与要求。
Forum学术论坛 2018年5月173DOI:10.19699/ki.issn2096-0298.2018.15.173新型城镇化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①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张杰摘 要：从城镇化的一般理论、新型城镇化的特征、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等诸多方面综述了近几十年，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研究成果，为新型城镇化，尤其是西南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做好理论铺垫。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综述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5(c)-173-03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引擎。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
据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3年，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城市群的经济辐射效应明显，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
但伴随着传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凸显。
如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部分地区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片面追求“量”的扩大，而没有重视城镇化“质”的提高，“空城”的现象已有发生；有关研究表明，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商品住房总库存预计达到39.96亿平方米，已有住房去库存化大约需要6.5年，大量的住房库存与“半城镇化”状态导致“伪城镇化”的出现；此外，土地利用效率低、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民工社会融入难等都是当前新型城镇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是我国一个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
1 城镇化的一般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对城镇化一般理论的研究涉及多学科领域，涵盖内容广泛，其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区位理论(J ·H ·Thünen ，1986；A ·Losch ，1995；W ·Christaller,2010)、城乡结构理论(W ·A ·Lewis ，1954；M ·P ·Tordaro,1969)、非均衡增长理论(F ·Perroux ，1950；A ·D ·Hirsthman ，1958)、人口迁移理论(Colin ·Clark ，1940)。
全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新型城镇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加快建强省际区域中心城市、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为进一步研究探索我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参考决策，按照政协年度工作安排，自*月份开始，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和相关部门及专家，通过听取汇报、实地察看、组织座谈、微信和网络征求意见等形式，全面了解了我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一、基本情况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着眼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科学发展路子，增强城市向心力，释放县域新活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全市常住人口*人，城镇人口*人，城镇化率（一）市域城镇布局不断优化。
按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原则，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科学布局市域生态、生产、生活空间，不断优化城市形态和空间布局。
规划提标。
*年*月，我市启动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确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省国土资源调查规划院为规划编制单位。
截至目前，高铁南站以南片区城市设计已审议通过，仰韶大道沿线城市设计已编制完成并形成评审成果，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正在进行方案编制阶段，旧城改造（*平方公里）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铁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编制，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正在进行方案深化阶段。
建设提质。
按照《*省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办法》要求，结合我市人均城镇用地水平和城镇规模现状，按照*区人均*平方米，*市、*县、*市、*区、*县人均*平方米标准，确定进城落户人口城镇新增建设用地。
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鼓励进城农民进行宅基地复垦来扩充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障非户籍人口城市落户建设用地指标需求。
城镇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而产生的一种在空间地域上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
发展城镇，推进乡村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也是目前我国缓解城市内需不足，减轻农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压力等一系列问题的必然选择，是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城镇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既关系到经济结构调整、企业的发展等问题，也涉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资源环境、文化环境、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城镇规划、城市支撑力等问题。
城镇化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正确了解城镇化发展现状及综合水平，对城镇发展进行宏观评价，准确分析城镇发展动力，及时把握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结合城镇发展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进一步揭示城镇化过程中需求与现状差异，提出科学合理的发展对策，切实推动城镇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城镇化的发展是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在遵循其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现状分析，可为定性分析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定量依据。
1、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镇化发展所必需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主要包括产业、政策、需求拉动、区划变动和政府行为等组成的多层次复杂的因素。
其中产业动力可通过城市近几年产业带动增加的就业岗位数占人口增量的比例来反映；政策驱动主要是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外地或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壁垒与吸引力，一般通过政策变动后城市人口的增加数来估算；需求拉动主要来源于城镇和农村相互产生的辐射力与辐凑力所产生的，体现在生存与发展、生活环境、精神享受、文化教育等方面，可通过农村问卷抽样调查对由于需求层次的提高形成的进城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进行分析；区划变动主要是指城市总体规划形成的城镇布局的变化和调整，该变动如主城区面积扩张、高开区和工业园的建立带动了农村人口的转化，分析数据为城镇人口的增加数；政府行为推动是分析政府在财政、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等体制上对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作用。
农民工返乡意愿视角的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探讨本文为2013年度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3in10）；2013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13jk0161）【摘要】本文对农民工有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要发展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产业集群；深化县域城镇制度改革。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意愿；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性，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中提出城镇化发展重点在县镇级。
本文从农民工返乡意愿的视角，探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成基于农民工返乡意愿的推力和阻力所构成的复合动力系统，从而指导县域城镇化发展。
提出解决大城市集聚不经济的对策，使县域城镇集聚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充分发挥县域城镇带动作用，使得产业和人口集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概念界定1、县域城镇化的概念我国的城镇化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划分：一方面，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动县域内的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向城市输出大量的人口，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城乡结构变化。
为了深入研究县域城镇化发展，对我国县域城镇化过程进行如下划分：一是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二是县域范围外的城市化。
本文研究界定为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即伴随着县域农业化、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以及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转换表现为非农产业、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分散的农村向县域内城镇集中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受大中城市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的辐射，并将城镇其不断向周围农村地区扩散，从而引发农民和居民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县域产业结构的演化，形成新的空间结构形态。
2、农民工的概念学术界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还没有明确的、公认的说法。
农民工概念一般从以下四个角度界定，第一，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以非农作为主要的职业，而且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活动；第二，户籍身份依旧是农民，与具有居民户籍身份的人有着显著的身份区别；第三，农民工可以是被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个体户、外企老板或私营企业主雇佣的人，也可以是本身就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的人；第四，属于农村人口。
自从城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研究就没有停歇过（何念如，2006）。我国学者李树琮（2002）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社会演变的根本因素，是城镇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自发导致城镇化的历史条件不同，我国的城镇化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下进行的，这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动力因素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形成诸多不同的观点，本文进行简单的归类，将这些动力机制分为主体行为动力机制、产业结构转换机制、制度动力机制以及比较利益动力机制等。一、主体行为动力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从推动主体的角度看，政府、企业、农民是主要推手，根据城镇发生、发展进程是由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由民间力量起主导作用，将我国城镇化动力机制概括为二元理论模式（阎小培等，1998），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自上而下型主要是指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根据城镇整体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依靠计划手段和经济手段发展若干城市并由其安排城镇建设资金的一种城镇化发展模式。由于政府主体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政府主体决定了城镇化的方向、速度和形式（辜胜阻等，2000）。政府自上而下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大中城市在国家大规模集中投资下，城市地域人口和产业集聚呈扩展型发展，这在京沪津等直辖市发展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自下而上的城镇化主要指的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以及农民家庭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以农村人口、产业结构转化与空间集聚为表征，以农村小城镇发展壮大为中心的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崔功豪等,1999）。自下而上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富裕农村依靠农业剩余发展非农产业实现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集聚型城镇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转化和小城镇建设构成自下而上城镇化的主要内容，江浙一带的小城镇在这方面表现的比较明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行为主体企业与个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表现越来越突出，有鉴于此，宁越敏（1999）提出了“三元”城镇化动因说。该观点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越来越表现为政府、企业、个人三者共同作用，以多元城镇化动力代替以往单一的或者二元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此外，陈扬乐（2000）还通过对城镇化进程推动主体是来源于城镇区域内部还是来源于区域外部，将城镇化动力划分为源于区域内部的“内生城镇化”和源于区域外部的“外生城镇化”。该观点认为农村城镇的动力可以概括为源于区域内部的内力作用和源于区域外部的外力作用。其中以内力作用为主要动力的城镇化称为内生城镇化，主要以苏南模式为代表；以外力作用为主要动力的城镇化称为外生城镇化，主要以珠三角模式为代表。薛凤旋等（1997）选取珠三角31个县市作为样本，采取主
近十年来国内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述评文/杨万江蔡红辉【摘要】本文回顾了国内近10年来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的有关成果，根据学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将这些动力机制理论进一步归纳为主体行为动力机制、产业结构转换动力机制、制度动力机制以及比较利益机制四种类型。【关键字】城镇化；动力机制【基金项目】本文受浙江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小城镇发展研究》课题资助。【作者简介】杨万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蔡红辉，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经济论坛EconomicForumJun.2010Gen.478No.062010年6月总第478期第06期
·18·成分分析方法，取特征值达到1.5以上的5个变量，分别归纳为“工业增长”（F1）、“外资导向的出口增长”（F2）、“农业发展”（F3）、“交通和通讯发展”（F4）和“农村工业化”（F5），累积解释量达到75.9%，然后以修正的城镇化水平为因变量，5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商投资及其带动的出口是珠三角从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主要城镇化动力。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相互转化共同推进城镇化进程。二、产业结构转换动力机制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升高。与此同时，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也存在同样的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而二、三产业由于集聚的要求通常集中于城镇地区，相应地，就业人口也不断转移到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就是产业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伴生发展过程。产业结构转换机制就是借鉴克拉克定理从产业发展与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城镇化的推动机理。首先，农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基础动力。农业只有发展到一定水平，农村才会出现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从而有交易和分工的需求，进而推动了城镇的雏形———集镇的产生。农业对城镇化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的贡献，而且在城乡经济互动的过程中表现为全方位的支持，即使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农业的发展仍然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陈柳钦（2005）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支持和农业为城镇提供剩余的方式两个角度总结了农业对城镇化的支持。前者包括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食物贡献、原料贡献、市场贡献、人力资源贡献以及资金贡献；后者包括赋税方式、价格方式、储蓄方式以及财产剥夺方式。其次，工业化是城镇化进程的核心动力。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曾明确指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内生动力，农业是城镇化的外在条件和制约因素，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是难以想象的，而缺乏农业支撑的城镇化也是难以为继的（张培刚，2001）。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工业发展在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效应的趋势下，人口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集聚，表现为城镇规模与数量的不断扩张，第二产业逐步取代第一产业成为城镇化进程的主导力量，在没有体制与制度的强力约束下，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顾朝林，1999）。就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对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剖析，认为城镇化并没有滞后于工业化，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结构的偏差导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关关系不高，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①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差别的。在工业化的初期，由于集聚效应，工业化对城镇化具有较大的直接带动作用；而在工业化中后期，由于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作用超过了集聚经济，城镇化的演进不再表现为工业比重的上升，而是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②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的演进速度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趋势有重大关系，产业结构通过影响就业结构作用于城镇化进程。③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对非农效应的带动效应，在工业化后期，这个趋势表现的越来越明显。④第三产业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在城镇化的初期，第一产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大，随后城镇化的动力逐步转移到第二产业，当进入城镇化的中期之后，第三产业成为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力量（杨治等，2000）。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第三产业发展同城镇化水平高度正相关，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主要涉及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和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在工业化的初期，经济发展同城镇化相互促进，在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产业分工更加细致，许多原本存在于企业内部服务于企业本身的生产服务业从企业分离出来，如物流、科技、研发。同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城镇提供更多、更好、更完善的生产服务配套设施，如咨询、会计、网络等服务。生产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多，对更加便利的生活环境以及丰富的文化生活服务的需求增加，如住房购物、文化教育、体育娱乐设施、旅游度假，这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城镇的就业机会，拓展了城镇化的广度和深度。三、制度动力机制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变革的过程，这种制度变革同样深刻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随着学术界对城镇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城镇动力机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到制度层面，主要涉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刘传江（1999）认为制度对城镇化的进程有重·19
·要影响，与城镇化相关的制度通过影响非农化和城乡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城镇化的进程。他将制度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三种情况，当制度安排有利于实现非农化同时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呈现同步城镇化；当制度安排有利于非农化但阻碍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呈现滞后城镇化；当制度安排不利于非农化但是有利于城乡经济要素尤其是人口转移时，城镇化发展呈现过度城镇化。在土地制度方面，刘传江认为家庭联产责任制改革尽管具有不彻底性，但是相比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还是比较认同当前土地制度在城镇化的作用方面是阻碍力大于推动力，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农地产权的不稳定性，制约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刘传江等，2004）。为此，许多学者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土地制度创新。在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的制度创新方面，高佩义（2004）建议在我国不能恢复土地农民私有制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转变为土地国家所有制；在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制度创新方面，周振华（2005）认为应该通过建立农地价值评估制度促进土地的流转。我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也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农村，一定程度导致了城镇化之后出现了“工业国家、农业社会”的格局（成德宁，2004）。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大多数学者认同将户籍制度逐步与各种福利制度相脱离的渐进性的改革思路，淡化城镇化的倾向，最终建立起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人口迁移政策（刘传江，郑凌云2004）。四、比较利益动力机制在比较利益机制的研究中，从宏观上看，国内学术界主要从产业间的比较收益和城乡之间的比较利益两方面来进行。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尽管土地生产率比较高，但是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仍然比较低，相对二、三产业而言，农业的比较收益很低，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存在的非常巨大的收益势差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傅崇兰，2003）。曹宗平（2009）从城乡差距的角度分析城镇化的成长机制。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包括收入水平、受教育机会、文化娱乐、交通通讯以及个人价值实现等方面的差距，对城乡居民在发展空间定位造成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农村人口在规划未来发展时通常会理性地选择到城镇发展。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特殊性，任何基于单一视角的城镇化动力机制都不足以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做出比较满意的解释，必须结合各地实际综合上述几种城镇化发展机制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