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沈从文《丈夫》至美人性理想社会摘要: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人性生成图――神化的人性、人化的人性和至美的人性。
至美的人性才是沈从文所祈求的理想人性样式,他的短篇小说《丈夫》就为我们展现了这种“神人以和”的至美人性,并且探讨了这种人性的两条回归路径。
它体现了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构想,在深层次上潜在地指向了至美人性境界的理想社会模式的建构。
一、沈从文视阈中湘西社会的人性图景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沈从文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湘西社会的风景图。
他们或是水手、船工,或是妓女、童养媳,或是飘零者、剩余者……一群弱小而倔强的精灵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构成了沈从文所梦绕魂牵的湘西社会。
然而,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言,他所关注的只是“希腊小庙”,这里供奉的只有“人性”。
沈从文对人性的探讨是深刻的,这种人性不是纯粹完美的绝对人性,不是一种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神性,也不是一种仅仅以生命本能欲望满足为本真的人性,而是人化人性与神化人性在人本真生存状态下的完美契合。
至美的人性在沈从文所建构的人性图景里是漂浮着的,始终处在人化的人性与神化的人性二元张力下,是一种动态的人性生成样式。
因此,在沈从文视阈下的湘西社会中,我们看到了三幅人性图景:神化的人性、人化的人性、“神人以和”的人性――至美人性。
这三种人性样式构成了沈从文的人性社会大厦,展示了人生存的本真状态与人性的复杂性。
沈从文希望找寻一种合乎“爱”的完美人性,神化的人性、人化的人性、“神人以和”的人性都是在“爱”的原则下对生命存在形式的不同表征。
神化的人性是一种拔高的人性,几乎接近神性;这种人性样式没有掺入太多的生存困境,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命展现。
小说《边城》中的夭夭天性纯朴、善良而又美丽,她所体现的就是神化的人性。
它超越生存与现实,专注心灵美的展现,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自由超越的人性样式。
这种人性样式让我们看到了湘西社会的纯真与湘西人民的天性,它承载了无数弱小精灵的梦想,在深层次上抵制着城市文明的拓展,为逐渐落魄的古老宗法农村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注入了一股强心剂。
这种人性是纯美的,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理想的,却是彼岸世界才有的。
与此相对,人化的人性是一种生命本能状态的显现,人性在人屈辱倔强生存下处处闪烁着对生命的“爱”,它是生命本能的释放与野性的回归。
小说《柏子》中的柏子与妓女爱情形式大胆、自由,他们在短暂逃离生活困顿后享受着自己的爱情,他们卸下传统的道德枷锁,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经营着爱情。
小说《萧萧》中的萧萧懵懂、无心机、单纯老实,她无意用自己的命运去承受传统礼制的审判,生存着才是她所关心的事,能够生存下去生活才能继续。
《柏子》与《萧萧》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种生命状态与原始野性。
一边是屈辱地享受生活,一边是屈辱地顺从生活,他们在深层次上都体现了人性的原初状态――对生命存在的渴望与本能欲望的满足。
这种人化的人性让我们看到了湘西社会中也有血与泪、死亡与毁灭,人性的本能化给了这群弱小而倔强生存着的精灵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
在本质上,人化的人性是生存视阈下人的本真状态的展现,体现了一种生存的人性哲学。
在沈从文的人性图景中,“神人以和”的至美人性是人化与神化在人的生存状态下契合一致,是人性的现实回归与理想寄托的有机融合,小说《丈夫》所展现的人性样式就体现了这种理想的至美人性。
二、生命本真状态下的至美人性沈从文的小说《丈夫》故事背景是在湘西某地河畔的妓船上,讲述了女人在船上做事,过节丈夫携带特产看妻子的故事。
来自于穷乡僻壤的年轻女子“老七”为了维持生计,自愿进城卖身做了船妓。
年轻的丈夫在家种田,过节来到妻子的花船上,经历了屈辱,最后与妻子一起弃船而返乡。
小说情节平淡,除丈夫的几次情绪波动和妻子的两难处境外,似乎没有什么矛盾冲突。
从表面上看,小说通过丈夫心理的几度沉浮的描写以及妻子的艰难困境的揭示,混合着某种男性主义人性的觉醒与对弱小生命的同情。
透过这层屏障,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对人化与神化契合一致的至美人性的夫妻,是一种本真状态下“神人以和”的生命样式。
小说中丈夫憨厚老实,在家安心种田过日子。
他丝毫没有责备妻子弃家进城做事,他理解妻子的苦衷,每逢过节,便带着特产满心欢喜地去看望妻子,希望和妻子说说家里的事。
刚找到妻子花船时,丈夫除了高兴外,心里倒还算平静。
但妻子去城里后,水保的到来却彻底搅乱了丈夫平静的心境,丈夫拘谨――健谈――羞辱的心理沉浮突出了其人性的某种回归。
与水保健谈之前,丈夫还处在一种神化的人性状态,对生活乐观、心地纯朴、心情舒畅,没有羞辱感、屈辱感,生命本真而充满活力。
然而,故事的进展打破了丈夫的这种人性结构,人化的人性将丈夫向现实拉近了一步。
从羞辱到与妻子讲和,再到醉酒士兵闹船,最后与妻子一起弃船返乡,丈夫最终实现了对至美人性的回归。
这是一种神化的人性与人化的人性的契合一致,这种人性才是现实可感的,才是湘西社会的理想现实状况。
妻子在城里卖身做事,丈夫亲眼目睹这一切,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心安理得地拿用妻子以身体换来的钱。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需要做出判断,需要体验和感知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状态。
“我制定一种原则。
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活着的人对于生命的谴责归根到底只是一定类型的生命的征兆……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的鼓舞之下、在生命的光学之下谈论的: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建立价值。
”①因此,生命的理想存在状态才是我们的价值准则。
至美的人性既不高高在上成为理想的预设品,也不掺入过多的欲望本能而成为残酷现实的见证品,它现实地存在着,在人的生存状态下规定着人的本真状态的展现。
丈夫从屈辱到决定与妻子返乡,在男性尊严背后隐藏的更是一种至美人性的回归,它规定着丈夫作为一个自由的精灵所应做出的对生命本真的理解,而不是仅仅生活在神化的人性世界里。
返乡之时,丈夫体现的是一种至美人性,双手捂着脸哭泣与决意要回去的两种生命状态就是神化的人性与人化的人性的完美契合。
妻子老七丰润有味道,她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家里人挨饿,自愿去城里卖身养家糊口。
在城里,她与其他妓女一样,卖弄风骚,接客挣钱。
她也沾染了城里人的生活习性,言语和打扮都大不如从前了,与丈夫也拉不起家常,生活单调、乏味。
这时的妻子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人化的人性,生存本能欲望的满足使她逐渐失去纯朴湘西妇女的本色。
她无意堕落又不得不堕落,生存的困境把她渡入到了现实的泥淖。
然而,她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神性,丈夫的到来彻底打乱了她原有的生活。
丈夫的一言一行都时刻牵动着她的心,也逐渐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至美人性。
看着丈夫捂着脸痛苦的样子,人世间神圣的“爱”在她心中升起,神化的人性在妻子的内心得到了恢复。
于是,她决定弃船与丈夫一起返乡。
丈夫与妻子一同返乡,故事到此结束。
返乡作为小说的结局有着深刻的内涵,它不仅指男性尊严的觉醒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复苏,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丈夫与妻子至美人性回归的两条路径。
至美的人性在人化的人性与神化的人性的动态平衡中显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与人性的理想状态,小说《丈夫》所体现的至美人性正是沈从文所祈求的完美人性。
三、至美人性对理想社会的建构沈从文关注湘西社会那群弱小而倔强生存着的精灵,关注他们的“人性”样式。
神化与人化契合一致的人性才是沈从文理想的人性样式,小说《丈夫》所体现出来的至美人性就是沈从文心中的理想社会模式的基石,它支撑着他心中理想的人性社会大厦。
沈从文对这片古老而神秘的湘西世界梦绕魂牵。
在这群精灵所组成的宗法农村社会这一共同体也逐渐被城市文明所浸噬之后,沈从文力图为他们寻求一个理想的栖息之所,并最终将人性社会的建构作为自由自在的精灵的最终归宿。
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神化的人性是沈从文倾诉“爱”最多的一种人性样式。
这种人性样式被美化成为一种纯理想状态,仅仅存在于彼岸世界,正在被工业文明浸噬的湘西世界也很难见到这种神化的人性。
沈从文对这种人性样式极力倾情,恐怕除了浓郁的感伤怀旧情怀外,剩下的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情结了。
人化的人性是沈从文所不允许的,他无法容忍这片古老而神秘的湘西净土被现代文明所吞噬,人性的丢失与纯欲望的满足会将他心中的湘西社会解构得支离破碎。
在他看来,这种人性是要被超越的,人性不能纯粹还原于生命的原初状态,更不能悬浮于空中可望而不可即。
神化是湘西人性格的理想表征,人化是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是生命形式的原初展现。
沈从文最终对“神人以和”的至美人性的祈求或许才能在现实中找到其建构理想人性社会的根基。
沈从文对至美人性的追求始终处于神化与人化的二元张力中,而这种张力在湘西世界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体现了城市文明在宗法农村的拓展,也体现了纯朴、纯真的湘西人对现代文明的抵触与抗争。
沈从文力图达到人性中神化与人化的完美契合,还湘西人以生命的本真状态而又不失湘西世界所特有的“神性”。
湘西人的现实生存是矛盾的,至美的人性所体现的矛盾斗争后的统一是符合湘西世界现实的;这种至美人性可望也可即,体现了湘西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二难处境与现实抉择。
“现代社会的悖论之一是,一方面使个体从家族等传统共同体中获得了空前的独立,另一方面又以空前普遍的社会结构将个人编入标准化生产的商贸与交往。
后一方面所造成的结果是,个体在社会化的同时被公共理性模塑,并在一体化的快节奏社会工作中淡化了私人空间。
”②沈从文的理想社会模式应该是一群充满至美人性的精灵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他们生命本真而又不为生活所落魄,纯真质朴又不沉醉在幻想的彼岸世界中,他们现实的存活着,却仍然保留着作为湘西人所特有的“神性”。
沈从文深爱着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大地上,供奉的永远是人性的“希腊小庙”,这种人性是湘西理想的“人生形式”,也是他们最终“返乡”的唯一路径。
沈从文所建构的至美人性社会是美好的、现实的,这种社会模式或许对我们所生存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人性的缺失与腐化是一种消解和反拨,或许我们所不断追寻又不断丢失的理想社会模式潜在地指向这种至美人性境界的建构。
作者简介:王成,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蔡凌,硕士,湖北科技职业学院辅导员。
①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②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