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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研究生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无到有、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经历了从禁止到完善的过程。
综合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禁止阶段（1949年1959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研究生教育经历了禁止的时期，改革开放还未开始，当时的研究生教育仅限于军队内部。
新中国成立不久，军队内部的研究生教育计划也就暂时停止了。
1959年，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式取消禁止，开始筹备研究生学历毕业论文，并在山西太原组织开设了我国第一批研究生院系。
二、初步发展阶段（1960年1978年）1960年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有几多学生，有几多研究生”的宝贵指示，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的开始。
在此期间，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不断完善，政府全面建立了研究生教育体制，不仅为研究生提供了经济资助，同时还实施了宽松的移民政策，促进了外国学者的引进。
1978年，中国正式成立了研究生院，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此后，研究生教育开始进入了繁荣期。
三、发展繁荣阶段（1979年1999年）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不仅遭受了改革和发展，而且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1980年，中国成立了第一所国外留学生中心，1986年，中国确立了研究生招生工作规定，有序指导研究生招生。
同时，还推出了大批研究生特长生、博士后从业和海外留学生回国报到的政策，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多种研究生教育奖学金资助政策，这些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四、质量突飞猛进阶段（2000年至今）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进入了质量突飞猛进的新阶段。
2015年4月，中国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国家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的意见》，将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国家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并建立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以此提高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0123$%!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储著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摘 要：“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
这个时期，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文革”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前，胡乔木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科院成立现代史研究室；第二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至１９８２年底，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启动，中国社科院拟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建议未被采纳；第三阶段，自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０年底，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学界在探索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学术自觉意识。
这是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重要思想保证。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当代中国》丛书中图分类号：Ｋ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０５Ｘ（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６２－０７ “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
这个时期学界重新提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并试图建立专门机构来推动国史研究。
①１９９０年，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那么“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学界是怎样认识国史研究，并为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做过哪些努力？尽管这些问题在国史研究学术史论著中常被提及，但对其演进过程则语焉不详。
②笔者认为，学界对于“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问题实有重新讨论之必要。
一、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革”结束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使遭受极大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得以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大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成立或恢复，保证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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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震动——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笔记我本是一个理科生，如今在文科里学习自觉知识浅薄。
此次读书笔记便自觉挑选了理论性不是那么强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我虽然是成长在边疆地区，但是并没有真的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的生活的知识，和目前的变化的了解也是很少的，所以也想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增进一些了解，希望对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以后去农村实践有所帮助。
不知是由于以前的不关注，对农村的了解停留在很久以前层面上，还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确变化的很快，我读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农民跟过去的农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再是印象里那么传统和朴素了，他们也像城里人一样变得算计，开放。
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诱惑和希望，他们也渴望过上富足像样的日子，但是又苦于前途渺茫。
他们发展出了新的个体意识，抛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新的责任意识却没有建立起来，这给今后的农村生存带来了不确定性。
整个社会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渡过这一关，任何对此无所作为的态度都会给未来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
农民是最无助的群体，政府近年对农村农民的关心扶助显然还不够，不仅仅是政策上对于经济的补助，更应当呼吁对于农民思想意识的的关注。
这本书算是一本人类学著作，描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一个名叫下岬村的村庄的农民生存状态。
有意思的是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准确地说，是一位华裔美国人类学家，名叫阎云翔。
他青年时代从山东落户于这个村庄，在这里呆了七年，后来去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最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
2007年受聘该校社会学系紫江讲座教授。
主要讲授“文化人类学”课程，至此定居美国。
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多次回到这个村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前前后后在这里一共呆了15年，写成了这本著作。
此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该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先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樊洪业，男，研究员，原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
从1985年起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1990-1999年主持院史征集与研究工作。
先后有《科学业绩的辨伪》、《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科学旧踪》、《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等专著出版，目前主持编纂《竺可桢全集》（现已出版13卷）。
院史研究与档案积累中国科学院成立较早，与共和国同龄，但是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工作却起步较晚。
有组织、有系统的院史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以完成《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科学院卷》这一任务为目标的，正是在这项工作中院领导认识到院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1990年12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抢救和整理早期史料为急务的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为钱三强副院长），并配合院庆50周年编写出《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和《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均已出版）。
2003年，该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史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编撰”项目组，配合建院60周年纪念庆典，启动了《院史丛书》编写出版计划和继续推进“院史数据库”建设。
本人在1990—1999年主持院史研究室工作，院史有其自身的专业性要求，研究工作不仅必须遵循一般史学的学术规范，也要遵守当代政治、行政和文化的社会规范，同时还要有组织学的分析视角。
但工作中给我体会最为深刻的是：所有历史研究均离不开档案积累和档案部门的合作。
院史研究最重凭证，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当事人很难找见，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档案，可见档案资料的齐全完整程度往往决定了历史事件真相的还原程度。
中国科学院档案部门保存的早期档案是中国科学院各项工作的原始记录，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权威性，使其成为院史研究的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史料资源。
早期档案作为历史活动的真实信息记录，是院史的首选资源，但不是唯一资源，档案之外的文献、图片、实物和回忆性史料，亦是院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形式，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档案进行院史研究的同时，加大了院史文物资料的征集工作并着手院史资料室的建设，使得院史研究工作的内容和视野更加丰富开阔。
作者： 施战军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当代作家评论
页码： 145-146页
主题词： 文学争鸣 中国当代文学 文学历史 作品 集大成 实录 五十年 原生态 观照 意味
摘要：此书是一部很有收藏价值、意义较为特殊、涵盖面大且引申意味极强的大型文学工具书。
一百二十万字，六百二十五个条目，所观照的作品贯穿了新中国以来五十年的文学历史，编写过程也历时整个九十年代。
它以严谨、客观、全面的态度，尽可能保持原生态的考据整理尺度，显现出“集大成”式的研究者的学术气度。
20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20世纪是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这一段历程充满了磨难、挫折和痛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也逐渐得到了提升和发展。
以下是20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一、1900年至1949年：抗战时期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在1900年至1949年之间，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科学家不仅要克服战乱和饥荒带来的困难，还要面对国民政府的反动、日本的侵略等一系列问题。
此时，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围绕着矿产、药物和电气等领域展开，并且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在民间默默耕耘。
二、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建立后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在1949年至1966年这段时间，新中国建立后，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1960年，我国首次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标志着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走向了新的高峰。
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围绕着原子能、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等领域展开，并且建立了一系列科研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等。
三、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在1966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导致我国在这段时间里科技事业一度陷入停滞。
在这段时间里，科学家们不仅遭受打倒和抨击，而且许多实验室和图书馆等科研设施都被破坏或毁灭，因此，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在这段时间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四、1977年至1999年：科技兴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在1977年至1999年这段时间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科技兴国的思路逐渐得到普及，也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
这段时间里，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式的成果，例如：珠穆朗玛峰高程测定、半导体和高温超导物理学的突破性进展等。
五、2000年至今：科技强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自2000年以来，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科技强国为目标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人类学读书笔记：告别祖荫—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一、印象当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第一眼看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于是我把它放进了我的读书计划，带进了我的生活。
或许是因为自己也从那片田野走来，读罢掩卷之时，这种亲切感已更浓烈，即使这田野一个远居关外，一个静伫江南，空间的距离并没有阻隔情感的共鸣，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
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自己并非要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但作者通过对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况以及特殊历史背景的描述分析，使人们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变化总趋势以及人类道德情感体验的理解。
就此而论，其揭示的含义已远远超过了下岬一村。
该书以“冲决网罗，告别祖荫”为魂，以阎教授自己曾经生活7年，而后又苦心经营十余年的田野里的村民们五十年内心情感与道德体验的变化为躯，以其系统的人类学理论分析为血脉，从村民们的感情层面将一个丰满的当代中国村庄呈现在世人面前。
正如列文森图书奖的颁奖辞中提到的：作为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
阎教授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某个地方当了7年的农民，并在1989年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再次来到了那里做了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因此，它能以知情人的视角，展示出一幅以个人经历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
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到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
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动人。
二、框架与内容那么，究竟什么是告别祖荫？为什么要告别祖荫？告别祖荫之中或者之后的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这些都是作者所想告诉世人的，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最后一章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让我们对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说到祖荫一词，就不得不提到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发表的名作《祖荫之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 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 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 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真实的震动——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笔记我本是一个理科生，如今在文科里学习自觉知识浅薄。
此次读书笔记便自觉挑选了理论性不是那么强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我虽然是成长在边疆地区，但是并没有真的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的生活的知识，和目前的变化的了解也是很少的，所以也想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增进一些了解，希望对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以后去农村实践有所帮助。
不知是由于以前的不关注，对农村的了解停留在很久以前层面上，还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确变化的很快，我读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农民跟过去的农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再是印象里那么传统和朴素了，他们也像城里人一样变得算计，开放。
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诱惑和希望，他们也渴望过上富足像样的日子，但是又苦于前途渺茫。
他们发展出了新的个体意识，抛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新的责任意识却没有建立起来，这给今后的农村生存带来了不确定性。
整个社会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渡过这一关，任何对此无所作为的态度都会给未来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
农民是最无助的群体，政府近年对农村农民的关心扶助显然还不够，不仅仅是政策上对于经济的补助，更应当呼吁对于农民思想意识的的关注。
这本书算是一本人类学著作，描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一个名叫下岬村的村庄的农民生存状态。
有意思的是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准确地说，是一位华裔美国人类学家，名叫阎云翔。
他青年时代从山东落户于这个村庄，在这里呆了七年，后来去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最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
2007年受聘该校社会学系紫江讲座教授。
主要讲授“文化人类学”课程，至此定居美国。
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多次回到这个村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前前后后在这里一共呆了15年，写成了这本著作。
此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该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先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当代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1949以来）序语关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中国学术界目前使用的“中国哲学”概念做一个说明；第二部分着重说1949年至1999年之间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关于这个题目，我撰写了一部《理性的反思与超越——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这部书分为上下卷，70万字，已经交给南开大学出版社，估计今年上半年内会出版。
第三部分讲一讲1980年以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意义，不具体综述研究个人的观点。
第四部分就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个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出点自己的感想。
我使用的“当代中国”的“当代”，指1949年以来，“中国”仅限于中国大陆学术界，不包括中国港台地区学术界。
因为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大陆学术界与台港地区、国外几乎没有开展任何联系，形成了相对独立学术研究方式。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术界与港台学术界、美国、日本学术界的联系逐渐增多，形成了相互影响的互动态势。
中国哲学与韩国学术界的联系是在中韩建交的1992年以后大规模开展的。
第一部分从“在中国的哲学”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概念的说明“中国”和“哲学”可以是形容关系，即“中国的哲学”，指在中国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哲学，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
但是，“中国哲学”还可以指“在中国的哲学”，这又包括西方哲学、印度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这是一个集合概念。
在这种意义下，中国是个地域，在中国的哲学和“中国”之间没有内在联系。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意义，专指“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使用也有一些区别。
中国一般把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称为“中国哲学史”，大学哲学系的建制一般是把“中国现代哲学（包括现代新儒学）”单独作为一个教研室。
不过，近年来由于各大学人员的减少，建制上两个教研室合二为一的情况非常多。
但尽管如此，二者在使用上还是有微妙区别的。
“中国哲学史”更偏重于把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而“中国哲学”则往往有发展中国哲学的意思。
“史”似乎意味着旧的态度和方法，没有“史”的“中国哲学”意味着新的态度和方法。
这不是以是否对中国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而言的。
此外，在与“西方哲学”对称的意义上，一般也使用“中国哲学”这个概念。
在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一般是把时间截止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为止，此后叫做现代西方哲学。
在目前，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在中国的哲学”逐渐成为“中国的哲学”。
进入现代（1919年）以后，中国哲学主要受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在中国的哲学主要指西方哲学。
如，德国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渊源就非常深。
向前追溯，早在十七世纪，传教士把中国哲学的典籍传到西方，中国哲学曾经影响了德国的莱布尼兹、沃尔夫以至于康德的哲学。
1687年法国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11716年莱布尼茨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的信》。
到现代以后，主要是德国哲学对中国哲学产生影响。
1923年春，中国学者张颐在牛津大学研究黑格尔哲学，后来又到德国爱尔兰根大学留学，写成《黑氏伦理探究》（英文版），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张颐教授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任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界主要是受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冯友兰、贺麟等人都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牟宗三、唐君毅先生受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又广泛地接受了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还有奥地利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
叔本华、尼采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在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哲学高潮。
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用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著作。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算作德国哲学的话，中国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就更明显了。
不仅德国哲学，英美分析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
冯友兰尤其是金岳霖都采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
不过，他们只是采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而没有采用它的反形而上学的结论或观念。
冯友兰、金岳霖都是新实在论者，他们都把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用来建构和论证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建立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中国哲学和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这也说明，“在中国的哲学”变成中国的哲学。
1949年以后，哲学家可以建立自己体系的可能性不存在了。
除了熊十力以外，所有学者都是把中国哲学史作为客观的对象进行研究。
这种态度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变。
比如，张世英（《天人合一》、《澄明之境》）基本上是在消化德国哲学的基础上诠释和建立自己的哲学。
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这种倾向，如张祥龙等人的研究。
张立文还在建立自己的“合和哲学”。
90年代以后，依靠分析哲学的方法建立自己的哲学的学者，似乎还没有出现。
这是因为分析哲学太专门，太技术化，一般不易掌握，离中国哲学也更远的缘故。
第二部分民族理性走向成熟的历程：1949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我用“民族理性走向成熟”作为一条主线，把从1949到2009 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史学史”来进行探索。
现当代中国承继了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古代哲学成为一个静态的、不再发展的“对象”、“遗产”；各种外来思潮不断涌入，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史观、方法论、元理论或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成为这些到中国后发生不同程度变形的“元理论”审视中国哲学的过程。
1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实际只有三书，尚缺《孟子》)。
它是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
此书实为四位传教士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多年在中国传教的共同成果。
这样，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或者说中国哲学史学史便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元理论或史观的进展，一是元理论下所获得的对于中国哲学的新认识。
这两个方面实质上都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进展和思想面貌，所以说中国哲学史学史也是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纵轴和视角的当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本质。
当代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与话语体系的改变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日丹诺夫模式、毛泽东思想，改变1949年前冯友兰等人确立的研究范式。
1949年前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元理论的转变无疑是1949年政权更替的逻辑结果。
新政权和学界对此都有所准备。
1947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代表苏共中央在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
这个讲话很快由李立三翻译过来并在各地出版，名为《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至1954年，印数已达8万册。
2学者方面也自动地了解并尝试着运用日丹诺夫范式。
从1949年5月24日起，郑昕和金岳霖召集有关学者讨论哲学和哲学史问题，其中有三次是讨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问题。
31949年6月19日，冯友兰发表《哲学家当前的任务》，文章开头即提到日丹诺夫的讲话。
这可能是中国哲学史界最早提到这个讲话。
4从1950年起，中国哲学史界在有关方面的要求下，开始系统地学习这个讲话，转换研究范式，适应新的话语体系。
学习的主要材料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实践论》、《矛盾论》。
思想改造运动同时也是普及毛泽东思想的过程。
通过学习和改造，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日丹诺夫的范式。
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1、“斗争史观”：哲学史是唯物唯心的斗争史的；2、“目的论史观”：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胚胎、发展的历史；3，“革命史观”：哲学史研究是为了现实的革命进程；4、“对应史观”：哲学上的唯物、唯心分别与政治上的进步和反动阶级相对应。
这四观成为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金科玉律。
第二阶段（1957-1959）：新范式的初步反思及其挫折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日丹诺夫模式进行反思，而以“反右”和“反对修正主义”告终。
斗争史观的逻辑结论是唯物唯心各自发展、各自继承论，目的史观的逻辑结论是马克思主义顶峰论，革命史观的逻辑结果是狭隘的“服务史观”，对应史观造成了对哲学史人物阶级分析的错误定位。
1956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人民内部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5此后，社会逐步形成了自由鸣放的空气，学术界也形成了21949年10月以前先后由华北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东北书店、冀鲁豫、晋察冀、上海时代书报社、中原新华书店等分别以《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苏联哲学问题》、《日丹诺夫同志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论文学艺术哲学问题》等书名印刷。
1950年和1954年又分别以《苏联哲学问题》、《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的名称由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各自出版。
3《新建设》报道“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之座谈会自49年5月24日起，开会32次。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卷，第3页。
5此讲话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讲话》为题发表于1956年6月反对教条主义的讨论。
1956年10月18日，郑昕在《人民日报》发表《开放唯心主义》，提出允许大学开设唯心主义哲学课程，允许一部分人坚持唯心主义。
10月23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也有相互吸收和转化；11月16日，冯友兰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做《中国哲学史中思想的继承性问题》的讲演，提出“抽象继承”问题。
1957年1月30日，朱伯崑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系统地分析了新范式下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面临如何划分唯物唯心、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如何妥善地运用阶级分析、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
笔者称此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朱伯崑问题”。
61957年1月22—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中国哲学史问题”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反对“教条主义”。
但是，由于反右运动的介入，反思很快遭到挫折，反对“教条主义”变成了反对“修正主义”。
孙定国提出：“修正主义者恰恰就在攻击‘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因此，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在哲学战线上展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7关锋说此次“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表现了为害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
张岱年、张恒寿等人被打成右派；贺麟、朱伯崑的一些发言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8第三阶段（1960-1965）：相对平静的收获时期这一阶段由于大跃进等带来的经济困难，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相对减少，学界难得地享有了几年的相对平静，出现了一些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