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摘抄

浅析比例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适用王义云李某炸药包被击毙因此，无论从重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该原则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法治的日益健全，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的日益完备，我们完全可以期待比例原则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会有更好的前景。

论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从“钓鱼执法”事件说起冯志华比例性原则又称狭义比例原则、合比例性原则、均衡原则、相称性原则或法益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利益的限制或损害不得超过法定目的所欲追求的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必须相称或者成比例。

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公共利益的保护与私人权益的保障之间要形成合适的比例：另一个方面，手段的负效用与手段所欲达成的目的之间要有适当比例。

因此，问题就是：国家行为所欲达到的公益相较于所侵害的私益是否显失均衡?对于行政权而言，即使满足了妥当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的要求，也就是说，手段既是适合的，也是必要的。

但假如该手段所损害的公民私人权益，与最终实现的公共利益相比较，两者明显不相称时，行政机关采取的此项措施也就违反了比例性原则，因为公民权益所受的损失超过了行使行政权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就造成了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

这就是利益权衡的问题，其要求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时，应当将行政权对公民造成的可能损害与实现法定目的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损害小于利益时才可采取；否则，就不能采取。

当然，这就有个标准，简言之，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人类尊严不可侵犯的理念；公益的重要性程度等嘲。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及文献中写道：所谓手段与目的追求的比例关系必须是“适当”、“正当”或“理性”、“均衡”的。

也就是日常所言：既不可大题小做，也不可小题大做。

付出的成本与取得的收益间应成比例。

这就是利益衡量的方法。

衡量行政目的所要达成的利益与公民权利损害或社会公益损失之间是否“成比例”．是否“均衡”l 4】。

对社会危害性较重的个别犯罪，侦查机关采用诱惑侦查，公众或可接受，可能还没有超越人们的心理预期。

但“钓鱼执法”的所针对的只不过是行政违法嫌疑人。

其社会危害性与犯罪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从其成本和收益的上来权衡，是“得不偿失”的。

而这些又都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也丧失了“安身立命”之地。

并且“钓鱼执法”也早已逾越了国家机关的道德责任底线，败坏了政府诚信的形象，付出与收益益明显不相称。

那最终可能就会如法里斯在《社会解体》所描述的那样，社会与其构成人员的机能关系崩溃，现存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失去影响力，人们反社会的态度得到助长，社会成员的整合、共同感处于欠缺状态t s]中国社会调查所针对“钓鱼执法”事件。

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深圳的近千名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钓鱼式执法”的危害远大于“黑车”，引诱方式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而且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更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抹黑了政府便民、利民、为民的形象。

媒体皆言：“钓鱼式执法”让人不敢“善良”。

人们将难于判断人们是否是真诚地要进行交易行为或者是否是真切地需要帮助，这种在道路交通中形成的人与人交往时的“怀疑主义”会潜移默化地泛化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信念和习惯，长此以往，和谐社会建设将成为“墙头之草”、“无根之萍”[S j。

姜明安教授认为：“钓鱼执法”事件会对未来行政程序的立法产生重大影响。

凶为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在这次事件中已经被凸显出来。

手段和目的要成比例，并趋于一致，“用大炮打蚊子是荒唐的”。

比例原则的内涵比例原则最早产生于德国,源自于德国的警察法学。

比例原则是当今国家公权力行使的最高指导原则,无论是立法、行政或司法机关,在行使公权力以达成任务的过程中都要受到比例原则的拘束。

公法上比例原则的作用就在于规制公权力行使的手段与方法,引导国家机关妥善、审慎地行使国家权力,除必须是能达到公益目的的手段外,还要选择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或限制最小的手段而且这种造成损害的手段要与目的达成后,所获得的利益处于均衡的状态。

[1]比例原则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关系,一般认为比例原则由三个子原则构成: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

论比例原则的发展及其本质李辉比例原则的内涵揭示了行政权的实质比例原则，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求取手段和目的的协调，即国家一切措施之目的和为达到目的所采取手段产生对人民负担间的考量在比例原则下，严格禁止一切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国家行为比例原则包括三个子原则: 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它们共同调整两组关系: 一是国家活动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二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适当性原则又称适应性原则适合性原则妥当性原则等，是指行政机关所采取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应有助于达成其所追求的目的，它针对的是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必须适合于达成行政目的适用该原则以目的正当为前提，在此前提下，实现行政目的是适当性原则的核心，妥当性原则就是要求行政机关所使用的手段能切实地完成立法者的预期目的依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见解，只要手段不是完全或全然不适合即不违反比例原则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亦不违反该原则故法院对妥当性原则采用了最低的标准要求并且这个最低标准不是以客观结果为依据的，而是以措施作出时有权机关是否考虑到相关目的为准在目的妥当的前提下，手段是否能达成目的，是适当性原则的核心问题依适当性原则的含义，手段有效即属符合适当原则，如果手段对达成目的无效，理所当然地不符合适当性与适当性原则背道而驰事情往往并非如此简单，有时，所采取的手段有助于目的的实现，但是仅仅部分地具有适当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取最低标准原则，认为只要手段不是完全适当，即不违反比例原则此最低标准说实际放宽了对公权力行为的要求，是司法机关在考虑到权力分立原则后，不过分介入其他机关行为的体现，同时维护了其他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司法技术的角度来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损害原则不可替代原则最温和之手段原则等，该原则以适度为前提，是指在众多能同样达成行政目的的手段可供选择时，行政主体应选择采取对相对人权损害最小的手段，即该手段对行政目的的达到是必要的所谓必要，是指对不可避免的侵害行政最小为达成目的以无可避免的侵害手段必要性原则也获得国家立法的承认而成为正式条文，首次规定必要性原则的立法例是1931年6月1日公布的普鲁士警察行政法该法规定，警察处分必须具有必要性方属合法，并在第41条第二项将必要性明确界定为: 若有多种方法足以维护公共安全或秩序，或有效地防御对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危险，则警察机关得选择其中一种唯警察机关应尽可能选择对关系人与一般大众造成损害最小之方法为之均衡性原则又称狭义比例原则或法益相称性原则等，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为达到的手段，不能给行政相对人权益带来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即行政手段对行政相对人权小于该行政目的所追求的社会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在德国的司法实务中，判断是否符合狭义比例原则，通常考虑三项因素: 其一为德国基本法第1条揭示的人性尊严不可侵害因为依德国基本法的理念，人性尊严是基本法建构的原则，在宪法秩序中具有最高的价值其二为公益的重要性程度行为或规范对基本权利侵害越深，那么该规范或公权力行为维护的公共利益必须越重要其三为手段的适合性程度，亦即在何种程度与范围内，手段有助于目的的达成［4］以上三项原则既互相独立又体现出内在的位阶层次比例原则体现了行政法的价值追求比例原则作为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手段，其要求行政行为尽可能少地侵犯人权，而且为保障人权，在达成目的的手段的副作用过大时，可以放弃目的的追求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主体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特殊自由的权力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一定的自由度，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管理某项事务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力，而对于相应管理行为的程序内容方法条件等未予明确，这些内容都由行政主体自由地进行判断斟酌和选择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赋予了行政主体一定的自由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权赋予行政主体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是受到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共同约束的自由，是必须符合法律原则和公平理念的自由，是必须遵循法的精神和法的目的的自由所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是根据合理和公正原则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愿做某事，具有相对自由性［5］可见，比例原则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价值追求，即保障公民权利，控制政府权力，尽量达成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中，政府职能转变应遵循一个什么样理念是我们必需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适时引入行政比例原则这为我们构建公平合理的经济社会环境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现行行政质量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为了追求公平的经济社会环境，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提出行政质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应立足本国实际，积极引入行政比例原则为我国的宪政建设和依法治国服务论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从“钓鱼执法”事件说起冯志华2．1我国行政法实行比例原则的必要性现代社会“行政国”是世界的大趋势，“福利社会”的出现，使得行政职能不断增加，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和扩张，行政部f-j日益拥有广泛的对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管制的职权。

负有多种多样的公共服务职责。

可以说，行政权渗透到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但行政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行政机关的权力能替公民提供福利；另一方面，也能侵害公民的权力和自由阎。

因此，如何确保行政权在达成行政目的的前提下，其所采取的手段对公民权益的侵害或限制达到最小，便成为公法领域重要课题的重中之重。

从权力的天性来讲，其运行的不变规律仍然是——不受限制的权力要走向滥用和腐败。

因此，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而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

法律力图给赤裸裸的权力统治设置障碍。

而行政法所主要关心的乃是法律制度对行政官员和行政机构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所作的约束。

对于有效地实现某个重要的社会目的来讲，为自由裁量权留出相当的余地也许是至关重要的。

但，为使法治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嗍。

而列举式的限制是不可能的。

只有予以比较容易操作的原则性规定，比例原则正好能当其位。

现代法律在权利方面的特征是从自由权本位向福利权本位发展，福利权本位势必使自由权受到某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