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乌托邦中建构的女性乐园

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流变摘要：女性乌托邦小说不仅表达了不同时代女性的深切渴望，提出了对既定两性秩序的批判，而且也对人类整体的生存模式做出了积极设想与大胆建议，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目前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国外已掀起热潮；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旨在对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进行分期梳理与剖析，以期对我国的女性乌托邦小说研究有所助益。

具体而言，1890年～1920年是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首次繁荣期，1960年～1980年通过与科幻小说的结合，再次繁荣，1980年后则兴起了反思意识极强的反乌托邦小说。

关键词：女性乌托邦社会构想“乌托邦”（utopia）一词由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创制，最早出现于其描写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同名小说《乌托邦》。

由于既有“美好之地”又有“乌有之乡”的双重涵义，“乌托邦”自其诞生之日起即引发无数的阐释，至今仍无定论。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者一般推崇的是资深乌托邦理论家莱曼·萨金特（lyman sargent）在《重返乌托邦的三张面孔》（“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1994）一文中所做出的界定：乌托邦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通过相当丰富的细节展现一定的时空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莫尔开创的乌托邦传统一直试图描绘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但却从未对女性的权益与幸福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其笔下的社会构想仍旧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对于女性来讲不亚于一场场噩梦。

因而，那些具有批判精神和前瞻意识的女性作家们勇敢地拿起自己的笔，试图以小说为载体构建女性主体受到充分尊重的乌托邦，这无疑是对乌托邦文学传统的积极继承与重大修正，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而且，女性作家们所建构起的女性乌托邦很大程度上是母系社会中女性集体情结的具象化，或者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说，是对古希腊神话中位于小亚细亚卡马多西亚的亚马逊王国（其中的亚马逊女战士高贵纯洁、聪慧机敏、骁勇善战，专与男性对抗）的移位与变形。

“反抗”或“顺从”：自然主义色彩下《蝴蝶梦》中女主两极生存《蝴蝶梦》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

作者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通过“我”之口呈现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自然主义色彩丛林女王吕蓓卡。

吕蓓卡的放荡不羁与“我”的温良恭顺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互文着当时的女性存在。

通过展现两位女主在男权社会立足的两极生存方式，《蝴蝶梦》透露了强烈的环境塑人、适者生存的自然主义逻辑，诠释了环境局限下女性乌托邦理想的困境。

标签：自然主义;生存法则;环境塑人;男权社会;女性乌托邦一、曼陀丽：冷酷的生存环境依托达尔文进化论所生长成熟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拥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强调环境与人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环境对人性与命运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蝴蝶梦》中所建构的故事发生地“曼陀丽庄园”承托起全书的自然主义基底，是冷酷无情、物欲横流的“自然主义氛围”[1]中的“丛林”的化身。

曼陀丽是世人眼中的“仙乡”，有着馥郁芬芳的杜鹃谷玫瑰园、品味超群的书画藏品、庞大巍峨的哥特风建筑群，毗邻海岸，坐拥大把的服务周到的管家仆人，而一年一度的变装晚宴也代表了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

然而这所宅第中森严的阶级感与物欲感却泯灭了大部分“仙乡”的温馨色彩，使曼陀丽成为一个清冷而遗世独立的形象。

小说中的“我”跟随男主人迈克西姆来到曼陀丽，平民出身、青涩无知的“我”是一个实打实的闯入者，刚到宅第便被曼陀丽的代表人物、宅邸总管丹弗斯太太给了个下马威：丹弗斯太太率众人夹道迎接这位平民新娘“我”，慌亂之中“我”竟将两只手套都掉在了地上，而丹弗斯太太借拾起的机会给予“我”轻蔑的眼色——这是上流阶层对捉襟见肘、强装镇定的灰姑娘的首次示威。

事实上整个曼陀丽的人始终对“我”是不待见的，以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这位高攀的“灰姑娘”。

“你要知道，你和吕蓓卡是多么不同！”通过配角的口吻，作者时刻强调“我”闯入者形象的格格不入。

第41卷第1期2021年2月惠州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Vol.41.No.1Feb.2021异化的“物化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乌托邦李巍（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惠州516007）摘要：20世纪初，卢卡奇依据商品拜物教等诸多马克思后期的理论和概念推断出物化理论，并迅速产生广泛影响力。

当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再次问世时，物化被认为是异化的进一步拓展，异化不可避免地被“物化化”。

这导致与异化紧密相连的劳动本体让位于与物化相连的精神本体。

西马学者由此逐渐脱离劳动实践，开始向后寻找革命迟缓的理由，并专注于民众意识形态的转化。

革命与异化的勾连导致实践行动的日渐消沉，审美救赎成为唯一出路，最终演化成各种形式的审美乌托邦。

关键词：异化；物化；马克思；卢卡奇；革命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34（2021）01-0013-05DOI：10.16778/ki.1671-5934.2021.01.00320世纪前期，新的革命环境催生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统之外的异类，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思想的锐利，但这一流派很快堕入“学院”状态，脱离革命基础，失去其实践维度。

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此种发展现状，其引领者卢卡奇难辞其咎，由他提出并迅速传播的物化概念为此种现状预埋了种子。

因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重新问世时不可避免地被拉进物化的理论轨道，并迅速被其同化，异化的普遍化和意识形态化是“物化化”异化的关键特征，它严重影响到西马学者未来的理论建构及其革命实践。

本文将着重考察物化与异化之间不可化约的内核，分析这种异质的内核中所包裹的迥异理论指向和时间维度。

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指认“物化化”的异化通达艺术乌托邦的具体路径。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异化的“物化化”处理在马克思那里，异化的主要发生场域是劳动。

对异化的“物化化”思考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异化被无限扩大并将异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ＲNAL OF SHANDONG NOＲMAL UNIVEＲ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年第64卷第6期（总第287期）2019Vol．64No．6（Serial No．287）审美乌托邦的多重美学基础*①周均平邹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审美乌托邦的多重基础，主要是指支撑审美乌托邦得以奠基或成立的多层面、多维度的事实和学理依据。

这是审美乌托邦赖以安身立命的一个基本性和前提性的重要问题。

审美乌托邦如同乌托邦一样，至少应有历史、现实、人学和美学等多重基础。

关于乌托邦及审美乌托邦的历史基础、现实基础和人学基础，学界已有较多关注，而且在这些方面，审美乌托邦与乌托邦区别不是很大，它们并不直接突出地体现作为二者基础的事实和学理依据的特殊性。

审美乌托邦的美学基础，则是其多重基础中的重中之重，是直接决定其独特性质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语义美学基础、人学美学基础、文艺创作美学基础和理论美学基础四个维度或层面。

它们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共同奠定了审美乌托邦的深厚根基，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独特的性质和特点。

关键词：审美乌托邦；人学美学；多重美学基础；理论美学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19）06－0139－12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9．06．013*收稿日期：2019－09－22作者简介：周均平（1954—），男，山东临沭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邹强（1978—），男，广西钟山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审美乌托邦研究”（09BZW010）的阶段性成果。

②参见周均平：《审美乌托邦：乌托邦研究的新趋向》，《文艺报》2008年10月23日；《审美乌托邦研究刍论》，《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

从生态关怀视角看女性乌托邦小说的现实意义摘要：女性乌托邦小说用其独特的视角和写法，展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这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以及更好地应对“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乌托邦女性乌托邦小说生态关怀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乌托邦作为一个术语，在16世纪早期，由英国著名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制。

其词源为两个希腊词：“euopia”和“outopia”，前者意指“好的地方”，后者意指“没有的地方”，二者合在一起大致有“乌有之乡”之意。

乌托邦是对现实不完满的超度，其超越现实而成为一种理想的升华。

乌托邦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一种精神冲动，且这种精神冲动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之中。

作为愿望的满足或想象力的产物，乌托邦不仅对现代社会的困境持有批判性色彩，同时也对寻求解决困境的最佳途径做出了指示性的描述。

那些在思想上反映了女性主义思想，在精神上展现了乌托邦精神，同时又密切关注女性及人类未来的小说，通常都被称作为女性乌托邦小说。

而女性主义写作的灵魂也正是乌托邦精神。

“重构人类文化是女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写作的共同目标”，美国学者玛琳·巴在她的《妇女与乌托邦》中明确写道。

基于历史上从未存在和实现过真正的两性平等，因此女性主义者便试图从理论上通过作品建构出一个不存在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模型。

此时，女性乌托邦小说便成为了女性主义思想同乌托邦精神结合的最佳载体，同时，女性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手段也使得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除了给世界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新风貌和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物欲的泛滥和人的异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乌托邦小说用其独特的视角和写法，展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这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美化生活 BETTER LIFE2022.08在斯威夫特和李汝珍各自创造的乌托邦社会当中，人们都过上了一种简单、有序和理想的生活。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具有相似性，都展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但是作品也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的理想国都有一定的缺陷。

本文从文学与社会的角度对两部作品描绘的乌托邦现象进行解析。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是中外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两位作家以独特的眼光描绘了现实与理想中的不同世界，并且都想通过假想的国度来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

这两部作品借助作者的思想认知和理想抱负构建了独特的乌托邦世界，在艺术上、思想上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对这两部作品中的乌托邦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度解析。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的 创作背景分析《格列佛游记》的创作背景《格列佛游记》是由乔纳森·斯威夫特于1726年创作的作品，作品产生于英国立宪政治动荡发展的年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背景下写成的小说，对当时的两党政治进行了深刻描绘，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矛盾。

作品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具有较强的想象性，表达了作者对当时英国社会普通大众的同情。

作品通过四个海外岛国的描述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期望建成一个充满理性、没有党争和人人平等的国家，通过神奇的幻像对当时的政治现象、社会风俗等进行了批判，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和谐的国家，借助慧骃国提出建立理性国家的结论，作品充满了博爱、平等、节制等思想，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

《镜花缘》的创作背景文/严　明中外乌托邦文学中的文学现象解读──以《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为例《镜花缘》的作者是清代文人李汝珍，作品共计100回，小说前半部描写了唐敖等人在海外游历的故事，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作品同样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作品的很多故事都取材于《山海经》。

《镜花缘》同样创作于社会深刻变革时期，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处在崩溃的边缘，社会各类矛盾被激化，社会问题被逐一暴露了出来。

中国流行歌曲中的复古风与审美乌托邦摘要：对于歌曲本身而言，它不能创造任何现实生产力，然而注重现实功利的现代都市社会所生存的人们对它的迷恋却是不言而喻。

流行歌曲是当今最重要的大众审美文化现象之一。

而不同年代的复古的中国流行歌曲，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模糊社会背景中的独特符号和文本，成为现代性之镜，成为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乌托邦。

关键词：流行歌曲；复古风；现代性；审美乌托邦；审美反思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115-02中国现代流行歌曲历来都是重视与古典文化的结合的，从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时期到新世纪，古诗词从来都是与歌曲郊孟不离的。

自然而然，我们可以将这一类的歌曲称为复古的中国流行歌曲。

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生命，正是因为他们以自然和人类不能言说的方式在言说。

用奥尔特加的话来说，艺术是时代转变的“风向标”。

于是具有古典意象的中国流行歌曲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成为社会的缩影和时代的见证，正是建立在契合了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之上，呓语着大众所需要的审美乌托邦。

一、审美乌托邦与现代性“乌托邦”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写成的《乌托邦》，这个词本身就是据古希腊语虚造出来的，6个字母中有4个元音，读起来很响，意指“无何有之乡”。

莫尔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

福柯对于乌托邦的论述颇有意思。

认为其是非真实的位所。

这些乌托邦本质上或基本上都是非现实的空间。

福柯以照镜子为例，镜像空间不过是视错觉的投射，但是照镜子并不因此而带来“虚幻的错觉”，这个非真实的空间实际就在那个外表后面——一个镜式乌托邦。

正是镜像给予照镜者最精确的自我空间认识。

“而怀疑论美学所指称的“审美乌托邦”，它主要从形而上的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担负着拯救沉沦于世俗功利的存在者的责任。

它筹划为一种终极的对美的信仰和热情、意志和幻想，它标明为生命存在的原始意义和最根基的爱的追求。

乌托邦文学论文：英美文学的乌托邦文学见解评析女权主义乌托邦对文学的影响乌托邦思想与女权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目标—重构人类文化。

在使用女权主义思想或者乌托邦思想实行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二者的共同策略就是把颠覆父权社会与重构人类文化结合在一起。

美国学者指出：“乌托邦主义所倡导的重构人类文化正是女权主义写作的目标”。

传统的乌托邦作品仅仅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因为真正的两性平等在历史上从未存有和实现过。

女权主义者就在作品中构建一个没有性别压迫，甚至是两性平等的社会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反映女权主义思想，体现乌托邦精神，注重女性和人类未来。

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把女权主义思想与乌托邦精神结合起来，以唤起被压抑的集体记忆，致力于新的社会文化建构，讨论主体性、女性属性、身体欲望和个体差异，借助想象在作品中营造着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对父权社会实行全面的抵制和颠覆。

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乌托邦”一词出现后，女权主义乌托邦的观点被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引用和发挥，而且成为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和乌托邦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20世纪后半叶，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小说创作从以男权文化的现实主义批判转向了对女权文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展望。

即他们在承袭西方主流乌托邦小说模式的同时，融入鲜明的女性主题。

女权主义者设想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好世界，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批判。

这种超现实的追求促动了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女权主义乌托邦在中国1989年弗朗西斯巴特库斯基(FrancesBartkowski)在《女权主义乌托邦》(FeministUtopias)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女权主义乌托邦”一词。

当前国内对女权主义乌托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对女权乌托邦理论的译本和研究专著，只有少量的对西方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的研究专著和相关论文。

这在一定水准上遮蔽了我国学者对女权主义文学整体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不过国外对女权主义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是空前繁荣。

陈莉莉浅析红楼梦中的女性美-精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浅析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女性美学校: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姓名: 陈莉莉学号: 170599指导教师: 周兴锋定稿日期: 2009年11月浅析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女性美陈莉莉摘要：《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女儿们的世界。

大观园的女子不仅有着外在的美，还有着内在的美。

作者以空前的规模与奇特的构思，创造了与“花”相似的女性群体形象。

各种色香品格不同的花隐示了各外貌、才气、气质、性格、性情不同的女子，也隐示了她们的遭遇、命运和结局。

特定的花成为特定人物的品格、地位、命运的象征。

作者所选取某一具体物象花来阐释某一特征的女子，这正与作者及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

本文拟从认知角度分析《红楼梦》花卉隐喻，了解古汉民族对女性美这一范畴的认知。

关键词：曹雪芹《红楼梦》女性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乐园，是乌托邦式的境界，这里不仅境美，而且人更美。

居住在园中的是一群有着如花似玉的貌、有着琴棋书画的才的女子，作者为了向读者展示她们的内在美与外在美，并以“花”万紫千红、变幻无穷的景象，塑造了大观园中一群青年女子的形象，让这一批女子在读者心中留下了迥然各异的美的形象。

通过本文的花卉隐喻，我们可以发现或联想花与人之间的外在及内在相似性，从而认知与花相对应的女子的外貌、性情、气质、才气等……还可以了解人们对女性美的认知及审美取向。

一、自然之美《红楼梦》的大观园是女子的世界，作者将它写成了花的世界，表明在作者及当时人们的眼里认为像花一样的女子是最美的，表明他们的审美取向已经是以自然美为美。

选取大自然的花卉喻象来充当表现女性美的喻象，早在隋唐时期已自然跃出，当时的才子诗人乐用各种花朵比喻美人。

如敦煌曲子词《倾杯乐》写女性“脸如花自然多娇媚”，李白的《清平乐》写杨贵妃“云想衣裳花相容”，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杨贵妃“梨花一枝春带雨”。

在花卉诗性隐喻基础上，到宋元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的女性容貌描写便较多地以“花”为喻象，《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写一女怪“桃萼淡妆红脸”，《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杜十娘“脸如莲萼”……可见汉民族文化中善喜将女性的美貌喻作花，从上面的例子可知所选取的花中泛指的花较多，常见的是“桃”、“杏”、“梨”。

《健忘村》：反乌托邦社会中的女性权力流变【摘要】《健忘村》作为一部架空题材影片，将焦点置于与世隔绝的“类桃花源”的大一统村落，秋蓉在村落的三次权力更迭中实现了主体对权力的僭越，尽显对乌托邦社会的质疑和批判。

【关键词】反乌托邦；女性权力；女性主体意识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7-0081-02在权力话语中，只有控制了主流思想意识才能达到掌控群体的目的。

时代变革之际，裕旺村村民的思想意识被外来者田贵操控，只有底层女性秋蓉有所觉醒，虽然村落的秩序最终得到恢复，但却是另一个乌托邦社会的开始。

大多数电影建构的女性形象常常不出受难者、贤妻良母和女强人这三种①，《健忘村》却打破这种程式化塑造，将三种形象寓于秋蓉权力的几次流变中。

本文将以性别政治为切入点，以秋蓉权力的个体流变审视反乌托邦社会中女性的境遇，浅析女性在政治领域中归顺及僭越男性权力的主体意识。

一、性别压迫下的女性：身体归顺与尊严维护性别政治的实质是性别阶层的权力关系，统治地位的男性阶层与被统治地位的女性阶层常常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

②男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绝对权力，女性则一直是饱受歧视和凌辱的弱势群体，不仅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而且随时都处于其他权力的压迫之下，在性别政治中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

首先，秋蓉的权力不但得不到公权力的保障，还要独自承受私有权力的无理管辖：村民们从未把秋蓉当做家庭的主人，朱大饼死后，他们集体掠走了秋蓉的财物，在他们眼中，秋蓉及其财物都依附于朱大饼，她的价值随着这位家庭统治者的死亡也不复存在。

其次，身体是政治的场域，性别政治视域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常常体现为对女性身体的暴力规训。

此外，村长作为秋蓉的男性代理人，为其制定的出嫁原则是“利益大于自由”，秋蓉在婚姻中被物化为金钱的符号，被村长以几头猪的价格贱卖，她只享有维护尊严的权力，只能用“身?w 死亡”来应对丁远的不解和村民的舆论压力，这种卑微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她的生存状态，让她不至于因丈夫去世而丧失生存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