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
1889年获博士学位。
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
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
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
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
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
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
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
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
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
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
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
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合理的分工。
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
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
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
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
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7.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
其中包括人员任用应符合工作性质的要求和人员自身能力、人员职位应保证其在合适位置充分发挥才能、职务由自由契约关系承担、人员奖惩应根据工作优劣确定，行政人员须收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约束和控制等。
马克斯·韦伯有着哪些学术成就？有着怎样的学术理论本文导读：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尔文教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
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
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
在这些著作中他隐约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宗教社会学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
他对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划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
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
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
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
浅谈韦伯理解社会学及其方法论摘要：韦伯所构建的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不仅为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铺设了最重要的一段基石，而且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学的思想财富。
韦伯认为社会学就是致力于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这种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为了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有效性，他提出了“价值中立”和“理想类型”的方法论。
在社会学界引起轰动，至今其学说为后人所敬仰。
本文主要就其理解社会学及其方法论进行讨论。
关键词：理解社会学、价值中立、理念类型、马克思·韦伯（1864-1920）是社会学学界公认的“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说始终闪耀着魅惑而迷人的光芒，他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影响着哲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们。
同时，韦伯也是个多产作家，其著作覆盖面非常的广泛，涉及各个学术领域。
我在此主要讨论韦伯的理解的概念与其方法论理论。
尽管他在这些方面的学说依然是备受争议，甚至为此形成的两大阵营，事实上，这种争论恰恰又推进了韦伯方法论向更好更完善的方向发展，韦伯的方法论，形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探讨一个理论。
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环境下去理解，看韦伯是如何解释他的那个时代，而其现实意义，则是随着时代发展得到的验证与实用，与我们今日现实处境的相关性，亦或说是借鉴意义。
我们称韦伯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因为他所研究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依然在研究的问题。
韦伯的思想始终在“现实性”的背景之下长期被关注，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理解社会学韦伯曾说:“社会学是一门与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有关，并因此与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联系说明有关的科学。
”[1]这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社会学是一门理解社会行为的科学，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可理解性，这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2]，而理解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概念，面对社会事实，研究者应该先去理解这一文化现象，行动者、行动者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之后才能去说明、去解释他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
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
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
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
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
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
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
简述马科斯.韦伯的官僚制的主要内容1.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主要内容马克斯·韦伯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对官僚制的研究是其重要贡献之一。
官僚制是指一种专业化、规范化和等级化的组织形式，通常出现在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和教育机构中。
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韦伯着重分析了官僚制的特征和原则。
他指出，官僚制通常具有明确的等级结构和权力分配，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
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效率和可预测性，但也容易导致僵化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韦伯还强调了官僚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以及对创新和变革的抑制。
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的理想类型。
在他看来，理想的官僚制应该具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分配，规范的程序和决策方式，以及严格的纪律和执行力。
韦伯将官僚组织比喻为“铁笼”，暗示了它对行为的规范和束缚。
然而，他也意识到理想的官僚制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组织的僵化和失灵。
第三，韦伯关注了官僚制对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代价。
官僚制可能导致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压迫，以及对创新和变革的抑制。
官僚制可能会导致官僚主义的繁荣，使组织变得迟钝和难以应对挑战。
在总结韦伯的观点时，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制是一种必然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组织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可预测性，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了解官僚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和灵活地理解这一主题，并在实践中更加有效地应对它带来的挑战。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对现代组织管理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对官僚制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性思考，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官僚制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
韦伯强调了官僚制的特征和原则。
他认为，官僚制具有明确的等级结构和权力分配，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
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效率和可预测性。
然而，正是这种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可能导致官僚主义和僵化。
马克思韦伯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以工作为中心的理性精神，其特点在于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和努力，以及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道德上反对挥霍浪费，强调纪律和节俭，以及一种承担职业责任的态度。
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之一，这种精神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马克思·韦伯也强调了宗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他认为，新教教义中的节制、努力工作和对财富的追求等观念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
同时，他也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教育、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等。
总的来说，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这种精神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读韦伯《法律社会学》笔记马克思•韦伯是一个深刻的理性主义者，关注宗教、文化、和思想对于经济和法律的影响。
在这本《法律社会学》一书中探讨西方法律之发展与特色。
对现代法社会学之研究，既关重要，影响深远。
韦伯在法社会学的主张，应以其建构「形式理性」的法律最具代表性。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在他的书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
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
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书中的中心论点: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形式理性法律。
核心问题是：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形式理性化的展开过程及形成原因.韦伯认为，西方法律理性化过程是西方全面理性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最高成就是形成了现代西方欧陆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
本书论述了法律思维的类型、法典编纂（罗马法的承袭）、自然法、法律发展的担纲者等内在因素和宗教、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对西方法律朝向形式理性的秩序发展的影响。
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形式理性”的法律因其一般化普遍的规则、严密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意义的逻辑解释，不受任何外在实质价值（政治、伦理或宗教的规范）的干扰，因而极大地促成了法律的可预测性，保障个人自由，间接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韦伯认为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三是科学合理性。
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
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读书笔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斯韦伯于1905年所发表的著作。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主要对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
通过对比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天主教教徒与新教徒）的职业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韦伯发现了暗藏其中的宗教因素。
作者在对这种神秘的宗教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的基础上，他认为宗教改革最积极的作用在于否定和降低宗教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加尔文教提出的“命定说”，这使得教徒们处于时刻的焦虑的中。
这种焦虑一方面使人们积极参加世俗活动，克尽职守；另一方面，让人们最大限度的节俭和禁欲，合理安排经济社会生活。
同时，他又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详尽的分析。
他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并不仅仅存在于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古已有之。
而之所以西方发展了其他地方没有的现代的文明是因为西方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影响。
主要来说，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包括了天职观（把职业活动本身作为目的，为赚钱而赚钱，而不是为消费。
）、成就观（在职业活动中获得金钱、财富、利润和相应的地位等是职业活动成功的证明，是个人美德和能力的体现）、节俭观（把赚钱看作是目的，最求合理的消费，节俭来的钱用于投入到财富的积累中）以及禁欲观（每位教徒应竭力约束自己，拒不放纵、享乐，追求更高尚的精神目标，为上帝贡献财富。
）在此基础上，韦伯论述了禁欲主义的宗教教义如何在实践中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以及发展。
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被看作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荣耀上帝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需求。
这才推动了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
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韦伯自己也强调所谓的新教伦理并不是推动和影响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唯一因素。
但他事实上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绝对的依靠对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毫无人性的压榨和剥削，而与西方所独有的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变得勤奋、节俭、禁欲；人们积极工作以荣耀上帝并希望谋求救赎。
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颠倒”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包含两个论点，一是首次论证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所起关键作用，该书成为世界公认的经典著作之原因当是主要在此；二是据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点，该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韦伯于后者的论点在该书开首就鲜明表出：“较为天真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为，这些观念是作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恰把因果关系颠倒了。”（28页，彭强、黄晓京译本，北京三联，2002年2月版）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规律”论在今天已经变得可疑露出破绽，但是至少就韦伯讨论所涉及的层面而言，我认为其“颠倒”之论本身不无颠倒之疑。
韦伯的主要论据在该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提出，他声称，“只需要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就足够”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这个“事实”是——
在美国资本主义初期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632年”就出现了，而那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出现以前就出现了”。（28页）
这里不妨肯定韦伯所提请注意的确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韦伯叙述这一事实所预设的前提，他把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狭隘化地理解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从而实际上把唯物史观的因果关系观转而设定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韦伯的这一预设大有问题。
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个相反例证以证明韦伯的例证至少并不“足够”。 众所周知，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写成于1719年的《鲁滨逊漂流记》可谓最早反映资本主义个体精神的代表作，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多次谈论到该小说主人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其中一段这样分析鲁滨逊个体意识的形成原因：
“这是对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2卷，87页）
马克思这里所谓“成熟的市民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社会的“成熟”过程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真正开始，而与之相适应的“个体意识”则早在前此两个世纪的“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如果按韦伯的“发展程度较高”的尺度考究“先后”的话，那么鲁滨逊形象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个体意识与十八世纪以后才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这里确实似乎呈现出时间上的“颠倒”。然而马克思同时指出，“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的鲁滨逊式的个体意识新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表现出 “对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显然，如果我们把韦伯批评的“经济基础”理解为包括萌芽时期的“新兴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那么韦伯的“颠倒”之说就失去依据。
其实，韦伯所举例的早在1632年就在美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并非超脱“经济基础”而产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即1609年从欧洲进入美国的著名的“五月花”号船，该船满载的英国清教徒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开拓者。清教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既是鲁滨逊的故乡，也是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国家。此外，被韦伯推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最早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生于1706年（据查，其父乔塞亚·富兰克林是于1682年携家进入美国），该年距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进入美国的1609年晚约一个世纪，距《鲁滨逊漂流记》作者丹尼尔?笛福（他信奉新教教派之一的长老会教派）出生的1660年则晚约近半个世纪。据此，如果借鉴马克思对《鲁滨逊漂流记》中个体意识之产生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可以说富兰克林所代表并最初表述的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尽管是出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的阶段，却表现出对后来成熟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一种“预感”，这种预感的现实来源显然与一个世纪以前就在欧洲英国出现的“新兴生产力”相关。
上面的分析表明，韦伯所谓“唯物史观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之说，是以他本人对唯物史观的颠倒理解为前提；换言之，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生产力”排斥在“经济基础”之外，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论断，而后以此评断唯物史观的“颠倒”。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韦伯的“颠倒”不无其特殊理由。据韦伯夫人玛丽安妮?韦伯所撰《韦伯传》： “韦伯极为钦佩卡尔?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寻各种事件的经济与技术成因看作是富有成效、的确是特别具有新意的启发性原则，可以用来指导知识探索进入以往不为人知的全部领域。但是他反对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反对把物质因素绝对化、使之成为因果解释的公分母。”（《马克斯?韦伯传》第386页。玛丽安妮?韦伯著，阎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韦伯所生活的时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流行的时代，也同时是它逐渐被滥用成“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现成公式”（恩格斯语）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韦伯对“上升到世界观”的“绝对化”的唯物史观持怀疑态度不仅合理，甚至可谓不无某种先见之明。
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原创性，如果说这一论域是以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关注资本主义问题的思想家们鲜有涉及甚至一般忽略的话，那么他的这项研究本身有助于说明其怀疑态度的客观效果。
然而问题还在于，如果把韦伯所颠倒理解的唯物史观作还原的理解，那么在韦伯的该书中可以在在看到印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新颖思路。先看该书第一部“问题篇”所提相关问题：
“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又特别倾向于一场教会的革命？”（4页）——这提示了潜在的经济变革对宗教变革的制约性；
“为什么那些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没有抵抗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暴政，相反竟为护卫它而发展了某种英雄行为？”（6页）——这提示了清教伦理作为意识形态为“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所特别需要的关系；
“为什么新教徒不论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表现出发展经济合理主义的特殊倾向？”（9页）——这提示了新教伦理与“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关系之实质在于经济上的“特殊倾向”。
“为什么新教生活方式与商业思维判断力的强烈发展之间具有密切联系？”（13页）——这又提示了新教思维方式竭力适应商业经济法则的关系。
再看新教伦理的具体内容。韦伯首先引录了富兰克林十多段语录（约占4整页），这些语录被他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近乎经典的纯粹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每一段都有一个“钱”字，例如：
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 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 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 要记住这句俗话：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19~22页） 不难看出，金钱是新教伦理思考的核心问题与判断是非的主要尺度，韦伯正确地评论道：“尽量地赚钱是这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是没有处在资本主义影响之下的一切民族所不具备的。”（25页）这两个评断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经典唯物史观。
韦伯还根据他所掌握的实证资料说明，追求金钱的伦理观念“与以往任何时代的道德感情都是对立的”（47页），例如以前许多富豪在离开人世以前，总是要把大笔款项作为良心钱交付宗教机构，以摆脱自己内心对赚钱行为的负罪感，“惟有那些已经脱离了传统束缚的商业贵族才是另一种情形”。（49页）这一举证有力地说明奉赚钱为善德是出于有效的商业活动的需要，因而这种史无前例的新观念才会最初起源于从事商业这一经济活动方式的阶层。 新教伦理这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形成的独特性格还显示于其本身的发展轨迹中，韦伯的考察事实上注意并突出了这一相关性。
例如韦伯叙述道，最初新教改革者路德(1483-1546)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世俗的职业劳动乃上帝赋予劳动者的“天职”，从而从事世俗劳动具有履行上帝使命的意义；这一观念的确立显然有助于具有世俗性质和赖职业分工才得以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59页）。
韦伯继续叙述道，但是路德新教当时力图克服的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世俗世界受僧侣世界蔑视的困境，它尚未注意到世俗世界本身在资本主义进程中将会有的贫富分化，这种分化需要继续寻求宗教新伦理，后者由加尔文(1509-1564)完成。
加尔文教区别于路德教的重大之处在于，以“有效的信仰”替代“因信获救”：路德的“因信获救”观念向从事世俗职业的劳动者即“罪人”们许愿说，只要他们衷心忏悔，把自己托付给上帝，就会得到恩典并获救（93页）；加尔文“有效的信仰”观念则断言，在从事世俗职业的人群中只有少数“上帝的选民”才可能蒙恩进入天堂。
于是我们看到——成为上帝选民的前提是“有效信仰”（96页），“有效信仰”的标志是在实践中作出“善行”（97页），而“善行”中“至高之善是尽量地赚钱”；因此必然的结论是只有能赚钱者才可能是具有“有效信仰者”，只有有钱者才可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根据韦伯的叙述，加尔文教义继路德后又完成了一种新转变，即把“上帝的选民”规定为少数人的特权，确切地说是富人的特权，并赋予这种特权以宗教教义的光辉形式。
显然，加尔文教义的这种转变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需要直接相关，前者为后者所必需和必然造成的贫富悬殊提供合法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至少在其早期，必需并必然把大多数人变成除了自己劳动力之外的一无所有者，必需并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贫富悬殊的差距乃至对立。
韦伯敏锐地看到这种相关性，他评论说：加尔文这一新教义“在尘世贵族与人类其余永世受弃者之间掘出了一条鸿沟”，“一条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中之中的严酷无情的鸿沟”，这条鸿沟比中世纪横亘在僧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鸿沟“更无法逾越”（105页）。不难看出，站在这条鸿沟两边的是少数富人与大多数穷人，“有效的信仰”以新教观念的神圣方式覆盖了这条贫富对立的鸿沟，韦伯对这条“鸿沟”的揭示颇为接近马克思的阶级分析。
韦伯不仅从加尔文的新教观念中透视到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贫富鸿沟，而且透视到与这条贫富鸿沟相应的情感：“与这条鸿沟同时产生了一种对待邻人罪孽的态度，它不是基于意识到一个人自身的弱点而生的同情理解，而是把他视为烙着永世受弃印记的上帝敌人而生的仇恨与轻蔑。这种感情可以达到相当强烈的程度。”（106页）我们看到，韦伯在这里与马克思的阶级论靠得更近了。
在韦伯看来，如果没有加尔文新教观念所提供的这种“合法性”，当时的资产者就不可能不带负罪感地对为他提供劳动力的贫穷者进行无情盘剥；而现在，韦伯叙述道：“令实业家宽慰并确信的是，现世物品的分配不平等，乃是神圣天道的一项特殊安排。” （171页）韦伯实际上告诉读者，加尔文的“新教”伦理居然能使早期资产者的负罪感转变为某种“替天行道”的新颖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