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11月11和12日两天在首尔举办的20国峰会的与会者们在世界货币制度问题上互相指责，推诿责任。美国官员指责中国不愿意升高兑美元汇率，中国反驳说世界货币制度混乱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联储11月3日决定重启“量化宽松”或者发行更多美元来购买国债的举措更加火上浇油。其他的经济体则哀嚎说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的货币因为大量外资涌入国内市场，又从其他低收益的地方流出而被迫升值。
这些争吵表现的问题绝不肤浅。潜藏的问题是没有谁满意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即控制世界货币和跨境资金流的规则，规范和机构。
这次会议有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美元作为储备金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对美元的控制。尽管美元只占全球GDP的24%（见图表一），美元还是世界上外汇流通和外汇储备的主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不当也影响到了美元。对很多人来说，美元在贸易，商品价格和政府货币储备中比例过大并不合理。因为美元并不能准确反映世界经济的状况，同时也使美国国内货币政策极易受影响。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就是现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度）导致各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特别大。全球的货币储备从1995年占全球GDP5%的1.3万亿美元飙升到了今天的8.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14%。其中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储备占了全球2/3。他们的储备增加大多数来自于过去10年（发展快）的累积。
发展中国家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就使得世界经济偏离正常轨道了，因为他们都是不富裕的国家，有大量的的投资发展机会，却用本国低廉的货币购买相对昂贵的发达国家货币增加外汇储备，他们持有最多的就是美元。当下美国消费能力降低，就意味着全球经济需要增加消费需求的时刻美国人却捂紧腰包不掏钱了。
争吵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资金流动的不稳定性。过去的30年里经济危机日渐频发。许多国家争辩说在一个新兴经济体或说发展中国家承受大量资金涌入(现状）和突然地外国投资衰竭（正如1997-98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后果的经济体系，绝对无法为长远的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基础。
法国（首尔20国集团峰会后下任轮值主席）认为全球经济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打算明年把全球货币改革列为20国集团议程重点。他想要一个能改进现有的陈旧货币体系的“畅所欲言”的辩论。
其实萨科奇所追求的畅所欲言的辩论已经在几十年里零零散散地进行着。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可调整的浮
动汇率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崩溃了，专家们已经为新的货币体制描绘了乌托邦式的蓝图。问题在于：怎样切实有效改进货币体系？
任何货币体制的建立都受到常说的国际贸易“三难困境”限制。如果一国允许资金跨境流动，他就得在固定货币和控制国内货币环境中作出选择，二者不可得兼。在传统的19世纪金本位制度下，资金流动无拘无束的同时货币与黄金挂钩。这一体系没有赋予各国本国货币弹性，因而全面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钉住美元，而美元又与黄金挂钩，进而使各国货币与黄金挂钩。限制了国际资金流动性，各个国家也就能控制本国货币环境。
当下的货币体系包括了五花八门的汇率体制和资本管制，与黄金无关，与其他什么也无关。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浮动或多或少比较自由，尽管欧元的出现实在是有些唱反调。资本管制30年前就开始了，金融市场也已经很完整了。
总体来说，因为全球化大大破除了障碍，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也更自由了。流入这些国家的纯私人资本今年大约达到3400亿美元，十年前是810亿美元。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体制名义上变得更灵活了。官方说法称有大约40%导致本国货币浮动的，而15年前这一比例才20%。但是这些浮动都是有计划的，因为这些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流动过于自由。一旦有资金涌入，这些国家的央行就买下它们以阻止其大量流通。
各国央行这么做，部分原因是政府不愿意汇率突然飙升削弱出口。大多数国家政府担忧资金流动的数量也担心流动速度：他们想要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而低估的本国货币价值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如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经济危机的创伤，外汇断流（外国投资等减少）就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新兴经济体政府由此得出结论：资本全球化环境下，大量持有外汇储备才能保证本国安全。这一理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更根深蒂固了，因为持有大量外汇的国家如中国和巴西比其他外汇少的国家抗打击能力好得多。尽管外汇储备占GDP四分之一，韩国还要向美联储索要紧急流动性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外汇储备的“安全”标准究竟在哪里。经济学家们过去常常说发展中国家需要外汇主要是为了紧急进口和偿还短期贷款。上世纪90年代得出的普遍认同的真理就是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应该能够应付一年的债务。当下的情况可就不止要求这点了。
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影响巨大。其一是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尽管人民币实际上已经升值了，很多国家还是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其二因
为中国对资金流动的限制比其他国家更广泛更成功，中国能够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保持人民币相对低廉。
单看中国就能解释全球货币储备构成的一小部分（见表三），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让本国货币升值过多，进而影响到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结果许许多多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让美元蒙上了阴影，影响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以美元为基准的货币标准和独最初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意味着今天的许多问题在历史上都有类似的例子。Barry Eichengreen 巴里艾奇林教授在即将面世的一本书中解释这种现象为“特别提款权”，这本书是谈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去和未来，Barry Eichengreen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想想看，举个例，因为发展中国家对货币储备的要求和他们对主要国货币储备过量的担忧，美元也许会贬值，比利时经济学家Robert Triffin罗伯特特里芬在1947年最早发现这一窘境。他说当全球依赖单独一种货币时，发行这一货币的国家就得发行大量资产（常常是政府债券）以应对国际贸易和国家储备的要求。但是发行的资产越多就越难承兑。最终，全球对“无风险”准备金的贪得无厌将适得其反，“无风险”变成有风险。依照现在全球对美元的渴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以现在的全球货币储备增长速度看来，如今美元占全球GDP60%的比例在2020年会升至200%，到2035年大约700%！
如果全球储备资金保持现状，大量持有美国长期国库券，美国将不堪重负。除非获取外国资本来减轻国库负担，否则美国会发现自己欠外债越来越多。Triffin建议的解决方案就是人为制造一种储备资产，与商品挂钩。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在几年前也有相似的建议，他称这种货币为Bancor，美国人对此嗤之以鼻， Triffin的建议也被忽视了20年。
但在1969年，随着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和美元钉住黄金浮现出来，一种储备资产出现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的货币价值基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们同意定期发行特别提款权，各国可以将其兑成需要的货币。可是特别提款权从来没有切实实行过。它只占全球储备的5%，，也没有任何私人证券用它来计价。
一些人会很喜欢这样的改变。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三月引起轰动，因为他说SDR应该代替美元变成实实在在的国际储备资金。法国总统萨科奇似乎也这么想，号召多方努力建立新的货币体系。支持者说，如果商品以SDR计价就会稳定很多。如果各国持有SDR作为储备金就
能逃离 Triffin 说的困境了。
可是让SDR来承担货币角色，就得有更多功能。IMF同意拨款2500万亿美元应对经济危机，但全球储备在以每年大约7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就算SDR足够多，也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让各国政府持有它。美元大受欢迎是因为世界大多数流通资本市场都认可美元。直到SDR主导了私人资本市场才会有国家愿意使用它。
只有当IMF成为世界央行的时候，SDR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央行储备。这可能性实在太小。如同Mr Eichengreen写到：“没有全球政府~就是没有全球央行，没有全球央行，也就没有全球货币。不必多说，就这样了。”
是否需要SDR来代替美元也不清楚。欧元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虽然今年各国发生了财政危机，如果美国经济仍然表现不佳，或者仅仅出于对此的担心，各国也能把资金储备汇兑成欧元。这很快就会变为现实。Mr Eichengreen之处说美元在1914年（一战爆发）并未发挥国际化的作用，但在1926年压倒了英镑成为各国政府储备货币。
作为一种选择，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跨境流通，那么人民币也是可以代替美元的。中国在人民币跨境自由流通上只走了几小步，比如说允许公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但国际货币的要求就要多得多。一些观察者说中国货币成为SDR就是一种成为国际货币的方式，比如说人民币进入SDR体系，外国就能介入人民币资产了。
更可能的是，中国寻找到一种方法把部分货币危机释放到储备的美元里。随着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将来也确实会如此），这些美元储备也会变得不值钱了。如果中国把美元换成SDR，部分汇率危机就可以转嫁到IMF其他成员国身上。上世纪70年代类似的想法就建立了，因为IMF成员在谁承担货币危机的问题上没达成共识，美国那时候就拒绝承担此重责，现在当然也不会站出来。
改革家们也许会通过减少储备需求而非创造一种全球储备资金来减少货币危机。各国政府在危机中对资金控制就能减少货币危机了。韩国牵头，20国峰会改进很多。全面检查了IMF措施，这样一来管理良好的政府就能借到两年有限额的资助。
目前只有少部分新兴经济体，如墨西哥和波兰加入了上述计划，不仅因为向IMF贷款很丢脸。也许其他国家也会被说服进来（最好是所有国家，一大群）。经济危机期间暂时把美联储和新兴经济体间的交换制度化可能也可以减少储备要求。当然也要加强地区性的集中储备的行动。
可是如果各国政府决定保持本国货币低汇率，而同时又能够获得救急款，他们还是会大量买进储备金的。因此许多改革家认为，货币体系需要IMF或者世界银行组织采取强制措施，制裁那些“操
控”本国货币和过分追求顺差的国家。
还有个颇有历史渊源的想法。除了使用 Bancor货币之外，凯恩斯处罚那些顺差过大的国家，尤其因为在大萧条中货币战和囤积黄金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这一想法最终没能实行，因为随后美国就成为了一个贸易顺差国，主导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眼下存在同样的压力，除了美国这个逆差国家持不同意见。如同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眼下中国永远不会同意惩罚顺差国家的改革。
总之，这些制度不能强制执行。国际贸易协议中的严厉惩罚很少有实效：还记得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吗？适度合作前景会更好。像1985年广场公约旨在削弱美元缩小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所以G20（20国集团）可以有更好的计划来重新平衡世界经济，平衡经常项目和实际汇率。这些措施不是通过明显的的惩罚来起效，而是通过国家间的压力。
一个重新平衡的计划，其中包括日元迅速升值，会减少很多货币制度上的压力。但要将中国和其他出口顺差国家从出口国转向消费国尚需时日。
同时，流入新兴国家市场的资金也许会涌入得更快。部分是因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低息贷款会鼓励投资者寻求高利润的地区。还因为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缓慢的发达国家间的发展差距。这反映了新兴市场资本在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代表名额不足”。
过去十年新兴市场积聚储备来应对以上的情况。他们需要其他选择。巴西，韩国，泰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采用的IMF支持的方法，是征收或提高税和规则来减缓资金流入。一些学者建议列出可行的策略，比如WTO就有一个合法贸易壁垒的清单。
列清单是个明智的办法，但也有局限。限制资金流入可以临时阻止现钞涌入。上世纪90年代智利的经验就是个明显的例子，证明此手段改变的是外资结构而非数量，可以说没什么效果。随着全球贸易联系加强，各国金融必将更息息相关。
还有其他可行的办法。比如，新兴经济体的更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减小经济过热机率。更严厉的国内金融监管会减小蜂拥贷款的机率。从新加坡到以色列的国家已经增加或者采用更严厉，更谨慎的制度，如抵押贷款的贷款价值比上限。
但也许要更多的货币流动性。国际经济学的三重矛盾就是：如果资具有流动性，货币刚性最终将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除非国家愿意伴随这样的增长以及随后的泡沫破裂，新的货币体制必须像镜子一样反映一个富裕的世界里的资本市场和通胀。
尽管目标明确，却还没有同样明确的行动。资金流动的压力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未来，特别是美国的，美联储的举措也影响很大。新兴国
家希望本国货币变动则看中国怎么做，因为中国的资本控制比其他国家广泛有效得多，会长时间维持联动汇率。
如果美国经济复苏中期财政前景看好，美国的资金流向新兴市场就会减慢。如果中国让自己的人民币更有弹性，资本市场更开放，国际货币市场就能更好地适应金融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市场与新兴市场的鸿沟。但如果世界最大经济体停滞，第二大经济体又坚持自己的货币低汇率，资本市场封闭，现行的僵化货币体制最终会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