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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本章考纲要求】包括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更新金融经营理念，加强金融创新能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
【本章考情概况】本章的主题是：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本章对前序2-7章内容进行了汇总，属于集大成章节。
2022年备考，考生需要对金融发展方式转变，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入手，有效结合前序章节的内容，在深化金融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问题方面，懂得用理论分析各种金融现象。
【本章知识结构】【本章知识点讲解】第一节金融发展方式转变【本节知识点】【知识点】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知识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知识点】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本节内容精讲】【总述】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知识点】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制度保障1.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重大突破（1）遵循既定思路，实现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
（2）发展银行间市场，实现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
（3）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利率并轨。
第一、探索利率走廊机制；第二、货币政策由数量型逐步向价格型转变；第三、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2.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第一、境内外形成一致的人民币汇率，增强境内外市场的联动性。
2022-2023年研究生入学《431金融学综合》预测试题（答案解析）全文为Word可编辑，若为PDF皆为盗版，请谨慎购买！第壹卷一.综合考点题库(共50题)1. 按照国际收支的货币论，一国基础货币的來源是（）A.央行的国内信贷B.央行的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之和C.央行的外汇储备D.央行的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之差正确答案：B本题解析：暂无解析2. 如果资本可自由流动，下面哪个说法较为确切A.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样的B.相比浮动汇率制，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更大C.相比浮动汇率制，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更小D.以上都是错误的正确答案：B本题解析：资本自由流动下,扩张财政政策导致IS曲线向右移动,均衡利率上升,外资流入,进而在经常账户局部均衡条件下,出现国际收支顺差,造成本币升值压力。
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央行会大量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货币供给增加,M曲线也向右移动,最终产出水平提高。
而在浮动汇率制下,央行无需为维持固汇增加货币供给,其对产出的影响会小一些3.自然失业率是指（）。
A.长期内使得劳动力供给等于劳动力需求的失业率B.商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失业率C.经济处于内外均衡时的失业率D.当通货膨胀没有变化倾向时的失业率正确答案：A本题解析：自然失业率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起作用时，总需求与总供给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
所谓没有货币因素干扰，指的是失业率的高低与通货膨胀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
4.我国的货币层次划分中M0指流通中的现金，也即（）A.商业银行库存现金B.存款准备金C.公众持有的现金D.金融机构与公众持有的现金之和正确答案：D本题解析：我国目前对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如下：Mo=流通中的现金M1 =C+D，其中C为流通中的现金即Mo，D 为活期存款，包括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休存款及农村存款。
M2=M1+TD，TD为准货币，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定期存款、信托类存款和其他存款。
第三节创新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本节知识点】【知识点】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与创新【知识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构建与完善【知识点】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本节内容精讲】【知识点】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与创新总述：一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应当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契合，近年来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转型和创新。
货币政策框架是指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包括货币创造机制、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规则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一、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创新的原因1.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告别高增长模式→→进入中高速增长；宏观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局面。
（备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随着我国金融创新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被削弱。
2.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的分化（1）在基础货币创造层面，由释放基础货币转为回笼基础货币，货币信用体系日趋复杂化。
（2）全球经济形势分化。
未来美联储降息或削减资产负债表将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加速国际资本回流。
（3）未来我国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降将极大影响基础货币的投放，传统的通过结售汇和发行央行票据来投放基础货币的路径面临巨大挑战。
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创新的实践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货币政策机制的完善、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增强等。
1.调整货币政策目标，由数量调控逐步转为价格调控（1）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主要盯住广义货币量、社会融资规模、新增贷款等数量型中介目标。
（2）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型转变。
原因：经济结构复杂、中国人民银行跟踪监测、准确调控货币信贷数量的难度日渐增大，货币信贷数量与经济增速、通货膨胀、金融稳定之间的相关性也被弱化。
（3）中央银行建立以7天期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7 天期逆回购利率为隐性下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显性下限的“利率走廊”，更加重视存款类金融机构7天期质押回购利率的中介作用。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以往货币政策的三大区别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与以往货币政策明显不同，是传统货币政策的升级版——即“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以往货币政策存在的三大区别包括：一是从数量型到价格型转变，央行在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不断加强政策利率体系的建设，利率走廊浮出水面；二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不断丰富，“五个目标、五个工具”的政策框架已经成形；三是开放条件下的资本流动加强，三元悖论中，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意味着资本流动加强，则货币政策在另外两个工具——利率和汇率之间只能选择其一，即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性加强，同时两种政策也必然相互牵制。
在多年实践经验和长期持续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与以往明显不同，是传统货币政策的升级版——即“货币政策v2.0——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
货币政策框架是对整个货币政策体系的一个总结，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和传导机制三大部分，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金融市场为传导机制，影响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投资和消费行为，从而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而货币政策目标又分为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一般来说中介目标是区分货币政策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的主要标志。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与以往框架相比主要有三大不同：一是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二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不断丰富，三是开放条件下的资本流动加强。
数量型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金融宏观调控需要主动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实现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第一次重大转型，即从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以间接调控为主，并逐渐形成了以广义货币（M2）为中介目标、以维持物价稳定（CPI）为最终目标、多种货政策工具组合运用的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改革发展，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金融产品不断创新，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呈下降趋势，加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具有波动性，中央银行难以准确测算M2、货币流通速度及货币乘数等数量指标。
从法治层面保障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作者：罗喆刘若锋来源：《时代金融》2021年第10期中央银行制度是国家最重要的货币金融管理制度，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银行职能做出新规定，强化了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系统金融风险防范、统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等职责，使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与高质量发展更相适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工作，更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战略支撑。
加快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利于从立法层面保障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有利于从法治层面保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設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内涵（一）坚持党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领导，符合人民银行历史。
人民银行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党的红色金融事业至此生根发芽。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
随着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人民银行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引领和推动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性进步，以实际行动诠释和践行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初心和使命。
纵观人民银行的历史，是一部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史。
坚持党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领导，符合我国国情。
我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决定了中央银行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其职能目标必须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等相统一、相一致;相对而言，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单一盯住通胀目标等，并不符合我国基本经济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Ｒ）机制的改革逻辑与演进安排*陈鸿祥摘要：全球经济面临严重衰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中国央行坚持稳健偏宽松货币政策搭配市场化机制改革（改革完善LPＲ机制）组合策略予以逆经济周期调节，成为少数实施常规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
本文首先在引言及文献综述部分归纳梳理了代表性学者有关LPＲ新报价机制的不同学术观点，并且合理借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Ｒ）机制的国际经验，然后全面专业阐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Ｒ）机制的改革逻辑，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Ｒ）机制的现实评估的基础上，最后前瞻性探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Ｒ）机制的演进安排。
关键词：LPＲ改革逻辑国际经验现实评估演进安排JEL分类号：F02，F41，G15DOI:10.19895/ki.fdr.2020.07.005一、引言及文献综述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严重衰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全球市场陷入“危机”、“萧条”悲观预期。
美联储率先开启“零利率”、无限量宽的激进货币政策；中国央行则坚持稳健偏宽松货币政策搭配市场化机制改革的组合策略予以逆经济周期调节，成为少数实施常规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
其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Ｒ）机制成为金融领域的重点议题，但也引发学术研究者、市场从业者迥异解读：“新版降息”论或“缘木求鱼”论、“重要里程碑”或“最后一公里”等等。
其中选取典型的学者不同观点梳理如下：正面评价：孙国峰等（2019）论证改革LPＲ机制、实施“利率并轨”好处：央行淡出贷款基准利率，贷款利率难以找到惯性官方定价锚，倒逼银行挂钩市场利率锚；督促银行建立市场化内部定价机制，提高贷款自主定价能力；重塑商业银行竞争格局、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利润驱动倒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小微企业。
宋海*陈鸿祥，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Email：chx0001@，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作者：郭豫媚陈彦斌来源：《人文杂志》2015年第02期内容提要在大势所趋的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大幅减弱，货币政策将逐步转向价格型。
虽然各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目前转向的速度过于缓慢。
考虑到构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条件已有所具备，建议可以适当加快这一进程。
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过程中需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以促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加快培育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三是加强预期管理以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2-0049-05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贫穷落后、资金匮乏，政府实施了利率管制政策为投资提供廉价资金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利率管制政策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特殊时期的共同选择。
例如，美国以“Q条例”为代表的利率管制政策为其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的恢复、二战期间筹集战款以及二战后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①可见，利率管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而由于利率管制下的非市场化利率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与经济冷暖情况，而数量型指标能更直接地显示信贷和投资活动的强弱，更能满足中国过去高投资发展模式的需要，因此中国货币政策采用了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型指标作为中介目标。
②当前由于利率管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中国已开始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国际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往往伴随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事实上，在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正在发生变化。
本文将深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方向；二是当前货币政策转变的速度是否合适；三是货币政策转向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一、在大势所趋的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逐渐由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利率管制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其弊端已逐步凸显。
弊端之一是，利率管制损害了家庭财产性收入，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居民缺乏银行存款以外更*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71273272）和“企业异质性与最优化货币政策研究”（713732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宏观经济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研究”。
感谢《人文杂志》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和“经济体制改革论坛”参与人员的有益讨论，此文文责自负。
①张健华、雷曜、祝红梅、王亮亮：《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②本文所讨论的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针对中介目标而言的。
以信贷、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称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则称为价格型货币政策。
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中国居民的存款占比很高。
2012年，中国城镇家庭以存款形式持有资产所占比重达到了237%，城镇最贫穷10%家庭存款占比更是达到了335%；而2010年美国家庭以存款和现金持有的资产占比只有43%，美国最贫穷10%家庭存款和现金占比也不过165%。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根据Aordo（2012）计算得到，美国数据根据SCF（2010）计算得到。
利率管制严重压低了存款利率，使得中国居民家庭的利息收入偏低，在收入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1996～2003年，实际存款利率尚且达到3%的水平，家庭利息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5%～6%。
然而，2004～2012年实际存款利率却降到了负值（-03%），在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从45%左右提高到70%左右的情况下，利息收入占GDP的比重反而明显下降，2009年利息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25%。
[美]尼古拉斯·罗迪：《以利率市场化促进中国经济增长》，《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5月25日，宏观-中国政经版。
弊端之二是，利率管制在刺激投资的同时抑制了消费，导致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由于中国长期实施利率管制，基准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利率，从而压低了资金成本，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行为，推高了投资率。
并且，利率管制之下，居民财产性收入和预期可支配收入明显下降，降低了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
陈彦斌等通过定量测算发现，利率管制使中国的消费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
陈彦斌、陈小亮、陈伟泽：《利率管制与总需求结构失衡》，《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弊端之三是，以突破利率管制为目的的金融脱媒成为普遍现象，金融风险不断积聚。
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很低，而资金天然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这就使得影子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并受到追捧。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2012年年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已达到20.5万亿元，占当年GDP和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分别达到40%和16%。
胡滨：《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监管研究基地，2013年9月。
影子银行存在的运作不规范和监管不完善等问题使得金融风险大幅增加。
由于利率管制引起了上述收入分配恶化、总需求结构失衡和金融风险加剧等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
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进一步表明利率市场化是新一轮改革主旨之所在。
美国的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往往伴随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
美国利率管制政策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为美国经济复苏和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开始，美国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进入70年代后，两次石油危机更是促使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
然而由于利率受到管制，美国既无法应对高通胀，又无法解决金融脱媒形成的高利率，这里的高利率并不是指美国受利率管制的存款利率，而是指以突破利率管制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市场化利率。
利率管制的弊端开始显现。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7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
然而，金融创新的涌现和利率管制的放松加大了货币定义和测度的难度，并使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从而导致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都大幅减弱。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需要满足三条标准，即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
可测性是指该目标能够被迅速和精准地测量。
可控性是指中央银行能够对该目标实施有效控制。
相关性是指该中介目标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存在可预计的影响。
具体请参见：[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郑艳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3～414页。
于是，进入80年代后，美联储不再强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
自1993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正式声明不再以数量型指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指导后，美联储开始将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当前，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和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中国也正面临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逐渐失效的困境，货币政策将以“价”为方向进行重构。
首先，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大幅下降。
2008年以来，以银行理财和余额宝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这些金融产品既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又能作为价值储存手段赚取利息，是一种介于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之间的准货币形态的资产，这就要求货币供应量的测算口径进行相应调整。
然而，由于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不够规范，很多产品的实际规模无法测定，因此也就难以准确测算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水平。
基于上述原因，央行在2010年提出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试图将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社会融资总量”本质上是一个比M2口径更大的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
但事实上，社会融资总量依然遗漏了很大一部分社会融资，比如国债、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
其次，金融创新的涌现为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贷款在总社会融资中的地位显著下降，使得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大幅减弱。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91.9%大幅下滑至2013年的51.4%。
第三，货币供应量指标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稳定关系逐渐消失，数量型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很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一直在不断上升，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M2与GDP之比迅速由153%（2008年）上升至195%（2013年），这意味着以M2为代表的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变化已不能很好地反映GDP的变动。
M2与GDP之比的快速上升在理论上被称为货币数量论的失效。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货币数量论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吸收了大量的货币，导致真正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量并没有M2表面上增加的那么多。
相关研究请参见陈彦斌、郭豫媚、陈伟泽：《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数量论失效研究》，工作论文，2014年。
二、目前货币政策的转变速度过于缓慢，可适当加快从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来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量”向“价”的转变速度很慢。
美国从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到价格型货币政策建立大约用了20年时间。
而中国自1996年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已过去18年，但基准利率还在培育之中，市场化利率机制也尚未形成，距离完全建立起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还很远。
并且，“十二五”以来央行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转向价格型的速度依然很慢。
央行在《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完善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机制，逐步增强利率、汇率等价格杠杆的作用，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然而，当前离“十二五”结束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货币政策向价格型的转变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尽管2014年初央行又重申了“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将由‘量’向‘价’转变”，但依然没有明确的规划和具体的步骤出台。
对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而言，货币政策是短期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为改革营造良好环境的重要手段，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变速度过慢将使得货币政策丧失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因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十分紧迫。
中介目标是一个能够及时并有效判断货币政策调控适宜性的指向标，它的产生主要是用于解决货币政策作用于最终目标存在滞后性的问题。
中介目标转变速度过慢易产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缺失的问题，表现为数量型中介目标有效性已丧失而价格型中介目标尚未完全建立。
中介目标一旦缺失，货币政策就会失去指向标，极易导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过度就是调控不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