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悲剧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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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边城》中沈从文悲剧意识摘要:《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沈从文用亲身的经历和饱含情意的文字,描绘了一幅风光旖旎的湘西地区风土人情图,一件件属于边城的故事呈现在图上。
沈从文在小说中对湘西文化描绘的同时,倾心于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的刻画。
文中人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成了一种独属于《边城》的和谐美和整体美。
但是这种美细细品读来,好像一幅画真实的呈现在人们面前,又好像虚无怎么也抓不住。
其实这种美是建立在湘西儿女和沈从文自身的悲剧之上的。
对沈从文先生而言,古老的湘西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让他在下笔时对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描写有了收敛。
他在描绘这幅湘西美景图以及讲述景中人物的人生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着自己的悲剧经历和性格。
近些年来,很多人从沈从文小说中的人性论、生命观、宿命观等诸多方面作了深入探讨。
本文通过对沈从文《边城》的解读,结合作者悲剧意识的形成,从爱情悲剧、人物悲剧、人性悲剧三个方面来论证《边城》中悲剧意识,以期获得对沈从文在《边城》中悲剧意识的更深层次理解。
关键词:人性悲剧联系小说创作独特矛盾绪论:沈从文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毋庸置疑,中国人民网曾报道说到“在他笔下,湘西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皆为故事,亦是诗歌,更是图画。
他的文字植根于土壤,却克服了时代的局限,进入了哲思层面。
沈从文是一位能赖一汪清泉来写实生命的大家,不愿随波逐流,所以没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同化,从而自站高处。
”《边城》创作于1934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也没有整日的炮火轰鸣,这个时候一些有良知的中国文人都在思考怎么用自己的武器为当时社会现状抚走几粒灰尘,沈从文亦是如此,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了解和经历,描写了一个像“桃花源”的湘西小城镇,给当时的有志之士亦或是都市社会在前行路上点亮一盏自己的灯。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
《边城》成书时也正当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之际,而沈从文独特而又矛盾的创作风格和人生经历使得《边城》中悲剧意识的渗透与描写蒙上了一层更神秘的色彩。
浅谈《边城》悲剧性意蕴《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沈从文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小说以湘西边城的风土人情为背景,讲述了古老土家族群的生活和传统,展现了浓厚的人情味和乡土味。
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主题内涵一直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文将从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来探讨作品的深刻内涵。
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体现在人物的命运遭遇上。
在《边城》中,主人公祝家和、周九良等人物的命运多是悲剧性的。
他们身处小镇的琐事纷扰中,同时也面对着各种命运的考验和挑战,经历了各种悲喜离合。
祝家和与贾秀莲之间的爱情遭受家族和社会的阻挠,最终以悲剧的结局收场;周九良也经历了多次际遇,最终也难以摆脱自己的命运。
这些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的无奈和悲情,也凸显了小说主题中的悲剧色彩。
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还体现在人物的心灵世界里。
在小说中,祝家和、探春等人物的心灵世界都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
他们面对各种命运的挑战和困境,内心常常充满了挣扎和矛盾,心灵上的悲苦与命运上的悲剧相互交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通过这些悲剧性的心灵描写,展现了传统社会中人的内心挣扎和痛苦,以及对命运的无奈和抗争。
这种悲剧性的心灵世界对于小说主题的阐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还体现在传统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上。
在小说中,土家族群的生活和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不仅呈现出悲剧性的张力和对立,也表现出了一种文化与人性的悲欢离合。
祝家和、周九良等人物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性的遭遇和命运的挑战。
作者通过这种悲剧性的文化冲突,展现了土家族群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交融中的痛苦和无奈,也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内涵。
小说中的悲剧性意蕴还体现在对人性的思考与拷问上。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描写,呈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和拷问。
祝家和、周九良等人物在各种命运的考验和困境中,不断对自己的信仰和选择进行反思和拷问。
分析边城的悲剧意蕴《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
接下来请欣赏店铺给大家网络收集整理的分析边城的悲剧意蕴。
边城的悲剧意蕴一沈从文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寓含式的悲剧创作之中,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这种距离的美感留于读者去揣摩玩味。
无论是悲剧的创造者,还是悲剧的承受者都找不出具指的错,都被作者强制性地放到一种悲且美的艺术氛围之中衍生出悲剧的深层意蕴,揭示探讨人的生命价值意义之所在与人对生命强力的执着追求。
《边城》从表面看来,充溢着和平宁静的田园情趣,优美得如同一首醉人的牧歌。
在那里,绿水青山构成桃花源式的美丽自然环境,诚实、善良、仗义的品德构成一派和谐的人文环境,故事里的人物无论主次也无一不是美的。
然而,“美型的塑捏与悲愤的摆布总是紧紧融合在一起的。
”②美的事物本身就含有悲痛的成分。
“康德言美好事物,辄惆怅类羁旅之思家乡”。
③在对美的探索与塑捏中,伴随着沉郁的痛苦忧伤情绪,《边城》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悲剧审美意识。
故事以两个青年的爱情为主线,贯穿了沅水边小城茶峒里的种种人事。
在小说中,船总家的两个儿子大佬与二佬同时爱上了乡村渡口边的少女翠翠,而翠翠看中的却是二佬傩送,唯一的亲人——爷爷并不懂得她的心事,致使大佬天保产生误会,明白真相后负气出走,不幸被淹死,而傩送也因最终得不到明确的理会,怀着忧伤的心负疚坐船下了桃源,爷爷最终郁郁离开人世,孤雏翠翠开始了漫长的爱情守候——“也许那个人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透过表面牧歌的谐趣、民俗的欢歌。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幕“善”的悲剧。
在《边城》里,人人都是善良的,包括克尽职守的老船夫,包括慷慨大度的船总,包括热情仗义的杨马兵,而年轻的一代不仅秉承了上一辈人的一切美德,更添了鲜活的力量与刚直的爱恨,如傩送兄弟。
但是故事里每一个人都没有好的结局。
老船夫操心惦记翠翠的婚事因为没有结果而忧郁地死去;船总顺顺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杨马兵年轻时爱上翠翠的母亲,但遭到的是冷遇;大佬的罹难完全是因为爱情的误解;而爱情很美满的二佬却远走他乡。
《边城》悲剧情怀分析与思考摘要:沈从文的《边城》是一部美丽得让人忧愁的诗歌,作者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的感知全部融入到这部作品中,赋予这部作品独特的悲剧情怀。
本文以悲剧审美为视角,分析了该部作品中体现的悲剧情怀及成因,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知、感知与理解《边城》中蕴含的生与死、怕与羞、爱与美等诸多人生命题。
关键词:《边城》;悲剧情怀;成因分析《边城》中最动人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凄美的爱情悲剧,但这种爱情悲剧恰恰是“人性本善”的杰作。
抛开爱情悲剧的表象,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物性格悲剧和整个社会的悲剧。
就像沈從文所说“朴素的良善和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个看似“谁也没有错”的悲剧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撼动读者心灵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沉地思考。
一、《边城》梗概及其悲剧《边城》中的爱情故事以30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主要讲述了老船公的外孙女翠翠与团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之间婉转曲折的爱情故事。
翠翠是一个在未经雕饰的自然风光中成长起来的淳朴、单纯的少女,她偷偷喜欢着傩送,而前来向翠翠提亲的却是傩送的哥哥天保。
善良的翠翠在“人性善”的作祟下,没有明确拒绝天保,结果却导致天保闯滩不幸遇难。
傩送面对兄弟道义和心爱的姑娘翠翠,陷入两难境地,最后伤心地离家出走了。
翠翠的爷爷担忧自己的孙女重蹈覆辙,重新上演翠翠母亲的悲剧,在担心和焦虑中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撒手人寰,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
身处一个未被现代文明破坏的偏远地区,被青山绿水环绕,与翠色秀珠、绿色溪水为邻,怀着淳朴、善良之心的男女主人公最终却走向了一条与自然、与人性相违背的道路,一个个生命陨落了,美好的爱情也破灭了,这样独特的悲剧审美意蕴怎能不触动读者心灵,怎能不引发读者思考与感悟?二、《边城》的悲剧成因分析《边城》中悲剧的成因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复杂的内涵。
从宏观的层面讲,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是时代使然,是30年代民族隐痛或文化冲突的结果。
浅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摘要:沈从文对湘西生活的回忆性书写是他众多作品中较为典型的一部分,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乌托邦式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人间世界,那里人们的生活在战争与时代变迁的影响下显出颓败与堕落。
本文深刻剖析沈从文在不同时期乡土小说中对湘西世界的描写,并发掘沈从文作品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人与自然灵性相通的讴歌。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一、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背景沈从文创作时期所处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我国社会的动荡时期。
沈从文在生活的都市中见惯了人情冷暖,他成了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乡下人”,故乡成了他精神上的净土,但几次回乡却发现物是人非,正如之前谈到对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视记忆中的故乡,他看到社会变革冲击下湘西的变化与人们的堕落,他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并且将重建乡村世界与湘西自治的愿望倾注到他的作品中。
他不仅让我们读到自然与人给我们的启示,也企图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让我们正视我们所处的环境。
二、沈从文不同创作时期的湘西世界1.初期对湘西世界的描写:《从文自传》和《边城》从《从文自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少年时对家乡的记忆,如《我所生长的地方》中是这样写的“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的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
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
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山村庄走去,同农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一什之利。
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武术的神的侍奉者。
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皆有兵役……”(沈从文,1992)我们可以看到,湘西普通人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人们守法敬神,遵从古礼,甚至连兵卒都“纯善”如民。
不难看出沈从文记忆中的家乡人事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是一种和谐尽然有序的状态。
同样沈从文的《边城》留给大家的印象相似,可却又有本质的不同,即沈从文笔下的茶峒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现实世界,一条河打通了它与外界的联系,人们去附近的城镇赶集,庆祝节日,村民们同样按照古老的遗风生活,可这里不只有美好,仍然有苦难,这里的湘西世界似乎更加有魅力,因为这个地方是存在的,并不是桃花源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第一篇: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美丽总是使人忧愁——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提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小说中那特有的湘西风采。
那里有着原始的淳朴的民风,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加上古风古色的建筑和风光秀丽的山水,充满了“桃花源”式的和平、宁静与优美,弥漫着一种乡村的温馨的牧歌情调,是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神奇之地,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美的享受。
这个湘西世界的描摹者,以他玲珑剔透的笔向都市里的人们娓娓讲述着偏远边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怨愁。
浪漫和严肃、美丽与残忍,两极之间的张力在叙事的空间里有机地融合,描绘出了一幅幅绵长的湘西生活的风情画卷。
这个不为人知的、陌生的湘西世界,寄托着作者全部的理想与热情,寄托着作者想要达到至善、至美、至纯、至真的新的乌托邦的梦想。
然而沈从文先生也曾说过:“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犊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这样看来,沈从文小说并非只有陶渊明式的闲适恬淡,更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
概括来说,沈从文的小说风格以恬淡明丽为其表,以悲悯热烈为其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了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美丽的背后隐伏着伤痛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一类是以都市为题材的创作。
前者突显了生命的本性,从深层意义上传达出更具感染力的真实情感,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命的关怀和怜悯;后者更显其批判目的。
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以湘西和都会为两极构建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世界,而“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展示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
[3]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知道沈从文先生那些看似美好、美丽甚至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为什么充满了悲剧的味道?沈从文小说中是如何体现出这些悲剧色彩的?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能够从那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读出那些作者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
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103文二班邢奥敏《边城》的诗情画意是人们所公认的,这诗情和画意,不知来自于美丽的青山绿水,更来自于边疆僻地那小小山城的淳厚民风。
《边城》,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内容摘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边城》是其精神神韵的集中体现。
他把山水美、风情美,人性美和谐统一起来。
在青山绿水映衬下的优美环境中,人们恬静安适的生活着,从而构成了田园牧歌式的艺术氛围。
在《边城》中,沈从文着力描写翠翠这个勤劳,善良,美丽,心灵纯净得犹如一泓清水的女孩儿。
在《边城》中,看不到邪恶,奸诈,贪欲……以此间接的表达了作者对都市生活中种种丑恶现象的憎恶。
关键词:湘西世界,人生形式一、《边城》中的湘西世界“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建筑,这种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正如沈从文所表达的一样,人性是他的湘西世界的基础。
对湘西世界由衷的赞美和歌颂直接体现在沈从文对于人性的追求,也间接地体现了他对都市生活中种种丑恶现象的憎恶。
《边城》: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纯朴的湘西边城世界。
这个故事发生在湘西边境茶峒的山城里的小溪旁的一户以摆渡为生的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以及码头掌管顺顺和他两个儿子天保18岁(豪放豁达,不拘小节),小儿子傩送16岁(眉清目秀、沉静多情)之间发生的恋爱故事。
《边城》世界的美是健康,美好的。
边城人民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这里虽有贫贱之分,富人却乐善好施,这里未经商业文化的浸染,商人亦好义远利。
这就表现了边城的人情美。
在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水,往来的船只,弯弯的山路,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一)健康、美好人性的人物1、翠翠——勤劳、能干、美丽,心灵纯净得如一泓清水的女孩翠翠天真善良、温柔清纯。
边城的悲剧意蕴《边城》是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在小说中,他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湘西世界。
在这样一个如同世外桃源般的世界里,民风淳朴,与外面已被现代文明污染了的世界没有太多联系。
但是在这茶峒中生活的人,却并没有过着本应理想化、幸福的生活,整篇小说隐含着一种悲剧的氛围,也以悲剧收场。
小说描写撑渡船的老船夫与其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淳朴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爱翠翠造成的一系列悲剧。
其实在小说一开始,介绍翠翠身世的时候,说到她父母的爱情悲剧,父亲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母亲不忍离开自己孤独的父亲,在生下她后也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便仿佛是悲剧的开始,翠翠的人生会如何,会不会同她母亲一样,是老船夫担心的也是不少人担心的问题。
沈从文特殊的成长经历,早早面对了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但又深谙这湘西世界的民风民俗,使得他的作品中能够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
翠翠是他笔下一个纯美化的形象,美丽善良、天真无邪,对爱情也十分含蓄,懵懵懂懂,她的爱情,是不与金钱利益关系挂钩的纯洁的、无心机的爱情。
但这样一种美好,最后还是被无情毁灭。
翠翠其实是这个小说中最趋近完美的人物形象,代表了传统湘西人的人生模式。
但是正因为翠翠将自己的一点点爱情的小心思都憋在心里,不知如何去表达,也错过了不少机会,也成为了悲剧的一大推手。
而在这湘西世界里,有什么东西也已经悄然改变了,成为悲剧的诱因之一。
茶峒的男女婚恋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走马路”,即请媒人上门提亲;一种是“走车路”,即男子在溪边、山崖上给女子唱歌,在唱歌中互相了解,这一种,是传统的较为自由的婚恋方式。
媒人上门提亲,本身就体现了封建伦理观念对男女婚恋的影响。
而渡船和碾坊的对比,更加体现出文化上的冲击。
渡船体现着一种自由和心灵相吸,而碾坊,则象征一种利益、金钱的婚恋观。
众多路人,甚至包括船总顺顺和老船夫,都认为碾坊比起渡船有着先天的优势,碾坊能够带来金钱上的收益,而渡船呢,什么都做不了。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思想如下是有关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思想:一、对自然的认同和皈依是湘西健全人性形态的存在依据。
1、他的创作处处流露出一种近似于宗教膜拜的崇尚自然的感情。
这种感情主要寄托于他对带有鲜明返神色彩的边地自然山水景物的精心描绘、对弥漫着浓郁牧歌谐趣的边地自然生活氛围的着意渲染、以及对蕴涵着平和处世精神的边地自然人生观念的深入揭示,而这一切已共同构成了作家讴歌健全人性思想的表现基础。
①《边城》是沈从文借以讴歌健全人性的一部力作,它通过一个爱情悲剧故事的伤感叙述,在展示边地人生苦难的同时更展示了边民品德的高尚纯洁,作品始终散发着一股强烈的“人性美”的芳香。
这一切又是与作者一意为之的小说内容情境的自然状态特点直接有关的。
②沈从文在《边城》中根据作品内容情境的自然状态特点对详细健全人性形态的大致构成作了初步的揭示,在他看来,“自然似乎永远是‘无为而无不为也’”的,因而成为湘西健全人性形态的存在依据。
二、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是湘西健全人性形态的基本内核。
1、尽管湘西的土地自古就不乏眼泪和悲哀,但人民心中的理想之火却始终未曾熄灭;而单纯展示边地人生不幸亦非他的主要创作目的,写出边民在不幸中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借此为健全人性唱一曲赞歌才是他多数作品的主题本旨。
①短篇小说《柏子》展现的是辰州码头上的一幕肉体交易场景,这一画面应是阴郁灰暗的,但作者却一反当时文坛对类似题材的处理手法,偏给它涂上了一层较明朗的底色,使得这种嫖妓或卖淫的活动带上某种世俗情爱的理想因素。
②《萧萧》也叙写了作品人物在灰暗人生中对幸福的渴求,从而也寓含了讴歌健全人性的主题。
三、对生命的凝眸和彻悟是湘西健全人性形态的最高境界。
1、边城儿女们对幸福的执着追求是极富积极意义的,而这种积极追求显然已使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平凡人事现象综合升华为一种具有巨大巨大能动性的“生命的律动”,从而以人们对自身生命价值的理解和肯定为标志,最充分地显示了人性的健全真谛。
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引言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这部小说通过描绘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
本论文将深入探讨《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从主题与象征、人物塑造、情节展开、悲剧冲突、叙述手法、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剖析。
主题与象征《边城》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对湘西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和人性的探索。
小说通过描写湘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展现了湘西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
同时,沈从文也通过象征手法,将自然与人物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例如,小说中的渡船象征着湘西人民的命运,而船上的翠翠则代表着湘西女性的柔美与坚韧。
人物塑造沈从文在《边城》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
其中,翠翠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她美丽、善良、天真无邪,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船总顺顺则代表着湘西地区的权威和力量,他的形象既具有压迫性,又具有包容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
而小说中的男主角,二老,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他既有对翠翠的爱慕之情,又有对家族荣誉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
情节展开《边城》的情节展开以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为主线,通过描写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展现了湘西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命运。
小说的情节发展缓慢而自然,通过细节的描写和人物之间的互动,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
同时,沈从文也通过一些隐喻和暗示的手法,为小说的情节发展提供了线索和暗示。
悲剧冲突《边城》的悲剧冲突主要来自于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社会现实的压迫。
二老与翠翠之间的爱情纠葛是小说的核心冲突,而顺顺对家族荣誉的追求则加剧了这一冲突的复杂性。
同时,湘西地区的社会现实也给这个故事带来了悲剧色彩。
例如,船总顺顺对二老的期望和对翠翠的歧视,以及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家族制度的束缚,都使这个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
叙述手法沈从文的叙述手法独特而富有诗意。
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悲剧意识摘要:在沈从文描绘的色彩斑斓的湘西画图中,一群善良的山民们却上演了出爱情悲剧,这表现出的宿命悲剧、人性悲剧,也就是生命的缺乏主体性和人性的简陋所造成的那些至纯至真的悲剧。
《边城》中独特的悲剧意识与沈从文特殊的人生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最终形成他特殊的悲剧意识,呈现出悲悯之美。
对其创作中悲剧意识的探究,可以揭示沈从文创作的重要意义,挖掘其作品中的深刻内涵和永恒价值。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悲剧意识一、关于宿命的悲剧意识宿命,即前世之命运。
古希腊的“服从命运”,儒家的“畏天命”,道家的“委天知命”,都是宿命论的观点。
朱光潜认为,宿命观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
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
悲剧感与宿命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类对恶的根源所作出的原始解释。
碧溪岨的白塔下,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爱上翠翠的天保、傩送两兄弟,天保死了,傩送走了,翠翠又如自己的母亲。
优美的地方,优美的故事,伴随着悲苦的命运。
从小说的结尾就可看出作者所表露的对不可知命运的压抑。
翠翠的爹、娘、大佬和爷爷一个个死去,爱她的二佬又生死未卜。
老船公一家人的不幸就是这一家的命。
翠翠如母亲的悲剧命运并未得知。
一切只能听凭“明天”那无法预知的宿命。
沈从文在其他作品中也透露着一种宿命的悲观,无奈的孤独和忧伤:《旅店》、《萧萧》、《菜园》、《贵生》、《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七色餍》……都埋藏着命定和偶然,情感和理性。
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自己曾这样说: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
两者结合起来就知道了沈从文为什么执著于生命又困惑于命运。
沈从文不断遭遇亲友的死亡,这些美丽生命的消逝震动着沈从文的生命世界,导致了他强烈的宿命意识。
而这种宿命意识,使得沈从文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更加丰富。
二、关于爱情的悲剧意识许多人都认为沈从文是在《边城》中唱着一曲现代牧歌,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里是没有悲剧的。
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
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欢迎大家分享。
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
“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概念。
然而看看人物命运的结局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作品中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无不使作品笼上悲剧色彩。
一、悲剧色彩的表现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无比孤独。
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
她“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外乡生意人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
”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思春少女的感情,所以她感到“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
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不相干。
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心上人的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外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外孙女感动不已。
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他既爱外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
因天保的死造成外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天保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对傩送情有独钟。
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地,最后死于意外。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
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以《边城》为例摘要《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将试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人间社会和在其内心构建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世界目录一、引言 (1)二、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 (1)三、沈从文的湘西民间社会 (3)四、沈从文的湘西精神世界 (5)五、结论 (7)参考文献 (8)一、引言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
沈从文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其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小说《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本文将试从小说《边城》分析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人间社会和在其内心构建的精神世界。
沈从文研究从其创作伊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谓几经曲折变化。
从徐志摩、苏雪林、刘西渭的赞叹激赏到郭沫若、巴人、冯乃超等人的批判;从京派重镇、文学天才的肯定与褒扬,到建国后文学史上一个有代表性的反动文艺思想家的否定与批判;从海外研究的悄然兴起,到新时期以来国内研究的蓬勃发展。
论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悲剧意蕴沈从文笔下特异的湘西世界主要是通过其小说和散文构建完成的,但代表其文学成就的应首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
沈从文小说在牧歌情调的底层蕴涵着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蕴。
楚骚地域环境和文化遗脉的浸染,与自然的亲和及沉思中形成的泛神论思想,少年式微和乡下人情结中构筑的幻梦的破灭,成为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悲剧意蕴的成因。
标签:沈从文;湘西世界;悲剧意蕴沈从文笔下特异的湘西世界主要是通过其小说和散文构建完成的,但贯穿其二十多年文学创作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历史文物研究,暂不归入文学创作范畴),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应首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
沈从文小说在清新、朴实中呈现出“牧歌谐趣”和“人事的调和”的同时,在其底层存在着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蕴。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沈从文以小说为代表的湘西世界的悲剧意蕴。
一、湘楚余脉: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沈从文出生于川、黔、湘、鄂交界的湘西凤凰县,这里虽荒僻却有瑰丽神奇、静谧幽深的如画风景。
这里也是楚文化的最后存留地。
楚地那“根柢深沉”、“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的南方神话——巫术文化体系”在经历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日益浸染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加之历代统治者对楚夷蛮地进行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征伐,他们一次次带着血泪流徙、迁移,特殊的楚文化就被拘囿于湘西一隅了。
沈从文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一方面湘西边地奇险秀丽的大自然启迪着他的灵性,丰富着他的情感;另一方面,楚文化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形态留存于此,其间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融不可分。
“正是这种温馨与残酷,和平与血污,宁静与恐怖,自然山水的美丽和谐与人世社会的无情厮杀之间的相互交织,共同奠定了沈从文最初的人生感受。
”沈从文作品中的悲剧性意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他的《山鬼》、《湘君》、《湘夫人》等具有浓郁的楚地文化气息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屈原描写的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的美,那种有所盼而终不见所盼人来、翘首期待而终怅然若失的心境,主人公怀着“心不同兮媒劳”的幽怨与无奈,或是公子忘归时“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或恨人神异道而“良会之期永绝”,留下的都是一缕绵延不绝的遗恨,一层悲凉的苦味。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悲剧性意蕴
周雨华;徐光淼
【期刊名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6(000)002
【摘要】由于社会、身世、性格、气质等原因,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悲剧性意蕴.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悲剧性意蕴突出体现为具有多种形式的悲剧,充满诗性的审美色彩.悲剧形式主要有四种:无知的悲剧;好梦难圆的悲剧;社会黑暗的悲剧;死亡的悲剧.而诗性则表现为温厚的牧歌情调和淡远的审美情趣.
【总页数】3页(P91-93)
【作者】周雨华;徐光淼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4;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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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边城》为例,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摘要:在沈从文所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中,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边城》在人物的塑造及审美艺术特色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沈从文所营造的自然与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的意境,他用深沉厚重的文字,传达出了一份可贵的对于整个民族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通过对翠翠、爷爷、天保两兄弟的健康、美好人性的描写来表达湘西世界的人性美,又对湘西百姓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来表达湘西世界的人情美,及其与人合一的自然之景的描绘了一片自然美。
下面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他作品中的“湘西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世界T正文:一、湘西世界的概述本文以《边城》为主体的“湘西世界”几个层面上的接受变迁,分析其成因和蕴涵.沈从文在1926年至1928年的早期创作中,主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是其稚嫩的习作阶段。
30、40年代是其创作成熟丰收的阶段,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等。
其中《柏子》(1928)是他成名的第一篇小说。
这些湘西题材的小说中,人物遍及社会多个层面,有船夫、水手、妓女、军人、老板、杂役等等。
他对小说独特的设计与追求,他的对湘西边地这个“蛮荒世界”的展示,当时就影响了很多读者,作者本人也成为进京文学青年拜访的首选。
其中的优秀之作,还被国外的译者翻译介绍。
鲁迅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称其为最好的中国小说家之一。
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里,统治一切的是自然,不是道德也不是法律。
湘西人民所具有的“神性”响彻着嘹亮的呼声,这个世界人性的完美(包括商人、吊脚楼的妓女及泊船的水手)、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和至死不喻、生命的健康和自由,纯纯跃然于纸上。
而这些精彩感人的人性描写,有很多是通过性爱这一内容来呈现的。
这类以《边城》为代表。
论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悲剧意蕴沈从文笔下特异的湘西世界主要是通过其小说和散文构建完成的,但代表其文学成就的应首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
沈从文小说在牧歌情调的底层蕴涵着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蕴。
楚骚地域环境和文化遗脉的浸染,与自然的亲和及沉思中形成的泛神论思想,少年式微和乡下人情结中构筑的幻梦的破灭,成为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悲剧意蕴的成因。
标签:沈从文;湘西世界;悲剧意蕴沈从文笔下特异的湘西世界主要是通过其小说和散文构建完成的,但贯穿其二十多年文学创作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历史文物研究,暂不归入文学创作范畴),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应首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
沈从文小说在清新、朴实中呈现出“牧歌谐趣”和“人事的调和”的同时,在其底层存在着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蕴。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沈从文以小说为代表的湘西世界的悲剧意蕴。
一、湘楚余脉: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沈从文出生于川、黔、湘、鄂交界的湘西凤凰县,这里虽荒僻却有瑰丽神奇、静谧幽深的如画风景。
这里也是楚文化的最后存留地。
楚地那“根柢深沉”、“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的南方神话——巫术文化体系”在经历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日益浸染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加之历代统治者对楚夷蛮地进行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征伐,他们一次次带着血泪流徙、迁移,特殊的楚文化就被拘囿于湘西一隅了。
沈从文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一方面湘西边地奇险秀丽的大自然启迪着他的灵性,丰富着他的情感;另一方面,楚文化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形态留存于此,其间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融不可分。
“正是这种温馨与残酷,和平与血污,宁静与恐怖,自然山水的美丽和谐与人世社会的无情厮杀之间的相互交织,共同奠定了沈从文最初的人生感受。
”沈从文作品中的悲剧性意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他的《山鬼》、《湘君》、《湘夫人》等具有浓郁的楚地文化气息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屈原描写的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的美,那种有所盼而终不见所盼人来、翘首期待而终怅然若失的心境,主人公怀着“心不同兮媒劳”的幽怨与无奈,或是公子忘归时“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或恨人神异道而“良会之期永绝”,留下的都是一缕绵延不绝的遗恨,一层悲凉的苦味。
在这种悲凉浸染下的沈从文,笔下于是有了《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爱情幻梦中的温暖和陡然破灭后的悲凉。
《三三》中的三三对城里来的白脸先生产生了少女特有的情愫,他们本可发展下去。
但当三三母女怀着高兴的心情给白脸先生送鸡蛋时,她们看到的却是大门里许多人忙着的丧事。
于是三三只能拉着母亲的衣角回家去,独自咀嚼生死相隔的痛惜与无奈。
《菜园》中的母亲在进城三年的儿子归来后,已开始做当祖母的幻梦。
但县里来人把儿子儿媳请去后,这对年轻人再也没回来,只留下母亲伫立风中无语看“菊花开遍”。
在沈从文这类题材的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有着山神水神般纯净的气质、皎好的仪容。
但她们在对理想爱情世界的追求中都充满怅然若失的忧郁感伤。
湘楚文化中屈骚式的文化氛围成就了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忧郁感伤之美,也同样造就了他所勾勒的湘西世界奇异画卷上的悲凉色调。
沈从文似乎想尽力用清丽淡雅的色彩展示他心灵过滤后的湘西风情。
但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一幅看似暖色调的图景背后隐伏着的寂寞与凄凉。
在《边城》中他写清澈见底的酉水——水底带花纹的玛瑙,嬉戏的鱼儿,桃杏花,桃花深处的人家,这本是幅极其温暖的画面。
但他在不自觉中又涂抹上了两岸的高山和细竹,黄色的墙,黑色的瓦。
高而寒的山和细而瘦的竹的衬托,冷色调景物的加入,完全冲破了前面所营造的温暖氛围,使整幅画面透出几分幽冷,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形成对应。
他写夏夜:“月光如银子,山上竹篁在月光下变成一片黑色。
”在银色的月光、绿色的竹篁所形成的一片黑色中,黑与白的搭配,表面的调和在拼接中有一种不相融的排斥,孤立和冷寂顿时而出。
《黔小景》通篇充盈着一种低沉迂回的调子,在整幅图景中有如膏的烂泥,躲在烟和雾里的近树,黑皴皴的老鸹,茅屋中面色憔悴的老妇人。
全然的冷色调,一种透骨的寒意油然而生。
民俗往往比自然景观更能体现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蕴涵。
湘西是一个汉苗杂居的半封闭地域,有楚地巫鬼文化的深厚传统,是“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和优美”、“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合而为一”的地方。
如《雪晴》中有新婚人家不许未婚男客留宿的风俗。
若特别客人留在家里住时,唯恐客人半夜醒来有所见闻,大早不知忌讳,信口胡说,就预先用一包糖甜甜口,封住了他的嘴。
也有《新与旧》中令人发怵的斩首方式。
有《凤凰》等篇描写的“放蛊”、“行巫”、“赶尸”、“女人投洞”、“坠潭”等野蛮风俗。
在湘西,人们“俨然无宗教信仰,但是观音的生日、财神生日以及一切传说中神佛的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
一方面沈从文带着无不欣赏的眼光去咀嚼湘西人生命状态,表现在风俗中的自在和淳朴;另一方面,当他用理性的眼光对这些风俗加以审视时,其中的野蛮愚昧也时刻刺痛着他的心。
这对于沈从文是种悖论式的悲剧,要欣赏风俗就必须包容其中的野蛮与愚昧,但野蛮与愚昧又会破坏其中的美感。
两方面二律背反的交织,成为沈从文在这些风俗描写中难以丢弃的底色。
正像荣格所说:“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一点残余。
”因而自觉不自觉中,他的作品中就有了湘楚文化中某种命定的悲剧性,流溢出湘西楚地两千年来还未弥合的忧伤。
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泛神论作为流行于16-17世纪欧洲的一种学说,五四时期在我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但那时沈从文还在湘西边地,他没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外国留学的经历,所以他接受外来泛神论思想的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小。
沈从文出生在湘西苗乡僻地,奇山异水和湘楚巫鬼文化底蕴及天人合一的生命状态,再加上他那颗“不安于当前事物,却倾心于现世光色”的心,吸收其氤氲灵气,受其感召,在审美过程中达到心物交融、物我同一的感受,是自然而然的事。
同时,边地的荒僻与闭塞,历史上无数次“驱苗”、“讨夷”造成的迁移和流离,使他们的生存显得异常艰辛。
“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人生命运充满随机性与偶然性。
生死祸福,寿夭穷道,全在不可测之天……神在这里被普遍地信仰着。
但它并未发展成为统一的宗教,仍停留在远古巫鬼文化的多种或泛神信仰的阶段。
”在这种环境和文化中浸染的沈从文,受其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他自己在《水云》、《潜渊》等哲理性的散文中也多次承认有“泛神论思想”、“泛神情感”、“泛神倾向”。
在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下,沈从文在讴歌山川景色及其氤氲灵气、唱出大自然的隐秘与忧伤时便感到了自然的神秘、伟大与相比之下人的渺小,“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
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烛虚》)。
他总是站在自然的巨大身躯下,对之屏息静观和膜拜,直有“山高人小”之感。
在沈从文笔下,人往往向小处走。
在永恒而寂寥的天底下,在盈盈一水间,人只是一个点。
“有些篇章,且把人物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并由此实现对自然的皈依,“对于一切自然景物的朴素,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彼此微妙的关系时,也无一不感到生命的庄严”。
沈从文把大自然看成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在自然伟大与人渺小的对比中产生了对自然的皈依情愫,又被这种情愫所统摄,感到对自我命运无法把握。
在他笔下,人物往往被偶然的命运所捉弄,在意想不到中被抛掷到空茫或死亡中。
《初八那日》写一个即将娶亲的小伙子,却被突来的大风吹塌的积木压死。
《石子船》叙述一个深明水性的水手在下河摸鱼时,手被石缝卡住,活活憋死。
另外《边城》、《三三》、《菜园》、《吹箫的二哥》等一系列作品中都存在着“‘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一切合理建筑起来的楼阁,到天那一算出现时,就会一齐塌圮成为一堆碎雪破冰”(《传奇不奇》)的宿命式结局。
在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下,面对自然和人事时沈从文这样说:“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有理性有信心的我,被一个宿命不可知论的我居然战败了。
”“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或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
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
”正是这种无法超越的“限度”成了其作品命定的悲剧。
泛神论思想使其触摸到了人们在自然的安排面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凉现实,一种浊重感随之产生。
但纤敏、文静的沈从文似乎不愿咀嚼这份沉重,也不愿读者去咀嚼这份满含悲凉意味的浊重,于是他想逃避——用赞美死亡的方式。
他认为:“战胜命运唯有死亡,克服一切唯有死亡可以办到。
最公平的世界不在地面,却在空中和地下。
”《月下小景》正是如此。
在他的另外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人物如媚金、傩送、神巫、龙朱和他们的情人们的结局只能是凄艳哀婉的死亡,并以此来抗衡无法把握命运的悲凉。
正因为他们太美好,太与神接近,远远超越了世俗,人间决不会有这样完全精致的模型,他们只能存在于世俗人世的大门之外,于是这类作品就产生了与悲凉相对的另一向度上的悲剧性——悲美。
三、少年式微和乡下人情结沈从文出生于军人世家。
祖辈父辈曾“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得他后嗣在本地站了个较优越的地位”,但当父亲“谋刺袁世凯”未遂,避难东北后,全家“既已到把老屋字契到处借钱度日的情形”。
家族的败落,使他在产生极大心理反差的同时,也首次体味到世态的炎凉和人情冷暖。
其间,从未有的自卑感也向他袭来。
为了摆脱家庭式微的困境,他参加了当地人的军队。
然而,沈从文“不安于当前事物”、“常为人生远景凝眸”的性格,使其在五四运动的余波到达遥远而闭塞的湘西边地时,毅然决然地抛却了耗去他五六年青春的卒伍生涯,只身来到北京,寻求理想和梦的希望。
但都市并不愿接纳这个异乡的寻梦者:报考各大学严重受挫,寓所茶房的势利刻薄,都市女性的高傲冷眼,所向往并叩访的文学界门户林立,这一切冷遇在又一次带给他自卑感的同时,也激起了他敏感的自尊。
他无意退回湘西,而是在都市中干脆以乡下人自称。
于是他有了都市乡下人的特殊身份:在真正的乡下人看来,他是城里人,是远远优于乡下人的。
置身都市人群时,他又把自己定位为乡下人,具有健康的人性和品格,这又远远优于都市人。
于是他可以在用鄙夷而又悲悯的眼光俯视都市人的同时,在对乡下人的观照中获得某种慰藉。
这也是他几乎全部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乡下人情结。
这种乡下人情结“煽起的不止是思乡的情绪,更有他向别处寻找精神支柱的愿望,于是他把笔伸向了故乡的湘西世界。
但由时空的迁移所造成的心理距离和情感的孵化作用,使过去的人和事都涂上了一层浓稠的感情印迹。
同时,在对故乡温暖的回忆中,他提取出与都市人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即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他几乎把偏僻落后的湘西描绘成人类最后的“伊甸园”。
在这里,少女都恬静、温柔、纯净如水,男性都诚实、善良、有血性,即使是最难以用道德标准衡量的性欲描写也能在乡下人的返璞归真中求得人性的和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