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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信任者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_辛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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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 2014, Vol. 46, No.3, 415−426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4.00415

收稿日期: 2012-11-27 *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869)资助。 通讯作者: 辛自强, E-mail: xinziqiang@sohu.com 415

被信任者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 辛自强1 辛素飞2 (1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1) (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摘 要 被信任者社会身份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 这种数量差异可以体现其社会身份的复杂性。本研究探讨了被信任者社会身份复杂性(单一身份、多重身份)如何影响人们对其可信性的评价。实验1考察了被信任者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以及社会距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实验2用于检验被信任者所属群体类型(内群体、外群体)是否调节他们的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被信任者多重社会身份的凸显会提高人们对其可信性的评价, 社会距离在二者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群体类型对社会身份复杂性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 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在对外群体成员的可信性评价中更为明显。 关键词 社会身份复杂性; 可信性; 社会距离; 内群体; 外群体 分类号 B849:C91

1 问题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时会看到有关宝马、保时捷等豪车撞人的报道, 车主说是行人的责任, 而行人却说是车主的责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有人妄加揣测：有人认为车主是不可信的, 也有人认为车主是可信的。那么车主的证词是否可信呢？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对车主可信性的评判呢？探明影响被信任者可信性的因素不仅有理论价值, 也对舆论公正、法庭取证有现实意义。本研究探讨被信任者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 虽然先前的研究更多是从信任者角度出发, 考察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信任水平, 而很少直接研究被信任者的可信性及其影响因素(Hardin, 2002), 但是, 近10余年来研究者日益关注被信任者社会身份信息是否影响其可信性。个体的社会身份有些是先天生来具有的, 如种族、民族、性别等; 有些是后天形成的, 如对文化的认同、某一群体的志愿者、职业身份、社会经济地位等。尽管社会身份信息不是影响他人可信性的唯一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 社会身份确实是人们在互动中最先注意到的信息

之一。而且研究确实表明, 这种社会身份信息在对被信任者的可信性感知和判断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Brewer, 2008; Kramer, 1999; Lount, 2010; Maddux & Brewer, 2005)。 以往研究大都集中于单一身份或某一特定身份信息内容的影响, 通过某种身份(如种族或性别等)区分了内外群体, 以此考察在这一身份维度上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信任的差异。而且, 这些研究大多得出一致的结论：人们通常对内群体成员的可信性有积极的感知; 相反, 当人们面对其他群体时, 会认为这个群体的成员比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更加不值得信任(Brewer, 2008; Brewer & Brown, 1998; Foddy, Platow, & Yamagishi, 2009; Platow, Foddy, Yamagishi, Lim, & Chow, 2012; Yuki, Maddux, Brewer, & Takemura, 2005)。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于群体之中的个体可能同时具备多重社会身份(Ashforth, Harrison, & Corley, 2008; Roberts, Dutton, Spreitzer, Heaphy, & Quinn, 2005)。例如, 一名跨国公司的员工可能认为自己不只是公司的成员, 而且是所读大学的毕业生, 是自己国家的公民, 还是一位经理、某团队的成员、一位父亲和会计师等。近年来, 关于多重身份的研究已经证416 心 理 学 报 46卷 明人们可以同时认为自己是多种社会群体的成员(Chiu & Cheng, 2007)。通常, 人们拥有4到7种重要的社会身份(Brewer, 2000; Roccas & Brewer, 2002), 如国家、民族、性别、职业、宗教、政党派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等。过去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多重社会身份对可信性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选取身份数量(单一的, 还是多重的)这一视角定义被信任者的社会身份复杂性并考察它对被信任者可信性的影响。 这里所用“社会身份复杂性”这一概念源自美国学者Brewer等人(Brewer & Pierce, 2005; Miller, Brewer, & Arbuckle, 2009; Roccas & Brewer, 2002)先前的提法, 但在本研究中的含义有所不同(下文解释)。社会身份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但我们对多重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的复杂程度可能是不同的, 这会影响人们对他人的感知判断。为了更好地理解多重社会身份表征的影响, Brewer及其合作者提出了社会身份复杂性(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SIC)的概念, 它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主观表征的方式, 是个体感知到的多种群体身份之间的重叠程度(Brewer & Pierce, 2005)。低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会保持一种相对简化的身份结构表征, 认为在某一类别上是外群体成员的个体在其他类别上也都是外群体。例如, 一位女律师可能会把男律师或非律师女性看作是外群体, 只把其他女性律师看成内群体。然而, 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人认为在某一类别上是内群体成员的个体同时在另一类别上又是外群体成员。例如, 一个女性高层经理, 在职业身份上, 她极有可能将男性同事作为内群体成员, 然而在性别身份上, 她有可能将男性同事作为外群体成员。 Brewer等人对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测量, 是通过让被试评估感知到的多种社会身份之间的重叠程度来实现的(Roccas & Brewer, 2002)。例如, 为测量美国大学生的社会身份复杂性, 先让他们列出自己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群体(如种族、宗教、政治、组织等), 并且指出哪些群体身份对他们比较重要。结果发现, 大多数学生列出至少4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他们认同自己是白人、美国人、大学生和相关的宗教派别。然后, 提醒被试刚才所列的社会身份并询问他们一系列关于内群体身份所有配对(如天主教徒和美国人)之间关系感知的问题, 如“在天主教徒中有多少人是大学生”, “在大学生中, 有多少人是天主教徒”。要求被试在1(很少)到5(大约一半)到10(全部)的10点量表上, 对问题进行一一判断, 这样就可以确定被试主观感知到的各种内群体身份配对上的重叠程度。所有配对的重叠程度得分的平均数代表被试的社会身份复杂性, 高分表示在表征多重身份时高重叠和低复杂性。 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概念自从2002年提出后, Brewer课题组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在使用(如Al Ramiah, Hewstone, & Schmid, 2011; Crisp, Turner, & Hewstone, 2010)。研究者主要探讨了社会身份复杂性如何影响人们的群际知觉和态度。研究结果表明, 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将会比低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更能容忍外群体, 这主要是因为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更有可能意识到在某一个群体身份维度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维度上又是内群体成员, 从而降低对内群体的积极评价, 增加对外群体的容忍与肯定(Brewer & Pierce, 2005; Miller et al., 2009; Roccas & Brewer, 2002)。例如, 在美国和以色列大学生中, 社会身份复杂性高的个体, 对外群体的容忍度就高(Roccas & Brewer, 2002); 类似地, 社会身份复杂性越高, 与民族外群体的社会距离就越近, 对民族外群体的态度就越积极(Miller et al., 2009)。 虽然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的提出有重要意义(辛素飞, 辛自强, 2012), 但是反观该理论及有关研究, 可以发现有两方面问题值得澄清。一方面, 社会身份复杂性应该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 但后者却被忽视了。Brewer等人的理论主要是从主观表征层面界定社会身份复杂性, 该理论假定人们本身具有多重群体身份, 需要人们对自己具有的多重身份之间的重叠程度进行主观评定以确定其复杂性, 但并未讨论身份数量多少的问题。然而, 每个人具有的身份数量多少本身是不一样的, 并且身份数量多少更直接地体现了身份的复杂性。可见, 社会身份数量多少本身就值得研究。由此, 本研究将拓展Brewer等人的概念, 从客观层面对社会身份复杂性重新进行操作界定, 用以指代人们具有的社会身份数量的多少。个体具有的社会身份数量越少(或单一化), 即为低复杂性, 社会身份数量越多(或多样化), 即为高复杂性。根据Brewer等人的理论类推, 这种客观的社会身份的复杂性, 可能同样影响人们对他人的认同, 影响对他人可信性的评价以及人际信任。 另一方面, 要区分自身与他人。具体说, 社会身份复杂性不仅指我们表征到的自身身份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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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修复_研究现状及挑战

信任修复_研究现状及挑战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Vol. 20, No. 6, 902–909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DOI: 10.3724/SP.J.1042.2012.00902902信任修复：研究现状及挑战*姚 琦 乐国安 赖凯声 张 涔 薛 婷(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071)摘 要 信任被破坏后如何修复是当前信任研究中未解的问题之一。

有效的信任修复应关注整个关系, 包括信任、消极情感和消极行为三方面的内容; 修复结果可能出现矛盾状态, 且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被彻底修复。

现有关于信任修复的理论过程主要有归因、社会平衡和结构, 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单方向交互作用的转换, 当前研究更关注修复策略与修复效果之间的调节变量。

今后研究应重视归因、人际和结构过程的整合, 尝试结合现场跟踪研究和个案研究以提高结果的外部效度, 以及考虑时间、社会情景和情绪对信任修复的影响等。

关键词 信任; 信任修复; 归因 分类号B849:C91信任对个人、 团队和组织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实证研究的广泛证实(如, Colquitt, Scott, & LePine, 2007; De Jong & Elfring, 2010)。

然而, 信任一旦被破坏, 这种积极作用就会消失。

在当代社会, 信任破坏或违背现象频繁发生, 从安然事件到默多克窃听丑闻, 从三鹿奶粉到“楼脆脆”、“楼歪歪”再到地沟油事件…, 商业领导者的不当行为引发了人们对领导者诚实和能力的质疑。

相应的, 如何修复信任逐渐得到研究者关注, 并成为信任研究中“未解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Schoorman, Mayer, & Davis, 2007)。

国内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此发展动向, 陈阅等人(2010)首先较全面地从管理学角度向国内同行展示了有关信任修复策略及机制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说, 直接针对信任修复的研究虽然近年来呈增长趋势(如, Ferrin, Kim, Cooper, & Dirks, 2007; Kim, Dirks, Cooper, & Ferrin, 2006; Schweitzer, Hershey, & Bradlow, 2006), 但总体数量仍有限, 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我们对该领域的理解, 例如, 有关促进宽恕与和解的研究(如, Aquino, Tripp, & Bies, 2006)及有关修复合作的研究(如, Bottom, Gibson, Daniels, &收稿日期:2011-09-19*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KZXB10157)资助通讯作者:乐国安, E-mail: yuega@Murnighan, 2002)等。

浅谈人际信任

浅谈人际信任

浅谈人际信任作者：李倩倩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6年第08期【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逐渐“被快餐化”，人际交往的频率以及质量都在发生变化。

所以，人际信任问题引起了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关注。

本文主要从人际信任的相关概念、影响因素以及信任违背与信任修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人际信任；信任违背；信任修复一、人际信任的概念自古以来，我们就有“信”的文化传统，在《论语》当中有“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说法。

这里的“信”等同于“诚信”，主要是从伦理和道德角度来理解的。

最早对人际信任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是多依奇，他将信任作为反应的客体，对以后的人际信任研究有很大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人际信任”是信任的典型类型，其他在“社会信任”标签下的信任都只是派生的。

由于侧重点不同，国内外关于人际信任的定义有很多。

罗特在《一种新的人际信任测量方式》一文中，首次对人际信任进行了明确的定义。

他认为人际信任是个体或群体承认另一个人的言辞、承诺、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为一种可靠的、概化的期望。

二、人际信任影响因素人际信任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又出现于各项活动中，所以其影响因素非常广泛。

人格特点、社会文化、交往经验、道德水平、风险知觉等因素都会影响人际信任。

（一）人格特点国内外学者都对人格与信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虽然每个学者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人格特征有所差异，但毫无疑问，人格特点是影响人际信任的一个因素。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信任体现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它不仅出现在与熟人交往中，也出现在与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的交往中。

当出现在陌生情境中，人格特点不能被对方清楚地把握，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人际信任呢？从这个角度看，人格特点是影响人际信任的一个因素，但不能完全预测人际信任。

（二）社会文化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他们都普遍认为，文化是影响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陌生情境中的人际信任。

风险视角的信任研究

风险视角的信任研究

风险视角的信任研究【摘要】：自1900年起至今,信任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经历了萌芽、繁荣、沉寂、复苏之后,信任已经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在对信任理论进行了梳理之后发现,对信任的诸多探讨当中,风险角度的信任探讨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从风险的角度如何理解信任?风险与信任的关系怎样?风险认知过程会对信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目前尚不清楚。

鉴于此,本研究从风险角度入手对信任进行了探讨。

研究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风险决策角度对信任内涵进行探讨。

不同学科对信任内涵的界定,总结下来,主要是从理性信任观、非理性信任观两个角度进行的。

两方面的观点对信任的剖析各有千秋,但都存在解释的“盲点”,因此,笔者提出了有限理性信任观点,从“心智成本”的理论框架出发,对信任进行了界定。

笔者认为,信任是一种风险决策,该决策是在衡量了理性信任的成本和非理性信任的成本之后做出的。

为了对该理论进行验证,笔者设计了实验1,考察了信任决策的认知策略,旨在发现不同风险偏好的决策者,在面对复杂程度不同的任务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的差异。

研究采用3(风险偏好:风险喜好/风险中性/风险厌恶)×2(任务复杂性:复杂任务/简单任务)两因素实验设计。

结果发现:喜欢冒险的个体在面对复杂任务时,倾向于采用不完全信息加工策略,即倾向于采用启发式策略做出信任决策;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的个体在面对复杂任务时,倾向于采用完全信息加工策略,且风险厌恶者表现更甚;而在面对简单任务时,不同风险偏好的个体的认知策略没有出现明显差异,均倾向于采用完全信息加工策略。

从加工策略的差异可以看出,个体的信任决策受到人格因素、环境因素的影响,且是在权衡了理性信任的成本和非理性信任成本之后做出的。

如果信任是一种风险决策的话,那么,对风险的认知必然会影响到决策的结果。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信任决策中,与风险认知相关的三方面问题。

实验2主要探讨风险感知与信任倾向之间的关系。

社会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社会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社会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作者：***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23年第28期摘要：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共同富裕的实现，都将伴随社会结构的持续改变，社会流动带来的社会信任改变存在地域文化和发展阶段差异。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数据，研究中国环境下社会流动的社会信任变化，突出我国在当前发展阶段存在的社会流动导致的社会信任特征。

结果发现，社会地位下降的群体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媒体、地方媒体更不信任，而对宗教更加信任，同时主观认为穷人和富人、上层和下层、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更大。

在同等社会地位下降程度下，教育水平的提高加深了社会不信任程度，收入水平的提升缓解了对社会冲突的负面认知但效果较小。

对于全面推动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地位；社会流动；社会信任；社会感知一、引言共同富裕的实现，既需要不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基础。

社会流动作为快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基本特征，对社会和政治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方面，财富的增加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会导致不安分的心理状态，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Tocqueville （1955）认为社会流动是形成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中心的原因，Durkheim（1951）则认为无论是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还是向下都会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产生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当社会流动无论向上或者向下普遍存在并制度化时有利于促进民主秩序的稳定化，进而有利于社会稳定（Tocqueville，1945），Pareto（1935）认为底层阶级成为精英或统治阶级的道路越开放，社会流动越顺畅，社会越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1942）也关注到美国由于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减弱了社会冲突，使无产阶级运动没有出现，Abramson和Books（1971）发现社会流动可以弥补社会缝隙，发生社会阶层流动的人们会保留他们原来阶层的观念，降低了阶层之间的观念差异，促进了阶层内部多样性，进而缓解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