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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8.11.13•【分类】新闻发布会正文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目录国家赔偿典型案例1.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2.刘学娟申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3.邓永华申请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案4.郑兰建申请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赔偿案5.苗景顺、陈玉萍等人申请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怠于履行职责赔偿案司法救助典型案例6.XXX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7.刘发金、徐全容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8.谢兰松申请民事扶养纠纷司法救助案9.李洪清、陆成凤申请行政诉讼司法救助案10.常章海申请道交侵权赔偿司法救助案国家赔偿典型案例1.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基本案情】在益阳公司诉辽宁省丹东市轮胎厂借款纠纷一案中，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
之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丹东轮胎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
案件执行过程中，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丹东市政府办公会议议定在《丹东日报》刊登将丹东轮胎厂总厂土地挂牌出让公告，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轮胎厂其中3宗土地的查封。
随后，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职工集资、医药费、普通债务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
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赔偿本金10429022.76元及相应利息。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2015年10月2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立案。
监狱警察执法风险制度分析摘要：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法治化的推进，国家、监狱和社会公众对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和效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监狱警察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给监狱工作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对导致监狱警察执法风险的制度进行分析，并通过制度重构来减少执法风险势在必行。
关键词：监狱警察；执法风险；制度；分析中图分类号：d9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05-02近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法治化的推进，国家、监狱和社会公众对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和效能的要求日益提高，监狱警察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给监狱工作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干警执法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处分、刑拘乃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监狱警察的负面情绪越积越多。
监狱警察执法风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仅就其制度原因略做分析，以期通过制度重构来减少监狱警察的执法风险。
一、当前对监狱警察执法及权利保障制度的缺失（一）法律法规给监狱警察执法活动留下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监狱自由裁量权是指监狱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为实现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根据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原则、目的、精神、范围和幅度，结合罪犯的个体情况，对罪犯的奖励、处罚、教育、组织劳动等做出具体灵活处理的权力[1]。
监狱自由裁量权的广泛适用成为警察完成监狱行刑和管理工作的基本手段和重要特点，对提高监狱管理的效率和发挥监狱警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监狱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也极易损害法制的统一，形成对监狱法治的破坏。
由于我国刑事执行立法滞后，许多法律规范都是原则性规定，弹性大，可操作性不强，给行刑自由裁量权留下了太大的空间。
有时监狱管理机关只能根据各自理解诠释法律和政策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往往成为监狱警察执法的直接依据，从而形成了行刑领域以地区差别为特征的“区域化”现象。
如适用保外就医时判定罪犯的病情是否属于“在较短时期内有死亡危险”或“身患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缺乏量化指标，导致不同地域的监狱“宽”“严”标准和程序要求都各有不同。
论特别权力关系作者：任雪菲来源：《中国·东盟博览》2013年第01期文章编号：1673-0380（2013）01-0097-01所谓“特别权力关系”，系指在特定行政领域内，为达到行政目的，在人民与国家之间所建立的加强人民对国家从属性的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是与一般权力关系相对而言的。
按照行政法的传统观念，国家与普通公民之间存在一般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行使公权力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支配。
而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紧密型持续关系”。
权力主体对个人行使的特别的公权力不受“法治原则”的支配与控制，在此，个人对权力主体的附属性更强，个人权利要受到更多限制，个人主张权利的余地更小。
所以，将这种关系称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一词不是特别优待，而是特别限制的意思，即与一般公民相比，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的权利要受到更多的限制。
归根结底，其“特别”之处有二：一是排除法律保留原则，二是剥夺权利救济手段。
但是，由于排除法律保留原则又可衍生其他特征，所以，具体而言，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特征：（1）权力主体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相对人的自由权利。
（2）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
（3）权力主体对相对人的惩戒权。
（4）特别权力关系不适用权利保护原则。
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认为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包含三种类型，即公勤关系、营造物利用关系与特别监督关系。
1.公勤关系我国公勤关系承袭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做法，公勤关系中行政主体对其公务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被称为内部行政行为，对内部行政行为既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也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在现实制度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就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奖惩等决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则更扩大了这个范围，它规定：“…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奖惩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
2014年5月15日，江苏某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刑满释放，张某某借口有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不愿离开监狱。
本来其外甥是到监狱接他回家，孰料两人竟串通一气，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纠缠监狱。
2014年5月30日，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刑满释放，赵某某借口判刑时轻罪重判纠缠监狱，并扬言到南京上访、青奥会期间闹事，不愿离开监狱。
两个案例中，罪犯本着多闹事多得益的目的，按照以往上访缠访等方式方法，能让监狱机关迫于压力而息事宁人给予赔偿的思维模式进行无理纠缠，影响着监狱正常工作秩序。
若是有部分媒体歪曲事实大肆渲染加以报道，更是严重影响了监狱的形象。
所以，在法制未健全、地方安置不得力的情况下，解决罪犯释放难问题已摆到监狱重要议程上来。
释放难问题虽是个别现象，但牵涉到监狱的物力财力人力较大，监狱机关有必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做到未雨绸缪。
一、罪犯“释放难”问题分类搞清“释放难”问题的类别，是为了根据现象查找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的放矢做好工作。
笔者挂职一年来耳闻目睹一些释放难案例，深感“释放难”工作的难处。
从多年发生“释放难”问题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1、刑释罪犯无家可归。
这类问题多出现于老年罪犯，特别在重刑犯监狱，问题尤为突出。
此类罪犯入监前没有组建家庭，或虽组建家庭，但入狱后家庭破裂，妻子离婚，子女失去联系，服刑期间住房拆迁或破损。
经过十年以上或者近二十年服刑生涯，年龄由中年进入老年，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没有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是导致刑满释放时无家可归。
如：边城监狱邳州籍罪犯刘某某，56岁，住邳州市邢楼镇思田村思田庄594号，因犯介绍卖淫罪，被邳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刑期至2014年3月27日。
刘某某入监前一直单身，无直系亲属，且有轻度精神障碍，并患有白内障。
释放时无人接收、无家可归。
挂职民警与地方司法局多处协调，村委会勉强接收下来。
2、刑释罪犯有家难归。
这类罪犯有家庭和直系亲属，之所以刑满释放时有家难回，一是犯罪行为针对家庭成员，或入狱前存在重大个人过错，犯罪行为发生后即被家庭和亲属抛弃。
Legal Sys t em And So c i et y f 叁篁!圭垒垒!!!!兰!望型．盈圈匿匿圈曩■论减贡l j 制度存在的问题——从监狱执法视角分析张要平‘。
S 莎奎摘要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然而，随着我国监狱体制的变革和相关制度的完善，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明显，并直接影响着对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本文从监狱减刑工作实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进行实证分析的同时发现制度缺陷，进而提出相关改革思路。
关键词减刑制度刑事政策监狱执法中图分类号：D 9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035．02我国的减刑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减刑体制并无根本的变化。
随着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刑罚执行模式的不断变化。
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减刑制度，近年来在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着绝对的关系。
一、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减刑条件不具体首先，减刑的实质条件模糊不清。
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确规定了减刑的条件，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比如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怎么才算“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等等，而且这些标准都非常难以量化。
现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有效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于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也不统一。
其次，没有针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
我们认为，减刑制度应当在主要考虑刑罚的矫正目的时，对报应公正和一般预防给予适度考量，并通过对不同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来保证减刑目的和刑罚其他目的都能够得以实现，以保证各种刑罚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o 。
(二)减刑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罪犯与减刑程序的结果有着最密切利害关系，缺乏法定的程序来保障罪犯的权利，显然有违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
“躲猫猫”事件背后的行政法问题分析作者：杜维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31期摘要 2009年年初发生在云南省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李荞明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了网民热议,国内媒体高度关注。
随后组成的网民调查委员会将此次事件推向了高潮。
本文运用行政法知识,着重从政府信息公开、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看守所制度改革三个方面对此次事件进行分析与论述。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公众知情权司法监督看守所制度改革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083-02一、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知情权(一)现行法律制度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躲猫猫”事件发生以后,有关部门对于李荞明死因百般搪塞,最后竟给出了其是在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导致。
后来组成的网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也没能揭露李荞明的真正死因。
2009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了完善信息公开机制,让政府信息能够更好地为公众所知悉。
其实我国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信息公开的制度,而是对已有制度的执行。
自2008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具体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作为行政机关的看守所,它负有将自身一些规章、制度、在押人员身体状况等不属于国家秘密的信息按照《信息公开条例》向社会公开的义务。
从行政法理论来看,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
”①《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对信息公开的范围做了规定,其中第一项即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
本案中,关于李荞明死因的信息当然属于涉及死者及其家属切身利益的信息,按照规定理应公开。
When I wake up every day, it is not the bells, but the dreams that strike me.精品模板助您成功（页眉可删）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导读：“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规定从轻、减轻或免除行政处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罚在我国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轻刑能达到目的，那么从重处罚实际上会扩大刑罚成本。
第二，适当使用较轻、减轻或免除的处罚，更容易使人悔过自新。
第三，违法行为客观上区分了情节的严重性和损害的大小。
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律条件。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规定从轻、减轻或免除行政处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罚在我国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轻刑能达到目的，那么从重处罚实际上会扩大刑罚成本。
第二，适当使用较轻、减轻或免除的处罚，更容易使人悔过自新。
第三，违法行为客观上区分了情节的严重性和损害的大小。
如果处罚不分轻重，无论处罚有多严重，都不能反映刑罚适当的原则，也不能反映公正的原则。
最后，根据情节、后果进行处罚，更能发挥行政处罚的指导作用，促进行政处罚的良性，更能体现行政处罚法律法规的初衷。
但是，从“行政处罚法”第27条的规定中不难看出，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决定必须具备法律条件，并不完全取决于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从轻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以多种可能的处罚方式选择从轻处罚或者在允许范围内选择从轻处罚。
减轻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定处罚方式和最低处罚范围内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应满足下列其中一种情形：1、积极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
这种情况是指非法人对实施非法行为的积极救济，即从主观和积极的角度消除或减轻非法行为的有害后果。
积极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不仅减轻了已经造成的社会危害，而且表明犯罪者知道错误和纠正，而不是犯错。
论戒具的解析与规制一、戒具的概念戒具，又称警戒具，是指用于预防和制止监狱罪犯中某些危险行为发生的专门工具。
依据现行法规，监狱使用的戒具包括手铐、脚镣、警绳等。
二、戒具使用的法律特征1.使用戒具，是指监狱为了执行刑罚，对管理的相对人——罪犯，因其不履行其法定义务，或对监狱安全秩序以及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可能构成危害或罪犯本身正处于或将处于某种危害状态下，而依法强制采取的一种临时性人身约束和限制措施，使用戒具是狱政管理的辅助手段，也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和暴力性。
2.使用戒具，重在预防和制止危险，而不是为了惩罚罪犯，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以及从戒具的构造和使用来看，戒具是旨在防御，而不是对罪犯处罚的刑具。
《监狱法》规定对罪犯处罚只有警告、记过、禁闭三种，明确将使用戒具排除在对罪犯惩罚的范围之外，体现了使用戒具的“非处分性”或“非惩罚性”。
3.使用戒具，是国家赋予监狱民警的一项权力，也是一种依职权行使的监狱管理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主动性的特点。
虽然其和治安处罚中使用警械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相似之处，但其带有明显的刑事司法行为性质，如罪犯对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异议，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能诉求司法审查解决。
4.使用戒具，是一种严格羁束行为，法律原则规定了对罪犯使用戒具的适用范围、条件、种类、程序、方法等，监狱机关和民警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必须严格受法律约束，只能严格依法实施，但监狱对罪犯适用戒具的种类和期限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5.使用戒具，是一种即时直接强制措施。
是监狱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时，在穷尽其他办法，但仍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国家刑罚执行权力的有效运转和监狱的安全稳定，依照国家法律，对罪犯人身当场采取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措施。
三、我国戒具使用中的问题(一)戒具使用的法律性质模糊对罪犯使用戒具，是刑罚执行的一部分，究其法律属性，众说纷纭，有的基于刑罚执行是由法院发动的这一现实，认为刑罚执行是一种司法行为，刑罚执行权也隶属司法权，这是我国法律界长期以来主流观点;此外，《国家赔偿法》把发生在监狱机关的国家赔偿列入刑事赔偿，《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也规定监狱行为是授权刑事司法行为，这也为“司法权说”提供了法律依据支撑。
罪犯权利的行政救济
实践中，监狱在进行狱政管理时涉及相对人权利受侵犯的行为有以下几种：作为减刑、假释重要依据的日常考核、计分考核等，行政奖励，行政处罚以及其他狱政管理违法行为。
对罪犯权利的行政救济无外乎有以下几种途径：提起申诉或控告，申请行政复议。
但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对罪犯权利的救济途径基本上千篇一律，提起申诉或控告。
至于向谁提起，由谁作出决定，作出决定的期限，哪些事项可以提起等等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例如，江苏省监狱系统狱政公开内容中规定：“罪犯对加、扣分有不同意见，可以向监狱提出申辩，负责考核工作的干警应认真复查，并及时给予明确答复。
”广东省监狱系统狱务公开内容中规定：“罪犯对奖惩不服，可以在宣告奖惩之日起10天内向上一级部门提出书面复议。
审批部门自收到复议之日起10天内应认真复查，并作出复议决定。
”浙江省监狱系统狱务公开内容和办事程序中规定：“如罪犯对加、扣分不服的，允许其在知道加、扣分之日后的三日内向考核组提出申辩，考核组应在接到申辩后的五日内作出明确答复。
”有的直接称复议，有的只是说申辩。
这既说明了救济的单一性，也说明了救济的不统一性。
我们应当建立一整套行政救济制度，对狱政管理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救济方式，建立多种救济途径，以切实保护罪犯的基本权利。
1.建立健全罪犯诉冤制度。
诉冤，从文义解释看，是指倾诉冤屈。
罪犯诉冤制度是指罪犯可以就监狱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向监狱内部有关专门监督机关控告和抱怨的一项制度。
这是一种监狱内部纠正和消化的办法。
比如残酷的和非正常的惩罚、不合理的搜查和没收、处理问题时没有遵循应有的适当程序和平等保护、错误处理的申诉和控告，以及涉及言论自由、隐私、宗教活动等行为，罪犯都可以通过诉冤制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有关罪犯诉冤的程序，可作如下考虑：首先，监狱内应设立一个专门处理罪
犯控告和抱怨的机构，而且要有专职的人员负责。
其次，对于罪犯提起的方式，为防止监狱干警扣压抱怨和控告，可以向专职人员直接报告。
再次，对罪犯的控告和抱怨的书面答复时间进行规定，这可以结合监狱管理的一些法律法规给出一个合理的答复时间，但对于一些紧急情况，例如因超过一定的时间所造成的耽搁会导致罪犯的伤害等情况，对抱怨的迅速反应应规定一些特别的程序。
最后，还应规定有关机关的法律责任。
2.建立对监狱管理的巡视制度。
巡视制度是指定期视察监狱，听取和解决罪犯对服刑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错误处理的申诉和控告。
巡视制度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个是专员形式，一个是委员会形式。
(1)巡视专员形式。
建立我国大陆的巡视专员制度可以借鉴香港的“申诉专员公署”制度。
香港于1988年制定《申诉专员条例》，授权申诉专员就公众对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其他市民日常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指定公共机构在行政上的行动的不满，进行调查及作出报告。
为方便申诉专员执行工作，该条例赋予申诉专员调查权力范围甚广，这些权力包括传召证人及要求他们提供须宣誓证明属实的资料。
此外，申诉专员亦可进入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机构所管理的任何处所、视察该处所，该条例容许申诉专员以不披露个案所涉人士身份的方式公布调查报告。
后分别于1994.年、1996年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扩大了申诉专员公署的职权范围，赋予其更大酌情权，以便其履行职责。
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市民可以直接向申诉专员提出申诉，倘若申诉专员认为任何人可能因行政失当而遭受不公平待遇，他亦有权主动展开调查，即进行直接调查。
在完成调查后，申诉专员必须向所涉机构行政首长报告调查所得结果。
此外，申诉专员亦可在报告中提出其意见及理由，以及说明他认为须采用的补救办法和提出建议的陈述。
申诉专员如认为曾有严重的不当或不公平事件发生，可以向行政长官报告，述明其理由及意见。
根据法例规定，申诉专员必须把该报告提
交立法机关审阅。
此外，申诉专员如认为其提出的任何建议未获充分采取行动，亦有权直接向行政长官报告。
1996年申诉专员公署共收到60余封囚犯的投诉，1997年共收到200余封囚犯的投诉。
1998年申诉专员公署还对惩教署的内部投诉机制进行专门调查研究。
可见申诉专员公署对罪犯的权利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巡视委员会形式。
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香港的“巡狱太平绅士委员会”。
香港目前共有25间惩教所院，其中，有5间低度设防、13间中度设防、6间高度设防监狱，另外还有1间越南船民羁押中心。
根据香港特区《监狱条例》、《感化院条例》、《劳教中心条例》等法例、附属条例的规定，每间惩教院所由两名太平绅士前往巡视，根据惩教院所种类不同，每星期或每个月巡查一次。
《监狱条例》第23条规定：①为巡视监狱和巡视由署长所控制的其他院所，行政长官须委任太平绅士，人数按其认为需要而定;及可委任适当人选出任巡狱委员会成员。
②巡狱太平绅士及巡狱委员会须执行根据第25条下订立的规则订明的职责，以及行使其规则内所订明的权力。
《感化院条例》第15条规定：①获如此委任的人和高等法院法官、区域法院法官、行政会议或立法会议员或裁判官，均可于任何时候进入任何感化院，并可在感化院内进行其觉得必需的查讯或审查，和作出行政长官所要求的报告。
②任何主管，如于任何时候拒绝任何巡视人、高等法院法官、区域法院法官、行政会议或立法会议员或裁判官进入感化院，或对其作任何阻挠或妨碍，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50.《劳教中心条例》第9条规定：①行政长官可委任巡视人，以巡视劳教中心。
②任何劳教中心须每月最少有2名巡视人共同巡视一次。
③巡视人须行使及执行《监狱条例》赋予巡狱太平绅士及巡狱委员会的权力及职责。
根据《罪犯感化规则》的有关规定，太平绅士及巡狱委员会的职责包括一般职责和特别职责。
一般职责指《罪犯感化规则》第41条规定的：①巡院太平绅士每次巡视核准院
舍完毕后，须在核准院舍所备存的簿册上记录以下事项：a.太平绅士巡视的日期及时间;b.关于该院舍或任何入住其内者的一般或特别意见，而该意见是太平绅士希望记录在案者;c.任何建议。
②每次巡视后，该簿册须经由署长呈交政务司司长。
巡院太平绅士特别职责包括：a.巡院太平绅士须聆听居住在核准院舍的受感化者意欲向其提出的任何申诉，并就申诉进行调查。
b.巡院太平绅士如获悉任何与核准院舍有关的弊端，须确保署长尽快知悉该等弊端。
c.巡院太平绅士须与署长合作，提高其巡视的核准院舍的有效管理及良好纪律，并须就行政长官所转介的事宜进行特别查讯。
d.巡院太平绅士须检查其巡视的核准院舍住院者的膳食，如认为院舍供应的食物不符合所根据的核准膳食营养单，则须将有关情况记录在簿册内，并确保署长尽快知悉此事，而署长则须随即采取必需的步骤，以按照或尽量按照膳食营养单提供食物。
e.巡院太平绅士可查阅其巡视的每间核准院舍的所有或任何簿册。
f.巡院太平绅士须协助署长，就核准院舍住院者的康乐或训练事宜，尤其就他们获释离开院舍后的就业事宜，提供意见及建议。
g.巡院太平绅士可在署长批准下，在任何核准院舍筹办讲座及演说，但该等讲座及演说不得抵触院舍的纪律规定，并且须旨在改善住院者的品德。
h.巡院太平绅士须履行行政长官所指派的其他职责。
3.建立完善的监狱行政复议制度。
我国把狱政管理行为看作是司法行为的定性，使得监狱制度同样排斥罪犯对监狱的行政复议机制，而行政复议恰恰是罪犯最重要的行政救济方式。
因此应当将行政复议制度引入监狱。
《监狱法》第58条规定：“罪犯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情形之一，监狱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这里，列出的所谓警告、记过或者禁闭，是行政处分还是行政处罚呢?归于行政处分显然是不合法的，因为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其系统内部违法失职的公务员实施的一种惩戒措施，罪犯当然不具有国家公务员的主体资格。
那么是否可以算作行政处罚呢?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
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形式中，不包括记过。
记过是行政处分的一种，警告是行政处罚形式中声誉罚的一种，禁闭也未列入我国行政处罚的罚种。
从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方式、内容上看，实质上接近于人身自由罚。
因此，可以视为一种行政处罚。
由于罪犯不具有国家公务员的主体资格，不能适用行政处分，所以《监狱法》前款规定的只能是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按照内容可以分为四类：(1)人身自由罚：①行政拘留;②劳动教养。
(2)行为罚：①责令停产停业;②吊销、暂扣许可证、执照;③科以相对方某种作为的义务。
(3)财产罚：①罚款;②没收财物(非法所得，非法财物);③责令金钱、物质赔偿。
(4)声誉罚：①警告;②通报批评。
以上四类10种行政处罚中，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暂扣许可证、执照，通报批评这五种不适用于罪犯，其他五种可以适用。
③罪犯对于这五种行政处罚有异议均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