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天地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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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的沪港书写
莫瑞芬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15(000)012
【摘要】张白二人小说创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自身命运的投射,而在“上海书写”和“香港叙述”中,两人也将生活过的城市写进了小说。
上海、香港,一座是被命名为“孤岛”的租界,一座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岛殖民城市。
这里色彩鲜明的殖民文化孕育了两位小说家深刻而特异的生命体验。
张、白以这两座城市为背景,以小说的方式展示20世纪的上海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情感方式和价值理念等,当然还有小说作者在书写和叙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上海和香港的回忆、想象、认识和期待。
【总页数】2页(P9-10)
【作者】莫瑞芬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广东东莞 523083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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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集《传奇》4.沪港洋场中的苍凉梦魇──论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创作5.论张爱玲与
白先勇小说悲剧的同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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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上海家族文化的变迁邓寒梅内容提要张爱玲力图通过回忆将旧上海拉回人们的视野,作品中表现出了对于旧上海的物质存在和精致细腻的生活情趣的迷恋。
但张爱玲的怀旧是失去以后的回望,因而对以前的生活既厌恶痛恨,又感伤眷恋,难以忘怀。
张爱玲并非旧上海的亲历者,她对上海人日常生活细节和情趣的追忆,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是希望藉此突出城市的历史沧桑感,是为了增加自己应对未来的定力。
关键词张爱玲上海怀旧民间立场人类有史以来,一代代人对怀旧体验的不断重复,已经使怀旧融入了人类的血液中,成为人类的一种心理机制和情绪功能。
如《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南唐后主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些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怀旧意象的典型。
还有现代市小说中的怀旧主题,20世纪80年代末的校园民谣,90年代以来的感伤电影和“老”系列的摄影绘画艺术;西方18世纪末 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20世纪以来由长篇小说《根》掀起的寻根思潮等等,怀旧已成为中外文学艺术不断书写、表现的一个母题。
在此,笔者仅择取张爱玲两位作家的上海怀旧小说作一比较。
张爱玲的老上海怀旧首先表现在对遗留的物质存在的渲染,如对种种古旧繁复的家具摆设、服饰器皿的描绘是不遗余力的。
张爱玲对这些记忆犹新,“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
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
下午的阳光照到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创作时则信手拈来,“漆黑的天上一个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喜字。
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 。
(《金锁记》)尤其是对于服饰,张爱玲有着天生的爱好,她最初的回忆之一就是她母亲站在镜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她在旁边仰脸观看,羡慕不已,并发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
浅论文学创作中的“上海女性”与“上海书写”———以张爱玲、白先勇、程乃珊为例■毛梦杰 乔子路/江苏大学摘 要:出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引人瞩目,涌现出一系列关注上海城市文化或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家。
其中,以张爱玲、白先勇、程乃珊为代表的作家笔下的“上海女性”颇具传奇色彩。
本文以三位作家创作的“上海书写”小说为例,试图探究笔下女性形象及上海传奇。
关键词:“上海书写” “上海女性” 张爱玲 白先勇 程乃珊二十世纪开始,话语叙述对中国的强力推广和开发,使上海成为了被众多作者一再书写的城市,形成了独特的“上海书写”风貌。
而“所谓上海书写,是指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了20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
”[1]即在“上海题材”的基础上,融入进书写者对上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
其中,作为上海繁华历史的见证者张爱玲,曾居住过上海的“外来户”白先勇,及通过搜集资料和访谈为基础进行创作的程乃珊。
这三位关注“传奇”的作家不仅爱好“上海书写”,还十分擅长对上海女性的刻画。
本文希望以三位作家的不同视角来观摩上海及上海女性,揭开上海神秘而魅力的面纱。
一、张爱玲———无力的苍凉从小生活在上海的张爱玲,其文学创作多与上海及上海风情有关。
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着一种奇异的智慧。
”[2]可见她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一种高贵的孤傲感,而她所写的传奇故事也往往充满了美丽而悲哀的浮华。
《倾城之恋》中,女主角流苏为保障生存以婚姻作筹码,男主角柳原以“物质”为诱饵来满足空虚的情欲。
两人棋逢对手,机关算尽,只为获得欲望的满足。
流苏如履薄冰地跨过了情妇生涯,终于得到了一桩可靠的婚姻,却透着无尽的感伤;《金锁记》中,曹七巧为摆脱穷困低贱的人生,用青春换得姜家二奶奶的身份。
艺术谈旧上海,一个被“文艺怀旧”追捧起来的城市神话●文/萧凤拙1843年,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宣布上海开埠,至今不过160余年。
本没什么历史根基,也没甚文化底蕴的上海,却在20世纪亲历和见证了城市大兴而大衰,大衰而大兴。
在文学影视作品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一再被演绎,被缅怀,逐渐被追捧为一个现代城市偶像,被塑造为一个都市神话。
01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圈突然出现了一股“上海怀旧”风潮。
承载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化想象的上海,在艺术创作中并没有形成一种现实关切和未来展望的潮流,蔓延的却是一种怀旧主题。
1930年代的小说以“怀旧经典” 为名重新出版;张爱玲各种版本的全集、选集铺天盖地,并由此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层出不穷。
毕飞宇的作品《上海往事》因被张艺谋改编拍摄成电影《摇啊摇》而受到追捧;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虽然口碑不好,但票房不俗。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将她始于80年代的“上海怀旧”推向了极致,这部小说也给她带来了茅盾文学奖的殊荣。
“上海怀旧”蔓延至今,已涵盖了上海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文物级的殖民建筑,到新落成艺术谈的大厦,到阳台上巴洛克式的雕花铁栏;从西餐厅到咖啡馆;从网站上的旧上海风情专栏,到电台中再度响起周璇的《夜上海》……这股延续至今的“上海怀旧”风潮是独特的,它追忆了“旧上海的城市文明”,尤其是最为繁华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即使上海也曾经拥有吴凇江小渔村的乡土之旧、明清东南名邑之旧。
02对上海城市怀旧的诸多文学书写中,张爱玲、王安忆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街有着无数都市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醉眼,美容室的欺诈俗眼,旅邸的亲昵荡眼,教堂的伪善法眼,电影院奸猾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睡眼……”在她们的笔下,上海是活的,是充斥着物质文明与物质压迫的,是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是具有独特风貌与生命节律的,即使在日军占领之下,上海依然风韵犹存,可亲之至。
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一、对上海城市的情感张爱玲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她致力于描写这逐渐下沉的时代里平凡人中的传奇。
可以说张爱玲对上海的欣赏、喜爱、眷恋贯穿她始终的创作生涯。
张爱玲是都市生活的拥护者,她钟情热闹的都市生存经验,她在散文中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①即使她在去美国后,仍然时时“睹景思情”:“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
”②以上皆是张爱玲散文中的自述,足以见得她本人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热爱与怀念。
对比张爱玲,白先勇对上海的情感,则显得浅白且立足于城市繁华景象的追忆、想象与建构。
白先勇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时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时间,上海给白先勇留下了强烈的、惊艳而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首先记取的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华丽外表。
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片段式地展示了记忆中“大世界”的哈哈镜、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标志性场景,“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 ③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这些匆匆的影像在其创作的重要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步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是以幼年初到上海近郊的经历为背景;他的小说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以上海人的众生相作为大陆人流亡台北之生存写照的开场;在他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中,同样以上海人为主角的《谪仙记》和《谪仙怨》也占据了较多篇幅,并以显著的地域个性凸显出来。
以白先勇较成熟的小说集《台北人》为例,这部小说集共有14篇,除去已指出的《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描写上海交际女尹雪艳和金大班外,《孤恋花》的主人公以前是上海舞女,《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主人公朱焰和姜青的原型是上海名演员朱飞和白云。
④《游园惊梦》中的宴席上的鱼翅是从上海请来的厨师所烹,表示水准之高。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第期古典的悲天悯人与现代的人性解剖——白先勇与张爱玲悲剧艺术的审美比较吴凡安徽大学中文系合肥摘要白先勇和张爱玲同为中国世纪优秀小说家二人都具备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文化心理都深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作品总体上都呈现出“苍凉”的审美境界。
但是他们的悲剧艺术却形成鲜明的对比白先勇体现的是悲天悯人张爱玲则是恐惧冷酷白先勇割舍不掉文化乡愁情结张爱玲则显示出对文化的超然态度白先勇在中西交融中倾向民族感伤的古典美张爱玲则显示出对世界性存在思考的知性美。
关键词白先勇张爱玲悲剧艺术审美比较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白先勇和张爱玲均是中国世纪杰出的小说家一个是悲天悯人、具有浓厚文化乡愁意识的“昆曲的终身义工”一个是“异数”、“残酷的天才”。
然而掠过二者表面上的歧异他们在深层次上又有相通之处他们身世相似都出生于曾经显赫的名门继而家道式微童年时都有一段孤寂的生命体验白七八岁时患肺病曾像囚鸟一样独居四年多张幼年父母离异所受双亲之爱甚少他们都受到中西文化的浸染在作品中可以咀嚼出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双重硬度并且都十分推崇《红楼梦》深受其影响而创作都非常关注人类的生存悲剧和人性的孤独。
这些相似性导致了二者的作品都透露出挥之不去的“苍凉”、“悲观”的美学风格和悲剧余味。
虽然同为悲剧小说家白先勇和张爱玲却表达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
前者揭示了那些失去了青春、荣耀、爱人和家国的失落者内心的悲痛或表现了因特殊情感特征同性恋而导致的无言创痛表达了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浓郁的文化乡愁情结和感伤的悲悯情怀。
后者多采写那些不是身体病了就是心理病了或者身体心理都病了的遗老遗少们的悲剧故事反讽之余近乎冷酷地解剖人性的卑陋和扭曲充满了孤独漂浮感和虚无幻灭感。
一、悲天悯人与恐惧冷酷白先勇和张爱玲都从两性关系与婚姻关系方面来挖掘人性的病态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
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
蚍白先勇早期代表作《玉卿嫂》写一个叫玉卿嫂的年轻寡妇杀死情人后自戕的悲剧。
浮世悲欢中的繁华与苍凉--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女性角色解析甘婷【摘要】In the works of Zhang Ailing and Bai Xianyong,misfortunes and vicissitudes of life are often chosen as the theme of the sto⁃ries. They have created a series of femininities who are oppressed seriously in male-dominated society until they have no chance to change their life so that they all walk into a miserable ending. In their works,desolation is incarnated incisively and vividly.%在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创作中,在人世的悲欢离合中表现命运的无常是二人时常表现的主题。
在他们笔下,塑造出了一系列的经典的女性形象,在男性话语权的社会下,旧社会的女性一步步陷入人生困境无法自拔的境况,在他们的作品中“苍凉”意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期刊名称】《柳州师专学报》【年(卷),期】2015(000)001【总页数】3页(P18-20)【关键词】张爱玲;白先勇;女性角色;苍凉;宿命;存在主义【作者】甘婷【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2在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人生的悲欢离合与世事的沧桑变幻是不变的主题,在他们营造出的文学世界中,透过其主人公千疮百孔的经历和宿命式的结局,将人生的无常与苍凉展示得淋漓尽致,也留下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角色。
通过刻写这些角色的命运,他们展示出了一群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女性形象,从中不难找到许多与西方存在主义相通的观点。
《戏剧之家》2019年第05期 总第305期195文化天地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王明洁(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一、对上海城市的情感张爱玲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她致力于描写这逐渐下沉的时代里平凡人中的传奇。
可以说张爱玲对上海的欣赏、喜爱、眷恋贯穿她始终的创作生涯。
张爱玲是都市生活的拥护者,她钟情热闹的都市生存经验,她在散文中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①即使她在去美国后,仍然时时“睹景思情”:“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
”②以上皆是张爱玲散文中的自述,足以见得她本人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热爱与怀念。
对比张爱玲,白先勇对上海的情感,则显得浅白且立足于城市繁华景象的追忆、想象与建构。
白先勇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时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时间,上海给白先勇留下了强烈的、惊艳而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首先记取的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华丽外表。
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片段式地展示了记忆中“大世界”的哈哈镜、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标志性场景,“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 ③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这些匆匆的影像在其创作的重要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步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是以幼年初到上海近郊的经历为背景;他的小说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以上海人的众生相作为大陆人流亡台北之生存写照的开场;在他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中,同样以上海人为主角的《谪仙记》和《谪仙怨》也占据了较多篇幅,并以显著的地域个性凸显出来。
以白先勇较成熟的小说集《台北人》为例,这部小说集共有14篇,除去已指出的《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描写上海交际女尹雪艳和金大班外,《孤恋花》的主人公以前是上海舞女,《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主人公朱焰和姜青的原型是上海名演员朱飞和白云。
④《游园惊梦》中的宴席上的鱼翅是从上海请来的厨师所烹,表示水准之高。
涉及上海人或事的竟有5篇之多,要知道白先勇先后随全家迁移经过桂林、四川、南京、上海、香港,定居台湾后又留学美国,在上海不过两年,却写了这么多关于上海的小说,刻画了如此多的上海人形象。
对此,白先勇自言:“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
” ⑤无独有偶,当白先勇接受林怀民的采访时自言,想家想得厉害,那“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是“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陆士清指出,白先勇的“‘家’的意识附着点在上海”。
⑥白先勇也曾直言在上海有很深厚的感情,常将上海与父母姐姐等亲人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本质意义上,上海就是他心中的家的所在地。
二、对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价值判断张爱玲不止对上海这个城市素有好感,上海人,包括上海文化,也是她所赞赏的。
白先勇在描写上海人的同时,也对上海文化有所表达。
他注意到了上海文化内部的流变,看到了旧上海世俗文化对人的毁灭作用,上海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龃龉。
(一)张爱玲对上海文化的赞赏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张爱玲直指“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且到处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这是对上海整体浓厚的文化氛围、实用的文化交流的赞许。
张爱玲对上海文化的赞扬体现在她运用“上海人的观点”创作小说,同时在小说中点出上海的文化吸引力和上海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1.运用“上海人的观点”。
张爱玲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⑦,此“上海人的观点”至少包含了道德口味、异国情调和都市意象三个层次。
⑧第一层次,“上海人的道德口味”,是比较市侩实用,但又不失原则的。
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先生,他吝啬,宁愿把炒饭放馊了也不送给佣人阿小。
他多情,一边玩弄痴情的李小姐,一边与不同的女性交往。
他虽然坏,却也不是十恶不赦,夜晚他看见阿小在厨房睡觉,【摘 要】张爱玲与白先勇皆在作品中表达了个人对于上海的情感。
比较中发现,张爱玲善于用“上海人的观点”渲染气氛、刻画人物,点出上海人对上海文化的认同感。
白先勇则表现了上海世俗文化的毁灭性与新旧文化之间的龃龉。
同时,本文也将探讨此二位作家所以选择上海作为描写对象的原因。
【关键词】张爱玲;白先勇;上海都市文化;上海人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5-0195-03196王明洁: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丝毫没有冒犯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和女佣调情会降低佣人的服务品质,“好的佣人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⑨哥儿达完全符合张爱玲对上海人的定义:“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
”⑩第二层次便是异国情调。
当时的上海是比香港更发达更现代化的大都市,所以这里的“异国情调”并不是西洋景观或摩天大楼的氛围,而是奇特的中西混杂、华洋结合的文化混杂。
在上海女孩葛薇龙眼里,梁太太的别墅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却盖上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⑪,处处充满着不和谐。
豪华的客厅布置亦中亦西,更有梁太太的园会的布置,一派英国作风夹杂着晚清中国的元素,西方人可以在其中找到“伪东方”,上海人可以看到“伪西方”。
第三层都市意象。
张爱玲喜欢用人工世界形容自然世界且可以混淆两者界线,既体现她本人对室内物品的细致持久的特别兴趣,也显示了她对都市环境城市情调的美学理解。
⑫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带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
” ⑬张爱玲在小说的意象中常将人工的产物作为本体,自然的景物作为喻体,这种手法将自然人工化,暗含了一种哲思:现实生活也是真伪难辨的。
所有这些张爱玲式的独特意象,不仅要在灯红酒绿的背景里才能创造,而且也要在嘈杂市声的氛围里才能欣赏。
2.点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感。
有趣的是,张爱玲也在小说中点出上海人的优越感,或者是外乡人面对上海人的自卑感。
在《半生缘》中,叔惠笑道:“‘小城里的大小姐’,南京可不能算是个小城呀。
”世钧笑道:“我是冲着你们上海人的心理说的。
在上海人看来,内地反正不是乡下就是小城,是不是有这种心理的?”⑭世钧问叔惠,也许是他平时接触到的上海人大多自带一种优越感,或是他在生活中受到上海都市文化与文明的吸引,都让读者对上海人和上海的市民阶层有了模糊的感知。
事实上,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人是对自身的城市归属感到自豪的。
在上海,到处充斥着矛盾:时髦与老旧、前卫与保守、繁华与衰败、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正是各种矛盾的张力的凸显,集中了这座城市及其治下的人民的发展无限的可能性。
学者赵园曾说,“矛盾,渗透在小说创造的整个艺术世界,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以至服饰,到精神生活,到婚姻关系。
”⑮上海不知不觉吸纳了大批外乡人来此经商、卖文,反过来更兴盛了上海的经济、政治、文化、时尚等领域。
(二)白先勇对上海文化流变的隐喻式诠释白先勇敏锐地道出了旧有上海世俗文化美且美,却包含着与生俱来的毁灭性。
换句话说,即使红色的时代浪潮没有改写世界主义的上海,她自己也可能走向灭亡。
⑯1.旧上海世俗文化的毁灭性。
这种毁灭力不仅指向对象,还指向自身。
前者如死神般的尹雪艳,她是无情的不老的死神,她的座上宾都一个个走上穷途末路甚至死亡的绝境;再如玉菩萨金兆丽,她在上海百乐门时做了不少伤风败德的事,害了不少的人。
后者有如李彤和黄凤仪。
李彤的形象是暗合上海这座躁动的城市的,她的命运就好比上海由于自身的狂躁达到极致反噬自身一般。
黄凤仪本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却在纽约街头做妓女,是肉身的沉沦,也是精神的毁灭导致的。
这种毁灭是双向的,沉迷感官的愉悦、腐朽堕落的享乐可以腐蚀世道人心,旧世俗文化也可以毁灭一个人的精神,继而是肉体。
2.上海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
上海新兴的现代文化,成熟壮大,希冀打败并取代传统文化。
《金大奶奶》的故事就内隐了此寓意。
故事背景是在上海的农村,主人公金大奶奶原来是一个富有的寡妇,后来嫁给了追求她比她小很多的金大先生,最后被抛弃虐待,被迫服毒自杀。
金大奶奶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她性格软弱,在强势的新兴文化面前丧失战斗力,必定处于劣势。
金大先生“刚从上海读了点儿书回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相人,他在上海徐家汇一带有些黑势力”。
作家反复提到“金大先生不像个坏人嘛!”“镇上系领带的只有他一个人呢!”⑰金大奶奶斑白短发、缠着小脚、走路跛行、涂厚厚的雪花膏、一对假眉一高一低,代表的是传统文化曾经的辉煌与现今的不合时宜、没落。
相比较而言,金大先生风度翩翩是一个美男子,强势而有手段,可见金大先生代表的是一股新兴的文化势力,所以现代文化取代传统文化成为历史的必然,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着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传统文明才败退的。
三、张爱玲与白先勇描写上海的原因如前所述,张爱玲喜爱都市和都市生活方式。
她在上海出生成长,混迹多年,对上海人和上海整体文化氛围很认同,且深受其影响,要为其“立言”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张爱玲的笔下,上海的一切似乎都是好的。
上海街道干净整洁,就算是拥挤的弄堂,市民生活起来却很便利、经济。
沿街叫卖的小贩的食物也比别地的精致美味,公寓中开电梯的职员,总是穿着体面,等等。
除此之外,也有商业因素的考量。
上海传媒出版业发达,市民读者众多。
张爱玲说道:“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难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而且大众是抽象的。
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⑱可见,张爱玲认同在上海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文人,不单是能够自足,也是一件很体面的事。
又如张爱玲评价苏青时也说过:“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⑲张爱玲从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追求,上海的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可以给她带来体面的生活和文人的尊荣。
白先勇笔下的上海以自己的记忆为原型,因为他在上海时间很短,童年记忆也很久远,他向往的记忆中的老上海,是繁华、鼎盛、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不夜城,《戏剧之家》2019年第05期 总第305期197文化天地是新奇的万花筒。
他用现代主义笔触想要重塑回忆中老上海的辉煌。
他在上海的时期,是国民党党运高昂的时期,他的个人体验,与当时的“家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即上海还是那个上海,由于作者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到对象上去,所以上海从那时就在作者的心里留下了特殊的烙印,一直影响作者许多年的文学创作,就像鲁迅的《社戏》结尾时那样,“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在上海已然成为国民党失掉的好江山的缩影,是一个权利转移的象征后,许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上层阶级在小说中颇有种“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的悲戚怀旧之感,念念不忘上海的蟹汤包、上海的厨师做的鱼翅宴、大陆的花雕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