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原文】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学习】先翻译原文的大概意思。

孟子去见梁。

梁一见到孟子，就问:“你远道而来，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了吗？”？孟子曰:“陛下，焉知其利？人间有仁义！”！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君主会见别人为国家谋利益，大夫会见别人为家族谋利益，秀才和庶人会见别人为自己谋利益，国家这样上下级沟通，只知利不知义，岂不是很危险？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国家无论大小，君主都有可能被医生暗杀。

君主只告诉大夫好处，大夫也就只告诉君主好处，大夫刺杀君主，只好作罢。

人要仁义。

仁者必爱人，义者不忘君之利。

所以，王，你也要讲仁义，为什么只讲自己的私利呢？在孟子看来，义与利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

但是，在梁看来，利与义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

梁向孟子要好处(这当然是开玩笑，为了打开话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

其实如果在孔子看来，也不算不义。

国家利益不是君主的个人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君主追求国家利益是正义和道德的。

在孔子看来，不是道德，而是君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

所以在孟子心中，中国的利益就是君主的利益。

其实这种价值观是错误的，犯了逻辑错误。

就像现在的企业，企业的利益不是老板的私利而是全体员工的共同利益。

只是老板为了追求企业利益。

比如企业买原材料或者卖产品，都会和对方讨价还价。

这本来是正义的，但在孟子的思想逻辑中却变成了不正义，反而是老板追求自己的私利。

孟子反对义利，这种义利观实际上对后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至今仍有危害。

对于无权无势的人来说，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他们只有私利，没有公共利益。

从孟子的义利观到教师的教育观——《孟子》读后感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孟子的哲学思想深刻、内涵丰富。

从他的著作《孟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于义利观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于教育的高瞻远瞩的见解。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受孟子这种爱国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启示，认识到教师是社会的灵魂和未来的重要支柱，肩负者传承文化，培育人才的重大责任。

孟子的义利观可以概括为“义利合一”，即义与利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孟子认为，道德和利益是不能割裂的两个方面。

他认为，民众对于公共利益都是有追求的，而这种追求也是一种道德的追求。

在孟子眼里，任何人谋求自身的利益，只有在道义上得到认可，才能予以实现。

在这种义利合一的观念下，孟子不但强调了个体的价值，更加强调了集体的利益。

他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认为天下之民，皆为天下之人，都应该追求共同的政治和社会的最大利益。

孟子在道德重视义的同时，也不忘强调人的生存的需要。

他认为，成全自己，就必须依靠社会利益。

因此，他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

在他的理念中，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本，而不是君权的垫脚石。

他认为只有让人民幸福，国家才能够强大。

从孟子的教育思想角度来看，他倡导的是以厚德载物的教育思想。

他提出“爱人论心”的思想，认为教育的核心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心理，并且为学生提供一个磨炼人心、提高人心情的空间。

在孟子的教育思想中，教育是为了培养道德人，要在行为上体现出道德的实践意义。

他认为，良好的教育需要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应该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

这也就说明了在孟子的教育思想中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

孟子强调的教育思想同时认可了个体的人性，注重灵敏、多样的知识来源。

他认为，人性天赋、智力本源就在于对于学习的喜爱，对于知识的追求。

他反对狭隘的教育模式，主张全面发展、多元发展。

他也反对以功利心态、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思想，认为只有通过对文化的内在理解，才能真正地培养出高品质的人才。

孟子的义利观孟子是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之一，他所倡导的义利观对于中国古代礼法文化和现代社会伦理学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有一定的天性，这种天性使得人们寻求利益与善行，但是在社会关系中必须遵循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故义与利的关系就成为了他思考的核心。

义为人类行为规范的重要性孟子认为，义是一种规范，人们必须要遵循义的规范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由此获得强大的社会支持。

孟子提出的“仁爱有度，义师有方”、“六经之成，礼之大者，义也”、 “天地之行也，不曾离义”等语，都表明了义是社会中最基础和重要的道德规范，没有了义，人与人之间就会失去共同的语言。

因此，义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利为达成目的的关键孟子认为，利在人们的行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和目的，可以说人类的整个生存过程都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展开的。

孟子在其著作《孟子》中提到：“性之善恶，如好恶之报，荣辱之名，如利害之报。

”这表明了利在人类的行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义与利相辅而行孟子认为，义是为了实现利，而利是基于义的。

孟子驳斥了当时的一些道德思想，主张“利义合一”，人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道德规范，制定规范的目的在于实现共同的利益。

因此，义和利的关系是互为前后，相辅相成的。

在孟子看来，只要遵从人性所具有的道德感受和感情，依照正当的道德规范，追求利益就是一件可靠的事情。

义利观的应用孟子的义利观虽然是针对古代人类社会，但是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社会中，很多人更加注重自己的私利和个人爱好，这不仅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偏离，也会导致社会的固有规范失去了根基。

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孟子的义利观，将道德规范作为我们行为的自然规律，理性就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责任，也必须被作为文明的基础。

总之，孟子的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一，这种观念具有深刻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意义。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理解和维护道德价值观，将之应用于现代社会中，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确保整体的和谐。

孟子道德观——去利怀义孟子道德观——去利怀义孟子把“仁义”作为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最高准则，在义利关系上，他提出了“去利怀义”的道德价值观。

孟子认为，“怀利”与“怀义”是互相对立的。

“怀利”会激发人的私利、私欲，破坏人伦关系。

如果人人以“利”作为行动的目的，就会危害家庭、国家的稳定与安宁。

他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人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末之有也。

”相反，如果倡导“去利怀义”，人人以“仁义”作为行动的根本指南，那么社会人伦有序，家国安。

他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末之有也。

”孟子认为，“利”与“欲”不可公开提倡。

他对梁惠王说：“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意思是说，不必多讲利，讲仁义才是根本。

如果人人讲“利吾”，追求利益，人与人之间势必尔虞我诈，互相争夺，危及天下。

孟子把人们以“为义”还是以“为利”作为自己的行为目的，看作是区别道德上的“君子”与“小人”的一把基本尺度。

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善之间也。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孟子坚持与发展的孔子的道义论观点，倡导“去利怀义”。

他把“义”称之为“良贵”、“天爵”，认为这是比名誉、地位、财富，甚至自己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

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

”孟子“去利怀义”，“舍生取义”的道德价值观，为我国传统道德中理想人格的确立起了积极的作用。

孟子的主要思想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在儒家学说中，孔子被称为“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故历史上并称之为“孔孟”，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发展，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主要表达在“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等方面。

一、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

他大大发展了春秋以来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保民”、“与民同乐”，其中，最突出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尽心下》)孟子认为民众比君主重要，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他得到民众的信任。

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离娄上》)桀和纣丧失了天下，正是因为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了民心。

所以他推崇“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保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提出对残害人民的暴君能够实行诛伐，推翻他，并认为这是正义之举。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 (《万章下》)“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尽心下》)对于汤伐桀、武王伐纣之事，孟子明确表示“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他认为不仁不义的上位者是“独夫”，人民就能够“易位”甚至名正言顺地杀了这样的人，而不背上“弑君”的罪名。

孟子强调国君不但要保护民众，也要保护臣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离娄下》)在他看来，国君对臣下不尊重、不保护，臣下同样能够背弃国君。

“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万章下》)孟子把人民的意愿作为战争是否该兴起的重要标准。

当齐宣王在攻取燕国的问题上向孟子请教时，孟子认为取不取燕国要看燕国的人民是否愿意，“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

孔子与孟子义利观的比较及启示摘要：义利之辩不仅是要讨论义和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应怎样对待"利"，在什么前提下取"利"，这方面孔孟一致主张见利恩义，以利佐义。

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基础上，孟子在继承孔子的义利观后，有所发展，主张尚义贱利，以“挨他、及将“义”和“利”对立起来等思想。

因此、分析孔孟的异同点是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学习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同时，孔孟义利观的真知灼见也对个人和社会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孔子；孟子；义利；义利之辩自先秦以来，对于义利之辩的问题古代诸子百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在百家争鸣之中主张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等义利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故此，尝试对孔子与孟子义利观进行异同比较，同时分析其义利观给人们带来的启示。

一、孔子与孟子义利观的相同点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儒学创始人；孟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是战国时期儒学的集大成者，因此，他们在思想上具有传承关系。

在此主要介绍孔孟在义利观上的相同点，具体如下：1.孔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孔孟都主张把对待义利的不同态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孔子从君子小人之辩中来褒"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出了义利问题，“利”指利益，又指功效，"义"指正当的行为。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的品德吗？孔子回答：君子最看重的是道义，假如君子只有勇敢而不讲道义，就难免添乱乃至作乱；假如小人只有勇敢而不讲道义，就很容易成为盗贼、土匪。

这说明道义是君子一切言行的本质或者说是最高原则。

孟子也把"为利"还是"为善"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如何认识孟子的义利之辨
孟子的义利之辨
孟子承袭孔子思想，在义利思想上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也”，又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显然，孟子也是将义看成是高于利的价值标准，人们应当把是否“义”作为取利的前提和标准。

以义为先的另一面是赤裸裸的“功利论”，孟子也看到了单纯逐利的危害性，“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最终的后果是人们为了利益，贪得无厌，整个社会陷入利益的争夺之中。

只有将义看成是高于利的价值标准，在行动前能三思，这样的追求是否符合道义，是否能取得更加美善的后果，这样自然而然人们的一切行动就会有一种源自内在的束缚力，将利益的追求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孟子的“义利之辩”实质是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这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论辩，在战国利益纷争的年代，企图重新唤起人们对义的重视，揭示出功利原则背后所隐藏的弊端。

孟子对于利和义的观点
孟子对于利和义的观点是辩证、两全的。

他认为义和利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在政治上，孟子主张“义利并重”，强调以义为先，以利为辅。

他认为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利益，而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因此，他主张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注重人民的利益，做到合乎礼义、以义待利。

在个人生活中，孟子也强调“崇义尚道”，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是实现道德的完美。

他主张舍生取义，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价值，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

同时，他也反对为了追求个人私利而违背道德、不择手段的行为。

在财政思想上，孟子注重“仁义”，强调要以民为本，关注人民的利益。

他主张轻徭役薄税负，让人民能够有足够的收入和时间来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

同时，他也提倡节俭，反对浪费，提倡财政支出要合理、透明，让人民能够享受到财政支出的好处。

在会计诚信方面，孟子提倡诚实守信，不做假账，讲求会计诚信。

他认为会计的本质和内涵是真实的、准确的、及时的反映经济收支事项。

因此，会计人员要讲求诚信，遵守职业道德，不做假账，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总之，孟子认为义和利是相互依存的，要以义为先、以利为辅，注重人民的利益和道德价值。

同时，他也提倡财政支出要合理、透明，让人民能够享受到财政支出的好处。

在会计诚信方面，他强调诚实守
信、不做假账、讲求会计诚信。

何必曰利：看孟子的义利观何必曰利:看孟子的义利观《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就谈到了“利”的问题。

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是不是有什么高招来使我国获利呢,”在孟子的回答的中有这样两句话，“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及“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在孟子与宋铿的谈话中也说到了“何必曰利”这句话，见于《孟子?告子章句下》。

在《孟子?离娄章句下》中孟子直接就把那些“求富贵利达者”比作是到坟地里乞讨酒肉还沾沾自喜而不知羞耻的齐人。

或许会有人龇牙咧嘴地跳出来要批判孟子，说什么“你孟子游说各国就不是为了利吗,连孔子都会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样的话来，你孟子算老几,”难道孟子就真的把义与利绝对的对立起来了吗,“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有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有恶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而。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这是出自于《孟子?告子章句上》的一段很精彩的话，其精髓就是“舍生取义”。

生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

那么，什么是生,生即生存，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存，孟子所说的“生”是指个人方面的。

什么是利,利即生存，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存。

由《孟子》简析孟子义利之辨及其当代意义王云帆【摘要】“义利之辨”是儒家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论题.在众多”义利之辨”中,孟子的义利思想具有重要地位.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一文中提出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似乎将“利”与“义”置于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然而,在孟子的义利观中“义”与“利”并非决然对立,二者具有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统一整体.孟子并非“重义轻利”,而是“以义为纲、义利并举”.【期刊名称】《德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4)005【总页数】4页(P32-35)【关键词】孟子;义利之辨;义与利的统一性;义为利纲;当代意义【作者】王云帆【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合肥23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提及《孟子》中的义利观，人们常想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或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1］，因而自然地认为孟子倡导“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只讲仁义却不谈功利，把道德层面的追求和物质方面的利益诉求完全对立。

笔者认为，传统儒学中义利之辨，一般以义为重。

但如果将其简单定义为“重义轻利”则有失偏颇。

“义”和“利”在价值选择上存在着先后之别，但二者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义与利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共同构建起一个统一整体。

一、义的优先性孔子将义确立为一个重要的伦理法则并奠定了儒家“道义优先”的原则，《论语》中“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无不彰显着“义”在价值选择方面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义”是衡量君子为人处世的标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也被内化为儒家的一种重要的伦理法则，即道德至上，以义为终极价值追求。

孔子认为“义”是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利的取得丧失了道德的制约，这种利是非正义的、无意义的、不可取的。

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观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

见利思义是中国传统道德处理群己关系的一条基本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

义和利问题，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

义，一般地是指合乎正义和公益的或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

利，就是指物质利益。

见利思义，不是一般地反对“利”，而是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是否符合道义，应该取的可以取，不该取的不应据为己有，是孔子说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义利之争贯穿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其中一种观点是重义轻利，主要代表是孔孟的儒家学派。

孟子同孔子一样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

㊀2024年第1期No.1㊀202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总第250期Sum No.250ɦ文学研究ɦ何必 曰 利 :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㊁对立关系为线索聂㊀韬摘㊀要:‘孟子“首章中 王何必曰利 的表述,在后世围绕 义利之辨 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㊂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 利 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 圣化 之风㊂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 利他 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 何必曰利 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 利 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 利 的正面指涉 包括合理正当的 利他 动机,一并与 仁义 相隔离㊂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 形而上 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 形而下 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 利 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㊁谋士们借 仁义 之名来遮盖其 自利 之实的工具㊂关键词:孟子;仁义观;义利互训;孟墨之别;利他;君亲伦常中图分类号:B222.5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6-0766(2024)01-0091-14作者简介:聂韬,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成都㊀61173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先秦名学典籍在英语世界的翻译㊁传播与影响研究 (19CZW013)①㊀其文: 孟子见梁惠王㊂王曰: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㊂王曰: 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㊂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㊂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㊂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参见方勇译注:‘孟子㊃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㊂②㊀韩兆琦译注:‘史记㊃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963页㊂③㊀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92页㊂④㊀‘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㊁十七,程颢㊁程颐:‘二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1㊁224页㊂⑤㊀张栻:‘孟子讲义序“,‘张栻全集㊃南轩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753页㊂⑥㊀‘陆九渊集㊃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8页㊂‘孟子㊃梁惠王上“开篇所载 王何必曰利 的部分,①自司马迁起多为后世所阐发,历代经学家对以此为始的孟子 辟利 之举更赞赏有加㊂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道: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㊂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曰利者,常防其原也㊂故曰 放于利而行,多怨 ㊂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②但王充却在‘刺孟“中指出,孟子与梁惠王所言之 利 有 货财 安吉 二义,梁惠王之问 未知何趣 ,孟子却 以偏概全 ,不仅 无以验效 ,且 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 ㊂③到了宋代,随着孟子地位的提升,围绕其 义利 观而展开的 义利之辨 成为儒学核心旋律和思想基础,如程颢即认为 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程颐亦谓 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 ;④张栻倡言 学者潜心孔㊁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 ;⑤陆九渊将君子 辨志 与 辨义利 相结合;⑥朱熹则得出 义利之辨 19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250期乃 儒家第一义 的结论,①并且他与陈亮的 义利王霸之辨 更将此推至时代的最高潮㊂儒者对孟子以其 仁义 思想贬斥杨墨学说 无君无父 禽兽之举 淫辞邪说 的做法也大加赞扬,认为此乃 圣人之举 ,其功绩超越了 大禹治水 ㊂②即便当下,学者在针对先秦伦理㊁政治思想的研究讨论中依旧对该话题乐此不疲,也或有新解㊂③如方旭东以西方功利主义学派的 后果主义 分析孟子的 义利观 ,提出儒墨相通的可能㊂他发现,尽管孟子表面辟 利 ,但 利 的内涵其实一直都隐藏在孟子的 仁义 之中,君民都行 仁义 ,自然都能 获利 ㊂④乐爱国也从程颐与朱熹对 何必曰利 的释意中提炼出 仁义未尝不利 的学术观点㊂⑤然而,即便在如此可谓热门的研究语境中,孟子说出 何必曰利 时的具体语境及其所呈现的 仁义 观,仍存有追问与解答余地:首先,对该句解读的核心为何仅专注于 利 而非更具有孟子主观意味的 何必 ?在先秦文献中, 义 与 利 的适用范围或有不同,但二者的互动关系早已被普遍认知,这也导致即便考索历代儒家观点乃至借用西学理论的时下研究,例如上举方㊁乐二人,以及陈汉生(Chad Hansen)㊁葛瑞汉(Angus C.Graham)等西方学者,皆难以突破单一的 义利 分析视角,近年的方克涛(C.Fraser)也是在这样的考量之下认定常言 义利 的墨子为中国思想史中第一个 后果主义 者㊂⑥尽管本文同样将先秦时期所建立的 义利 互训关系视为语境基础,但更希望尝试将 何必 一词置于核心地位,如此则该句或兼具了 打破 与 重塑 的双重意义:前者在于挑战先秦普遍存在㊁即便梁惠王也默认的 义利 互训的既定关系;后者在于孟子宣告其 仁义 思想里, 利 不再也不需要扮演重要角色㊂如此,就可以理解何以‘孟子“中 利 几乎全部指向了负面一端㊂其次,自北宋以来的阐释是否过分强调了孟子思想中的 心性 定义与修炼,而忽略了孟子作为(或即将成为)诸侯谋士的身份,即他期望带给梁惠王或其他诸侯国君一套以 仁义 为核心且不失可行性的强国之方?进言之,由于‘孟子“中 不曰利 的 仁义 观在 心性 仁政 等方面影响深远的阐发意义,故比之荀子㊁韩非诸人,后世儒者甚至不愿发现㊁更遑论质疑 利 在文本中的缺席,招致‘孟子“中可能存在形而下的 政治 与形而上的 伦理观 相纠缠的问题㊂再者,在探讨孟子思想时,何不将其纳入战国时期诸子思想共享话语中,以形成或回应或批驳的互动场域?对于诸子 学派 的划分,‘韩非子㊃显学“中有 儒之所至,孔丘也 及 墨之所至,墨翟也 等提法,⑦除开 儒墨 二者有明确称谓,彼时其余诸子很难互相联合,共称为 家 ㊂⑧孔㊁老之后,战国诸子就 道 性 法 名实 义利 天人 德刑 等诸多主题展开论辩,29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朱熹:‘与延平李先生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82页㊂如韩愈在‘与孟尚书书“(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中说: 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㊂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张伯行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萧瑞峰导读㊁标点,张星集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也赞叹道: 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㊂ 由此而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㊂ 笔者在知网中以 孟子 义利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自2018年以来,在标题中直接呈现 孟子 和 义利 的有40篇左右,还有更多文章提及孟子义利观,但未将其作为主要论点㊂方旭东:‘从后果论看儒墨会通的一个可能“,‘孔子研究“2021年第1期㊂乐爱国:‘ 仁义未尝不利 :朱熹对程颐义利观的展开 以 孟子⓪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的诠释为中心“,‘江淮论坛“2020年第6期㊂See Chris Fraser,The Philosophy of Mòzǐ:The First Consequentialis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参见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24页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提出阴阳㊁儒㊁墨㊁名㊁法㊁道德六家;‘汉书㊃艺文志“进一步将诸子分为儒㊁道㊁阴阳㊁法㊁名㊁墨㊁纵横㊁杂㊁农与小说十家,其中小说家乃 小道 不入流者,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㊂之后, 诸子六家 或 九流十家 的提法被反复重述圈定,现代意义上的诸子学派 壁垒 最终形成㊂对此,胡适作‘诸子不出王官论“(‘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2-353页)斥‘汉志“所分 九流 实 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㊂古无九流之目㊂‘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 ㊂这一批判在学界得到一定的响应㊂聂㊀韬: 何必 曰 利 :孟子仁义观再探 以先秦义利的互训㊁对立关系为线索2024年第1期在相同话语与相近议题之中对前人或时人的观点或继承㊁或批驳,或显或隐㊂①如‘庄子㊃天下“与‘荀子㊃非十二子“等篇中已有对诸子思想的评述㊂彼时诸子之间尚能思想争鸣㊁互鉴,当下研究或无需拘泥于后世所建构的诸子 学派 的壁垒之下㊂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将考察先秦普遍的义利互训关系,阐明孟子以 何必曰利 刻意制造 义利对立 ,进而从 利他 层面的孟㊁墨相较,揭示 去利 之后受限于亲缘伦理的孟子 仁义 观,以及‘荀子“‘庄子“‘韩非“中对此类 仁义 的辟斥㊂本文意在探析孟子 不曰利 的 仁义 思想中可能存在着被其他诸子找到并攻击的 漏洞 ,希图以此新观察达成对诸子思想的重新审视㊂为尽量避免因早期文本生成史的争议而陷入 源与流 及 影响与被影响 的难解境况,本文偏向于在先秦文本所共享的一般语境中阐发个体思想的 独特性 ㊂一㊁早期文本中 义利 互训的普遍性利 的古字形从禾㊁从刀,指收割秋禾之利,最早于卜辞中已有 顺利㊁吉利㊁有利 的指涉,且常出现于卦辞之中㊂如‘乾“卦的 元,亨,利,贞 ,‘屯“卦 利建侯 ,以及‘需“‘涣“卦的 利涉大川 等等㊂②‘逸周书㊃本典解“载武王向周公请教 民之道 ,周公答之以 生民知常利之道则国强, 均分以利之则民安,利用以资之则民乐,明德以师之则民让 ,③彰明天子需了解 民 与 国 的共利之法㊂‘左传㊃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向子皮阐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 爱必利之 关系: 人之爱人,求利之也㊂ 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 ④尽管不同语境中的 利 的功能和搭配对象有所不同,但基本能达成说理层面的使用惯习:当被问求治国方略时,回答者多会强调,无论万物㊁万民还是军队㊁封地㊁国家,皆需找到某种合理方式 获利 ,才能成长壮大㊁兴盛繁荣,即 利 的达成依托于合法的动机㊂那么, 利 可以成为动机本身么?据笔者的观察,当 利 不依托 爱 义 等内驱倾向而在早期文献里独立出现时,无论充当任何词性(名词㊁动词㊁形容词),表达任何的语义内涵(功名利禄之利㊁自然万物之利㊁内心欢喜之利等等),极少被加诸批判性的情感倾向㊂直至战国晚期以黄老学说为内核的‘管子㊃内业“,以及较晚的道家或尊老的诸子文献,如‘韩非子“‘庄子“等,才有 能去忧乐喜怒欲利 ⑤ 夫欲利者必恶害 ⑥等超然于世俗的表述㊂而众多先秦史书之中,如何让君王了解 利 的普遍性,如何使民 获利 ,是游说者提醒当权者权衡 利 时所要考虑的重心㊂在游说者看来,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㊂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 ,⑦当权者想要收获民心,就必须在治国方略中加入 莫如利之 易政民利 爱之利之 等实际考量㊂如‘国语㊃鲁语下“载鲁襄公来楚,听闻楚康王过世而欲返,叔仲昭伯劝说道: 子之来也,非欲安身也,为国家之利也,故不惮勤远而听于楚㊂ ⑧昭伯以为襄公此行并非仅求 己身 之安,而是为 鲁国之利 向楚国表达尊崇求和,岂有事未成而返回之理? 安身 与 利国 ,是 利 所涵盖的 自我 与 他者 在举事动机上的两端㊂无论是外交还是国政,当行为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之时,其国之谋士需要提醒当政者,必须明确 利 之受益者并非仅在于其 自身 ,更包含了他者㊁集体等㊂故 获利 在动机层面必然存在 非法 无德 等非正当性的推断,由此 自利 39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如‘庄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圣人形象为 孔子 ,而‘韩非子“之‘解老“‘喻老“两篇则彰明‘道德经“对其 法术势 思想的启发㊂参见杨天才㊁张善文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㊁44㊁62㊁509页㊂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06页㊂郭丹等译注:‘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27页㊂李山㊁轩新丽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21页㊂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㊃六反“,第660页㊂李山㊁轩新丽译注:‘管子㊃形势解“,第840页㊂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1页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250期 专利 私利 小利 等词也在早期文本中频频出现㊂尤其在‘战国策“‘国语“‘逸周书“‘左传“等史籍中, 自(专㊁私)利 等词汇的出现,通常会伴随君王㊁诸侯或权臣 奸 侈 淫 弑 等不良行为,最终招致 败 亡 亏 怨 等衰国结果㊂ 利 的负面倾向也就有了 告诫 后人的意义㊂ 利 被负面指涉的修饰词限定,让其在早期文献中很难也基本不能成为独立判断主体行为是否合理的伦理标准㊂当代汉学家戴卡琳(Carine Defoort)研究发现, 利 的正㊁负面鼓动性含义在中国早期思想界并行,形成矛盾句式的表述,如‘六韬“中的 大勇不用,大利不利 ,‘吕氏春秋“中的 利而勿利 不利之利 等等㊂①本文认为,先秦语境中出现的 不利之利 等矛盾句式,正是彼时政治㊁思想家们在承认 利 难以判断合理动机的基础上所生成的一种特殊句式,更重要的是,这说明 利 需要既有伦理体系中的某个相对稳定㊁积极的思想概念与其互训,进而获得较为稳定的㊁无论个体抑或集体 获利 的正当性㊂如‘国语㊃周语下“中的 单襄公论晋将有乱 一则㊂单襄公列举晋国国君和权臣三郤的诸多 失德之处 ,如 语犯 迂 罚 诬 宠 等等,最后提醒鲁成公: 且夫长翟之人利而不义,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②指出鲁国的叔孙侨如沉溺于 利 且 无义 ,应将其流放㊂在这里,单襄公直指三郤与侨如乃一丘之貉,更借鲁成公之口将前者的 失德 与后者 淫利而不义 合意, 获利 的非正当性与 无义 互涉,反证 义 之于个体或集体在正当 获利 上的重要性㊂纵观先秦史书记载,单襄公 利而不义 表述并非孤例㊂‘左传㊃襄公九年“载鲁宣公夫人穆姜入住东宫时曾卜筮占吉凶,得本卦 艮 和变卦 随 ,并自解其卦,引文言 元亨利贞 之四德以对应自身所犯 四害 ,以为 作而害身,不可谓利 ,自己注定要死于东宫, 弗得出矣 ㊂③ 穆姜预测自身之死 与 单襄公论晋将有乱 有着相同的思维模式,即 不义之利 注定 伤人乱世 ㊂穆姜的 自我反省 及其自论所作所为,皆被谋士视为害人乱国㊁放纵私欲的 失德之举 ,与晋国国君和三郤并无二致㊂可见,两事中的主要角色都违背由 义利 共同建构的是非标准㊂其他诸如 义以生利,利以丰民 , 利不可强,思义为愈㊂义,利之本也 , 义以建利 , 非也,乘义而为利也 , 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 等表述,④都表明 义利 互训在早期文献中的普遍性㊂在 义利 互训关系中, 义 为焦点㊁决定并引导参与社会活动主体 求利 的合理性㊂如刘宝楠在训解‘论语㊃里仁“中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时也选择从此角度理解该句,他否定了 义利 对立的阐释旨趣,但认为 此相传古训,故此注本之 ㊂⑤ 义 之所以能限制 利 负面意义以及释放其积极指向,的确与其古义息息相关㊂ 义 (義)的字形为上羊㊁下我, 羊 为献祭神灵或祖先的主要牺牲品;⑥ 我 象形三齿修饰的兵器形状,极有可能是商人在宗教活动中杀生切割,把不同部位分发给不同阶层的施用工具㊂ 義 的本意为 杀 ,在‘说文解字“被解释为 己之威仪也 ,当是从商人生祭 杀戮 活动延伸出王权的 威仪 之意㊂⑦‘诗经㊃大雅㊃文王“49①②③④⑤⑥⑦戴卡琳等:‘不利之利:早期中国文本中 利 的矛盾句“,‘文史哲“2012年第2期㊂陈桐生译注:‘国语“,第101页㊂郭丹等译注:‘左传“,第1125页㊂以上引文参见陈桐生译注:‘国语㊃晋语一“,第285页;郭丹等译注:‘左传㊃昭公十年“及‘咸公十六年“,第1727㊁1004页;徐正英㊁邹皓译注:‘春秋谷梁传㊃宣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05页;陈曦校注:‘司马法㊃仁本“,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29页㊂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19页㊂详细讨论,参见霁光:‘有关军事的若干古文字释例(一) 吕㊁礼㊁官㊁师㊁士㊁我㊁方诸字新证“,‘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艾兰:‘龟之迷 商代神话㊁祭祀㊁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0页㊂参见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页㊂聂㊀韬: 何必 曰 利 :孟子仁义观再探 以先秦义利的互训㊁对立关系为线索2024年第1期中有 仪(义)刑文王,万邦作孚 句,①出现 义刑 的连用;‘尚书㊃立政“中有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 ,将 义德 并举,而在‘洪范“中,周公将 义 的合法性归于文王,表明其阐释和使用权都归周王室所有,他还借箕子之口,指出 皇极 之法的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㊂②周王室也通过分封采取 义刑义杀 ③的刑罚制度,在王朝鼎盛之时,进一步保证 王义 及其背后的宗礼制度㊂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在史书中会大量出现 曰利必言义 的 义利 关系, 义 是自殷商的天意到周之王权的政治保障象征,相比 爱 德 仁 等,在周礼话语体系中 义 兼具监察 利 的功能,且在这种规制关系中拥有广泛的史家认可㊂然而,春秋战国时期, 王义 难守㊂‘左传㊃成公二年“载卫齐之战后孔子的一番评价: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㊂ ④ 返本开新 的孔子清晰地表达了国家应如何借 正名 以建构其威权㊁器物㊁礼制,强调了归 义利 于民的治世大纲㊂学界也普遍认为,自‘论语“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儒家乃至先秦开启 义利 相对之辨㊂但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且无论‘论语“‘左传“抑或‘礼记“等典籍的记载中,都没有任何直接的文本证据表明孔子主动掀起了所谓 义利 对立,强调 利 的卑下负面之意㊂哪怕对于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说法,本文也更赞同刘宝楠等学者的观点:孔子可能更为赞同 利 需要以 义 为规范指导其动机,若先 义 再 利 ,此乃君子之所看重( 喻 ), 义利兼得 ,反之,先 利 后 义 ,则为小人所喻,可能 获利 但一定 不义 ㊂⑤孔子有言: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㊂ 显然,他承认人有 所欲 自然有所 求 ,有 所恶 即有所 去 ,但他也指出 趋利避害 需得其道,此谓之 仁 ,也是依周礼,甚至更早的政治文化渊源而来的 义 的实施规范㊂再者,孔子还一再申明君子应当 义以为上 见利思义 ㊂⑥‘礼记㊃大学“中也有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的说法㊂⑦即便如此强调儒家 义利之辨 的朱熹,也在注‘孟子“时征引二程之说: 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㊂ ⑧综上,在先秦早期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义利关系中, 利 之所以无法单独成为国家㊁诸侯乃至君子用以行事的尺度与准则,在于施 利 者动机的复杂性,致使其行动兼有正面与负面㊁积极与消极的思想倾向,从而具有不确定性㊂而 义 的加入,让 利 获得 王道 威权的支持,以及上古通过祭祀获得 天意 的合法来源㊂ 义 的存在与监察,为 利 大幅度消解了 自利 动机和 乱 的后果,从而转向 互利 或者 利他 的动机和随之而来的积极结果㊂在 义利 互训之中,因义在利前,或者说由于 义 在 义利 关系中占据的上位身份,而使 利 之于 义 的意义被长期忽视㊂倘若 利 的空间进一步缩小,甚至在此关系中不可见,那么 义 的内涵又将如何?这就需要我们再回到那句 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的历史现场,重新探索孟子去利之 仁义 的具体表征㊂根据‘孟子“记载以及后世对书中相关年份的考证,在前往魏国拜见梁惠王之前,孟子已游历宋㊁鲁㊁滕等小国,天下诸侯或已知孟子其人,但梁惠王在初次会见孟子时直接称其为 叟 ㊂尽管59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刘毓庆㊁李蹊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46页㊂以上引文参见王世舜㊁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7㊁149页㊂‘康诰“: 王曰: 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㊂ 参见王世舜㊁王翠叶译注:‘尚书“,第187页㊂郭丹等译注:‘左传“,第873页㊂除了刘宝楠外,方旭东在其‘从后果论看儒墨会通的一个可能“一文中也赞同此观点,并以此审视孟子,认为他可能是一个 老谋深算 的 功利主义者 ㊂以上引文参见‘论语㊃里仁“及‘阳货“‘宪问“,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㊁188㊁147页㊂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07页㊂朱熹:‘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250期孟子年岁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①本文更倾向于南怀瑾称其为 不敬之词 ,②以及杨海文的理解,这 实质是权贵与财富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傲慢,政治资本对道德资本的傲慢 ㊂③战国时期的诸侯皆认定诸子来游,是为其谋利 无论是 利主 ,还是 利国 利民 ;孟子的观点则仿佛在提醒梁惠王,无论 利 是否有 义 所赋予的正当性,都必须将其 隐藏 起来㊂而对于孟子的这种 不曰利 的 仁义 思想的建构,我们从他大肆 辟杨墨 之举似乎也能窥知一二,尤其是墨家的思想体系已将 先义后利 的互训规则上升至 义利合一 的境界㊂二㊁孟㊁墨的 义利 之别‘墨子㊃尚同上“开篇彰明古时 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 的危害,称若 一人一义 ,那么 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㊂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㊂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㊂④显然,在墨家看来,如果对 义 的理解人人相异,就会形成私 义 泛滥,招致 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的社会乱象㊂为此,墨家明确了 万事莫贵于义 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 义 进行了立体建构:以融摄 利 的 三表法 验证 义 的合理性;在伦理关系中强调从 爱人 到 辟别 再到 兼爱 的 兼亦仁,义矣 的超越性;在政治层面说明官方对 义 的逐级监督的重要性,同时融合殷商制度而 尊天明鬼 ,让 义 能 上同于天 ㊂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从 一人一义 到 正里乡国 ,再 上同于天子 ,最终达于尊天的垂直脉络㊂而 兼爱 尚同 尚贤 节葬 等墨家要义皆可视为 义 的表现,任择其一,都能管窥与联动整个墨家之 义 的思想体系㊂在墨家 义 的思想体系建构中, 利 首先突破了 先义后利 的模式㊂如‘墨子㊃非命上“ 三表法 中有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兼爱“中有 兼相爱交相利 ;‘天志“中有 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 等说法㊂在‘大取“中,后期墨家更有 义,利;不义,害㊂志功为辩 的总结,其中 义利 合一,而 利害 之为比,对立相斥㊂⑤由此,在先秦 义利 互训的普遍关系之上,墨家延续并发展出了 义利合一 的意旨㊂当墨家 言利 的 仁义 思想⑥在其时代已成为 盈天下 之言,孟子却以 交征利 来说明 国危 ,他向梁惠王勾勒以 利 驱使的社会主体 各有所图 ,会 以私胜公 ,进而 弑㊁夺㊁餍 而招致衰国㊂在孟子看来,无论是诸侯王公,还是大夫或者士人,只要其行为动机驱 利 ,即便 获利 的实际对象为 国 为 家 ,而非仅在于 己身 ,都是不可取的,这一 何必曰利 的立场贯穿其思想始终㊂诚然,从论证逻辑来看,无论是墨家还是孟子,都是采用先秦史书中类似的叙事逻辑以说明私 义 ㊁私 利 与 国衰 的关联,但孟子之举,是从根本上否69①②③④⑤⑥若据‘史记“,此时的孟子只有36岁;若依钱穆的考证,则孟子已经55岁上下了,被称之为 叟 也是合理的,详参杨海文:‘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 孟子对于国君㊁士人的道德劝谕“,‘广西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㊂南怀瑾讲述:‘孟子旁通“,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60-61页㊂杨海文:‘ 孟子⓪首章与儒家义利之辨“,‘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6期㊂方勇译注:‘墨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4-85页㊂以上引文参见方勇译注:‘墨子“,第310㊁126㊁243㊁376页㊂在‘孙子兵法“和‘墨子“中已有 仁义 一词,而 仁 与 义 内涵的成熟与应用远早于孟子所处时代㊂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68页)中提出: 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㊂ 何炳棣在‘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 老子⓪辩证思维源于 孙子兵法⓪的论证“(‘东吴学术“201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 仁义连词最早出现于‘孙子兵法“最后的 用间篇 :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㊂。

孟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哪些孟子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文化和道德价值有重要的影响和贡献。

孟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包括人性本善、仁爱之心、修养为重、天命思想、君道论等。

一、人性本善孟子的人性观点主张人性本善，他认为人性具有天生的“善良之心”，是善良和正义的天性。

在孟子看来，人性的根基是仁爱之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同情和关爱他人的本能，而这种本能是在生活和社会环境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和表现的。

孟子认为，如果人坚持和追求自己内心的善良之心，就能养成正直、诚实、宽容、慷慨等美德，成为真正有价值的人。

而如果不被外在的利益和偏见所影响，人们就能一直保持自己内心的善良之心。

二、仁爱之心仁爱之心是孟子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

孟子认为，“仁”即爱心、同情心、关心他人，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建立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品质。

孟子在其《孟子·离娄上》中说：“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的特质使人具有同情心和爱心，而且人们对自己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感情源于家庭教育和社会关系的维护。

他提倡人们要坚持仁爱之心，为他人着想、尊重他人、关心他人，这样才能体现人性的善良和真正的价值。

三、修养为重在孟子看来，个人的修养是极为关键的。

在孟子的思想中，修养是“养心”，也就是要养成一个健康、正直的心灵，培养美好的品质和良好的道德。

孟子认为，修养的努力应该以个人的内心为出发点，通过自我调整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完善。

孟子主张通过教育和学习来实现个人的自我完善。

为了实现个人的修行和自我完善，他提倡长期的“心学”，即通过反思自我，认识自我，悟出修身立命之道，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和人格魅力。

四、天命思想孟子的“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半边天”说法中。

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和社会地位都是由父母、祖先和天地所赐予的。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人类受到的影响比自己所掌控的力量更大。

论孟子的义利观摘要：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在重视仁的基础上，强调义的地位与作用。

义利问题受到孟子的高度重视，成为与治理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重大问题。

本文认为，孟子的义利观其实可以从君、民、士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这三个角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对于君，是大义在前，私利在后；对于民，是先与民以利，再教民以义；对于士，是舍生取义而又不绝对排斥利。

总的来看，孟子认为义与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孟子特别强调义，但是也不完全排斥利。

关键词：孟子；义利观；君；民；士“义”这一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

《论语》中的“义”，多与士、君子有关，主要是对士、君子的一种道德要求。

孔子对于义利问题的讨论，也多从这一角度出发，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等论述，多是针对士、君子来讲的，是对士、君子的品德修养所提出的要求。

孟子对于义都是极为重视的，不断强调义的地位和作用，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孟子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

其实，我们认真阅读《孟子》原文，就会发现，君、民、士三个角度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没有完全否定物质利益，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孟子以道义排斥、否定物质利益。

一、君《孟子》的第一篇就是关于义利问题的讨论，并且是与君主之间的讨论。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孟子告诫梁惠王，作为君主，治国不能只讲“利”，而要讲“仁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不是对所有人讲的，而是对像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在上位者讲的。

孟子所说的“义”和“利”《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如果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

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

（一）先利后义。

孟子继承了孔子先满后教的思想，《论语》·子路篇。

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与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样，认为要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

孟子并不是道德至上论者，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普通百姓首先想的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问题。

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想如何体面的生存，做受人尊敬的讲礼义的人。

显然，孟子认为道德要以一定的物质做为基础，他还把道德水平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作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论断。

这里的“恒产”指土地、房屋、田园等固定财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稳定职业；“恒心”指基本的道德观念。

（二）以利说义。

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

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利、求名、求自尊的欲望。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三）先义后利。

孟子是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

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执政者行仁义的力度非常小，“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

”从宏面调控的角度看，就是利益驱动的力量过大而道德制约作用太小，求利与求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失衡。

面对这种形势，孟子觉得必须加大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制约力度，强调以仁义治国，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

从孟子的义利观到教师的教育观——《孟子》读后感
《孟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著作。

其中明确了义利观，即义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相处的准则，而利则是人们为追求利益而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

在《孟子》中，孟子提出了“仁者无敌、义者无敌”的理念，倡导人们以义为首，以爱心去理解和劝导他人。

《孟子》对于现代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

教育应当以义为前提，以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注重培养学生的正义感、诚信感和责任感，让学生能够以正确的价值观去行动，让学生具有良好的习惯和道德修养。

根据《孟子》提出的义利观，教师应当以义来辅导教育，因此教师的教育观要以仁义为基础，注重培养学生正义感、诚信感和责任感，同时促进学生克服困难，勇于发现自己的特点，成全自我，使之成为优秀的新兴人才。

阅读《孟子》，我受益良多。

它教诲我们以义为首，以爱心去理解和劝导他人，尊重他人的个性，学会做出正确、明智的决定，相信无论如何，义总会受到报应，人总终有其应有的快乐与苦难，以期取得完美的生活。

同时，它也告诉我们，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义的重要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正义感、诚信感和责任感，将义利观融入到教育中，指导学生成为具有正确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优秀新兴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