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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什么国学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科，它涵盖了广泛而深刻的内容，研究对象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经典文献国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中国的经典文献，这些经典包括《尚书》、《易经》、《诗经》、《礼记》、《周礼》等。
这些经典文献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是人们了解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要资料。
国学研究者通过对这些经典文献的研究和解读，可以深入了解古代中国的思想、价值观及其背后的原理和道理。
二、诗词曲赋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如诗、词、曲、赋等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中国古代文人通过诗词曲赋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它们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富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
国学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这些文艺作品的研究，了解到古代中国人的审美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对古代中国社会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三、哲学思想和儒家学说国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研究。
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它关注的是人的悟性、道德、修养等问题。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说之一，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学研究者通过对这些哲学思想和学说的研究，可以洞察古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道德价值观，并加以分析和评价。
四、历史与文化国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国学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轨迹，进而对中国的国家性格和民族特征进行分析和诠释。
通过对以上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国学研究者可以还原古代中国社会的面貌，了解中国古代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丰富和完善现代中国的文化传承。
国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中国古代经典文献，这些经典反映了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哲学思想和文化底蕴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从20世纪末以来，国学一直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热门，且不断升温。
各种活动、各种机构、各种论说和各种图书层出不穷。
但是关于国学的外延界定和内涵阐释却并不清晰，尤其是自然科学在国学研究中的或缺更是令人担忧。
这种缺失现象既影响了国学研究的深入和全面发展，更不利于我们对国学的整体、全面和深刻理解，不利于今天的我们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幸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已渐有清醒认识。
最近，我们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共9本）中的几册，尤其是较认真地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教授撰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一书，十分高兴，不禁深思。
孙、宋两位学者梳理了国学研究的历史。
在20世纪之初，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保存和发展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提出“国学”一词，并身体力行地开展研究。
百余年来经过了多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学传统体系研究阶段，时间自上世纪发端至30年代。
以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则有刘师培、黄节、邓实等，而以章太炎最为突出。
著作最重要的当属章氏将国学系统化的《小学略说》《经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见《国学讲演录》），显然构成为一个以“六艺”为核心、“四部”为框架的传统学术体系。
第二阶段为国学西学体系研究阶段，起自1923年胡适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创刊的《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终于1949年，起始时间与第一阶段略有重叠。
在宣言中，胡适提出：要扩大研究范围；要用比较研究法；应该有一个系统，并提出了以现代学术分类系统替代传统分类系统。
此阶段以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有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与北京大学国学四大家胡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著作主要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等。
国学研究的方法有哪些国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而国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其方法论对于国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至关重要。
以下是国学研究中常用的几种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它主要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有针对性的筛选、梳理和研究，探索文献中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这种方法通常包括对传世典籍的整理、考证和解读，通过对文献的深入分析，获得对古代文化思想的理解和掌握。
二、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在国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它主要通过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献进行对比，寻找其异同之处，从而揭示古代文化的共通性和特殊性。
比较研究法不仅可以促进不同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启发，还可以加深对古代文化的理解和把握。
三、考古研究法考古研究法在国学研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通过对古代文物、古代墓葬以及古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文化特征和社会生活情况。
考古研究法可以为国学研究提供实物依据，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和科学性。
四、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是一种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进行研究的方式，对国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通过实地的调查和访谈，收集古代文化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从而揭示出更加全面和真实的古代社会情况和文化现象。
田野调查法可以为国学研究提供直观丰富的资料来源，有助于深入研究古代文化。
五、语言学研究法语言学研究法是通过对古代语言文本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其中的语言规律和文化内涵。
国学研究中，对于古代文献中的词汇、典故、语法结构等进行深入的语言学分析，可以揭示出古代文化中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六、修辞学研究法修辞学研究法在国学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应用。
通过对古代文献中的修辞手法、修辞特点的研究，可以揭示出古代文化中的修辞风格和文化内涵，加深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
以上所述的国学研究方法只是其中的几种，不同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达到更好的研究效果。
20世纪上半世纪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国学研究”论争综述（二）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国学热潮中，《清华周刊》记者最早邀请知名学者开列国学书目，考虑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提出了只需列出最低书目的要求，由于这些书目皆出自名家之手，又广为刊发，对国学研究影响甚大。
但是，正是这些书目却反映出确定国学内涵的难度，国学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成了未解的难题，一直留到了今天。
一、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来收入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近思录》、《传习录》、《明儒学案》/黄宗羲、《宋元学案》/黄宗羲、《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问录》/王夫之、《颜氏学记》/戴望编、《东原集》/戴震、《雕菰楼集》/焦循、《文史通义》/章学诚、《大同书》/康有为、《国故论衡》/章炳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考信录》/崔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毕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赵翼、《圣武记》/ 魏源、《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史通》/ 刘知几、《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丙、韵文书类《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宋诗钞》/吕留良钞、《清真词》/周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
国学研究知识点总结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国学研究涉及到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深入研究国学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深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国学的起源与发展、国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以及国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国学的起源与发展国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的研究与传承。
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主流思想，儒家经典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包括《论语》、《孟子》、《大学》等，这些经典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智慧和道德观念。
儒家经典的研究与传承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不仅包括了儒家经典的研究，还包括了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的研究。
这些都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国学的研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明代的经学，清代的诗文学研究等成就辉煌。
在近现代，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国学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国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国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儒家经典、古代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方面。
国学研究成果丰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
在儒家经典的研究方面，经学研究一直是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对《论语》、《孟子》、《大学》等经典的解读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在古代文学方面，诗词、戏剧等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历史研究方面，国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时期的研究，比如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在艺术研究方面，中国书法、绘画、音乐等传统艺术形式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哲学研究方面，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国学的重要内容。
国学经典论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经典承载了丰富而深厚的价值与思想，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学经典论文作为对国学经典的深入思考与探索，更是对于理解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国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国学经典论文的写作技巧、国学经典论文的内容和研究方向。
一、国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1. 传承中华文化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来源。
国学经典中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和美学观，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和精粹。
通过学习国学经典，我们能够更好地感受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
2. 培养高尚品德国学经典中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对我们的品德提升和思维方式的培养有重要的影响。
国学经典一直以来都是传承优秀的道德观念和人生哲学的重要途径，可以引导我们接受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3. 艺术审美更育国学经典中包含了大量的诗词和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且也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可以培养我们的艺术气质和审美能力，提高我们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学的能力。
同时，国学经典还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和思想内涵，对我们的思想启迪和人生价值的启示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学经典论文的写作技巧在撰写国学经典论文前，我们需要学习各种撰写技巧，这样才能够写出优秀的论文。
1. 据理力争在论文中，我们需要具有相应的思维深度和逻辑思维能力，要在实现思想深度的同时，对于相关论述充分的论证并据理力争。
2. 深入研究对于国学经典的研究和论文撰写而言，我们需要具有深入的知识储备和领悟能力，才能发挥论文的价值和意义。
论文的内容要权威，合理并且含有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要时刻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
3. 突出创新在论文中，我们需要注重突出创新性。
对于国学经典的研究和论文撰写，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抄书，而是要在对于原有的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加以思考和补充，发表独特而有价值的观点，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中国国学经典相关论文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国学经典中的优秀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习。
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关于中国国学经典相关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中国国学经典相关论文篇一中国国学经典视角下中西方文化教育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国学经典中的优秀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习。
同时，由于英语教学的加强，我国的英语学习者也在接触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思想。
中西方文化思想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更多差异。
因此，从中国国学经典的视角来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饮食观念方面、父母与子女关系方面和诚信方面对中西方文化思想进行对比，并提出了两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有效融合的建议。
国学经典中西方文化教育研究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朽之经典作为源头活水。
中国国学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弥新，不仅构成中华民族之传统，而且提供给全人类以无限之启发。
同时，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课。
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是紧密相联的，英语教学的强化对本国文化和习俗的学习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因此，从中国国学经典的视角来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可以使学生的认识更全面，能更清楚地了解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及现状，避免出现极端思想。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1.研究现状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从教育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进行，如唐利芹、梁秀娟探讨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影响[1]，蒋春生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教育差异[2]，孙丽明对比研究了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等[3]。
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也主要是用以上理论进行分析，但分析的内容更具体一些，如程�]在博士论文中进行了关于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认知的中西方差异研究[4]。
但中国国学经典视角下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较少。
目前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是把这两方面割裂开来进行的，即一部分专家、学者如中华教育研究会，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和大力倡导学习中国国学经典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5];而另一方面，一部分研究者和教育者鉴于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在英语教育中多讲授西方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所以部分学生的“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试论国学经典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传承探究【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学经典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传承进行探究，从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讨论。
在作者分别阐述了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国学经典教育的理论基础、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传承策略、国学经典与现代教育的结合以及国学经典在学生成长中的价值。
结论部分探讨了国学经典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可行性、对未来教育的启示以及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为未来类似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国学经典教育、小学语文教学、传承、探究、理论基础、传承策略、结合、学生成长、可行性、未来教育、启示、不足、展望。
1. 引言1.1 研究背景国学经典教育在当今社会备受关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日益增加。
小学语文作为学生学习的基础学科，其教学内容和方法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文化传承。
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着重视考试成绩、缺乏文化底蕴等问题，学生对国学经典的了解和尊重普遍不足。
探究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传承问题，对于促进学生的道德修养、文化素养和语文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时代发展的变迁，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域也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
如何将国学经典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使之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教育资源，是当前亟需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拟从国学经典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传承探究入手，探讨其在当代教育中的意义和作用，以期为小学语文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2 研究意义国学经典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传承国学经典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还能够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文化修养。
本研究旨在探究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传承方式和效果，为有效融入国学经典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本文二维码单篇扫描下载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沈相辉(北京大学中文系ꎬ北京１００８７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２[作者简介]沈相辉(１９９０－)ꎬ男ꎬ江西萍乡人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ꎮ[摘㊀要]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ꎬ范式转移时代ꎬ 革命 与 危机 并存ꎬ故新旧范式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在所难免ꎮ在国学研究中ꎬ无论国学所充当的角色是信仰还是知识ꎬ都必须以稳妥的态度对待ꎮ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着范式转移的同时ꎬ整个知识界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范式转移ꎬ即自然科学逐渐凌驾于人文科学之上ꎮ在此背景下的国学研究ꎬ要有大文化观的视野ꎬ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ꎬ注重对国学精神的汲取而非外在形式的复古ꎬ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并行而非局限于学术ꎮ唯此ꎬ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才更有实现的可能ꎮ[关键词]㊀国学㊀范式㊀信仰㊀知识㊀视野㊀方法[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０５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５－１０[文献标识码]Ａ[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６２/ｊ ｂｊｓｓｈｋｘｙ ｂｊｓｈｋｘ １９０３０４㊀㊀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曾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 范式 这一概念ꎬ他认为范式 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 ꎬ[１](Ｐ１７６)所谓 共有的东西 ꎬ即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循的信仰㊁价值㊁技术等的集合ꎮ 范式 概念的提出虽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之上ꎬ但对人文科学的研究也不无启发ꎮ以国学的核心经学为例ꎬ学界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ꎬ传统的做法是将其视作儒家伦理道德的载体ꎬ藉此可以窥见圣人的微言大义ꎬ达到 内圣外王 的崇高境界ꎬ由此发展出绵延数千载的经学ꎮ清代以前的学者自不用说ꎬ即使是以考据学著称的早期乾嘉学者ꎬ他们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也多是希望由小学而通经学ꎬ以此窥见圣人大义ꎮ然而ꎬ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经学观开始逐渐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ꎮ一㊁信仰与知识㊀㊀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ꎬ周予同先生就曾做过一个重要的论断ꎬ经学时代已经结束ꎬ经学史的时代则刚刚到来ꎮ尽管后来有些学者对周先生这个观点不完全赞同ꎬ[２]但也并不否定其主体的合理性ꎮ就学术研究来说ꎬ如今的学界基本已无纯粹的经学研究ꎬ更多的是经学史的研究ꎬ这不得不说是学术范式的一大转变ꎮ但５３若仔细考察乾嘉学派内部ꎬ可以发现ꎬ经学文献研究范式早在乾嘉时期便开始表现出转移的倾向ꎮ这可从段玉裁与顾广圻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中看出ꎮ二者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而引起的矛盾ꎬ在为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开始凸显ꎬ后来二者就«礼记»学制问题而交恶则是这种矛盾的激化ꎮ以往学者讨论段㊁顾交恶的原因ꎬ虽都提到了二者校勘思想上的差异ꎬ[３]但鲜有注意到背后所代表的范式转移倾向ꎮ乔秀岩在其«古籍整理的存真标准»等文中却独到地指出了段玉裁与顾广圻㊁王引之等乾嘉学者的一个重要区别ꎮ乔氏说道:段玉裁在本质上是一个经学家ꎮ他非常尊崇«十三经»和«说文»ꎬ对«十三经»中的各种经书和«说文»进行综合性的研究ꎬ想要建立一个谐和完美的经学体系ꎮ他无凭无据地设想一个完美的经书体系ꎬ相信经书原来是完美无误ꎬ只是因为后人误解或者不理解ꎬ文本被篡改ꎬ所以要复原那最完美的经书体系ꎮ经过研究ꎬ他发现很多有关经书和古代寓言的规律ꎬ认为完美的经书应该符合这种规律ꎮ实际上ꎬ他发现的规律包含着较大的主观因素ꎬ而且历史形成的古代文献不可能处处符合一般性规律ꎮ我们应该理解ꎬ段玉裁是有理想的ꎮ他一辈子做了一个经学梦ꎬ想要编制一套理想经书ꎬ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ꎮ可惜年轻人很冷静ꎬ很清醒ꎬ王引之㊁顾千里(顾广圻字ꎬ笔者注)都不能共有段玉裁的梦想ꎮ[４](Ｐ１５)段玉裁研究经学文献ꎬ是心怀经学的梦想ꎻ而在王引之㊁顾广圻眼中ꎬ«十三经»也好ꎬ«说文»也罢ꎬ都只是文献而已ꎬ本身并不意味着经学的伦理道德ꎮ所以ꎬ王引之说 吾治经ꎬ于大道不敢承ꎬ独好小学 ꎮ[５](Ｐ１４７)他还说: 吾用小学校经ꎬ有所改ꎬ有所不改ꎮ 假借之法ꎬ由来久矣ꎬ其本字十八可求ꎬ十二不可求ꎬ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ꎬ则考文之圣之任也ꎬ吾不改ꎻ写官椠工误矣ꎬ吾疑之ꎬ且思而得之矣ꎬ但群书无佐证ꎬ吾惧来者之滋口也ꎬ吾又不改ꎮ [５](Ｐ１４８)王引之不轻易改字ꎬ与段玉裁将经书假借字作为校勘工作的重点相比ꎬ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ꎮ段玉裁的外甥龚自珍评价王引之学术的归旨在于 用小学说经ꎬ用小学校经而已矣 ꎬ[５](Ｐ１４８)可谓一语中的ꎮ段氏的改字ꎬ在王引之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ꎬ其中颇有讽刺段氏之意ꎮ乔秀岩认为ꎬ王引之的一席话ꎬ 等于否定段玉裁一辈子汲汲追求的梦想 ꎮ[４](Ｐ１６)而顾广圻对待段玉裁经学梦想的态度ꎬ不仅不理解ꎬ甚至有些冷淡ꎬ近乎无情ꎮ顾氏«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第三书»结尾云:至于四通中有阁下代«学制备忘之记»作解ꎬ以贬孔㊁贬仆ꎬ而其实并非孔之旧解㊁仆之解者ꎬ不复详答ꎮ兼有一言奉告ꎬ自今以后ꎬ愿阁下于仆一切之说ꎬ仍日日移书相贬ꎬ傥贬之而当也ꎬ仆必立刻作答ꎬ以谢阁下之赐教而志吾过ꎬ贬之而皆若前三不解者耶ꎬ仆唯有不答而已ꎮ仆生平是曰是ꎬ非曰非ꎬ恐所答有不如阁下意ꎬ又将以为罪ꎬ何妨置之耶?幸勿仍以不答为罪而责其必答ꎮ承索拙记ꎬ昨聊刻以省同人转写之苦ꎬ非便欲遍送ꎬ故竟不再奉到ꎮ违晤匆匆ꎬ岁月如驶ꎬ诸惟自爱不宣ꎮ[６](Ｐ１１２－１１３)将段氏«经韵楼集»与顾氏«思适斋集»一比较即可知ꎬ段玉裁在看到顾氏这封信之后ꎬ确实仍继续 移书相贬 ꎬ而顾氏还真就未再回复段玉裁ꎮ而对于段玉裁索书之请ꎬ顾氏竟然以 非便欲遍送 相拒ꎬ细品其语ꎬ实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意ꎮ段玉裁与王㊁顾等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ꎬ正是导致他们在学术道６３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３期路上分道扬镳的根本所在ꎮ段玉裁与王㊁顾等后辈的不同ꎬ是其个人的特立独行呢ꎬ还是有所秉承呢?实际上ꎬ对清代经学史稍作查考就可发现ꎬ段氏的经学梦想是继承自他的老师戴震ꎮ段氏«戴东原集序»云: 先生之言曰: 六书㊁九数等事ꎬ如轿夫然ꎬ所以升轿中人也ꎮ以六书㊁九数等事尽我ꎬ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ꎮ 又尝与玉裁书曰: 仆生平著述之大ꎬ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ꎬ所以正人心也ꎮ [７](Ｐ３４５９)他的«东原先生札册跋»亦云: 其言 非从事于字义㊁制度㊁名物ꎬ无由以通六经 之语ꎬ言 非知天理之外不外于人欲ꎬ则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ꎮ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ꎬ此正人心之要 ꎮ [８](Ｐ１８０)今日言及戴震ꎬ多称赞其在小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ꎬ而不知在戴震本人看来ꎬ生平最为得意的著作当是«孟子字义疏证»ꎮ戴震所追求的是 正人心 的经学ꎬ而不是小学ꎮ«孟子字义疏证»虽名为 字义疏证 ꎬ实则是经学思想的研究ꎬ所以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看作是清代前期新理观确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９](Ｐ２６７－２７８)戴震之外ꎬ如陈澧㊁[１０]许宗彦[１１]等学者都追求以小学而通经学ꎬ在他们看来ꎬ小学只是 轿夫 ꎬ是工具性的东西ꎬ经学才是 轿中人 ꎬ才是最终的目的ꎮ而这种由小学通经学的主张ꎬ到王引之㊁顾广圻这里便被放弃了ꎮ在王㊁顾等人看来ꎬ学者所应该做的ꎬ是辨别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顾广圻)ꎬ帮助后人疏通文字字义(王引之)ꎬ对于具体的经学思想ꎬ则靠读者自己去体会ꎬ学者本身并不负有教化人心的责任ꎮ因此ꎬ王㊁顾等人自身并不曾要建构自己的经学思想体系ꎬ于他们而言ꎬ经学文献中的每一个字词ꎬ都只是知识点而已ꎬ并不比史部或子部文献中的字词来得神圣ꎮ当阮元将心怀经学梦想的段玉裁与为知识而知识的顾广圻召集起来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ꎬ自然就会出现一些矛盾ꎮ笔者之前读«经韵楼集»中段玉裁«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七篇ꎬ及«与黄绍武书»等文章时ꎬ甚感奇怪ꎮ段玉裁如此德高望重之学者ꎬ何必与顾广圻一区区后生如此斗气?实在太有失长者风范了ꎮ且顾广圻回复完段玉裁第三封书信之后ꎬ就未再理睬段氏ꎬ段却继续移书相驳ꎬ这又何其尴尬ꎮ对于段氏的行为ꎬ不能仅仅只从校勘方法上的差异来解释ꎬ更不能谓其缺乏气度ꎬ而应从段玉裁的经学思想来解释ꎮ于段而言ꎬ学制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ꎬ更是事关他整个经学体系的建构问题ꎮ经学是段玉裁的梦想ꎬ是他的信仰ꎬ所以哪怕牺牲掉他长者的风范㊁学者的气度ꎬ他也要不惜一切地去捍卫这个信仰ꎮ而在顾广圻这里ꎬ学制问题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ꎬ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观的高度ꎬ而且顾广圻本人也没有建构经学体系的企图ꎬ故而在他看来ꎬ段玉裁的行为无甚意义ꎮ或许在顾广圻心里还暗想ꎬ因为一个小小的学制问题而遭到段氏如此严苛的批评ꎬ又被时人冠以目无长者的恶名ꎬ自己何其的委屈ꎮ所以他在回段玉裁的信中说: 然则进退罪也ꎬ为阁下之朋友亦难矣哉! [６](Ｐ１０５)尽管段玉裁一度对顾广圻㊁王引之等后辈十分赏识ꎬ后者也一度对段玉裁执弟子之礼ꎮ但在如何对待经学文献上ꎬ段玉裁与顾㊁王等人之间却分歧甚大ꎮ这种相互的不理解ꎬ一旦发生正面交锋ꎬ便会出现如段㊁顾交恶这样的事件ꎮ归根结底ꎬ造成这种不理解的潜因ꎬ乃在于学术范式的不同ꎮ段所恪守的学术范式ꎬ是遥承汉儒的ꎬ主张由小学而通经学ꎻ顾㊁王所走的路ꎬ表面上虽仍推崇汉学ꎬ但骨子里已经放弃了汉儒对经义的追求ꎮ我们不妨将顾㊁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范式转移的倾向称之为经学文献研究的革命 ꎮ顾㊁王的 知识革命 ꎬ在段玉裁看来便是 信仰危机 ꎮ在 革命 与 危机 之间ꎬ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调７３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和的矛盾ꎮ如何处理这些矛盾ꎬ无论是对于 革命 的一方ꎬ还是 危机 的一方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ꎮ今日学界对于 国学 一词的讨论颇多ꎬ强烈反对 国学 之名者有之ꎬ坚决主张 国学 者亦有之ꎮ歧说纷出ꎬ莫衷一是ꎮ甚者彼此攻讦ꎬ大有干戈之意ꎮ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ꎬ大抵即在信仰与知识二端ꎮ以国学为信仰者ꎬ必对国学怀有一种强烈之使命感ꎬ故其言论中常有一股情感ꎮ以国学为纯粹知识者ꎬ则更在乎其学理层面之知识ꎬ故对国学之讨论ꎬ常常理智多于情感ꎮ是以所说虽为一物ꎬ心中所求却不同ꎬ终究难以相互理解ꎮ轻则如王引之与段玉裁ꎬ虽道不同ꎬ然并无直接冲突ꎻ重则如顾广圻与段玉裁ꎬ互相攻讦而交恶ꎮ钱大昕«答西庄书»有云:学问乃千秋事ꎬ订讹规过ꎬ非以訾毁前人ꎬ实以嘉惠后学ꎮ但议论需平允ꎬ语气需谦和ꎬ 一事之失ꎬ无妨全体之善ꎬ不可效宋儒所云ꎬ一有差失ꎬ则余不足观 耳ꎮ[１２](Ｐ６０３－６０４)类似段玉裁与顾广圻之间这样的矛盾ꎬ在学术范式转移的时代ꎬ是在所难免的ꎮ矛盾或许难以解决ꎬ可未必需要像段㊁顾一样ꎬ由师友而发展为仇雠ꎮ若能如钱大昕所说ꎬ在学术问题上议论平允ꎬ语气谦和ꎬ则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缓和ꎬ从而实现平和的过渡ꎮ今日之国学研究所面临的即是一个学术范式转移的时代ꎬ在此时期内ꎬ机遇与挑战并存ꎮ以钱大昕所说态度去抓住机遇㊁迎接挑战ꎬ或许更能促进国学发展ꎮ二、视野与危机㊀㊀近几十年来ꎬ中国很多人文学者都感觉到各自所在学科内学术范式转移的倾向ꎮ同时ꎬ如果将视野拓展到整个知识世界ꎬ我们还能发现另一个更大的学术范式转移ꎬ那就是科学革命ꎮ在人文科学进入范式转移期时ꎬ自然科学更是一路高歌猛进ꎻ而尤其令人诧异的是ꎬ自然科学的势头远较人文科学猛烈ꎮ众所周知ꎬ欧洲的科学革命始于１７世纪ꎬ但自然科学之地位超过人文科学却经历了长达近３个世纪的努力ꎮ而中国的科学革命ꎬ就目前来看ꎬ其速度发展之快ꎬ远远超过了西方ꎮ自然科学迅猛的发展势头ꎬ无疑给人文科学造成了巨大的危机感ꎮ事实上ꎬ中国人文学科强调 科学 的研究方法ꎬ滥觞于新文化运动之中ꎮ１９１５年ꎬ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ꎬ其第六节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结尾云: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ꎬ羞为浅化之民也ꎬ则急起直追ꎬ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ꎮ士不知科学ꎬ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ꎬ惑世诬民ꎬ地气风水之谈ꎬ乞灵枯骨ꎮ农不知科学ꎬ故无择种去虫之术ꎮ工不知科学ꎬ故货弃于地ꎬ战斗生事之所需ꎬ一一仰给于异国ꎮ商不知科学ꎬ故惟识罔取近利ꎬ未来之胜算ꎬ无容心焉ꎮ医不知科学ꎬ既不解人身之构造ꎬ复不事药性之分析凡此无常识之思惟ꎬ无理由之信仰ꎬ欲根治之ꎬ厥维科学ꎮ夫以科学说明真理ꎬ事事求诸证实ꎬ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ꎬ其步度诚缓ꎬ然其步步皆踏实地ꎬ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ꎮ宇宙间之事理无穷ꎬ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ꎬ正自广阔ꎮ青年勉乎哉陈氏认为科学乃根治想象之不二法门ꎬ举凡士㊁农㊁工㊁商㊁医等行业ꎬ莫不需科学之良方以根治其弊病ꎮ随后陈氏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说到: 要拥护那德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㊁礼法㊁贞节㊁旧伦理㊁旧政８３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３期治ꎮ要拥护那赛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㊁旧宗教ꎮ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ꎬ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ꎮ [１３](Ｐ２４２)陈氏拥护 德先生 与 赛先生 的主张ꎬ得到了胡适㊁李大钊等人的支持ꎮ以胡适为例ꎬ他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新思潮 的意义»一文中提出 评判的态度 这个概念ꎬ且以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句名言来加以阐释ꎮ在对待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上ꎬ胡适主张分三个方面来 重估 ꎬ即反对盲从㊁反对调和㊁主张整理国故ꎮ三者之中ꎬ胡适认为只有 整理国故 算是一个 积极 的主张ꎮ而他整理国故方法的第三步ꎬ即 是要用科学的方法ꎬ作精确的考证ꎬ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ꎮ[１４](Ｐ１６２)结合陈㊁胡等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ꎬ在当时大力提倡 科学 ꎬ既是政治上的需要ꎬ也有助于学术的进步ꎮ但何以当时提倡的是 科学 而不是其他呢?根本在于陈㊁胡等人受西方思想影响巨大ꎬ而当时西方的科学革命正如日中天ꎬ陈㊁胡所接触到的西方学术思想ꎬ本就已是自然科学主导下的思想ꎬ故陈㊁胡等人的主张自然也就会带有浓烈的 科学 色彩ꎮ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科学思潮ꎬ具体表现在人文学科中便是胡适所主张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ꎮ胡适的这一思想ꎬ后来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ꎮ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ꎬ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ꎬ在当时确实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ꎮ目前学术界所出现的 民国热 ꎬ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国时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对后世的巨大影响ꎮ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虽有共同性ꎬ但亦各有特点ꎮ因此ꎬ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人文科学的研究之中ꎬ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人文科学的发展ꎬ但若不考虑人文学科本身的特殊性ꎬ则极易导致东施效颦的窘迫处境ꎮ以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为参照来看ꎬ人文学科在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初期ꎬ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矛盾并不突出ꎬ故而进步和成绩是主要的ꎻ但当人文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ꎬ随着相关学术问题研究的深入ꎬ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各种矛盾便逐渐凸显出来ꎮ在这种情况下ꎬ人文学科的研究ꎬ若再过分强调 科学 ꎬ往往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ꎮ先举一个较为显著的例子ꎬ国际上知名的ＳＳＣＩ(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与Ａ＆ＨＣＩ(Ａｒ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ꎬ以及国内的北大核心㊁ＣＳＳＣＩ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ꎬ基本都是参照自然科学领域内的ＳＣ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㊁ＥＩ(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ｘ)等评价体系建立起来的ꎮ这种量化评价体系表面上看十分 科学 ꎬ但近年来却引发各种弊端ꎬ因而遭到许多人文学者的批判ꎮ[１５]再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ꎬ王兆鹏等学者曾使用计量分析法来制定文学排行榜ꎬ并称 指标设置越多ꎬ越趋向于科学㊁合理 ꎮ[１６]尽管傅璇琮等部分学者认为 其研究结论是科学可信的 ꎬ[１７]但更多的人却是像陈尚君等学者一样深表质疑ꎮ[１８]无论是整个人文社科的评价体系ꎬ还是局部的古代文学研究ꎬ过度地强调 科学 ꎬ本身就是一种 迷信 ꎮ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ꎬ在«规划»的指导下ꎬ 向科学进军 成为当时各行各业的口号ꎬ连人文学科的研究也都强调自身的科学性ꎮ１９８８年ꎬ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口号ꎮ在这种时代大思潮之下ꎬ自然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ꎮ自然科学的这种荣光ꎬ也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所向往ꎬ于是加快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便成为当时人文学界的一大特色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西方各种新理论也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ꎮ需要指出的是ꎬ那时西方的科学革命早已成功完成了 逆袭 ꎬ凌驾于人文科学之上ꎻ西方的人文科学在引进自然科学的９３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研究方法方面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吸收㊁消化阶段ꎮ换言之ꎬ西方人文科学中所使用的自然科学的方法ꎬ经历了从全盘引进到区别引进的阶段ꎬ自有其融合㊁改造㊁吸收㊁消化的过程ꎮ当中国人文科学学者在引进这些方法时ꎬ因其本身并未经历类似西方人文科学那样的消化阶段ꎬ往往出现 水土不服 的情况ꎮ可以说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文学科研究ꎬ在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时既受到了国内 向科学进军 运动的影响ꎬ又受到了国外理论的冲击ꎮ在此情况下ꎬ人文学者既因恰逢其时而兴奋不已ꎬ又因应接不暇而倍感压力ꎮ随着科学主义的不断蔓延ꎬ中国人文科学大有式微之势ꎬ这可以从各时期大学生报考专业的情况中得到反映ꎮ自清末废除科举ꎬ实施学堂教育以来ꎬ虽然化学㊁物理等自然学科相继建立ꎬ但当时一般读书人大都瞧不上这些专业ꎮ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ꎬ大学招生最火热的专业仍旧是文史哲等人文科学方面的专业ꎬ像北大㊁清华㊁人大㊁南大等高校ꎬ只有分数排名靠前的学生才能被这些学校的文史哲专业所录取ꎮ但在改革开放后不久ꎬ文史哲专业的热度 很快降了下去ꎬ继之而起的是物理㊁化学等自然学科ꎮ所谓 学好数理化ꎬ走遍天下都不怕 ꎬ便是这种趋势的最显著反映ꎮ当人文学者雄心壮志地主张重写各自学科内的学术史时ꎬ自然科学的大军正开疆拓土ꎬ所向披靡ꎬ大有一统知识界之趋势ꎮ自然科学的强大气场ꎬ令许多人文学科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或者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ꎮ以文学为例ꎬ文艺学可谓模仿自然科学之排头兵ꎮ在很多文艺学的教材或专著中ꎬ常常可以发现许多借鉴自然科学而产生的新术语ꎮ比如近年来兴起的 生态美学 环境文学 等ꎬ就与生态学㊁环境学密切相关ꎮ这种借鉴是否成功ꎬ笔者不敢妄下雌黄ꎬ但从中所反映出来的自然科学的强势ꎬ却是显而易见的ꎮ再如语言学ꎬ被称为中国语言文学内最接近科学之学科ꎮ其是否接近科学姑且不论ꎬ单就以 科学 为标准来评价语言学这一现象ꎬ已足以反映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渗透之严重ꎮ以 科学 之标准评价人文科学ꎬ正如以欧洲中心论来评价中国一样ꎬ未判是非之前ꎬ已先有高低贵贱的 我执 ꎮ除了在学术研究领域内的 沦陷 ꎬ人文科学在大众文化普及上的不足也同样堪忧ꎮ早在２０世纪末期ꎬ美国资深出版家约翰 布洛克曼(ＪｏｈｎＢｒｏｃｋｍａｎ)就曾提出所谓的 第三种文化 ꎬ即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ꎮ西方科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ꎬ竟然能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外自成一系统ꎬ足见自然科学强势之一斑ꎮ就中国而言ꎬ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市场ꎬ同样也彰显着自然科学的强劲势头ꎮ诸如«十万个为什么»«少儿百科全书»等儿童科普图书自不必说ꎬ即使是面向成人的文化普及ꎬ自然科学也比人文科学更为突出ꎮ无论是在各种纸媒还是电媒上ꎬ传播自然科学的节目或相关报导往往要多于人文科学ꎮ类似于«走进科学»«探索与发现»«科技之光»等科普节目ꎬ极为流行ꎮ相比之下ꎬ人文科学方面的大众普及节目却屈指可数ꎬ且质量不甚理想ꎮ即使像«百家讲坛»之类的国家级电视台制作的节目ꎬ也多不尽人意ꎻ更不用说冠以 探秘 秘闻 之噱头的其他节目了ꎮ概言之ꎬ从人文科学内部来看ꎬ各学科都面临着范式转移的契机ꎬ各学科内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也大都抱有重写学术史㊁开拓新范式的雄心壮志ꎬ这对于人文科学的发展ꎬ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ꎮ但另一方面ꎬ从整个知识领域来看ꎬ２１世纪不仅是人文科学的范式转移时期ꎬ也是自然科学的范式转移时期ꎮ而且ꎬ西方的科学革命早在２０世纪已经完成了其范式转移的第一期工作ꎮ中国的科学革命ꎬ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ꎬ而人文科学的发展ꎬ就目前情况来看ꎬ大有步西方人文科学后尘 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的倾向ꎮ其中有两点令人担忧: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０４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３期之间本有不同ꎬ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ꎬ极易出现问题ꎻ二是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路径与西方人文科学也有不同ꎬ盲目引进西方人文科学的方法同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ꎮ三、态度与方法㊀㊀余英时曾在其«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一文中以２０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研究为例ꎬ指出西方人文研究的两个特点ꎬ即:第一ꎬ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㊁社会㊁政治㊁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ꎬ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ꎬ特别是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ꎮ 第二ꎬ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ꎬ进行各种各样的效仿ꎮ[１９](Ｐ２８)余氏所说虽为西方人文研究的特点ꎬ但若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文研究状况ꎬ这两个特点又何尝不是中国人文研究所具有的呢?余氏有感于西方人文研究所面临的状况ꎬ试图以此为镜鉴ꎬ来反观中国人文科学的研究ꎮ他虽指出西方人文研究中所面临的上述问题ꎬ却不否认近百年来西方人文研究所取得的成绩ꎬ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文研究的独立地位被加强而不是削弱ꎬ二是人文研究与科学领域有了密切的沟通ꎬ三是人文㊁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冲突十分激烈ꎮ[１９](Ｐ２８－３０)也就是说ꎬ在自然科学表现出锐不可挡的发展势头之时ꎬ西方人文科学研究非但没有退步ꎬ反而在压力之下获得了新的发展ꎮ以此为参照ꎬ余氏梳理和考察了民国至今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ꎬ最后信心十足地指出中国人文研究正处于 摆脱西方中心取向㊁重新出发的时候 ꎮ他说道: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取得比较客观的认识ꎬ首先必须视之为主体ꎬ然后再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ꎬ进行深入的研究ꎮ但这决不是说ꎬ每一文明或文化都只能 自说自话 ꎬ不必与其他文明或文化互相比较参证ꎮ恰恰相反ꎬ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开放ꎮ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ꎬ对于同一或相类的事象在其他文明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ꎬ自己的研究也愈能深入ꎮ[１９](Ｐ５０)余氏所说ꎬ甚有道理ꎬ尤其是其所强调的以自己为主体的观点ꎬ对于今日引进自然科学或其他西方人文科学方法的中国人文研究而言ꎬ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ꎮ但余氏此文多就宏观上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ꎬ对于更为具体的方法则未进行深入详细的阐述ꎮ余氏提出的中国人文研究 再出发 的观点及其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令人赞同ꎬ且多有启发ꎬ故在余氏文章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拙见ꎬ权作续貂ꎮ第一ꎬ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的研究而言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ꎬ视自己为主体ꎬ先要认清自己的主体是什么ꎮ自清末尤其是 五四 以来ꎬ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被逐渐打破甚至摧毁ꎬ而至今为止ꎬ新的思想体系似乎仍未完全建立起来ꎬ或仍未扎根下来ꎮ中国的思想领域ꎬ犹如一片山地ꎬ老木已伐ꎬ而新苗尚幼ꎮ在这种情况下ꎬ杂草丛生ꎬ毒蛇横行ꎬ亦是正常之事ꎻ若遇暴雨ꎬ出现山体滑坡㊁泥石流之类也不足为奇ꎮ有鉴于此ꎬ 植树造林 就显得尤为急迫ꎮ从农林学的角度而言ꎬ老树有根基ꎬ然枝叶已多腐朽ꎻ新苗有活力ꎬ而根基不稳ꎮ故而若能嫁接新品种于老树之上ꎬ似乎能实现强强结合的可能ꎮ表面看ꎬ这种方法似乎与洋务派之 中学为体ꎬ西学为用 之类的方法并无二致ꎮ其实ꎬ二者同中有异ꎬ以中为体ꎬ关键是这 中 为何物ꎮ有些学者主张以传统文化(即国学)为 中 ꎬ甚至强调以经１４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
国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要深入研究国学，就需要掌握一些合适的研究方法。
本文将介绍国学的研究方法，并分析其优势和适用情况。
一、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国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古籍典籍，深入研究其中的内容、思想，以此了解和研究国学的起源、发展及其内涵。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古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于社会、伦理、人生等方面的看法。
同时，通过文献研究法，我们可以对国学的历史地位、影响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二、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法在国学研究中也有其独特的应用。
通过实地调研，深入接触和了解国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可以获得更为直观、具体的信息。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走访学者、观摩国学研讨会、参加国学课堂等方式，亲身感受国学研究的氛围，了解学者们的研究动态和观点，从而更好地领略到国学的魅力和精髓。
三、对比研究法对比研究法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国学的问题，更好地把握其内涵和特点。
我们可以将国学与其他相关的学科进行对比，比如将国学与哲学、历史、文学等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
通过此种方法，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国学的独特之处以及它对于其他学科的借鉴与启示。
四、综合研究法综合研究法是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一种综合的研究模式。
在国学研究中，我们可以采取综合研究法来深入分析国学的各个方面。
我们可以结合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对比研究法，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国学的起源、特点、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更为全面、准确的观点和结论。
五、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指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国学进行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国学的特点，发现其共性和差异，并从中探寻其背后的规律性和普遍性。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理清国学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
卷首语关于“国学”的概念，据刘梦溪先生所述，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胡适之的“国故”说，二是钱宾四与马一浮的“固有学术”说，三是马一浮的“六艺之学”说。
在此三说之中，只有胡适之的“国故”说强调“研究”二字，明确提出国学是“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
以此推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或“固有学术”，乃是国学之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的大学问家以及他们的学问本身都是构成过去的“历史文化”或“固有学术”或“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流转变迁”的元素。
他们的学问——无论是汉学、宋学、理学、心学、朴学——都不叫国学，他们——包括以上诸“学”的代表人物——本身也都不叫国学大师。
“固有学术”说和“六艺之学”说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容易使人将“固有学术”或“六艺”之本身当做国学。
所谓“研究”，就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和品格。
强调“传统的中国学问”或“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国学之研究对象，其本身并非“国学”相当重要。
如果缺乏这一条，只要是“传统”的，无论是什么文化什么学问，无论是应当汲取的精华还是应该抛弃的糟粕，都会重新被当做“国学”予以倡导。
前些年有人撰文说，包括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与鲁迅在内的“新文化派”是八十年前的胜利者，八十年后的失败者；“专一和新文化派作对”的“学衡派”则是八十年前的失败者，八十年后的胜利者，如此翻烧饼似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概就是因为省略了“研究”二字，将国学与传统文化，传统学问，以至于与文言文与旧式标点画了等号。
“孔孟之道”或“儒家经典”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的中国学问”中之重要一脉，同样不能省略“研究”这个前提。
注重“研究”二字，以下两点必须特别关注：既然是研究，就应当是有关学者的工作，而不是政府的行为，更不是全民的运动。
然而，如今在继承传统文化旗帜之下，祭孔业已成为某些地方的政府行为，“全民皆儒”（或使崇儒成为一种全民的运动）的试点也正在逐步扩大。
这是一种形式主义，不是扎扎实实研究“传统的中国学问”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应有的景象。
试论“国学”的核心“国学”一词用于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源于西学东渐的近代，但颇有质疑者，包括“国学大师”。
马一浮认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
一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
’钱穆亦言:“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两位毕生研究“国学’，的大师，都以为“国学”一名不甚妥当，主要有两方而原因:第一，倘若国学就是本国学术，那么，早已受外来文化与学术影响的中国学术，还能以纯粹的“国学”来命名吗?第二，所谓“本国的学术”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假如把我国的哲学、政治、法律、科技、教育、宗教、历史、经济、语言文宇、文学、艺术、考古、戏曲甚至连节庆、饮食等民俗都包含在内，那么，这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或学术?由于定义过于宽泛，无论是用于教学普及还是研究探讨，都缺乏可操作性与实际意义，马一浮谓之“皓首不能究其义，毕世不能竞其业’。
尽管如此，两位大师仍然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而沿用“国学”之名。
如今，“国学”已成热门话题，不仅学者们以此著书立说，各大高校也相继开出“国学”课程，办起了“国学院”，“国学”已然成为一门学科或专门学术的定名。
因此，忽略大师们对“国学”命名的质疑，研究他们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这一概念，或许对界定“国学”的内含与外延更有实质性的意义。
迄今为比的纷争主要在狭义“国学”。
比如，把“国学”视作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不能无所不包，那它应该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倘若把“国学”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门独立课程，那它应该给予学生哪些“通识”呢? 提倡并研究“国学”的先驱之一章太炎曾说:‘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
’事实上，“章氏把诸子、文史、制度、内典、理学、历史等列入‘国学’，实际上是把过去‘经、史、子、集’都算‘国学’。
’马一浮对此不以为然:“四部之名本是一种口录，犹今图书馆之图书分类法耳。
论国学与国学研究摘要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什么是国学与国学研究的内容；第二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历史，即三个阶段与研究成就；第三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四个特点，即重学理、重实证、重贯通、重工具；第四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意义。
是一篇全面系统论述国学研究的内容范围、简要历史、观点方法及深远意义的学术论文。
关键词国学研究研究内容研究简史观点方法深远意义作者简介雒江生，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西北师大中文系兼职教授。
(天水741001)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继清代汉学而有国学。
何谓国学?国即本国之义，中国人言国学，是特指中国固有文化学术，所以国学也称国故。
国学原是对西学(即西方文化学术)而言。
20世纪初年，国内一些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
到“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了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清华大学办了国学研究院，编印《国学论丛》；章太炎在上海等地讲演国学，出版《国学概论》，国学研究之风大兴，于是国学成为约定俗成的中国文化学术通称。
国学是中国人通称本国文化学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学术，一般称为汉学，也称为中国学。
所以称为汉学，是因为清代有汉学、宋学之分，而以汉学为主流，乾嘉时期以后，汉学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的通称，故后来外国学者仍沿用汉学这一名称。
国学既然特指中国文化学术，那么国学研究的内容，就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
早在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按“内典”即佛典)以上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各个学科。
现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出版的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征稿内容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代文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代史、近代史、史学史、敦煌学、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军事思想史、科技史、美术史、伦理学史、文化史、考古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
(《国学研究》第一卷“稿约”)从这一征稿范围可概见现代学科分类的国学研究内容。
而中华孔子学会主编的《国学通览》一书，把国学研究的内容分为《易》学、《春秋》学、《尔雅》学、敦煌学、唐诗学、版本学、国画学、天文学等77个门类，可视为国学研究内容更加详细的学术分类。
任继愈教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经、史、子、集才是国学，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见《国学研究》第三卷650页)这样来看国学研究的内容，就更加全面了，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审视国学研究内容与方向的学术眼光。
国学研究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清末至辛亥革命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国学始兴，主要是提倡经史之学，宣传保存国粹，确定中华文化学术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国学再兴，是发展时期。
新中国建立至今为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在80年代前为徘徊时期，80年代以来又呈复兴之势。
这三个阶段，研究成绩以第二、第三阶段比较突出，所以主要论述后两个阶段。
1911年至1949年为民国时期。
这一时期国学研究异彩纷呈，除普遍开展研究，研究中心有四，一是章黄学派，二是北京大学，三是清华大学，四是前国立中央研究院。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与其弟子黄侃(字季刚)皆为国学大师，号称章黄学派。
章太炎师从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字荫甫，号曲园)，继承和发扬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在1919年前已写成专著13部，汇刻为《章氏丛书》，其中代表著作是《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等。
《国故论衡》三卷，上卷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即哲学思想，是一部国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章氏在辛亥革命后至1936年逝世，主要从事国学教学与研究，先后在无锡与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是专门从事国学教育的学校。
其著作继《章氏丛书》又有《章氏丛书续编》与《三编》出版。
1922年章氏弟子曹聚仁记录整理章太炎国学讲演记录而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至今在海内外已印39版，是一部内容系统、深入浅出的国学入门书。
章氏晚年的讲学记录《国学讲演录》一书更为系统深入，近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此书被列为第一种。
章太炎的学生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黄侃、吴承仕、鲁迅、钱玄同等。
黄侃长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他研究音韵学的成就还在其师章太炎之上。
章氏的代表著作《文始》一书，是在黄侃的建议下写成的。
黄侃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研究的殿军，他研究音韵学的代表著作是《音略》一书，考定古声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其研究结论至今为学术界所承认。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音韵学部分主要是根据黄侃的研究结论写成的。
黄侃的另一部研究著作《文心雕龙札记》，精义叠出，是国学名著，被列入“二十世纪国学丛书”重印。
章太炎的第二位大弟子吴承仕(字检斋)长于经学，曾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和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
他同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的黄侃有“北吴南黄”、南北两经学大师之称。
吴的著作甚多，代表学术专著是《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经籍旧音辨证》等。
1983年为纪念吴承仕诞辰100周年，北京师大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同时出版他的著作集《吴检斋遗书》。
一位学者的著作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在出版史上是破例，足见学术界对他的崇敬之情。
章氏弟子中的鲁迅(周树人)，早年在日本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也是国学大师。
他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代学术经典；校勘的《嵇康集》校本，是古籍校勘的典范；而辑校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是古文献整理的名著。
所以不能因为鲁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名声很大，而掩盖了他的国学研究。
钱玄同是著名的文字音韵学家，著作除论文有“学术四种”，即《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
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讲音韵学的讲义《文字学音篇》一书，曾被很多学者采用为大学音韵学课的教本。
章门在甘肃的弟子，有甘谷县的李恭(字行之)。
李恭先就学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从系主任吴承仕习文字训诂声韵之学。
1935年又至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从太炎先生学，次年太炎先生病逝，始回甘任教。
著述甚多，代表著作是《陇右方言发微》。
而武威李鼎超(字酝班)也私淑章氏，一依章氏《新方言》体例著《陇右方言》。
二李考陇右方言两书已于近年整理出版，皆有益考证方言本字。
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以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为契机。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既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也请刘师培任经学教授，又把27岁刚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的胡适请来任哲学教授。
陈独秀于文史、“小学”均有造诣，尤其“小学”一门终身从事。
1913年写成《字义类例》一书，把“假借”分为造字的假借与用字的假借，认为前者是“六书”的专名，后者则为通用。
到北大后继续此研究，计划在前书基础上再写专著。
后来经过长期研究撰著的同源词研究专著《小学识字教本》(台湾印本改名《文字通诠》)，是他的一部代表著作，有“已到炉火纯青之境”的佳评。
近年成都的巴蜀书社也整理出版了此书。
刘师培家学渊源，四世传经。
曾祖父刘文淇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毕生研究《左传》，撰写《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左传》注本最详博的一部，但未完成而卒。
其子、孙两代续写，也未完成。
刘师培在学术上与章太炎齐名，章字枚叔，刘字申叔，所以被称为“二叔”。
他比黄侃仅大两岁，当时黄也在北大任教授，因为感到经学不如刘师培，就拜刘为师，以师礼事之。
刘只活36岁，著书74种，汇编为《刘申叔遗书》。
代表著作是论文集《左NFDA3集》及《外集》等，都是研究国学应该参考之书。
到“五四”运动前后，北大的国学研究更加蓬勃开展。
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由章氏弟子、著名训诂学家沈兼士任主任。
并出版《国学季刊》，由编辑部主任胡适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推动国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胡适在“五四”前后算得上是一个开学术风气的人物。
当他27岁任北大教授，两年后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已确立了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不久又出版《白话文学史》(上卷)，也是一部开风气的著作。
这两部书都是学术经典。
胡适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论文集有自编的《胡适文存》四集。
现在中华书局正在陆续出版的《胡适学术文集》，分十卷出版，即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中国佛学史、中国文学史、新文学运动、语言文字研究、文化与教育、史学与史论、历史传纪、《水经注》研究，已出版六卷。
北大由于在“五四”运动前后国学研究就已奠定了深厚基础，所以一直是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有国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国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阵地是清华大学。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被称为“四大导师”。
又聘李济(字济之)任讲师。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从1922年设立国学门起，多次请王国维任导师，皆未应聘。
至此才同时应聘为北大国学函授导师。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经史、小学成就最高。
著作有62种，出版44种，尚有18种未出版。
代表著作是论文集《观堂集林》。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历史人物》两书中评论说：“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他在史学上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鲁迅在1922年写的题为《不懂的音译》一文中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10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第二位导师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博学的学者之一。
他的著作集《饮冰室合集》，收有论文集45种，专著104种。
要学习和研究国学，梁启超的著作起码以下几本书是应该读的，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前两种是论清代学术的，第三种是关于历史学的，第四种是关于文学的，最后一种是古书辨伪的专著。
第三位导师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享有国际盛誉的国学大师。
他读书很多很熟，《二十四史》中的某条史料在第几卷第几页都能说上来。
他懂八种外语，文、史、哲兼通，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精博的学者之一。
连“敦煌学”这一学术名称，最先也是由他提出来的。
1949年以前，在清华大学同时兼任历史系与中文系两系的教授。
1949年以后到广州中山大学，也是任历史、中文两系的教授。
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意思是他的水平是给教授当教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