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民国故宫文物南迁

故宫文物南迁：鲁迅胡适等曾经明确反对原标题：文物南迁争议：蔡元培力挺鲁迅冷嘲热讽台北故宫收藏的汉朝玉角形杯台北故宫收藏的战国玉螭纹觿如今去台北地区旅游的大陆游客，台北故宫博物院基本上是必去之处，因为那里收藏了当年国民党从大陆运走的珍贵文物。

其种类繁多、年代久远，令人叹为观止。

在日军一步步加快其侵华步伐之时，有识之士就开始担忧六朝古都北平的文物安全。

自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故宫所蕴含着的文化、历史、艺术等多重价值日益焕发，为民国学者们施展才华、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无比的平台。

但随着“九一八”事变，时局动荡，这一短暂的黄金时代终为旷日持久的国难所中断。

随之而来的，故宫文物的命运牵动国人的心魂，在文物的迁移历程中，当时的学者们意见不一，互有争论。

蔡元培、寅恪、马衡等人的贡献与意见，可圈可点，值得国人铭记。

而在将故宫文物南迁之前，还挑选一部分远赴英国伦敦举办展览，并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联。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又将故宫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显，甚至还赋予其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1.3万余箱）从北平运抵。

1936年底，朝天宫库房建成后，文物被运抵。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被运抵，直至抗战胜利后被运回。

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和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

在15年的时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这批南迁文物中，最终有2972箱被运至，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留在的文物，在1951年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1万余箱，剩余2221箱留于，划归博物院所有。

民国故宫文物离乱记作者：吴越来源：《齐鲁周刊》2015年第48期济南锦屏山：故宫文物谍战戏早在1933年，故宫文物就“来过”一次济南。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伺机进攻华北，为不使北平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遭劫，国民政府密令将故宫文物南迁。

1933年5月，迁运文物的列车在途经济南时遭日军飞机轰炸，一节脱钩车厢的文物被秘密运至章丘县锦屏山藏置，土匪、日本特务、国际文物大盗闻讯而至，一时间锦屏山谍云密布，魅影重重，故宫文物危机四伏。

经过一连串斗智斗勇、扣人心弦的惊险谍战，锦屏山各方爱国志士战胜不同敌人的阴谋，使珍贵文物安然无损，锦屏山也因为安全藏置国宝文物而更加美丽苍秀。

——以上是电影《谍战锦屏山》的故事梗概，那些誓死守护国宝文物的爱国志士，他们征战在别样的战场，令人难以忘怀。

11月28日，电影《谍战锦屏山》在济南章丘举行首映式。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导演、摄影、美术等主创人员皆系济南籍影人，十几位济南本地演员出演，大部分场景取材于章丘锦屏山，可以说是一部汇集和凸显众多济南元素的“济南电影”。

电影《谍战锦屏山》由山东道可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独立出品，山东道可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丘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中共章丘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

首映式之后，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众多院线公映。

——抗战、故宫文物，两大元素的呈现，成为我们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的一面镜子。

由此我们进入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文物南迁，凸显出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誓死捍卫。

易培基：首任院长蒙冤记故宫文物南迁，还引出了一桩冤案。

1929年2月，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的易培基正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易培基发动党政军要员捐款维修故宫，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曾为故宫捐款。

1933年2月5日夜晚，故宫文物南迁开始了。

易培基身披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

为了让国宝安全迁移至南京，张学良与易培基在碧云寺旁边的一所小别墅里，谈了一整天。

当晚，故宫至天安门、前门的长街上，都实行了戒严。

【编者按】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大地烽烟四起，战事一触即发。

为避免故宫文物在战火中受损，曾有一群以保护文物为己任的故宫人，护送文物一路迁徙。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文化抗争历史。

故宫文物自北平、上海、南京而辗转于西南诸省，历时十余载，行程数万里；从守护森严的皇家宫殿移往华洋杂居的租借洋房，从钢筋铁骨的保存库移入军民共守的山间洞穴和乡野祠堂。

其间，故宫文物并未就此尘封，而是择选精华，远赴英国伦敦、苏联莫斯科及列宁格勒展览，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引起各国民众对中国抗战之同情。

走过烽火年代，故宫文物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

故宫文物南迁谱写了一曲文化抗战的壮歌，镌刻着几代故宫人悲怆而富有温情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承载着深刻而意味隽永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记忆。

今天，那段历经战火硝烟、颠沛流离的岁月已被尘封进历史，“美术副刊”版将以连载的形式为读者揭开那段尘封的往事，呈现那段承载着国家文化命运的动荡岁月。

烽烟继起国宝危难1931年9月，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三省。

战事一触即发，北平市内的文物该何去何从？北平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机关及其古物的保管问题，故宫博物院亦就古物安全筹谋对策。

1931年12月3日，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请行政院，拟设临时警卫处，统一管理和调度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的警卫力量，以保护古物安全。

12月15日，行政院令准北平故宫博物院设立临时警卫处，处长由总务处长俞同奎兼任，副处长由古物陈列所主任钱桐兼任。

及至1932年8月，日军进犯热河，榆关告警，平津形势日益危险。

故宫博物院呈文行政院，拟议将故宫古物精品迁移至北平东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保存，并提议在南京设立故宫分院以保存古物。

古物陈列所主任钱桐亦急电内政部，呈递《古物陈列所拟具国难期内应付非常事变计划》，拟议择选部分古物精品，送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地窖保存，并计划在院内空地挖掘地窖，以备存藏金属、陶瓷等古物珍品。

故宫文物南迁资料简介故宫文物南迁的起因与结果一共南迁多少文物[第3页]1943年12月25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南路存贵州安顺的文物运抵重庆。

利用雾季敌机一般不来轰炸的机会，举办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

展品有晋王羲之的《平安三帖》，唐孙过庭的《书谱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墨迹，欧阳修手札，南宋高宗赵构的《赐岳飞手敕》，五代徐熙的《雪竹图》，董源的《龙宿郊民图》，宋徽宗的《溪山深秀图》，明沈周的《庐山高图》，唐伯虎的《关山行旅图》以及文徵明、清初“四王”的作品等，都是中国古代书画中的珍品，一时观众如堵。

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中小学生，市民百姓争往参观。

住在江北盘溪石家祠的徐悲鸿也带领弟子前往欣赏、临摹。

回去后，徐悲鸿还专门写了一篇《故宫书画展巡礼》的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8日重庆版的《新民报·晚刊》上。

他兴奋地写道：“此番吾人之眼睛够饱了。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对中国古代艺术品颇感兴趣，也专程去参观，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讲解。

整个展览到1944年1月上旬结束。

随后，展品又全部返回安顺华岩洞。

在回安顺前，经贵阳时，顺路在贵阳“贵州艺术馆”展出了一次。

故宫文物南迁资料简介故宫文物南迁的起因与结果一共南迁多少文物1944年春，侵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之战，很快占领了平汉线和湘桂线，并于11月中旬占领广西柳州后，北上进入贵州省，攻陷独山，重庆国民政府大为震动。

因贵阳是安顺到重庆的必经之路，于是，国民政府派出士兵和15辆军用卡车到安顺接运文物。

12月5日即独山陷落的当天，车队装着83箱文物向重庆进发。

18日，将文物转移至离重庆40公里外的巴县石油沟，并设立故宫博物院巴县办事处，原安顺办事处撤消。

这样，南路藏安顺的文物也就迁到了重庆。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迁的故宫珍物也即将返回北平。

当时决定第一步工作是把巴县、峨眉、乐山三处文物都集中到重庆，然后再运抵南京，再从南京装火车返北平。

故宫珍宝迁移记姻王东梅“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榆关的失守，华北门户洞开，古都北平已成为日军垂手可得的囊中之物。

为了使我国数千年文明赖以维系的表征———珍藏于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处数以百万计的国宝免遭兵夺火燹之劫难，南京国民党政府从1933年春开始有计划地将这批文物南迁。

从那时起，它们几乎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不断迁徙，直至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一部分精品被运到台湾为止。

这期间，从1933年3月到l936年12月，这批古物曾辗转迁沪，在上海度过了近4年的光阴。

珍宝议迁古物南迁之议，发端于1932年秋。

当时，故宫博物院同人鉴于北平岌岌可危之局面，提出此议，并得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核准。

对于珍宝南运，故宫博物院的同人中曾存在过意见分歧。

这批古物多系明清两代帝王珍赏之物，藏之深宫，已有年数。

自1925年10月起向外开放后，才得以一睹天日，深得社会公众及外国人士的拥趸。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将该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管包括清太庙、景山、皇史窚等处的文物、图书、档案的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

现在一下子要将这批难以数计的文物来个大迁徙，管理上的不便尚且不提，一旦路上有个差池，这个责任谁敢担当。

何况古训道:神器不可乱。

这批古物，多少具有象征意味，若是动辄迁徙，岂不落个不肖罪名。

所以不少人都存观望或反对心理，只有院长易培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决主张南迁，以确保国宝免遭日寇之劫掠。

对此北平市民的心情是复杂的，这批被引以为豪的国宝既是北平的精华所在，也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却要迁移南方，其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

何况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早已成了座不设防城市，风声鹤唳，四面楚歌，此时若再度运走大批文物，影响人心太大了。

在他们看来，政府方面可以放弃国土、遗弃人民，而惟独对这批文物感兴趣，这种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尽管文物南迁已是成命难收，北平市民在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于是大声疾呼，反对南迁，甚而有卧轨以示抗议者，颇有“与汝皆亡”之概。

【故宫文物迁台的传奇内幕】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次迁移：从北平到上海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险恶，迁移文物势在必行。

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并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

决定一出，周肇祥等人便放出话来，说只要文物列车启运，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炸弹，炸毁列车，同时还阻挠司机和搬运工人前往故宫运送文物。

无奈之下，易培基只得给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长李宗桐打电报陈述原委，李向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宋又电告北平市长周大文，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密捕，直到文物驶出北平10天之后才把他放出来。

1933年2月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吴瀛接到文物准备起运的通知，前往故宫待命。

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拖进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文物在天黑以后正式启运。

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除了板车急驰的辘辘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从此关山万里，海天相隔，他们以及*****箱文物至今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地。

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开往浦口。

18节车厢上装着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浮贴着封条的两千余口木箱。

木箱里除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珍本外，还包括无价之宝――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

列车开启，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

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驰聚，警戒护卫。

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

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这是国宝在长达十六年的迁徙中待遇最好的一次。

此后条件日劣，再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可用以保护迁移的文物。

虽如此，所有文物仍无一损毁或丢失。

为防日军轰炸，列车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一路上只在添水加煤时才停车。

车一停，押运人员赶快下车，把每列车厢上的封条检查一遍。

列车最终到达浦口后发现，由于此行仓促，浦口根本没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点，所有文物必须留在火车上，而火车上的条件不可能长期保存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

民国战乱年间故宫文物千难万险的南迁、西迁记导语：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部下带兵进入故宫，将溥仪驱逐出宫。

随后，国民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任命易培基为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部下带兵进入故宫，将溥仪驱逐出宫。

随后，国民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任命易培基为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逼近华北，平津形势危急，故宫博物院内部开始有了将文物南迁之议。

院长易培基和秘书长李宗侗翁婿二人是南迁坚决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土地失去可以再夺回来，国家亡了可以再恢复，但这些古物一旦损坏却是永远不可挽回的。

而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包括北平军事长官宋哲元、故宫博物馆兼任秘书吴瀛等。

主要理由一是“守土有责”，不能放弃文物；二是认为若故宫文物南迁，北平这座文化历史名城将名存实亡，且价值连城的文物安全很难保证。

北平政务委员会甚至出现过要将文物拍卖，以“充国家抗敌御敌之资”的声音。

最终易培基争取到张学良的支持，经多次斡旋，1932年11月在国民党第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了关于文物南迁的北平故宫重要文物议案。

易培基与张学良在香山碧云寺晤谈了一整天，商讨南迁的具体方案。

在易培基具体指挥之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清点、装箱工作，从几十万件故宫馆藏中精选了20多万件珍贵文物装箱，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包括历代名人真迹、字画和器具以及图书文献等。

1933年2月5日夜间，张学良安排了严密保安，故宫至天安门、前门的长街上都实行了戒严，文物用小推车推至前门车站，第一批2118箱，共21节车厢，准备运往上海。

“易培基身披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

”然而，反对南迁的声音从未停止。

在即将出发的紧要关头，又生曲折。

当夜，北平学生被有心人士煽动，聚集于前门车站，采取卧轨的方法欲阻止文物南迁。

情急时分，张学良亲自出面劝说学生，才得以令列车放行。

一度踌躇不定的吴瀛，在易培基多次苦劝下允诺出任总押运官，率第一批南迁古物出发。

∙故宫国宝南迁记∙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经历了民国乱世，至1928年10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随即组建理事会，任命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张继为正副院长。

至此，故宫博物院有了法律上、组织上的保障，迎来了专家所说的“鼎盛时期”。

坚持南迁鼎盛时期好景不长，不过三年，故宫博物院厄运降临，是日本侵略者的作孽。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后，不时在长城外制造事端，大有随时入侵平津之势。

北平一旦沦陷，故宫博物院不是遭战火破坏，便是被劫掠。

出于保全国宝的考虑，理事会向政府递交报告，拟将国宝南迁上海，并通过了六万元费用预算。

行政院批复核准，理事会于是开始了南迁的准备。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多不胜数，全部迁移且是三千里迢迢、长途跋涉，谈何容易？理事会议决，南迁以精品为主，分布在陈列室的展品，以及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库房中的文物，均是从各个宫殿遴选出来的，都在迁移之列。

确定了这一原则后，进入登记、装箱。

这是从1932年秋开始的。

为不使运输过程中振动碰撞而损坏，工作人员拜古董商为师学习包装技巧。

每装好一箱，即贴上封条，写上编号。

时历半年，装箱完毕，共计19557箱。

故宫国宝南迁的消息透出，引发一片反对声。

有市民如是说:故宫文物南迁，说明日军进攻时政府将放弃北平，此乃重文物而轻人民，断难接受。

还有人说:北平所以以古都著称，是因为有故宫文物，没有了故宫文物，古都北平也就名存实亡，国宝不可南迁。

著名学者胡适也在反对之列，他条陈的理由是:日军狼子野心，非但随时入侵平津地区，而是整个中国无一处安宁，文物即使南迁了，又怎能料定将来？古物数量巨大，迁移途中如遇打劫，何人负责之？又如何使原物复得？北平在国际社会严重监视之下，日人未必敢公开劫掠破坏。

原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是反对南迁最激进又最有能量的一个，散发传单，集会演讲，声言不惜以非常之手段，阻止故宫国宝迁离北平；又联合“工联”煽动工人，不使汽车、排子车等装运国宝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