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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以及机遇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以及机遇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当前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原因和潜在的机遇。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源，并剖析其中蕴含的机遇，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1.全球经济联动效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的波动，都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特别是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政策调整与经济波动，通过贸易链、金融链等渠道传导至我国，对出口和外资流入构成压力。
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为例，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减少，影响了相关产业的生产和就业。
此外，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也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增加，使得我国金融市场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2015年中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出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导致股市大幅下跌。
2.内需与投资双重考验内需不足与消费、投资增长乏力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房地产市场调整、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等因素，共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仅影响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就业，还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
随着房价的上涨，居民的购房压力增大，消费能力受到抑制。
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也导致消费市场发生变化，进一步影响了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2.6%，老龄化趋势明显。
老龄化不仅影响了劳动力供给，还对消费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增加与年轻人消费能力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3.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期间难免会遇到经济增长放缓的阵痛。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及对策随着世界证券市场的动荡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
一、原因分析1. 结构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一直依赖于出口和制造业，但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
随着国内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提高，其他国家也开始崛起，并向中国发起挑战。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结构调整的正常结果。
2. 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和关税战对中国出口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同时，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
此外，国内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
3. 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还受到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例如产能过剩、金融风险、环境污染等。
这些问题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阻碍作用。
二、对策建议1. 优化产业结构中国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对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同时，继续推进服务业发展，培育新兴产业，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潜力和动力。
2. 继续扩大内需中国应加大内需扩大的力度，提高消费水平和人民收入。
通过减税降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鼓励人们增加消费。
此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有助于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
3. 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优化经济体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强市场竞争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同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
4. 加强环境保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后，也有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困扰。
因此，中国应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强监管，减少污染物排放。
同时，推进可持续发展，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5.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人才。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与对策随着近年来各类数据的公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速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那么，这样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又应该如何对策应对呢？本篇文章将在这两个问题上展开探讨。
一、原因分析1.内外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都将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现今的国际环境日趋不利，如美国对中国开展的贸易战，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多边主义遭受挑战等。
这些因素都将对中国的出口、工业、投资以及就业等方面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内部结构的矛盾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短板，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企业盈利率下降、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
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瓶颈，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3.宏观政策的调整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也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进行调整和改善。
但是，这种政策调整需要实行一定的周期，使得它的效果可能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二、对策建议1.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它要求我们把矛盾的根源放在供给方面，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供给能力，扩大需求空间等。
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完善产业布局、提升产品质量、推进技术进步等，这些也是我们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须途径。
2.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家战略，通过深入发掘国内和沿线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潜力，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开辟新的合作空间，创新合作模式。
这不仅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还可以促进亚洲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3.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市场和工业基础的国家，我们可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如何实现互利共赢。
例如，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合作，帮助它们推动自身经济的发展，推出一些能够共同受益的项目，共同发展实力，增加合作利润，这是一种明智之举。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挑战与对策∗摘要：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在基准情形下，预计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平均潜在经济增速较2000~2010年将分别下滑2.3和4个百分点。
造成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总需求中的出口和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有所减弱。
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较强“增长依赖症”的情况下，经济增速的显著降低将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同时经济增速放缓也会造成社会精英的大量流失。
应该从两方面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一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传统的增长动力逐渐衰减的过程中及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二是积极推进社会改革以降低社会稳定对高增长的依赖。
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978~2011年平均经济增速高达9.98%。
中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居至2010年的第2位，占世界GDP比重由1980年的1.9%稳步升至2010年的9.4%。
①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
2008~2011年的平均经济增速比2000~2007年降低了0.9个百分点，也比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1）的长期均值低0.38个百分点。
2012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速进一步延续了下滑趋势，同比经济增速为7.6%，创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新低，大幅低于2000年以来的季度经济增速均值达2.3个百分点。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中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至中速增长阶段的新时期（世界银行，2012等）。
[1]那么，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如何？原因是什么？将带来怎样的挑战？应该如何应对？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使中国顺利进入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的新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使用增长核算分析框架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当前特征和未来走势。
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宏观层面上，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可能包括经济周期的影响、行业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减少等。
首先，经济周期的波动对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有很大影响。
在经济低迷期，消费者购买力下降，企业销售额减少，导致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
而在经济复苏期，消费者购买力逐渐恢复，企业销售额增加，营业收入增长率也会相应提高。
其次，行业竞争加剧也是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之一、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之间为争夺市场份额而进行价格战，导致销售额下降，进而降低了营业收入增长率。
此外，市场需求减少也会使得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
比如，其中一种产品的市场需求饱和或者消费者对其中一种产品失去兴趣，企业的销售额就会受到限制，导致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
在微观层面上，企业自身的经营策略、市场定位、产品质量等因素也会对营业收入增长率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企业的市场定位和产品策略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其销售额和营业收入增长率。
如果企业的市场定位不清晰或者产品策略不合理，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么企业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自然会受到限制。
其次，产品质量是影响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产品的质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要求，那么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会受到影响，销售额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也会下降。
此外，企业的市场拓展和销售渠道的优化也会影响营业收入增长率。
如果企业没有及时拓展新的市场或者优化销售渠道，那么企业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很难得到增长。
综上所述，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经济周期的影响、行业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减少等，也包括微观层面上企业自身的经营策略、市场定位、产品质量等因素。
在面对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挑战时，企业需要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因素，制定相应的经营策略和市场计划，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原因及对策探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缓慢，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种趋势进一步扩大，分析其原因，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的一些内在原因。
本文从国内需求、对外出口以及我国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根据不同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原因对策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原因分析（一）现行增长模式接近临界点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出口与消费为主的三驾马车的增长模式，其中又以出口与投资为主体，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限。
消费需求明显不足。
虽然近年来的社会零售总额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但低于我国的GDP增长速度。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三千美元是消费结构发生质变的一个门槛，人们的消费需求从生存性的消费向休闲等更高的层次迈进，消费需求将得到极大的释放，而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从整体来看，这种趋势并不明显，消费需求增长较为迅速的只是一些先富起来的阶层。
即使城市白领与中产阶层，受制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能放心消费、提前消费的人群并不大，更不用说处于社会养老体系边缘的农村人群。
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依次为7.8%和2.5%，2009年则依次为5.3%和5.5%，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下降3.5个百分点，消费水平的下降，进一步拉低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
投资增势趋缓。
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相继出台一系列的投资计划，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长期靠投资的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并不现实，并且这种靠短期内大量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容易产生通货膨胀的不利后果。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投资增长速度已开始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本的投资跟不上，将使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
虽然出台了“新三十六条”政策，但长期以来的国有资本垄断，使民航、金融等领域，民间资本的投资还缺乏相应的匹配政策，民间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我国潜在增长率在2007年出现拐点，此后呈现持续放缓的态势。
在经过30多年高增长后，目前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期待未来经济仍保持过去的高增长是不现实的。
按照以往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偏离的均值计算，“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年度潜在增长率将回落到8%左右，而7%-8%的实际年度增长率是可接受的增长区间。
“潜在增长率”是在潜在产出基础上延伸而来的概念，指经济处在潜在产出水平时的增长率。
潜在产出是指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条件下，在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产出。
潜在增长率可视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水平和长期趋势水平。
据笔者测算，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1年)，我国年均潜在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的高水平。
但自2007年潜在增长率出现拐点，逐步小幅放缓。
“十一五”时期年度潜在增长率已回落至9%左右。
我国潜在增长率在2007年出现拐点从影响潜在产出的因素(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看，“十二五”时期年度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至8%左右。
1、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工资成本上升。
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助推力量。
但目前劳动力供给正在由“过剩”逐渐过渡到“短缺”。
一是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放缓。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5-64岁的人口数量1982-1990年年均增长约1707万人，1990-2000年年均增长约1314万人，2000-2010年年均增长约1105万人。
2011年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据联合国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
二是受劳动力受教育时间不断延长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就业时间不断推迟，就业人员数量增长放缓。
就业人员数量年均增速“九五”时期为1.15%，“十五”时期下降到1.02%，“十一五”时期进一步下降到0.07%。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与政策响应摘要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基础。
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一般与研究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联系在一起。
潜在产出是指在不引起通货膨胀前提下，宏观经济能够获得的最大产出；产出缺口就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它反映经济资源利用的程度。
在短期范围内，中央银行和宏观决策当局需要依靠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分析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关系，评估通胀压力，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在中长期范围内，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是规划较长期限经济增长愿景的基础，也是制定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依据。
中国经济经过长达十多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投资回报率、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等生产要素均发生一定变化，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成为共识。
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出现问题？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表明，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是一种历史必然；本课题通过分析中国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和分解生产要素贡献度后发现，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具有增长速度放缓和增长空间巨大的双重特征。
为了保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必要在短期内放弃一定的增长速度；但短期内牺牲一部分增长速度，又要保证经济增速平稳，避免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行。
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建立健全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保持经济在合理的“下限”与“上限”之间运行，就与判断潜在增长率变化趋势和幅度密切相关。
本课题在发达经济体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一历史经验基础上，选择多种计量方法估算中国当前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过生产要素法分解不同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周期下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假定维持现状不变、淘汰过剩产能、人口政策变化三种不同情景下，一定时间范围内（2013-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可能变化情况，为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建议。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
目前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主要采取三类方法：第一类将实际产出分解为线性趋势表示的潜在产出和围绕此趋势波动的产出缺口；第二类为生产函数法，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资本、劳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第三类是在前两种方法基础上进行综合，加入其他实际经济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的使用中常见问题解析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一段时间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
然而，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本文将探讨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常见问题，并从政策、市场和结构等层面提出解决方案。
一、内需不足内需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如果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就会减少生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内需不足的原因可能包括收入分配不均、居民储蓄率过高等。
解决内需不足问题的办法是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升级。
二、投资不足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经济投资不足会影响到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升。
投资不足可能是由于融资难、投资环境不佳等因素导致的。
解决投资不足问题的途径是改善融资环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高投资回报率。
三、外需疲软外需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如果国际贸易不发达，出口下降，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外需疲软的原因可能是经济衰退、贸易壁垒增加等。
解决外需疲软问题的方法是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扩大出口市场，提升产品竞争力。
四、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如果经济结构过于依赖某一产业或某一地区，一旦该产业或地区发生问题，就会对整个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地区协调发展是解决结构不合理问题的关键。
五、人口老龄化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作用。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
六、政策不配套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不配套，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政策制定者应当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确保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综上所述，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常见问题包括内需不足、投资不足、外需疲软、结构不合理、人口老龄化和政策不配套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通过改革创新和改善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与对策对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研究机构和学者主要从要素供给、需求和国际经验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从要素供给角度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从人口红利视角论证了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根源。
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抚养比下降产生了高储蓄率，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因此，过去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生产率的提高都与人口红利有关，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人口红利并非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
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较低时，整个国家会出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此时就出现了人口红利。
但以出现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现象为标志，我国于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即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拐点，我国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
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供给方的能力，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和人口抚养比上升，引起储蓄率降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投资率下降。
因此，目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自然的减速过程，而非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认为，供给方面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1978-2010年的33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一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中国总人口仍然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15-59岁劳动人口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15-64岁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
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是1.85亿，占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是1.23亿，占总人口比重9.1%，这个指标与上年相比提高0.25个百分点。
国际通行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阶段。
二是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
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
过去30年，我们反复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就是集中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30年后，在大多数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没有现成的成熟技术可供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被迫转入自主创新，要走上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道路。
转向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促使我国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主导因素一是人口转型，二是经济结构服务化。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和数量均呈现下降趋势，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我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逐步形成，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中国经济减速势成必然。
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省市已经进入经济减速通道。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与日本产业结构短期内的迅速变化相似，对经济过渡期间的冲击较大。
与发达国家“结构性减速”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发生在相对较低收入水平上，进而对国民福利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2.从需求角度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将触及需求的“天花板”，导致潜在增长率下滑。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
供给面的变化将会对增长形成硬约束，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
在既定技术条件和预算约束下，任何一种需求都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都是有边界限制的。
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需求边界时，也会形成产能过剩。
2012年我国住房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性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出现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其密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今后一些年将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
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形成真的产能过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认为，“十三五”期间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引致潜在增长率回落。
过去30余年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已经基本建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基本完成，未来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
德意志银行马骏认为，出口、房地产需求和城镇化放缓是导致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需求因素。
2000-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达22%，预计今后10年中国出口增长只有10%左右。
二是房地产需求减速。
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今后10年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
三是城镇化速度放缓。
今后十年城镇化速度将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左右。
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措施（“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蔡昉认为，通过提高劳动供给、资本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但这需要在各领域进行深化改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工业改革。
）（现在的家庭登记或户口系统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了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合法性和持久性，因此，使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显著地稳定劳动力供给，增加潜在劳动力，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该书还指出，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
政府在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政府应当强化制度建设，以此来促进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公司治理和政府系统的高效运转基于对“十二五”中后期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的预判，专家和学者提出要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建议，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潜力，一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时期遗留诸如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资源价格体系等各种扭曲政策，消除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资源利用低效和环境失衡、外部失衡、腐败和教育等各种社会问题，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硬件”(电力、电信、公路和港口设施等)和“软件”(监管、法律框架和文化价值体系等)，以专利、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和政府采购等措施，来支持技术、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引导企业进入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部门，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是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应以投资为主，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认为，潜在增长率由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决定，不需要通过拉动需求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要通过改革稳定潜在增长率或避免潜在增长率下降过快。
一是要接受潜在增长率降低的现实，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着眼于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
二是通过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以利用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
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三是逐步减少和破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建议，增长阶段转换期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即可，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
二是放宽准入，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
三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四是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中小企业更专。
五是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建议，“十三五”之前的战略总目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
要实施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协调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以消费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的深度城市化战略，破除资源环境约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容、平衡的经济大国战略。
为此，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是推进以放松土地、利率、汇率等生产要素管制为重点的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二是统筹国企改革与社保体系建设；三是推进以重建国家能力为目标的政府改革；四是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应积极应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
一是要加快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的结合，通过效率的持续改进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其与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二是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严格制定实施节能减排标准，以此激励新工艺、新技术的探索开发，挖掘增长的创新潜力。
德意志银行马俊认为，“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7%是经济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影响社会稳定。
理想的名义GDP 增速是10%左右，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速2-3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
因此，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2%至13%。
汇丰银行屈宏斌认为，应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推动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利率市场化、债券市场发展、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是推动金融改革的重点，债券市场是金融领域改革的突破口，发展债券市场要加快预算法的修改，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加强对国内分割债券市场统一与有效的监管，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作为债券市场的主体。
二是放松准入与管制，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通过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要做好公益性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而一般竞争性行业应该交由市场鼓励民营企业的参与。
三是进一步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放宽投资准入，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开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强调上海自贸区在推进改革开放方面的排头兵地位，建立开放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