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珍与戴笠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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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解密:军统局长戴笠意外死亡因胡蝶的一份电报?导语:在中国近代史上,军统是一个绕指不去的话题。
提到军统,戴笠则是必须要提的一个人物。
戴笠(18971946),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浙江江山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军统是一个绕指不去的话题。
提到军统,戴笠则是必须要提的一个人物。
戴笠(1897—1946),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浙江江山人,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
早年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后脱离学校到上海。
1924年赴湖州参军,与王亚樵、胡宗南结为异姓兄弟。
1926年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因深得蒋介石信任,长期从事特务与间谍工作,负责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担任军统局负责人,号称“蒋介石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中国最神秘的人”戴笠是在报考黄埔军校落榜后再次报考时所起的名字。
戴笠名字的由来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算命先生称,他是六阴朝阳、杀重无制、五行缺水,名字中带水方大利,而戴笠中的笠是种雨具自然与水有联系。
二是为了纪念一同参加考试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后来也是军统的重要成员),戴笠亦取自《车笠交》中的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提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是指言交不以贵贱而也,用以纪念生活贫贱的好友。
1932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该机构简称“军统”,其负责人为戴笠。
戴笠在创建军统时,既运用中国传统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无论多忙,每个培训班戴笠都会当班主任,就像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那样。
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
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工。
生活常识分享。
戴笠之死1946年的春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在北平度过的。
戴是个很迷信的人。
他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他在军统局局本部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
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得好。
到1944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的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
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
不料事有偶然,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精神恍惚地过完春节,他的心情极为烦闷。
文观涛(文强)来商议事情,他忧郁低沉地说:“伴君如伴虎。
”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
他知道蒋介石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很担心蒋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而置他于死地。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
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
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文观涛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戴此时已沉不住气了,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为国,想不到会有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
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代,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
同时要表达对宣、李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李士珍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开始了。
戴认为李是他手下的败将。
而宣铁吾在抗日战争中期,夺去财政部缉私署长一职,让戴很忌恨。
名将王耀武57王耀武身体检查完毕,不久又奉命去见蒋介石。
当蒋介石知道王耀武患的是“胃溃疡”并且准备得到长时间的休养时,竟断然加以否决:“现在的情况不容许你休养,你必须到济南去。
到济南后,一面工作,一面医病,不准离职休养。
”俄而,蒋介石换了一种口气对王耀武说:“汉武帝不是说过嘛,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
你离开山东多少年了?”王耀武回答:“二十二年了。
”蒋介石:“是该回去看看啦。
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以鲁人守鲁地,以鲁地驱鲁敌,从守宜黄开始,你就以能战能守著称,我把山东交给你,华东的局面就打开一半。
”蒋介石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显然事前已经胸有成竹,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谈话,而是兵力部署,直接下任务了。
王耀武没有吭气,蒋介石看了王耀武一眼:“俊才,我知道你在抗战中打得很好,美国人也很看重你,是名将嘛。
自然要爱惜羽毛,只不过,我提醒你,现在我们和中共,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你个人的荣誉还在其次,党国的大局为重。
”王耀武被蒋介石说中了部分心事,只能更加默然。
王耀武满腹心事的离开重庆回到武汉,召开四方面军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按照蒋介石的部署调派军队的事情。
下面的人对空运部队到济南这件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耀武也没有拿出硬性的主张。
他想在一月下旬再到南京听听何应钦的主张,兼听则明吧。
1月26日到南京,安排的是下午去见何应钦。
中午他接到戴笠的电话,戴笠要给他接风,而且都已经安排好了。
王耀武担心喝得醉醺醺的不好去见何应钦,就把日期推了一下,改在1月27日中午,另外还叫上李天霞、张灵甫和邱维达。
1月26日下午,王耀武见到了何应钦,何应钦告诉他:“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胜利后,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伺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
现在大城市除东北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
”何应钦表示他即将要赶赴徐州、济南视察,所以,要求王耀武同他一道去济南看看。
次日中午,戴笠安排的宴会正常开席,王耀武、张灵甫、李天霞、邱维达、毛人凤等都准时莅临。
大陆最后军统女特务忆:戴笠死蒋介石心疼得说不出话2014年07月05日10:43来源:人民网作者:王庆莲周华诚1234 (12131415)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戴笠因飞机失事遇难。
图为戴笠将军葬礼。
(图片来源:凤凰网[详细]1946年的四一大会,戴老板已经遇难,我还是做招待员。
那天上午蒋介石来,他儿子蒋经国也来。
蒋介石在台上,话都讲不出来,他心痛啊,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
核心提示:1946年的四一大会,戴老板已经遇难,我还是做招待员。
那天上午蒋介石来,他儿子蒋经国也来。
蒋介石在台上,话都讲不出来,他心痛啊,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
(图为:王庆莲在重庆时期的照片,图片来源:人民网)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庆莲周华诚,原题:《大陆最后的军统特务》高兴了抽根烟,不高兴了也抽烟。
但是我没烟瘾,一天半包。
也不讲究,什么烟都抽。
好多人以为我是在军统里学的。
女特务嘛,电影里都抽烟。
我是“文革”中间抽起来的。
心情不好嘛,天天批斗。
就把我丈夫的烟拿来抽,抽着抽着,习惯了。
现在我都86岁了,这个年纪,抽就抽,管它呢。
1我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帮我去报的名。
也算晦气吧,就考取了我从小就在这个屋子里长大。
最早,这是我外婆家。
不到1岁,父亲就过世了。
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官,连长什么的。
到底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小时候不懂,大起来怕母亲伤心,不敢问。
妈妈那时年轻,二十几岁,就把我送到外婆家。
她改嫁了。
读到小学毕业,去考师范,没录取。
第二年日本鬼子打过来,生活就全番打坏了。
1942年吧,江山沦陷了,房子也烧光了,我继父在重庆,我舅舅也在重庆,家里的生活来源,本来都是重庆那边寄回来的。
现在寄不回来,我妈妈、小舅、小舅妈、外公外婆、我表兄弟,生活就很困难了。
逃难回来,我帮人做香烟,收入不多,可以添一点家用。
16岁那年,军统局的东南办事处,设在江山峡口,在江山招20个工作人员。
10个打印员,10个译电员。
国民党大特务戴笠死亡之谜死于蒋介石谋杀?戴笠,资料图1946年3月17日,龙华机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参谋长李崇诗冒着大雨来接戴笠。
然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迟迟不见戴笠专机的到来,李崇诗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
3月19日凌晨,神秘失踪两天两夜的戴笠专机,终于在南京岱山被发现,戴笠专机坠毁在当地。
媒体报道,因为恶劣天气,戴笠死于飞机失事。
但很多人对戴笠死因表示怀疑。
戴笠的死亡并非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是有人谋杀。
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最有机会谋杀戴笠呢?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蒋介石得知后很平静。
戴笠,原名戴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
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来到上海,精于心计的戴笠竟与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由此他结识了蒋介石。
1928年,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却毅然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蒋介石,戴笠的命运也从此青云直上。
1927年底,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完了,但是戴笠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他还是很勤快地为蒋介石做些情报工作。
随后,蒋介石再度复出。
重回政坛的蒋介石,深感特务工作的必要。
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敌对势力,于是戴笠顺利当上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1946年3月17日下午,重庆军统总部突然接到上海的一封绝密电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军统少将秘书毛人凤接到电报后,将此事报告。
但蒋介石平静的竟连一句话也没说。
沉默了好一会儿,蒋介石终于拿起电话,向航空委员会询问飞机去向。
当得知飞机确实神秘失踪后,蒋介石一再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所有的搜索没有任何结果,蒋介石最为担心的是,作为国民党情报部门核心的戴笠,如果真的到了共产党那边,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戴笠从北平出发,来到青岛寻求美国海军的帮助。
1945年8月,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了“和平建国”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
戴笠之死:失事还是谋杀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离板桥镇大约10公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
1946年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
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
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又随着惯性冲了200来米,撞在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火焰万丈。
1946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出消息: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
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并于22日装殓。
消息传出,中外震惊。
尽管在媒体的对外报道中明确指出,因为恶劣天气原因影响,戴笠死于飞机失事。
但是在民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一些人认为,戴笠并非死于飞行事故,而是被人谋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
那么,戴笠--这个有"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死因到底为何?事隔多年,直到今天,围绕着这个神秘杀人魔王的一生,人们仍然津津乐道,谈论着形形色色的传说。
【中国头号特务头子】戴笠,原名戴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
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有着国际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赌博。
他终日浪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由于精于心计,竟然很快与上海滩著名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结成了拜把子兄弟,随后又认识了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也在上海滩寻觅机会的蒋介石。
1928年,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决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心壮志。
他毅然南下广州,投奔昔日上海滩的旧交,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从此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
戴笠的命运也因此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治集团的风云人物。
戴笠之死真相1946年3月17日下午两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带着两名亲信,冒着大雨准时来到上海龙华机场,他奉命要在这里迎接一位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然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戴笠的专机迟迟没有到来,李崇诗开始焦躁不安起来,素来行踪诡秘的戴老板,此时此刻到底在哪里呢?专机失踪杳无音信1946年3月17日下午四点,重庆军统总部突然接到上海发来的一封绝密电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接到电报后,军统少将秘书毛人凤马上命令重庆电讯总台向上海、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特务发出紧急指令,尽全力寻找戴笠和专机的下落。
然而整整十几个小时后,连戴笠的影子也有找到。
天刚蒙蒙亮,一夜没睡的毛人凤急匆匆的来到蒋介石官邸,从睡梦中被惊醒的蒋介石在听完毛人凤的报告之后,一改往日大发脾气的常态,竟然平静得连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好一会,蒋介石终于拿起电话,向航空委员会询问飞机的去向,当得知飞机确实神秘失踪后。
毛人凤丝毫不敢怠慢,他一边布置各地的军统特务扩大范围继续寻找,同时命令空军立刻派出飞机,在重庆、青岛、南京、上海之间进行空中搜索,所有的搜索寻找没有任何结果。
1945年8月,蒋介石力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事”双方通过共同协商,签订了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实际上,这就等于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戴笠统率下的军统特务组织,戴笠心中第一次感觉到了莫名的恐惧,那种恐惧并不仅仅来自于民众对自己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攻击,更有颇具顺水推舟之意的蒋介石。
机毁人亡死因不明 1946年3月19日凌晨,神秘失踪两天两夜的戴笠专机,终于在南京岱山被发现,现场惨不忍睹,戴笠专机坠毁南京岱山的消息,迅速发到了重庆军统总部,毛人凤再一次赶到蒋介石的官邸,把戴笠的死讯禀告给蒋介石,此时此刻的蒋介石异常平静,机毁人亡,几天来让他牵肠挂肚的心事,终于法埃落定。
1946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同时于是出了一条特大消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乘坐222号专机从青岛飞往上海途中,在南京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坠毁,在媒体的对外报道中,明确指出,因为恶劣天气原因影响,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但是在民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传闻,很多人对戴笠的死因表示怀疑。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戴笠死亡之迷:乾隆的九龙宝剑与戴笠之死导语:关于戴笠的死因,一直有许多传说。
其中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戴笠被其部下马汉三策划杀害。
而杀害的起因,是马汉三辛苦寻得乾隆皇帝的九龙关于戴笠的死因,一直有许多传说。
其中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戴笠被其部下马汉三策划杀害。
而杀害的起因,是马汉三辛苦寻得乾隆皇帝的九龙宝剑,却被戴笠强行夺走,马汉三心中不忿,遂与部下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
具体情况如下——1946年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
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亲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
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虚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谑,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的谶语。
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
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
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也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
自戴笠察觉马汉三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钳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劣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
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6日,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
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生活常识分享。
李士珍与戴笠之死李士珍与戴笠之死------------------------------------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最高学府是设在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校长,警校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长李士珍主持。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
李士珍曾一度出任过中将军长,不过时间不长。
调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时为简任一等警官。
1946年戴笠的死与李士珍争夺警察总监有关。
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任上的1945年底到次年年初,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正是这件事导致戴笠之死——虽非李士珍杀戴笠,戴笠却因李士珍而死。
戴笠是军统局头子,可警察系统并非军统一统天下,如上海警察局内中统的势力反大于军统,在青年警官中,中统系统的人更多些。
而戴笠朝思夕虑的就是想控制警察系统,为此,戴、李二人斗了十几年。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与毕业于黄埔二期、并被蒋介石保送到日本留学、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派”李士珍来说,戴笠自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然而,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的时间却早于李士珍。
他早在进黄埔前就开始了特务活动,并且很有一套办法,所以,也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
1932年4月,复兴社设立特务处,戴笠被任命为处长。
他知道搞特工得有一班自己的人马,是年,戴笠就在南京洪公祠开办特务训练班。
可没有料到,蒋介石却把李士珍派到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
李士珍自恃是蒋介石派来的,又有留学日本的洋学历,入黄埔军校又早于戴笠4期,自然不买戴笠的账。
由于李士珍资历老于戴笠,他又不买戴笠的账,所以,戴笠总是千方百计排挤他。
从此,二人开始不和,也由此开始了二人争夺警政系统大权的矛盾斗争。
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戴笠虽然没有能有效地完全控制警察系统,却通过各种手段,安插了不少军统的人在警察局任职,比如警察总署的唐纵就是军统的,至于首都警察厅厅长、上海警察局局长、北平警察局局长,以及一些省的警务处长,也经常为军统的人所把持。
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长虽然不是直接由军统的人担任,但也为戴笠所控制,如成都、兰州、西安、郑州、洛阳、贵阳、昆明、迪化(乌鲁木齐)等,其原因是戴笠控制了内政部警政司,便于安插军统的人到这些地方和部门任职。
内政部警政司司长一职,李士珍本可以到手的,但他不愿放弃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一职,结果让戴笠瞅准了时机,力荐原浙江警官学校教务处主任酆裕坤担任。
酆裕坤于国内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去美国留学,而且学的就是警察专业。
所以,戴笠一举荐就获准。
自此,一部分警政大权开始逐渐落入戴笠之手。
由于戴笠在军界上层有不少密友,如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被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与戴笠更是莫逆之交,除此之外,国民党中的其他军政大员如程潜、杜聿明、傅作义、宋希濂、曾扩情、周至柔(曾任国民党空军司令)、林可胜、贝淞荪、宋子良(宋美龄弟弟)、何浩若……戴笠与他们都有较深的关系。
善于结帮拉派,这是戴笠的拿手好戏。
他自己总结说,我能够成功是得益于“五字诀”:“裙、办、师、财、干。
”他对密友解释:“中国人玩政治,离不开‘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各省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我的‘千里眼’、‘顺风耳’、‘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开‘师’,‘师’就是军师、高参和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百通;‘财’虽然放在第四位,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最后是‘干’。
‘五字诀’同时抓到手的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
”用他自己的话说,按照这“五字诀”去干,没有干不成功的事。
与戴笠相比,在人事活动方面李士珍的手腕就大为逊色了。
所以,李士珍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就远不如戴笠来得广而深。
因而,在戴、李争斗的过程中,李士珍基本一直处于下风。
李士珍担任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后,戴笠又横插一杠,呈请蒋介石在中央警官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且由戴笠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
利用这一职务,戴笠将其心腹潘其武派为警校秘书、郑锡麟派为政务处长,在警校秘密发展军统力量,培植军统的势力。
军统不敢在警校大张旗鼓活动的原因是怕引起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快。
因为李士珍是CC线上的。
投鼠忌器,戴笠还是有所顾忌的。
李士珍自然容不得戴笠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插上一杠,挖自己的墙脚。
便指使人在警校校刊上大造舆论,这些文章引经据典,从所谓警察教育的法理出发,大谈警察的教育培养,不点名地批评戴笠一伙将政治警察教育与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
那些文章说,政治警察教育与正规警察教育,就如宪兵教育与警察教育不可混为一谈一样,这两种教育的内容与要求、目的都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以免南辕北辙。
这些文章中的政治警察教育就是暗指特务。
戴笠并不差人写文章反驳,而是将这些李士珍指派人写的文章收集起来送呈蒋介石,假惺惺地说李士珍这位黄埔同学不顾大体,诋毁校长耳目,不免有同室操戈之嫌,令人胆寒……果然,蒋介石大为震怒,让人传话李士珍,不得再在刊物上撰文批政治警察教育。
李士珍吃了戴笠一记闷棍,也无法发作。
就在二人持续斗法中抗战胜利了,于是戴笠开始着手他的进一步控制全国警察计划的实施。
大约在1945年底左右,戴笠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个报告,请求成立全国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警察总监。
而李士珍决心要学蒋介石利用原先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身份,来控制黄埔系军人,然后达到控制全国军队一样,利用自己中央警官学校校长的身份,来控制分布在全国各地警察局中的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从而达到控制全国警察系统的目的。
所以,在抗战胜利不久,李士珍也拟了一份战后建警计划。
李士珍在国民党内的人脉虽没有戴笠的人脉深厚而广泛,但他毕竟是黄埔二期的,不仅与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关系较深,而且与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关系很不一般。
在国民党内,戴季陶是李士珍的后台也不是什么秘密。
这份战后建警计划经李士珍一游说,先是陈氏兄弟支持,继而得到戴季陶的支持。
应李士珍本人之请,戴季陶还出面,亲自到蒋介石那里跑了一趟,请求蒋介石把战后建警任务交给李士珍。
碍于戴季陶的面子,蒋介石特地召见了一次李士珍,详细询问了李士珍的建警计划与具体措施、办法。
不曾想到,蒋介石听了之后,十分欣赏,当时就勉励有加。
李士珍兴冲冲地回到警校后,在一次全校集会上就建警计划作了简单说明。
讲到最后,李士珍要求大家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届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在介绍说明建警计划时,对蒋介石大大恭维了一番,说“委员长如何礼贤下士,虚心纳谏”。
以陈氏兄弟和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戴笠以黄埔军校六期生的资历自是无可与之争锋。
但戴笠怎么可能死心,让“花落他人之手”!蒋介石召见李士珍的消息戴笠很快就知道了。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警察总署的唐纵是戴笠一条线上的人,深怕李士珍出任警察总监后,自己被排挤掉,得知蒋介石召见李士珍,听取李士珍关于建警的报告后,就立马电告戴笠,让他赶紧采取措施。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军统系统的黎铁汉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很快报告了戴笠。
所以,戴笠几乎是同时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蒋介石召见李士珍。
原先,戴笠还比较笃定,自认为已经控制着军统,警政系统中上层也有部分自己的人,对战后建警一事,又得到美国在华特务机关的支持,总以为十拿九稳,未曾料到,戴季陶会亲自出面向蒋介石推荐李士珍。
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当即决定飞回重庆,面见蒋介石。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坐飞机由北平飞到青岛。
可他这时正与著名影星胡蝶打得火热,难舍难分,遂又决定,从青岛绕道上海,请杜月笙、唐生明给他为胡蝶办理与潘有声的离婚手续,好与胡蝶尽快成婚。
第二天,即17日那天,戴笠由青岛登机,没有直接飞重庆,而是先去上海,拜托胡蝶离婚事以后再飞重庆。
陪同戴笠的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控制的外围机构“人民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金玉波、戴笠的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专门照管戴笠服饰的一位勤务员、译电员周在鸿、厨师曹纪华,还有一位戴笠结交不久的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他是受戴笠的邀请专程去上海旅游的,未曾料到这一去落得个命丧黄泉。
中午11时许,飞至上海时,大雨滂沱,飞机无法降落,在上空盘旋了两圈后,向南京飞去。
12点多飞机到了南京上空,而南京也是倾盆大雨,且云层很低,雷声阵阵。
那年头的无线电设备也不如现在先进,机上与地面联系很困难。
飞机在穿云下降时,已越过大校场机场,飞到了南京郊区的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
1点06分,电讯突然中断,地面再也呼叫不到戴笠乘坐的“222号”飞机了。
原来,这架飞机已经撞在了江宁板桥的戴山山腰上。
机毁人亡,无一生还。
事后,据附近一些目睹当时情况的农民说,在倾盆大雨中,他们看到飞机飞得很低,先擦到了一棵大树,随后一头撞上了半山腰。
在一声巨响后,火光冲天,因为携带的汽油较多,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燃尽。
事后,军统的毛人凤、沈醉在戴山为戴笠立了一块石碑,上镌“戴雨农将军殉难处”(戴笠字雨农),把山下的戴家庙作了修缮。
1990年前后,笔者曾去板桥与戴山想寻找一些痕迹,可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惟有满山青翠。
虽然在戴山山腰上建有戴山墓园,不过这不是戴笠的墓,而是当地的一座公墓。
当地的老百姓说,戴笠合当死在此地,这山叫戴山,山下有座戴家庙,山腰上有一条小水沟叫困雨沟,困雨沟困雨沟,困戴雨农也。
所以,戴笠不能离开这里。
当然,这只是一种巧合罢了,可当地老百姓并不这样认为,对此是津津乐道。
然而,倘若不是要与李士珍争抢全国警察总监一职的话,戴笠也就不必心急火燎的往南京赶。
这大概也是罪有应得吧。
该文章转自华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