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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环境法律的体系化我国环境法律的体系化是指在保护和维护环境的过程中，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和相关机构来进行管理和监督，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它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石，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我国环境法律的发展历程、相关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不足及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我国环境法律的发展历程我国环境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追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不够重视。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环境问题严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
然而随着国内外舆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日渐凸显，我国首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
这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逐步建立环境法律体系。
在实施《环境保护法》的过程中，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法律和法规，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这些法律和法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并对企业和公众的环境行为起到了规范和约束作用。
第三阶段是构建环境法律体系，并加强法律实施和监督。
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形势的严峻和需求的不断增加，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环境法律体系的建设，不断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例如，修订《环境保护法》，增加了对环境行政执法等内容的规定，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
此外，还建立了环境监测、环境评估等环境管理制度，形成了覆盖面广、结构体系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
二、我国环境法律的体系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核心，包括特别法、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级和类型的法律。
特别法是指专门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环境问题制定的法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行政法规则由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制定，如《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条例》等。
地方性法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法制定的法律规范，具有地方性特征。
环境法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法律框架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生态平衡则是维持自然环境稳定和健康的关键。
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各国纷纷制定了环境法，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
本文将一同探讨环境法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法律框架。
一、环境法的定义环境法是为了保护环境、协调自然资源利用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确保生态平衡的一种法律规范体系。
环境法主要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形式出现，旨在规范和保护自然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法的法律框架1.立法层面环境法的法律框架首先体现在立法层面。
各国通过立法形成环境法律体系，确立环境法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在国际层面，世界上各国都签署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文件》，并制定了《联合国环境方案》等国际公约，以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2.权责划分环境法的法律框架还包括权责划分的规定。
环境法明确了有关环境管理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权利和义务，将其分配给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方。
政府在环境保护中起着重要作用，负有制定环境政策、加强监管等职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当履行环境保护责任，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环境污染；公众有权参与环境保护，提出意见和建议，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3.制度建设环境法的法律框架还包括相关制度的建设。
各国通过制定环境评估制度、污染排放与治理制度、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等，保障环境法的有效实施。
例如，建立环境监测和监管体系，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测和执法；推动环境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培养，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
4.法律保护环境法的法律框架还包括法律保护的机制。
环境法通过设立环境机构、法院和法律责任等方式，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得到有效保护。
环境机构负责环境监测、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环境法院负责审理环境纠纷和违法行为案件，保障环境法的执行；法律责任制度明确了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强化了环境法的执行力度。
三、环境法的问题和挑战尽管环境法建立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法律框架，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探析环境保护中的软法治理摘要：环境法发展⽇新⽉异，⽽环境保护的效果却越来越让⼈担忧。
这也许是环境法学者始料不及的。
传统的环境保护采取的硬法治理模式，在⽇益复杂的环境保护形势⾯前⽇益暴露出弊端，⽽软法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有助于⾼效应对环境问题，并能够实现更⼴泛的公众参与。
正如回答4的平⽅根是±2⽽你是2⼀样，对环境保护中的软法的研究也许可以为环境保护⽬前的困境提供⼀丝线索。
关键词：软法；硬法；环境保护我国的环境⽴法越来越完善，环境法律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峻。
事实上，要提升环境保护的效能，不是⼀蹴⽽就的，它有赖于环境保护治理理念的变⾰。
传统的硬法治理⾄少造成了以下⼏点恶果：1、硬法治理模式⽆法适应⾃然环境的变化。
硬法始终强调政府组织是⾏使国家环境保护的唯⼀权⼒中⼼。
但随着⼈们认识⾃然、改造⾃然能⼒的增加，⼈与⾃然的关系变得⽇益复杂。
为了解决源源不断的环境问题，国家机关尽管超负荷疲劳运转，但仍然⼒不从⼼。
2、为了确保国家管理的统⼀性和权威性，硬法治理过程惯向于内敛和封闭，形成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元对⽴，这就抽除了政府与公众沟通、互动的前提与基础，同时造成了环境保护的主体单⼀，环境管理⾃然捉襟见肘。
3、封闭性的硬法治理模式⽆法提升公民环境价值的诉求。
公民的权益诉求不可能是⼀成不变的，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涨船⾼，⽐如近年来公众要求的环境权及众多程序性权利，硬法治理不能从实体上回应这种提升权益的诉求。
4、硬法治理的⼿段单⼀，主要采取⾏政强制措施，⾏政指导与⾏政合同等仅是个例，使环境领域的⽭盾更加容易激化。
与之形成鲜明对⽐的是软法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国家机关与社会⾃治组织或混合组织都是平等的环境治理主体，要求各类治理主体本⾝权责⼀致，实现权⼒监督与权利救济的统⼀；强调共同治理，⾮常依赖软性协商⼿段，只在必要时选择单⽅性、强制性管理⽅式，整个治理过程以全⾯开放为原则。
新《环保法》硬在哪里，软在何处？作者：暂无来源：《环境与生活》 2014年第8期本刊记者朱艳由于一纸诉状把国家环保部告上法庭，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引起社会关注。
2013年12月3日，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法院撤销环保部在2011年12月13日做出的一份“批复”：该批复改变此前要求“西气东输”管道施工绕开该公园的方案，准许其穿越公园施工。
目前该案已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并于7月15日开庭。
6月4日下午，《环境与生活》记者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就此案举行的专家论证会。
该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结合此案，分析了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法律问题。
未经环评就开工可依法抓人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林业局批准成立的全国首家民营国家级森林公园,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境内，园区总面积18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9%以上。
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缘何站到了环保部的对立面？事情还得追溯到2008年，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广深支干线当时要经过观音山所在的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考虑到环境影响，环保部2008年8月28日做出《关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东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08〕318号），要求设计输气管道绕开观音山。
但2010年3月，森林公园却收到了当地樟木头镇政府转来的文件，称该输气管道将以隧道方式穿越公园核心区。
2011年8月，施工队进驻观音山。
进入之前，未向公园一方提交林业等主管部门同意该工程穿越观音山路径施工方案的批准文件、施工及赔偿方案，也未与公园方面协商。
是年10月28日，广东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会同东莞市环境监察分局执法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发现广深支干线已变更为“以大开挖方式”穿越观音山，认定存在线路变更未经环保部门审批而违规施工的问题。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该管道项目本来已考虑到应该保护国家森林公园，决定绕道而行，但有关方面竟擅自更改，而且未经任何审批，“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环境法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框架在现代社会中，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于保护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了举世共识。
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各国纷纷制定了相应的环境法来保护自然环境。
本文将探讨环境法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框架。
一、法律框架的概述环境法是指用于规范和管理环境保护行为的法律规定。
它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环境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并确保人类和自然环境的持续发展。
环境法的法律框架包括国际法、宪法、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等多个层面的条文。
二、国际法层面的环境法保护在国际层面上，许多国家都签署了《巴黎协定》等环境保护国际条约。
这些国际条约的出台，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共同承诺。
这些条约规定了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和目标。
三、宪法赋予环境法保护的基本原则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权益。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对环境法保护起着基本保障作用。
例如，一些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了每个公民有权享受良好的环境，以及国家应当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
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在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中，法律法规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国家通过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于规范和管理环境保护行为。
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影响评价、资源利用和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内容，确保企业和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
五、行政法规和监督机制为了保证环境法的实施效果，各国还制定了行政法规和监督机制。
行政法规是对法律法规的具体细化和解释，通过实施细则和具体措施来推动环境法的贯彻执行。
同时，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可以对环境保护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惩罚违法者并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六、环境法实施的挑战和前景展望尽管在环境法制定和实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环境法执法力度不足、处罚力度不够严厉、环境问题跨境等问题是亟需解决的难题。
然而，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的提高，以及各国政府的倡导，环境法将会得到更好的实施并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
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治理
陈镜桐
【期刊名称】《争议解决》
【年(卷),期】2024(10)3
【摘要】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环境领域的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在法律领域如何加强国际环境治理是人类面临的必修课题。
在国际环境领域中,软法是一种重要的造法机制,软法治理已经在国际环境领域得以实施。
从环境领域开始进行国际合作时,国际环境软法就以国际组织决议、宣言、行动计划等形式存在。
在国际环境条约、协定等硬法中,也存在软法性因素。
国际社会的治理环境和硬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得软法治理适应治理现状,软法的示范作用和补充作用也体现此种治理方式的优越性。
在当前国际环境领域出现诸多软法治理现象的情况下,我国也应当积极应对,以在国际合作中促进环境保护,谋求人类共同生存。
我国首先应当明确国际环境软法的实施方式,其次也要协调国际环境软法和硬法的关系,发挥硬法和软法的作用。
【总页数】8页(P1-8)
【作者】陈镜桐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
【相关文献】
1.体育治理中“软法”硬化、“硬法”软化钟摆现象的管窥——基于软法之治与硬法之治
2.国际组织宣言和决议的法律意义——对国际环境法“软法”的探讨
3.从国际环境问题看软法与硬法的作用
4.非政府间国际组织（NG0）在国际环境法中的主体资格——从国际环境法的特征来看
5.论非拘束性规范在国际环境法中的作用——兼议“软法”的界定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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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准治理的软法进路作者：冯子轩刘捷鸣来源：《治理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05期摘要：作为特殊的软法形式之一，我国环境标准兼有软法与硬法的特征，但其软法功能未充分发挥。
在环境管制向环境治理的转型过程中，我国应当充分挖掘环境标准中“软”的一面，释放环境监管中的市场力量，以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考察我国环境标准治理的软法功能失调现状，亟须从明确环境标准的软法属性，建构私人标准规范方法、深化公众参与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就特征与功能面向探讨环境标准治理的软法进路。
关键词：环境软法;环境标准;行政规制;《标准化法》;公众参与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5-0077-10一、环境软法勃兴及其主要模式（一）环境软法的勃兴关于软法的概念，多数学者采用Snyder的观点，即软法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
[1]（P198）国内学者常将此处的“法律约束力”與“强制约束力”“国家强制力”等同使用，导致目前软法概念体系普遍将具有国家强制力或者强制约束力的规则类别排除在外。
但如果将法律法规等刚性立法视为硬法，并排除其他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则类型，则中间存在一定的灰色区域，一些被承认的规则类型无法被准确分类。
我们认为，软法与硬法的区别不体现在强制效力上，更多地体现在形式上，即软法是不具备硬法的形式外观但能够产生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
虽然目前没有对于软法的通说定义，但这一界定能够覆盖模糊地带的规则类型。
1这种定义对于环境软法范围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诸多游离于强制性规范边缘的环境规则得以被归入软法，从而充分发挥软法商谈性、开放性、弹性约束力对于环境治理的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环境软法具有不同的旨趣。
在环境管制的阶段，环境行政往往与“命令-控制”模式相对应，是世界各国在面临环境资源问题时首选的法律机制，它主要以国家的命令和制裁作为公权的基本方式，以相对人的无条件服从作为政府干预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通过对社会个体利益的限制，以国家强制力强行确认各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利益格局。
环境法律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探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环境污染成为了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为了保护环境，各国都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本文将探讨环境法律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环境法律的现状1. 国际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国际环境法律以联合国《关于人类环境的宣言》为基础，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协议。
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危险废物的转移处置及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程序协定》等。
这些公约和协议的签署和执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我国环境法律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法律不断完善，早在1979年就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后来，又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这些法律的出台和实施，对我国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环境法律存在的问题1. 环境立法不完善环境法律的制定，往往滞后于环境问题的发生和恶化。
例如，在工业化、城市化等高污染性的发展阶段，环境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往往比环保问题更滞后。
因此，在环保合规和违规处罚方面存在较大的滞后性，导致企业环保成本较低，违法成本较高，环保法规难以落实。
2. 环保审批缺乏公开透明性环保审批是企业环保的首要环节。
但审批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信息不透明、程序不公开等问题。
例如，环保审批中的资料不便于企业查询、审批结果不公布等。
这导致环保审批结果难以监控，影响了环保法律的执行效果。
三、未来发展趋势1. 集约型环境管理趋势未来环保管理的趋势将是集约型。
集约型环保强调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既注重污染源治理，又注重污染物的处理和治理。
集约型环保还将推广环保设施的共用和集中，以降低环保成本。
2. 全生命周期环保管理未来环保将从“治污”向“预防”转变，借助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全方位分析企业的环境影响，挖掘和解决环境问题。
这包括从产品开发、生产、使用到处置等全过程的环保管理。
环境法的法典化是环境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法典化是指将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体系进行整理和编纂，形成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性的法典的过程。
环境法的法典化旨在将环境法律规范进行整合和完善，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内容充实的环境法典。
环境法的法典化有助于提高环境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使环境法律得到更好的实施和执行。
同时，法典化也有助于降低环境法律的解释成本，减少法律适用中的分歧和争议。
环境法的法典化还有助于促进环境法律的发展和完善，为环境法律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和规范。
在实践中，环境法的法典化需要充分考虑环境法律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首先，环境法的法典化需要以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为基础，对现有的环境法律规范进行整理和编纂。
其次，环境法的法典化需要注重环境法律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避免过于抽象和理论化的规定。
最后，环境法的法典化需要注重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和衔接，避免出现法律冲突和矛盾。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推进环境法的法典化工作。
例如，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环境法典，中国也在积极推进环境法的法典化进程。
中国在制定环境法典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国情的、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环境法典。
总之，环境法的法典化是促进环境法律发展完善的重要途径。
在推进环境法的法典化进程中，需要注重基础性工作，充分调研、分析现有法律法规，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和衔接。
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环境法典，为环境保护事业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
论环境法的“软化”论文关键词：环境立法环境问题现代性论文摘要：环境问题的现代性将环境立法置身于复杂情境之中，环境法的“软化”正是立法上对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的必要应对。
环境法的软化具体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让步于宽泛和灵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导性的规范内容增多，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环境管理职能和行政裁量权。
在环境立法的“软化”趋势中，协商合意日渐成为环境行政的主题词。
一、从框架性环境立法说起在国内环境法讨论中，经常可以听到关于我国环境立法“过于原则和抽象，不易操作”的批评之声，并将之归因为我国立法机关过于强调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这一归因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就环境立法领域而言，“宜粗不宜细”原则未必是唯一的、甚或主要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存在该原则的指导，环境立法同样可能保有抽象、概括和灵活的特点。
这既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同时也可能是立法技术处理的一种必需——事实上，己经有文献指出，20世纪70年代屮期以来，各国环境管理最显著的发展在于框架性结构环境法律的出现。
框架性立法通常重视环境管理的总体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合理的机构设置，环境政策的总体框架和规划等问题，有利丁•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个概括、广泛而灵活的法律框架，同时，也留下了可操作性的质疑。
二、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与框架性环境立法那么，作为环境问题的立法应对，框架性立法是否可以避免？这得从环境问题的现代性本质说起。
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有的将之归为人口增长；有的归为生活富裕；有的抱怨人的内在进取性；神父抱怨各种赢利，历史学家抱怨教会，政治家归罪于技术，环境主义者归罪于政治家们或者资本主义，还有个别观察家归罪于每个人自身。
[3]在所有这些原因的背后，我们注意到，现代化仍然难脱其咎。
在加拿大社会学学者大卫•莱昂（David Lyon)的著述中，现代化是一种与技术导向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演进方式的概括，而现代性，则是那些演进所积累的结果。
正如许多学者和思想家所看到的，现代性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但同时它也生产出否定和对抗自身的条件。
现代性是一柄双刃剑，一面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面的阴暗中，除了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背后的暴力、压迫和剥削；杜尔凯姆指出的混乱和迷失；韦伯指出的官僚制铁笼的奴役，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社会等等以外，还有日亦凸现的环境危机。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公害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工业化快速发展如影相随。
不少城市居民突然发现自己笼罩在光化学烟雾中；农民对有毒的杀虫剂忧心忡忡；一些人抗议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射尘威胁；另一些人则遭受着体内高水准的铅或汞引起的痛苦。
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家日本、美国等国频频发生的公害事件，一件比一件让人触目惊心。
在当今经济发展己经驶入快车道的中国，水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在中国617个城市中，近300个城市面临水资源匮乏（应当附带说明的是，这种匮乏并非水资源总量的匮乏，而是水资源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的匮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中国主要河流5万公里长，已经有80% 的河段由于污染不适合鱼类生长。
由此可见，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作为现代化的副产品呈现于世，其本质是现代性的问题。
环境问题的现代性本质首先决定了其矛盾的社会属性。
用社会学的语言表达，矛盾性是“将某一客体或事件归类于一种以上的范畴的可能性，是一种语言特有的无序，是语言应该发挥的命名（分隔）功能的丧失”。
在鲍曼那里，矛盾性和秩序都是现代实践的产物，现代实践的出发点是要追求秩序，消除矛盾，然而矛盾性却在现代权力的每一次胜利中不断强壮。
现代性的这一性状在环境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不难注意到，环境问题往往当前性和滞后性并存，广域性和区域性共在，与经济开发活动相生相克，依赖技术处理的同时却又缠绕于技术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环境问题的现代性还意味着环境问题与风险性密切相关。
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概念。
从近年国际国内因温室气体削减、疯牛病、禽流感、致癌物质等诸多环境风险而产生的紧张和冲突来看，各国政府机关在进行环境风险管制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担负着效率、回应和前瞻使命的公共机构，究竟如何在浩瀚的风险海洋中甄别应当予以管制的环境风险，并选择明智合理且卓有成效的控制手段呢？不管是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还是环境法学，回答这些问题都无法绕开风险评估的环节，并且在这个问题上都极易陷入不确定性的泥潭。
上述环境问题的风险性、矛盾性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环境问题注定了属于复杂性问题。
复杂性意味着非线性、不确定和偶然因素的大量存在，以及人类面对复杂系统的无知。
早在20世纪70年代，康芒纳即向人们揭示，人口、富裕和技术，都在加剧环境危机。
这三个因素并非各自静止存在、单独对环境发生作用，而是变动不居，交互作用，以乘积而非简单相加的方式促使污染增长。
现代工业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形形色色的中心，有着不同的规模和特征，从人口密集的城市到人口相对稀少的村庄，生活其中的人们可能都在追求不同合作或冲突的利益。
工商业发展、货物流通和服务、交通联系、生活方式选择，各自以不均衡的方式作用于各种环境媒介，构成异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我们很难真正了解所有这些作用元素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了解到!II然和社会的这种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对于环境风险的控制无疑是必要的。
至少，需要人们借此反思传统的线性思维和行为模式，对某一事件或结果事先放弃简单、唯一的因果论。
克劳斯•迈因策尔指出，物理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实在都是非线性的和复杂的，因此应当注意我们的行为的严重后果。
在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现实中，线性思维是危险的。
我们需要一个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有着良好均衡的复杂系统。
这要求我们在反思惯有的线性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探索对复杂性和非线性的环境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方式。
三、环境立法“软化”的具体表现从立法实践来看，环境法的“软化”正是立法上对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的应对。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环境法律规范不约而同地体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第一，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让步于宽泛和灵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导性的规范内容增多。
如日本环境法中大量存在的有关公害防止的事业法的规定、有关行政指导和公害防止协议的规定；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都明显具有“软法”的特点。
原田尚彦指出，如果公害控制只是规定严格义务，很多情况下很难达到目的，不少情况下需要参考地方的自然社会条件、产业特点，依靠行政指导、企业合作，适宜地找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在日本的公害控制实践中，依靠法令和条例的权力性限制不过是极小部分，大多数都是通过行政指导、缔结公害防止协定等多种非权力性行政手段的实施才有效地得以实现。
第二，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环境管理职能。
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不仅仅决定了框架性环境立法在所难免，其所包含的广域性、滞后性和公共性因素还决定了环境损害的事后私法救济无力，环境问题更多地依赖于环境行政措施解决。
在日本，大多数公害受害者不愿通过需要严格的程序、耗费钱力的裁判程序，而希望通过行政机关的专门知识和作为公共机关的信誉、有时依靠其政治力量，使问题简易迅速而且廉价地得到解决。
学者因而总结，环境行政的必要性在于：在具有复合性、广域性的产业公害和城市公害的情形下，通常原因发生者、受害者都是不特定且多数的，基于以个人主义法理为依据的过失责任主义的私法解决办法有其限度，人们认为需耍行政措施；司法救济原则上是事后救济，而且以金钱赔偿损害。
因此，作为对人身生命、自然环境的侵害救济，是不充分的；通过诉讼谋求解决，需要花费时间，而且对违法性和因果关系作出立证，困难很多；此外，行政施行的各种事业，有时甚至会构成环境破坏的原因。
[10]类似的情形在美国同样存在：法院职能的局限性，以及诉讼和诉讼制度的局限性（诉讼的个别、偶然性、抗辩制的对抗性、举证障碍、侵权法救济不足、以及诉讼代价高昂）都限制了通过司法途径控制环境危机的有效性。
由于环境危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控制和消除环境危机成为美国联邦和各州行政部门的职能。
法院在控制环境污染或环境危机方面虽然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同行政部门的规划和计划职能和日常管理职能的作用相比就是次要的了。
只有全面、系统和持续的控制才能有效地控制环境危机，而这种全而、系统、日常和持续的控制只有通过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活动才能实现。
[11]此外，现代环境法中实践风险预防原则（或理念）也十分需要行政机关的事前介入。
典型的环境预防措施如环境政策以及环境行政计划。
[12]因而，环境法律规范的内容侧重于规定环境管制体制、措施以及相关责任，主耍为环境行政提供依据并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制约，对环境行政手段十分倚重。
第三，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裁量权。
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法律规范的框架化、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凸现，环境法倚重行政措施胜过司法措施，环境行政机关的栽量自由得到彰显。
这既是社会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必要处理。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由于现代社会变迁迅速、复杂，现代行政范围大、技术性高，造成了立法机关面临立法技术和价值选择的困难，基于灵活性、机动性、专业性和实验性的考虑，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权。
[13]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ichard B. Stewart)指出，行政栽量权的产生不外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立法机关明确授权行政机关在特定领域内享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第二，由丁•制定法的含糊、概括或模棱两可而导致行政机关裁量权的客观存在；第三，由于立法机关排除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而产生事实上的裁量权。
①具体到环境行政领域，由于其相对于其他的管制领域尤为复杂，其所具有的科技关联、广度利益冲突、隔代平衡以及国际关联特点，[14]同时意味着环境问题的处理对专业行政机关和专业行政人员的高度依赖。
单就环境标准一项来说，由立法机关直接制定各类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是不可想象的，只可能由专业机关利用其专门知识识别污染物，并根据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管制污染物可能对经济的影响而确定执行标准。
美国有学者指出：尽管在理论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完全可能通过由法院实施的私人责任规则而得到解决，但是，该方案实行之中的困难和缺陷已经使得负责的观察者赞同集中化、专门化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认为其是处理环境问题过程中的一个必要因素。
[15]在复杂的环境问题面前，环境行政裁量权的产生在所难免，不同法治背景中存在的只是环境行政栽量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对环境行政栽量权的约束方式和程度的区别。
不过，这一点在环境立法中有时难免被忽略，如我国《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显然就没有意识到保留必要裁量空间的意义，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对“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予以明确确认，虽然实现了法规的明确化耍求，但是这一规定实质上存在着对裁量权不适当的限缩，存在管制过度的缺陷，排除了具体执法部门对于淮河治污目标再行调节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