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西安事变

韩复榘为何被杀西安事变站在张学良一边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韩复榘），说明兵谏原因，请他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

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地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即张学良）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 …杨逆‟，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心腹北上，嘱其“告韩（复榘）、宋（哲元）小心说话为主”。

“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

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父亲，令其查封该报。

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他的这一习惯最终被人利用，要了他的性命。

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

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

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父亲的电报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会晤我父亲，同时电询宋哲元的意见。

宋哲元认为父亲的密码电报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

为协调立场，也为替父亲转圜，宋哲元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哲元和父亲联名发表“漾电”。

“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

“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和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

西安事变：中国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改革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至24日，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系军人发起的政变。

此次事件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却引发了中国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改革。

当时，中国正处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中国的内战局面不断恶化，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然而，中国的领导层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仍然停留在封建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黄埔系军人赵博生、李宗仁、冯玉祥等人发动了西安事变。

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想要摆脱困境，就必须进行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改革。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改变中国的领导层，并以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领导中国。

他们在事变中逮捕了蒋介石，并迫使他签署了《西安事变时期的停战协定》，双方暂时缓和了矛盾。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事变后，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仍然继续。

但是，西安事变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局势。

在这件事情后，中国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变革。

为了改革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首先，他们实行了军队现代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的军队更加强大，国民政府对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军队的训练、装备和管理制度都得到了大力改善，使得中国的军队得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

其次，国民政府开展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他们开始尝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包括推行宪政和民主制度、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法治体系等等。

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稳定和健康。

最后，国民政府也开始注重科技与产业的发展。

他们发展了轻工业、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建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的进程。

综合来说，西安事变虽然始末不光，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给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表明中国必须要进行现代化改革，以便应对当前的挑战，并在未来保持领先地位。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通用8篇)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通用8篇)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篇1西安事变纪念日学校组织了学习活动，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是以原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的，是遗址性博物馆。

包括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五间厅等处旧址，并举办有“张学良将军生平展”、“杨虎城将军生平展”和“西安事变”等基本陈列。

共展出700余件历史照片、大量历史文件及几十件文物等。

没有历史功底的朋友估计会觉得很单调，但是如果懂点历史的话，会觉得这里非常有意思。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现在看到的“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以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而成的，属于人文景观。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免门票的，整个景区分为四部分，平楼、两栋小楼、花园。

建议从平楼第一展厅开始看，这样符合历史顺序，会让你循环渐进，真实的感受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如何舍身救国。

张学良将军以兵谏改变了中国历史，换来了几十年幽禁岁月，却从不后悔，不得不令人钦佩。

第一栋小楼有他的'题诗一首：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很震撼人心，像先烈们致敬!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2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

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

论西安事变挽救中国命运是多方势力搏弈的结果08历史2班庄严【内容提要】：1936年12月12日,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 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 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 逼蒋抗日, 采取果断措施, 率部“兵谏” , 一举逮捕了蒋介石及其聚集在西安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 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虽然事变最终以和平收场，但在斡旋的过程中，充满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东北军、中国共产党和众多国际势力等因素的较量。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中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众所周知，自从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讲话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由蒋中正亲手制定的政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基轴。

两个月后，沈阳被日军攻占，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1933年，日军顺着长城一线将战火打到华北地区，直至1936年，东北三省和部分华北地区沦陷，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国家危机存亡的关键时期，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那就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主导的西安事变。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蒋中正平安回到南京，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圆满结局。

与圆满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复杂的谈判过程，其中交织着多方势力的利益，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搏弈中，是各方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才导致这种结局的产生。

一、南京国民政府各派势力对事变走向起关键作用。

（一）蒋中正本人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蒋中正本人的态度对事件的走向有直接的影响。

对于当时独裁统治的蒋委员长而言，被自己的部下兵谏，无论是从道义还是面子上都是无法接受的。

但由于形式严峻，自身无法掌握主动权，故对张、杨二人施行不理不睬的拖延战术，以保全自身平安。

虽然“攘外必先安内”是其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但由于日军将战线推进到华北地区，亦使得蒋委员长不得不重新审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否能够适应新局面的发展。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篇文章将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详细阐述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1. 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之间重启合作的开端。

当时国共党与蒋介石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张学良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擒获了蒋介石，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党都认为需要行动，避免内战的爆发。

事变后，蒋介石也开始重视国共合作，放弃了以军阀眼光看待政治活动的方式，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两党共同抗日的团结。

2. 改革思想：西安事变的发生，促进了中国思想的改革。

在这个事件中，发生摆脱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执政中的军阀和官僚主义。

从此，“革命”这一概念开始引起大众的关注，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斗争意识，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

3. “国民政府和谈”战略：西安事变的直接影响是改变了国民政府的战争策略，即与日本列强谈判，以寻求和平解决。

事变后的皖南事变，南京大屠杀也加强了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这样在更好的情况下，抗战可以更好地继续。

此后，蒋介石发表了让“千万人民向敌人开枪”的著名声明，国共两党奔锋相对，共同面对日本的进攻。

二、军事影响1. 军队的调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和谈”，使张学良能够在其控制的范围内重新组建和部署他的军队。

而这个过程中，张学良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军火等物资支持，这使得他的军队重新取得了自信，变得更为强大。

西安事变还导致了李宗仁率领的“西府”军队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合并。

这导致了军队的合并与调整，并促使军队对于“国共合作”心态的变化。

2. 共产党对军队及政治的调整：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对武装力量的政治化更为突出，推进了“政治工作队制度”（即将独立的政治工作团队组织起来并建立与主力部队或工作机构紧密配合的制度），强化了军队和政治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影响了军队的政治思想。

《西安事变研究》系列之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新探如皋蒋文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是谁，似乎早已定论。

只要提到西安事变，人们往往都以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并且“说服了张、杨二将军和东北、西北两军将士以及西北各界人士，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1]最近有人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

认为“最早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是当时身居南京政府高位的冯玉祥。

”[2]本人根据西安事变有关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与史实不符，且于情理相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

这不仅是关系到蒋介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试想，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一枪打死(这在激烈的枪战中是很难避免的)，抑或蒋介石在事变中自寻短见、自杀身亡，那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从何谈起呢?!笔者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无疑应该是发动事变的当事人，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

直言之，张学良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

这从事变前后张学良的一系列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

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这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曾于事变当日有一电报拍给蒋夫人宋美龄女士。

电报中说他“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

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

”[3] 此电所云，决不是张学良在蒋夫人面前的虚情假意的告慰，而是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的真情实况的写照。

张学良自1928年12月宣布“改旗易帜”，归顺蒋介石以后，到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为止，其间正巧八年。

这期间，张学良追随蒋介石，确实是“八年如一日”的。

1928年12月，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在日、蒋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毅然易帜，投靠于蒋，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大业，被蒋介石封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1930年9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应蒋之召，率兵入关占领平津，帮助蒋介石击败了冯玉祥、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又被特任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冯玉祥的主要事迹冯玉祥，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阀首领、爱国民主人士。

有基督将军、爱国将军、倒戈将军、布衣将军称号。

下面是店铺跟大家分享的冯玉祥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冯玉祥人物生平1.参加革命冯玉祥原籍安徽巢湖，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

1910年，冯被任命为陆军第20镇(师)第80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法办，递解保定。

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

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

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

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

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段祺瑞派冯玉祥所部第16混成旅开往福建，与孙中山麾下的护法军作战。

冯玉祥深明大义，公开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在通电里，他批评了段祺瑞“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的反动主张，受到全军将士的拥护。

1918年6月底，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

1921年率部入陕，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从属直系军阀，率其部队入陕西，在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杀之后，接任陕西督军，并以此地为地盘扩充，受到苏联大力支持壮大，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

1921年10月10日晋加陆军上将衔。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

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

12月31日授予陆军上将。

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

1923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5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

11月14日授将军府上将军。

2.北京政变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贿赂，率军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直系曹锟政府，驱逐清帝溥仪出宫。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方面的因素：因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西安事变“善后”结局的认识郝　银　侠 西安事变最终的结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被改编,西安基本被蒋系所控制。

这种结局是否可以改变?史学界大多认为西安事变的结局是由于善后失误而导致的。

其最大的失误在于张学良送蒋,导致自己被囚,决定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命运。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送蒋固然失误,然仍有回西安的可能,只是由于西安方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少数掌权的高级将领放走了南京的十几位大员,才导致张长期被囚。

上述两种观点均认为西安事变的结局是不理想的,如果张学良不送蒋或张回来,还有更理想的结局。

笔者认为,西安善后中既要放蒋又要保全张杨及两军的利益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自从张杨抓蒋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们及两军的命运。

也就是说,西安事变后的结局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　张学良送蒋是迫于国内国际的强大压力西安事变中,摆在张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杀蒋,这与他们发动事变的目的相左(事变前张杨曾多次告诫部下,抓一个活的蒋介石,还要放一个活的蒋介石,千万不能打死他,抓他只是为了逼他抗日),而且会引起大规模内战,是不可取的。

二是放蒋。

只要放蒋,张杨就必须做出牺牲。

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例很多,最显著的莫过于曹操挟持汉献帝。

但蒋介石与他们不同,蒋介石拥有中国境内最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即使西安事变中不口头允诺而采用签字的方式(假如蒋同意的话),他也可以将其撕毁。

1946年蒋与中共签订了《停战协议》,不照样撕了吗!因而有人认为如果签字,张杨及两军的命运即可改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对此,张学良看得很清楚,曾对黎天才讲:“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能他在原则承认了,就让他走,签不签字没有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的撕毁。

” 在当时的中国,蒋是唯一可以团结领导中国抗战的人物。

在国民党的内部,能与蒋抗衡的只有两个人,汪精卫和胡汉民。

胡是国民党元老,长期追随孙中山,也是孙理论的捍卫人,自认对孙中山的理论最有解释权。

胡、汪企图以立法院为工具同蒋争权,用立法权牵制行政权。

观西安事变心得感悟（精选3篇）观西安事变心得感悟篇1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国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

1933年2月21日，十万日伪军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东北军望风而逃。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蛮横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阻。

而当中国大好山河屡遭肆虐之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对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企图屡加容忍、妥协，在内战的“舞台”上”大方异彩。

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5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备对日交涉停战。

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

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挟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主权。

1935年10月，蒋介石同意了日后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的“广田三原则”。

1933年7月，蒋介石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破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领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出国，孙良城解甲归田，而吉鸿昌更是被杀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开始，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险些酿成内战，他无视两广的北上抗日请求，还不断分化、胁迫、收买，使宝贵的抗日浪潮消解于无形，虽然两广的这个“抗日”只是借口，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督促东北军围剿红军，扩大内战范围和程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无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依旧对红军步步紧逼。

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看来，中国遭受的灾祸不仅是来自急于扩张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来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

国民党十大杂牌军之西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是一个重要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从一个小兵，升至一级陆军上将。

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

他原是北洋直系将领，却倒戈相向，自成一派。

他曾反共又亲共。

他曾联蒋又反蒋。

他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最终转变成一位民主的斗士。

冯玉祥的西北军，曾是中国近、现代军阀混战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最盛时有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军的番号，但中原大战后全部瓦解，余部皆为蒋所收编。

谈到中国近代军阀，不可能不提及冯玉祥及其冯系军事集团。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

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

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私塾。

十一岁时，为了挣得每月三两三钱的饷银，在他父亲所在的营中补了兵。

他本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是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1896年他十四岁时，正式入营当兵，参加过修筑大沽口炮台的劳役。

熬到二十岁那年，他才作为教习，每月拿四两八钱饷银，担任喊口令的任务。

这时，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装备等方面比旧式军队先进，于是，他抛弃了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

到新军以后，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健，声如洪钟，加上勤学苦练，颇得上司赏识，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三年后便升至哨长（排长）。

不久，他与协统（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到陆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军第二十镇的管带（营长）。

1911年前后，冯玉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军中的革命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一起，发动了滦州起义。

起义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玉祥被拘禁，随后被递解回籍。

1912年民国成立后，冯玉祥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

1914年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

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该混成旅中将旅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战争爆发。

当时，冯玉祥率军在四川，归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指挥。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2000字集合篇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近日，我有幸参观了西安事变纪念馆，这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馆。

通过参观，我对西安事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收获了许多心得体会。

一、西安事变的背景与原因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着长时间的内战，国共双方都非常疲惫。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对中国进行侵略并分裂，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内部，蒋介石与冯玉祥均对中国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对策。

蒋介石坚决主张抗日，并决定继续对共产党进行武装剿灭；而冯玉祥则认为必须先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对付共同的敌人。

最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西安相遇，冯玉祥以抗日救国的名义，将蒋介石软禁，并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达成合作。

二、展馆的布局与展品西安事变纪念馆主要分为序厅、陈列馆和多功能厅三个部分。

序厅的展览主题是“抗日救亡史”。

在这里，通过文字、图片和影像等多种形式，对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陈列馆共分为五个展厅，分别是“民族危机与内战四分五裂”、“西安事变、和平建国”、“战争岁月与长征”、“白色恐怖群体抗争”和“浴血剿匪与剿匪升级”展厅。

这些展厅通过实物、图片和文字等展品，生动而详细地展示了西安事变时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通过这些展品，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安事变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通过展厅“战争岁月与长征”，我们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不畏艰险地进行长征的艰辛历程，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三、参观心得与体会通过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我有了一些深刻的心得与体会。

首先，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促使蒋介石与共产党展开合作，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壮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冯玉祥与宪兵连长交朋友部下不顾安危舍身相救导语：记得冯玉祥将军1936年元月六日就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后，其办公厅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头条巷24号(20世纪90年代拓宽龙蟠路时，此巷已不复存在)。

当记得冯玉祥将军1936年元月六日就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后，其办公厅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头条巷24号(20世纪90年代拓宽龙蟠路时，此巷已不复存在)。

当时，何应钦命宪兵司令谷维伦，派宪兵连长甘自励率宪兵“保护”冯玉祥将军的官邸和住所。

明曰“保护”，实则是软禁和监视。

本来，冯玉祥将军是自己带了卫队从泰山到南京来的，卫队长就是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葛效先。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要经常和甘自励打交道的，就是葛效先和尹心田(时任交际课长)、王华岑(时任警卫参谋)、周茂蕃(时任警卫参谋)。

这几位都是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多年的中共秘密党员，他们本来就对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宪兵很反感，更由于他们都清楚知道甘自励来的目的和任务，因此，即使同他打交道，对他的态度也较冷淡。

这些情况，冯玉祥将军都看在眼里。

一天，冯玉祥将军特地将葛、尹、王、周四人找来，亲切地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对宪兵是有看法的，也知道他们来就是何应钦派来监视咱们的。

但是，咱们到南京干什么来了？咱们不是来做‘官’的，而是要团结一切人去抗战。

宪兵虽然招大家讨厌，但你们应该想到，宪兵首先也是中国人，他们大部分也是爱国的。

咱们要团结他们，主动和他们交朋友，促进他们抗日。

你们以为我不了解我的‘老弟’蒋介石吗？你们以为我不了解汪精卫、何应钦吗？咱们来就是要用行动影响他们，就是要用行动打击投降派。

咱们团结的人越多越好。

所以，你们以后在和甘连长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从那以后，这几个人，特别是葛效先，主动接近甘自励，同他交朋生活常识分享。

西安事变：“杀蒋”与“放蒋”的艰难抉择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消息一传出，国内外各界人士、各种报刊一片哗然，焦点是怎样对待蒋介石——是杀是放，成为“战”与“和”的关键。

杀蒋：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最初反应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发出多次通报，“文寅电”云：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

弟毅(张学良化名李毅)文寅(12日晨3时至5时之间)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窑洞里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大为激动。

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周恩来较为冷静，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国焘自述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在草拟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

电文内说到惩办蒋时道:“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其实，中共中央刚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时，震惊、激动之余，又不太敢确信。

晚上21点，毛泽东、周恩来联名以“万万火急”向张学良发出“文亥电”时，还不能肯定西安事变是否成功，请张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叮嘱张学良一定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一代西北军阀冯玉祥将军崇尚信仰的一生导语：冯玉祥将军和陕西有着特殊的情缘，1922年就任陕西督军，瓦解靖国军之绩;1926年击溃“镇嵩军”，解围西安城之功，都是陕西人永远的记忆，冯玉祥将军和陕西有着特殊的情缘，1922年就任陕西督军，瓦解靖国军之绩;1926年击溃“镇嵩军”，解围西安城之功，都是陕西人永远的记忆，特别是后者。

1926年春，吴佩孚委任河南军阀刘镇华为“陕甘剿匪总司令”，刘随即于4月7日率领所谓“镇嵩军”10万余人马由潼关入陕。

5月15日合围西安，之后又陆续占领了三原、泾阳、高陵等地。

此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将领杨虎城、李虎臣在兵力极其有限(仅有不到3万)的情况下予以坚决抵抗，为后世留下“二虎守长安”的佳话。

“镇嵩军”的阴谋不能得逞，“二虎”也不能及时解围，以致造成西安城中5万余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

在此危及存亡之时，冯玉祥于9月17日在绥远省五原县(在今内蒙古)举行“五原誓师”，制定援陕方针。

10月，冯玉祥的部队取道甘肃入陕，到达兴平。

11月28日，冯玉祥与“二虎”里应外合，击溃“镇嵩军”，西安城得以解围。

因此，陕西人一直都在感念冯玉祥的恩德。

1928年，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为纪念冯玉祥将军的历史功绩，在西城墙冯将军“破墙而入”之处建一城门，取名玉祥门，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

此事足以证明冯玉祥在陕西人心目中的地位。

时过境迁，但这座城门将继续见证冯玉祥的丰功伟绩，也将继续提醒陕西人记住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有趣的是，冯玉祥将军一直对基督教信仰有着极大的热情，在他的治军及生活中一直以基督教信仰的要求约束自己，一度成传为佳话，被人称作“基督将军”。

作为陕西的基督徒，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重新认生活常识分享。

浅谈西安事变前后及其和平解决因素王新童医学部药学一班 1210307108 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导火索。

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下定决心发动兵变“逼蒋抗日”。

而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则有来自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张杨二人在事变前后对于的态度、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于蒋介石态度转变及对整个事件逐渐发展过程中的认识、国民党民主派在事变期间的积极作用以及国际势力对于西安事变的影响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局势，避免了内战的发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还推动中国由局部抗战阶段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西安事变，一二九运动，张学良，中共，国民党民主派，国际因素，抗日，内战，和平解决。

正文：1936年12月12日，在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1]，希望以兵谏的方式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直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统一起来，共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泽东曾评价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

”（一）、背景：西安事变的推动因素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推动因素是1935年12月9日到1936年3月31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发生后，北平的几千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当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端的正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故土沦陷，背井离乡，特殊的身份境遇使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表现得极为勇敢积极。

同时，正因如此，一二九运动引起了当时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的重视。

他派人携款慰问受伤和被捕的学生，同时电邀东北学生代表去西安晤谈。

而后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先后派出大批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其中大多是东大学生）来到西安，通过与张杨二人的晤谈、进行公开演讲和组织座谈会宣传救亡、参加张学良举办的“学兵队”等形式，密切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系，影响张、杨的思想，推动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