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看张学良的品性

张学良对自己在西安事变后的评价张学良生涯里，有三个“三六”。

一个是“一九三六”，他在这一年发动西安事变，挟蒋抗日，“把天捅了个窟窿”。

另一个“三六”，划开他一生两段。

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监禁，从浙江奉化开始，先后移监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的郴州、沅陵，贵州的修文、开阳、桐梓和四川的重庆，辗转流离，终于1946年11月2日被转至台湾，幽禁于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

张学良这天日记说：“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

早六点一刻，由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八点四十分抵武昌徐家珊机场加油，十二点一刻抵台北松山机场，余始知是到台湾……下午二点一刻由台北乘汽车动身，约五点半抵新竹，宿于招待所。

”其时，张学良生涯中出现第三个“三六”——伴随他的赵一荻当年三十六岁。

贵州之前的张学良，绝对孤寂。

从贵州始，著名的赵家四小姐追随到他身边，陪伴寂寞英雄。

张、赵由此开始了他们台湾幽禁阶段的早期生活。

《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清泉幽禁岁月1946-1960》一书中，有两幅相邻的照片。

一幅是张学良在窗前读书，另一幅是赵一荻在用缝纫机缝制衣物。

这段时间里的记事簿、日记、信函、口述、照片……成为后人研究张学良的珍贵史料。

张学良被幽禁后，读书不辍，并有了研究明史的想法，且兴味日浓，不时托人从外面买书，还列出书单，请毛人凤帮助寻购。

据说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的治史兴趣后，专门请了一位明史专家，到张学良的山中居所，行“伴读”之责。

宋美龄还曾托信差转送给张学良大量家书。

1955年初，张学良感受到一种入台以后前所未有的寒冷。

是年春，赵一荻因咽部出问题，不得不动手术。

是年夏，她开始连续尿血，发烧时体温高至39.5摄氏度，四肢冰冷，颤抖，被送到台北中心诊所，检查结论是膀胱炎或肾盂肾炎。

赵一荻为此住院两月之久，张学良一人待在井上温泉，开始了“两地书”。

当时的台北和井上之间，未通公路，音问不便。

赵一荻托人带回的信，不能及时送达。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

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

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

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

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

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

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

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

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

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

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

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

1930年10月11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

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关于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欢迎观赏。

张学良，曾统帅中国当时装备最精良的东北军，中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军事实力仅次于蒋介石。

周恩来对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十分尊崇，称其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而张学良却因为“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从陆军上将跌至阶下囚。

历史的发展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笔者试图从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动机和他自身的遭遇来看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得与失。

杨虎城，从反清、反袁、反内战直到“扣蒋兵谏”,无一不透露出他“除暴安良，护家卫国”的革命精神。

在“西安事变”中他绽放了军旅生涯最绚烂的一刻，与张学良共同主导的这场“兵谏”加速了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进程，但绚烂之后的寂灭却成为他的遭遇。

杨虎城是政治场上的老手，对于“兵谏”后的政治角逐如何能够效果最大化，他有着自身独到的考虑。

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的困境局面1936 年冬，张、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面临的各方面困境要着手解决：与中共商议的“西北大联合”困难、苏联摇摆不定的态度，蒋介石的督战压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主战压力等。

对此，他不得不竭力做到不露迹象，等待中共方面的时机或苏联方面的指示，亦或者期待蒋介石能将其调入抗日战场，以走出眼下的困境。

(一)张、杨的爱国思想为“事变”埋下伏笔。

从张学良自身来说，强烈的爱国之心同其指挥的内战形势相矛盾，内心备受煎熬。

张学良是一名拥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军事将领，其内心最期盼的是蒋介石执行联俄联共抵抗日本的战略方针，以期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对于同红军作战丝毫没有积极性，这使得军命在身的张学良处于煎熬之中。

东北军中下层将士也对驻守西北不满，强烈要求打回东北。

随着绥远抗日战争的爆发，从东北军内部来说，中下层将士力主抗日报国，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给张学良增添了自下而上的压力。

为此他在11月 27 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中写道：“今前锋即接(绥远抗战)，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

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然而我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

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

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张学良还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蒋介石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

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作者： 于军
出版物刊名：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8-18页
主题词： 张学良;南京;将军;蒋介石;西安事变;领导;战线;民族国家;履行诺言;内战
摘要： <正> 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和尊严”便于他领导全国共同抗战,也为促使蒋介石“所答应的条件”“不至于反悔”,张学良在宋氏兄妹和政府的保证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于12月25日亲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

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到南京后,不仅不履行诺言,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反而扣押了张学良将军并调大军压迫西安。

张学良将军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始终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故乡的惨状”。

在1937年元
旦“告东北军将士书”中,他告诫他的将士们要振起精神,坚强意志,认清目标,巩固战线,“来为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和平而奋斗!”。

浅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

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而在这件事变中的关人物-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与参与者，并且关于张学良的这种行为，不同人有不同的评价。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评价（一）张学良人物初探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陆军元帅。

中国奉天省（今辽宁）海城人，生于台安县桑林，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张学良自幼天资聪颖、活泼顽皮、胆大妄为、善于观察人物、喜爱写作，所以在他幼年时就能下笔千言。

张学良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收的是家教，不仅仅有旧的文化功底，而且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也对张学良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张学良年轻时个人品质就被议论，而且指挥打战的能力也为人诟病。

张学良为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

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

这样一个吸毒成性、沉湎女色，子承父业的公子哥，在抗日战争中都不被看好，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

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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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常识分享历史上的张学良是好人还是坏人
导语：2001年10月，101岁高龄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因病去世，一个影响了中国在20世纪发展进程的国民党将领，一个毁誉交加的东北少帅，离开了我们的世
2001年10月，101岁高龄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因病去世，一个影响了中国在20世纪发展进程的国民党将领，一个毁誉交加的东北少帅，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而他生前的风流情史，他对国家的贡献，他承担的罪名都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称赞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诋毁他是民族罪人，各类说法纷杂不一。

那么张学良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们该如何评断呢？
张学良晚年照片
1928年，张作霖因被日军报复而死，他的儿子张学良开始担任东北军总司令，掌管了东北大权。

担任总司令之后不久，张学良不惧威胁和利诱，毅然决定服从南京政府，改旗易帜，力促中国在民国时代的统一局面。

在这一点上来说，张学良是功不可没的。

在东北易帜以后，东北各省日渐抵制日本的侵蚀。

终于，日本军队极端势力忍不可忍，为了保住其侵略利益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军队制造阴谋，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建立了伪满洲傀儡政权。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张学良选择了不抵抗政策，这成了他一生的耻辱，也成为人们评论张学良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一个主导因素。

其实，就论当时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和军队实力来说，要想要抵抗日本的侵略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打，那将是民族罪人，国家的耻辱，所以他当时的不抵抗，其实是一种妥协，也让他在之后内心一直背负着这种罪恶感和耻辱感。

所以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上，张学良正是因为背负着以前的罪名，不忍心国家再受灾难，所以即使自己面临着被软。

037史海钩沉张学良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张学良将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民族斗争空前激烈的历史时代所出现的一位杰出伟大的民族英雄。

然而，九一八事变却让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

时隔5年，张学良毅然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从而使他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不朽的抗日英雄。

笔者试图从张学良自身思想上的变化，浅析张学良将军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从不抵抗将军到抗日英雄的思想转变过程。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将军早期亲历的一次重大并影响他一生的政治事件，张学良在当时处于手握兵权、举足轻重的权力地位上，对这次事件所做的处理，使他成了不抵抗将军，一度被全国指责的千古罪人。

下面就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从思想上分析如下。

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错误估计，使张学良产生隐忍轻敌思想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但张却不以为然。

6月末，发生万宝山事件，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宜亟力避冲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意识到苏、日军力强大，由此产生退避强敌的思想1905年5月中东路竣工通车就一直由中苏共管，主权未按照规定交还给中国。

1929年张学良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

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无力支持，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这次经验，让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受到打击，也让他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支持东北对外抗击强权。

而东北军的实力，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国单独作战。

这种思想也是九一八事变当日他下令不抵抗的原因之一。

中原调停，东北军留守不足，张学良产生自保求生思想1930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东北军作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方面军，其军事实力不次于任何一方，举足轻重，各方皆极力拉拢。

论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这位曾在中国历史上极具震撼力的人物。

当我品读他的一生时，内心颇有感触。

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这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走进张学良将军。

东北易帜，是奉张割据东北地方政权一件大事，易帜以前，张是关外王，易帜以后，就成了地方政府，听命于国民党中央了。

从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张学良之果断与民族气节。

因为在决定这个问题时，内有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容易的事。

回首1928年的东北，日本军阀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原期必然引起东北内部之混乱，可以乘乱攫取东北更多的权益，岂料张学良能平静无事继统大业，局势稳定，使日本无机可乘，乃改变手法，鼓励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党之招降拉拢，由日本大力支持。

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方抗衡。

可谓“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

日本处心积虑要侵吞中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基本国策，是决不会改变的，日本军阀是把中国的满蒙看作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对东北的侵蚀，决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日本对张学良威胁利诱。

可见，武力权势无法使一个人改变自己的信念及对祖国的忠诚。

张学良心中明白：换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要挟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与他，做一个傀儡。

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再者，先大帅尸骨未寒，岂能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

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理对付日本，换旗以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张就这样冲破了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东北易帜。

从此，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力量继续存在，这样，中国完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统一。

且不说家仇，试想，如果张学良将军在日本的诱惑下同意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政权。

众所周知，东北是日本打开中国的门户，如果日本阴谋达成，内外勾结，日本将以东北为根据地，进一步加快侵略中国内地的步伐。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张学良作为该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对于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张学良自身的影响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文将从张学良个人的经历和西安事变的影响两个方面，探讨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首先，回顾张学良的经历可发现，他是一位具有深厚军事才能的军事家。

曾多次在国共内战中领导国民党军队取得重要战果，而他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抵御日军进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尽管张学良是国民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物，但他与蒋介石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事变发生时，张学良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希望通过这次事变来改变国民党的政策。

他迫使蒋介石与他进行了会谈，并通过与共产党合作的方式，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

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个人政治抉择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事变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了临时的合作。

事实上，这次临时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临时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对推动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也促使了广大民众对军阀主义和专制独裁的不满，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创了新的局面。

尽管西安事变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复杂性和问题。

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并生活在政治舆论的阴影下。

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也并未获得国民党的积极响应，反而加深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因此，尽管此次事变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困境。

总的来说，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事变的发生不仅反映了张学良个人政治抉择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纷争。

尽管此事变带来了一些机遇，但也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内政治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

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西安事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张学良的政治角色，同时也能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