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中的半强制性规范

论劳动法上的强制性规范一、本文概述劳动法作为调整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法律，其中的强制性规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强制性规范，作为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确保劳动法规定得以实施、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防止用人单位滥用权力等重要功能。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劳动法上的强制性规范，分析其内涵、特点、适用范围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劳动法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本文首先将对劳动法上强制性规范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其法律地位和作用。

随后，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出劳动法上强制性规范的主要类型和特点，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规定。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强制性规范在劳动法实施中的具体作用，包括其对劳动关系双方行为的影响、对用人单位行为的制约以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等方面。

本文还将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强制性规范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为我国劳动法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参考。

本文将对劳动法上强制性规范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提供有益启示。

二、强制性规范的理论基础强制性规范在劳动法中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

劳动法作为调整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法律部门，其强制性规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强制性规范是劳动法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必然要求。

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在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为实现这一目标，劳动法需要通过强制性规范来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防止用人单位滥用权力，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强制性规范是劳动法实现其经济功能的必要手段。

劳动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需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

通过强制性规范，劳动法可以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防止不正当竞争，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兼论公法与私法“接轨”的立法途径与规范配置技术钟瑞栋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关键词: 强制性规范/配置/公法/私法/接轨内容提要: 立法者在通过立法来完成公、私法的“接轨”任务时，应当妥当处理宪法与民法、行政法与民法、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以及民法典内部各种规范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法律体系内，通过部门法的合理分工与和谐互动来实现公、私法的“接轨”任务。

其中，宪法中的规范和纯粹行政法的规范属于前置型的强制性规范，不宜安排到民法典内部，仍应保留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为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目标的强制性规范属于外设型的强制性规范，应安排于民事特别法和行政法规当中，也不宜安排在民法典内部;为自治的私法行为设定最低法律要求的强制性规范以及铺设通往公法管道的强制性规范属于内设型的强制性规范，则应安排在民法典内部。

引言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公法与私法本有“楚河汉界”相隔，二者分庭抗礼，势不两立。

但为了兼顾自治与管制的双重目标，在现代各国的立法中，公法与私法越来越呈相互交错和融合的态势。

在“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两股思潮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从理论研究、立法实践到司法实践，都在探寻公、私法的“接轨”问题。

公法与私法的“接轨”是一项浩大、繁杂的系统工程，规范的设计与配置是这一工程中的核心技术，强制性规范则担当着“顶梁柱”的作用，规范设计和配置的技术含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强制性规范的合理配置来体现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强制性规范的设计和配置与公、私法的“接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通过对强制性规范的研究来探寻公法与私法“接轨”的可能途径，成为了本文选题的初衷和主要任务，全文从结构安排到论证的基本思路和线索，都始终围绕强制性规范与公、私法“接轨”的关系来展开。

本文旨在论证：在公法与私法“接轨”的宏大工程中，立法担当着最为重要的任务。

中国劳动关系的现状以及“量化的标准在中国，谈及劳动关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原因一是研究劳动关系时，虽然理论上有明确的定义，但实务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标准、界定方式，而同时劳务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事实劳动关系等诸多问题又无法回避，“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剪不断，理还乱”。

原因二是由于劳动关系的存在是我国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基准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的前提，局部理论的不清可能导致整个法律适用的混乱。

因此，准确而快速地界定劳动关系实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护弱势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威慑企图违法的雇主。

一、劳动关系的“纯化”1、复杂化的中国劳动关系。

在中国，虽然称劳动法保护劳动关系，实际上严格而言，劳动法真正保护的是劳动法律关系。

实际上，除了劳动法律关系外，在中国，提及劳动关系不得不论及劳务关系、事实劳动关系等其他几个术语。

真正受劳动法全面保护的是劳动法律关系，而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事实劳动关系和无效劳动关系则只获得部分保护。

同时，事实劳动关系、无效劳动关系的出现导致劳动合同法的不全面适用，而劳动基准法、社会保险法更是难以适用。

2、取消无谓概念、纯化劳动关系。

因此，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必须将中国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纯化”。

首先必须取缔作为大杂烩与挡箭牌的劳务关系的概念，劳务关系中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

一是还原纯粹的民法关系、有名合同。

劳务关系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指的是民法上的有名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即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因此，遇及此类合同，就应当还原其真实名称，而不必冠之于“劳务合同”。

二是正视劳动法的历史演进，及时调整劳动关系范围。

其次，废除事实劳动关系这个不该出现的名词。

当逐一分析事实劳动关系的种类时会发现：由于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承认口头合同的效力、也承认一定程度的多重劳动关系，事实劳动的绝大多数情况（一是基于无书面合同，二是基于多重劳动关系）都正式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可以还之于主流了。

民法强制性规范研究摘要】所谓强制性规范指的是行为人在一定束缚下被迫自行调整的一种规范。

尽管民法属于自治法范畴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规范。

民法产生初期，建构体系的强制性规范既已存在。

在司法、立法和理论研究层面，我国民法强制性规范存在诸多问题。

其最终可归结为民法强制性规范的概念界定、类型划分、效力确定、规范配置、司法识别及适用解释等基本问题。

只有充分认识个体之于社会、市场之于政府、私法之于公法的优位性，才能切实更新立法理念，科学确定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原则、立法模式、立法人像和立法方法。

民法强制性规范能够维护形式平等，推动实质平等；保障个人人身财产安全，保护市场交易与婚姻家庭安全；确保个人生活秩序，实现社会稳定有序；提升经济与社会运行效。

率。

这是民法强制性规范存在的法律价值基础。

【关键词】强制性规范；立法缺陷；成因分析1.前言民法强制性规范映射着个体与政府、私域与公域、自由与管制、私法与公法、私权利与公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一系列二元范畴，它们呈现一种张力。

与人民可不受约束的任意性规范相比，强制性规范本身潜藏着更大的侵害私法自治危险，所以反思与优化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就显得极为有必要。

我国现行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存在着条文数量过多、强制程度较高、对权利自由的限制过度以及规范词使用不当等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民法根植之市民社会羸弱顿号立法理念偏颇及立法技术落后等。

本研究主要分析与探讨当前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反思及相应的优化策略。

着重关注社会问题，立体分析问题原因。

2.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原因2.1民法影响力不足致群众基础薄弱私法乃是行动者在文化进化过程中发现的结果，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发明或设计出作为整体的私法系统；换言之，在私法领域中，千年以来所发展的乃是一种认知和发现法律的过程。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体现了我国基本的民事政策，关乎立法司法关系，对它们的违反，将动摇国家的根本存在前提，因此属于强行性规定。

我国在立法同时缺乏群众基础，导致法律影响力不足，群众缺乏参与感。

习惯作为法源的条件与方法——基于《民法总则》第十条的规范分析唐雅蓉【摘要】《民法总则》第十条将习惯正式纳为民法法源,这为习惯入法并以此指导民事司法判决开辟了法定性道路.对习惯的定义有事实属性和规范属性两类,民法总则第十条中的“习惯”应当是指具备规范属性的习惯规则.习惯规则成为法源应具备各项具体性约束条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习惯与制定法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应当超越二元对立的观念,以实现对等正义为目标在司法领域内适用习惯规则.【期刊名称】《湖南警察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29)004【总页数】8页(P14-21)【关键词】习惯规则;法源条件;二元对立;司法适用【作者】唐雅蓉【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天津30035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02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表决通过。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规定便是将习惯正式作为民法法源。

在我国基层司法实践中，民间习惯规则一直发挥着诸如补充制定法、解释制定法和认定案件事实等重要作用。

此次习惯作为法源被法定化体现了我国当前社会自治的时代法治精神。

本文从民法法源条款的立法演变出发，对比了新旧条款之不同及其立法背景。

然后结合多种对习惯及习惯法的定义分析阐释《民法总则》第十条中“习惯”一词应有之含义。

接着通过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习惯司法检验之标准总结归纳习惯规则成为法源应具备的条件。

最后基于案例对习惯规则的适用进行规范性分析。

《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当法律出现漏洞没有对民事活动有所规定时，《民法通则》规定的是适用国家政策，而最新《民法总则》则是规定可以适用习惯。

民事领域中，由于法律无法避免的滞后性缺陷，导致民事活动的许多方面都存在“法律漏洞”。

国家政策是指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规束。

基于民法中的一些规范的思考[摘要]民法为自治法，亦存在一定数量的强制性规范。

相较于人民可不受拘束而另为其他约定的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潜藏着侵害私法自治的更大危险，对现行民法中强制性规范加以反思与检视诚有必要。

[关键词]自治强制性规范反思优化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 （2013）04-0315-01前言强制性规范是行为人应受拘束而不得自行调整的规范，民法上的强制性规范主要包括要求具备特定形式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限制合同自由的规定、对人的原则性和一般性的法律地位规定、法律关系中保障较弱者或者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规定、关于权利的基本结构规定等。

总体而言，相较于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潜藏着更大的危险性，因为强制性规范赖以依凭的基本方式—强制，乃是对自由的限制与剥夺。

1.现行强制理据不足以证成强制性规范的正当性立法者在创设民事强制性规范以及司法者在依强制性规范进行裁判时，常会诉诸某些自认为正当的理由，由于“强制规定之种类是多元且功能取向的”，因此其理由大体上包括他人利益免遭伤害（伤害原则）、行为人自身利益保护（家父主义）、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社会正义、弱者保护、交易安全、经济效率等。

这些价值既是民法为规范性强制的理据，也足以构成强制性规范的分类标准。

1.1 基于公共利益的强制性规范公共利益当属立法或司法强制最普遍的理由。

与“伤害原则”、“家父主义”等只是作为理由不同，“公共利益”本身就是立法术语。

在我国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围绕着应否以及如何在立法上界定公共利益问题曾展开过激烈争论，最后的结果是一如其他法制先进的国家或地区，放弃在立法上作此种一般性尝试，而将如何以公共利益进行强制的权力委诸处理个案的法院。

1.2 基于社会正义的强制性规范如果说社会是人们“为了相互利益的合作冒险”，则作为一种寻求利益平衡机制的社会正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存续无疑具有基石性作用。

然而在复杂多元的异质社会里，价值评价标准的繁难使得为社会正义之名的操作常常无法实现预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