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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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镇政府与农村组织的关系余银波(浙江海洋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浙江舟山,316004)[摘要]:乡镇与村组织之间具有三重关系,第一方面是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第二方面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第三方面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在政府依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
第一重关系体现党的领导原则;第二重关系体现村民自治原则;第三重关系体现依法行政原则。
乡村三重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其中任何一个关系、一个原则来否定其他两个关系、两个原则,都会造成乡村关系的失调。
[关键词]:乡镇政与农村组织;相互关系引言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整体启动。
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对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事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致使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家庭在生产中的作用,农民极大的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经济上的自主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越来越暴露出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的弊端,这使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以发展基层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在中国广大农村蓬勃发展。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时指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展望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时强调要求:“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1]。
正是借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全国人大在屡次争议后,终于在1999年11月正式通过了已试行十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基层民主的强制性和规范化建设纳入整轨。
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与实施,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大势所趋,以乡村领导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村民自治下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研究作者:楼鲜丽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08年第03期【摘要】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实际包括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两部分。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张力或矛盾,严重阻碍着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本文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出发,着重分析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张力或曰冲突的主要表现、制约因素及成因,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村民自治;乡镇政府;村委会;关系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提升国家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其取得的进展十分明显,但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从理论上讲,村民自治制度是一个较好的制度安排,但在具体的运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处理好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
一、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分析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实际包括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两部分。
对于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基层政权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支持、帮助的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即乡镇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开展工作。
这条规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关系是指导关系,二是明确了村委会对乡镇人民政府的关系是协助关系。
但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难达到这种状态,乡镇政府总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下一级机构。
由于现行监督体制的缺陷与实践中职能定位不准,基层政府从本位利益出发,常常把自己看作是“婆婆”,把村委会视作“媳妇”,致使干预时有发生,从而导致了这种病态关系的存在。
因此,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附庸。
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现象严重。
表现在:有些地方乡镇政府干预、操纵村民选举,任意调整、撤换民选村干部;如:湖北省潜江市第四届村民委员会自1999年9月28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全市329位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被乡镇组织及个人违规宣布撤换(含免职、停职、降职、精简、改任他职)的达187人,占总数的57%①。
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一、应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这一规定,不仅明确了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也明确了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指导内容和范围。
法律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规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行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村民委员会组织定性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所谓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广大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就是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既然宪法对于村民委员会性质作了如是规定,就使得村民委员会与过去的行政村有了本质的区别,即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政府的派出机关,因而,不像行政村那样具有行政职能,它不能代表国家向村民实施行政管理,而只能带领村民办理本村的各项内部事务或者协助政府做好有关的行政工作。
因此,法律关于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就不能再套用过去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只能确定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是尊重宪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具体表现。
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法律的上述规定,必须把”指导”性质和”指导”内容及范围即”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衔接起来。
一方面要坚持”指导”性质而不能偏离这一性质,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关系,不能简单照搬上下级关系,乡镇政府不能对村委会实施行政领导,不能改变或者撤销村委会在宪法和法律法规及政策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制定的村规民约,更不能代替、包办属于村委会的工作。
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村委会的工作”这一内容和范围指导,而不能超越。
根据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的工作”的内容和范围大致为: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组织村民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作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遵守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委会,应教育和引导村民加强民族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协助有关部门对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进行教育、帮助和引导,等等。
乡镇政府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论纲经济与法制摘要:我国农村基层社会存在乡镇政府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两种运行体系。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乡镇政府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之间交错混淆,经常发生冲突,这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乡镇政府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明确它们之间的运行边界和互动关系,确保乡镇政府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运行规范、有序、和谐。
关键词:村民自治权;乡镇政府行政权;冲突;协调;良性互动Abstract:There are villagers’autonomy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won government in the rural area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villagers’autonomy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won government are interlaced with each other and often conflicts,which restricts good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rural areas.So we should organize and make clear relations between villagers’autonomy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won government,and ensure them to operate harmo-niously.Keywords:Villagers’Autonomy;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won Government;Conflict;Harmony;Good Reciprocity一、乡镇政府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的界定乡镇政府行政权属于国家公权力的范畴,它是指乡镇政府代表国家对乡镇基层事务进行行政管理的权力。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探讨困境作者:邱颗科方玉媚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11期【摘要】在农村基层村民自治进程中,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难以做到有效对接和良性互动,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博弈导致了“强势政府、弱势村委”和“弱势政府、强势村委”现象。
我们应对相关法律与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进一步理顺乡村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构建和谐的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关键词】村委会乡镇政府村民自治和谐关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村民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载体,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至今,村民自治的运行在法律的保障下,在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的合力作用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村民自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中。
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础政权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本文以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通过问卷和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农村调查,分析相关原因以期探寻构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和谐关系的路径。
调查基本情况概述表1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2012年5~8月,我们先后对四川省雅安市多营镇、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成都市新津县花桥镇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
实地调研中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收回1950份,其中有效问卷1890份,问卷有效率为94.5%。
问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如何看待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被调查人群主要集中在36~55岁之间,占样本的60%,这一年龄段的人具有较丰富的阅历和实际的工作经验;从学历结构上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小学文化程度的仅占7%;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共党员占21.50%,非党群众占78.50%。
农村基层政府组织与村委会之关系及发展---------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摘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历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农村的基层政府组织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扑朔迷离。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研究了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及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
关键词:国家、社会、基层政府组织、村委会一、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及村委会的定位——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在我国广大农村,乡镇一级政府下通常还存在一种组织——村委会。
村委会属于市民社会的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不行使国家职权。
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事务逐渐增多,本来是农民的自治组织,独立于基层政府之外的村委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了农村的政治生活中。
很多时候更充当了基层政府的左膀右臂。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基层政府、村委会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其间的发展又该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国家”是什?“社会”是什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是什么?所谓“国家”,根据马克思对国家的定义,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我国理论界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比较注重国家的阶级属性,把揭示国家的阶级属性当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谛。
统治阶级占有国家权力,通过各种行政组织对广大人民进行领导,而正式的政府组织成为了国家的代名词。
本文中的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即是国家的代表。
所谓“社会”是指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
形成社会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共同文化以及传统习俗。
村委会是村民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而组成的利益集合体,它成立的目的是争取村民的共同利益,为了此项目的,有时会与政府组织产生矛盾。
从人类政治发展史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经历了国家社会化及社会国家化等各种阶段。
所谓“国家社会化”实质是市民社会优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在政治博弈中慢慢淡化以致退出,实现全社会的自治。
正确处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是农村基层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推进村民自治的首要问题之一。
《村委会组织法(试行)》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1998年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除了重申上述规定外,又进一步明确:乡镇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法律的上述规定,不仅明确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同时也明确了乡镇政府在实施指导以及村民委员会在接受指导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乡镇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这一法律定位是正确的。
但在少数地方,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乡镇政府在指导村民委员会工作方面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乡镇政府在指导村民委员会工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不尊重村民的民主权利,干预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
如有的乡镇政府指定、指派候选人,有的乡镇政府随意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二是不尊重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干预村委会干部的内部分工。
有的乡镇政府因为不满意村民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就在干部分工上做文章,不让村委会担负实际工作,或者另行聘任村会计、村出纳和妇女主任,另组工作班子抓村里的工作,致使村委会无法行使职权。
三是不尊重村民会议的权利,用行政命令代替村民会议来决定村里的大事。
如村干部的补贴数量和村级提留款的多少,应该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但在有的地方,村干部的工资补贴标准由乡镇政府决定,村提留的多少也由乡镇下文规定。
又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搞教育“双基”达标,有的乡镇政府为求政绩,不顾农村学生生源不足的实际和村级集体经济的困难,强迫村里举债建校,致使不少村债台高筑,而修建的学校又因招不到学生而只得将教室空置,造成极大浪费,村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的条件与路径选择我国农村目前有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力存在于管理体制中:一是自上而下的乡镇行政管理权;二是村委会的自治权。
二者在宪法中的应然关系应该是和谐互助的,并且在体现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根本点上无疑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二者又经常产生冲突,不仅不利于加强乡镇行政管理,也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将从二者当前存在不合理的关系入手,深入剖析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的条件与路径选择。
标签:村委会;乡镇政府;路径选择一、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应然模式(一)准确把握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村委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这一规定从正面确定了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关系为指导关系,也从侧面指出了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的内容和范围。
组织法之所以对二者关系做出这一定义,其根源在于宪法把村委会组织定性为农村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因而,村委会不具有行政职能,它只能带领村民办理其管辖内的各项事务或者协助乡镇政府做好有关的行政工作,而不能代表国家对农村事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不只需要遵守和宣传国家法律法规,还要宣传政府的各项指示和命令,但没有具体执行的职责,因此,村委会不存在需要受政府领导的问题。
对于法律中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就不能再遵守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要界定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实行村民自治和发展基层民主两大法则。
乡镇政府应尽的职责就是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所管辖区域内贯彻执行。
因此,虽然乡镇政府并不能领导村委会,但却有权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工作。
对村委会依法开展的自治活动给予肯定和支持,帮助协调解决村委会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就是乡镇政府对村委会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二)准确把握村委会对乡镇政府的协助关系组织法在规定乡镇政府对村委会有指导义务的同时,也写到了“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
乡镇人民政府与村委会之间,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和协助的关系,这是由《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
《村委会组织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
这种指导和协助的关系,是由村委会的性质所决定的。
因为村委会既不是一级政权组织,也不是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乡镇人民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主要体现在:(1)政策指导,即保证村委会的决议、决定及工作符合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规定;(2)组织指导,即指导和帮助村委会搞好班子建设,特别是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3)工作指导,即指导村委会依法办好各项工作,如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生活看,村委会工作都离不开这种有效的指导,这是保证村民自治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村委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主要体现在:(1)向村
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做到家喻户晓;(2)按时完成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布置的各项工作;(3)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在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问题上,关键在于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要自觉地尊重和维护村委会的自治地位,对村委会的工作少一些行政命令和指手划脚,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
关于乡镇政府与农村组织的关系余银波(浙江海洋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浙江舟山,316004)[摘要]:乡镇与村组织之间具有三重关系,第一方面是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第二方面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第三方面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在政府依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
第一重关系体现党的领导原则;第二重关系体现村民自治原则;第三重关系体现依法行政原则。
乡村三重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其中任何一个关系、一个原则来否定其他两个关系、两个原则,都会造成乡村关系的失调。
[关键词]:乡镇政与农村组织;相互关系引言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整体启动。
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对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事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致使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家庭在生产中的作用,农民极大的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经济上的自主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越来越暴露出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的弊端,这使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以发展基层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在中国广大农村蓬勃发展。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时指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展望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时强调要求:“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1]。
正是借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全国人大在屡次争议后,终于在1999年11月正式通过了已试行十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基层民主的强制性和规范化建设纳入整轨。
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与实施,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大势所趋,以乡村领导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必将对乡镇转变领导方式、转换工作作风形成强大的内在动力,对乡镇机构改革产生极大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改革后的乡镇行政必将有能力适应以村级治理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乡村关系。
一、乡镇政府与农村各组织关系的历史发展乡村关系的第一阶段(1950-1953年),是执政的共产党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创建新政权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政权,农村建政或者乡村关系的重新构造因而显得尤为根本。
在这个时期,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自然来自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因而,国家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社会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问题。
然而,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解决国家的政治认问题,最关键的是解决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的政治认同问题。
为此,党在农村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并通过土地的重新分配来进行社会动员,从而把农民大众动员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洪流中来。
结果,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而且在政治上翻了身。
农民对党和政府发自内心的拥戴,使得农民与党结成了“蜜月关系”。
最终,党和政府在农村社会中树立了崇高的道德威望,这种道德权威不仅摧毁了农村传统的礼俗权威,而且为农村建政积累新的道德文化资源。
在乡村关系的第二阶段(1954-1958年),是依照新中国首部《宪法》(五四宪法)而建构农村政权的时期。
五四宪法对我国的乡村基层政权建制作了原则规定:乡、民族乡是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乡政权是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样以宪法形式确立乡建制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宪政史上是第一次。
这一时期,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渗透性。
为此,国家除了把乡政权的地位写入宪法外,还加快了农村党建工作步伐,把“支部建在连队”的经验移植过来,实现了“支部建在村庄”的制度建设。
于是,党和国家可以通过农村党支部而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意志贯彻到千家万户,大大强化了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渗透性。
有了这样的乡-村制度关系,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有了组织保障。
于是,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得以迅速完成。
在乡村关系的第三阶段(1958-1983年),进入了人民公社的历史时期。
人民公社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管理体制,“政社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的社员参与机制等。
客观地看,人民公社体制试图全面地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包括解决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参与性和分配性问题。
然而,这种建立在指令性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特别是在人民公社的晚期,除了渗透性不断加强外,其他方面所潜伏的制度性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分别来看,认同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农民以窝工等的形式抵制国家的集体化政策;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农民对代表国家的基层干部以假意的屈从来掩盖不服从;参与性危机表现在农民的政治参与变成了以“挣政治工分”为目的的被动式参与,使得社员大会及社员代表大会等民主参与的制度名存实亡;分配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使按劳分配原则有名无实。
在乡村关系的第四个阶段(1983年至今)。
人民公社制度的深刻危机是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的内在根源,也是农村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农村改革以解决分配性危机为突破口,“包产到户”使按劳分配问题部分得以解决,随后的“两权分离”及“地权均分”改革使原来的“按劳分配”原则成为多余,分配性问题也就转变为“勤劳致富”的问题。
一旦村级组织不再是控制土地没有必要再去组织农民“按劳分配”。
那么,村级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原有计划管理功能也就基本上完结了。
这就是农村改革初期,村级组织普遍处于涣散状态的原因。
于是,中国的乡村关系开始进入以村民自治为制度创新的“乡政村治”阶段。
二、乡镇政府与农村各组织关系的分析宏观把握微观看,中国的乡村之间其实存在三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农村党支部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原则;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体现的是村民自治原则;三是乡镇党政机关与村级组织之间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政府公共政策等事务方面的行政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体现的是依法行政原则。
这三种关系及原则是一个相互渗透在一起的整体,不能分割,也不能以其中任何一种关系或原则,来否定其他两种关系或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不能“持其一,否其余”。
第一种情形,以乡村上下党组织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情形就是人们常常批评的那种“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的状况。
应该说,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模式。
在一些基层干部那里,乡村关系就变成了纯粹的上下党组织关系,使村委会形同虚设,被完全架空,党政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大事小事一锅煮,大权小权一股绳。
第二种情形,即以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内的指导和被指导关系,来否定乡镇基层党委的领导、否定乡镇政府对农村社会、对村委会依法行政的管理关系。
一些村民无限的扩大自治权限,根本没有搞清楚村民自治的前提,这种情况走向极端,就会使村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实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犹如一国宪政下的任何地方自治权都是有限的。
不然的话,“自治状态”就成了“主权状态”,这就是地方割据或分裂主义。
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其组织形式、职责范围、运行规则、权利义务等都是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的。
尽管村委会在处理属于本村事务上拥有自治权,但这种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国家宪法、法律和政府法规的范围活动。
第三种情形,以乡村之间的行政管理与管理的关系,来否定“指导-被指导”关系,来替代基层党组织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的根源,在于乡镇政府混淆了村民自治事务同国家政治及行政事务的界限,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
主要表现不外三个方面:一是干涉村委会依法选举和村委会人员变动。
如左右村委会选举、把自己信得过的人安插到村委会班子。
二是干预村集体财务收支。
三是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为“逼农致富”,强迫农民种这种那。
三、乡镇政府与农村各组织关系的具体矛盾体现《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政府和村之间是指导和协助的关系,而且还强调了这一关系形式,但是实际上在农村基层,乡政府和村的关系远不象法律规定得那样简单划一,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乡镇对村委会直接的行政干预。
人事安排:乡镇通过选配和干预村支部和村委会的选举,控制村级组织的人员配备;财务监控:通过审计村级收支及决定村干部工资等“村财乡管”方式,控制村级财务。
一定的财政是一个政权和组织赖以存在和正常运作的基础,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经济控制在相当程度上也控制了组织及个人的行为。
为了保持对村民委员会及村干部的有效控制,乡镇常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加强对村委会的财务控制;任务指标:通过下达各种指令性计划、指标、任务和命令,决定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和方向。
大凡工业生产、农业发展、税费征收、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精神文明、组织生活等等一切事项,都通过层层签订责任书的方式下达到相关责任人,并强力推行,限期完成。
通过各种行政方式不仅是旨在通过这种压力以动员和发挥村委会和村委会干部个人的积极性,以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村委会的主要工作内容,通过目标责任书的签订、落实和兑现等程序,乡镇也加强了对村委会及村干部的监督和控制。
第二、两者关系指导、协助型的。
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村级领导班子强,有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带领群众致富,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村级基本上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了各项民主和自治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理顺了干群关系,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时也能顺利完成国家的各项任务,村风民俗和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乡政府自觉用民主方式进行管理,支持村委会的自治工作,一般不插手干预村务,只是作宏观上的协调和指导。
第三、村委会组织的“过度自治化”倾向。
我们已经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村委会已经具备了浓重的行政化组织色彩,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为村委会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提供了借口和空间,比如,某些村委会单纯从本村庄利益出发,往往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已不再唯命是从,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弱化、抵制政府的过分干预。
应该说,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但有少数村委会为了自己特定的利益,有意识地强化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
当村民责怪村委会不能维护村民利益时,村委会就将全部责任推向乡镇,而当乡镇责怪村委会协助工作不力时,它们又把责任全部推给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