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到玄学

从经学到玄学秦汉魏晋时期的思想与学术一、秦朝博士官制度的存废秦初“诸生皆诵法孔子”李斯痛斥：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

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

二、两汉博士制度的经学化（一）汉初经学博士制度的设立《汉书》卷三十六《刘歆传》：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

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

……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二）武帝时期五经博士制度的形成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汉书〃武帝纪》）董仲舒建议以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指导，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建元五年，设立五经博士，原有《诗》、《公羊春秋》两经四家博士，增置欧阳《尚书》、后氏《礼》、杨氏《易》三经博士。

《汉书·刘歆传》：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

（三）石渠阁会议与五经博士的增置版本源流问题：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一源十流。

经学解说问题：经有数家，家有数说。

宣帝甘露三年，在京师未央宫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

会后，增置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等三家博士，分置大小戴《礼》及施、孟、梁丘《易》等五家博士，五经博士增至十余家：《诗》分三家（鲁、韩、齐），《尚书》分三家（欧阳、大小夏侯），《礼》分三家（后氏、大小戴），《易》分四家（杨、施、孟、梁丘），《春秋》分两家（公羊、谷梁）。

东汉十四经博士定制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形成十四博士定制：《诗》分三家（鲁、韩、齐），《尚书》分三家（欧阳、大小夏侯），《礼》分两家（大小戴），《易》分四家（施、孟、梁丘、京房氏），《公羊春秋》分两家（严彭祖、颜安乐）。

三、两汉经学发展中的今古文之争（一）今文经学解释经义的目的：通经致用的现实需求；解释经义的方法：推衍经文章句，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及刑名学说，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解释经义的宗旨：宣扬大一统、定名分、尊君抑臣等思想。

汉武帝时，公羊春秋学以董仲舒为代表，倡导“春秋大一统”思想，最适应统治者需要，迅速取得支配地位。

当时设置的五经博士，使用今文经籍。

元帝以后，君权衰落，今文经学开始式微。

西汉末年哀、平帝之际，谶纬迷信盛行，今文经学与之结合，经文解说内容空疏而荒诞，古文经学地位开始上升。

（二）古文经学解释经义的目的：通经识古的学术追求，也含有思古怀旧的情绪；解释经义的方法：重在训诂，探索经文古义，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无重大发挥；解释经义的宗旨：思古怀旧，是古非今。

古文经学的成就：基于通经识古的需要，在辨识和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训诂方法，对学术发展有一定贡献。

《尔雅》和《说文解字》即其代表性成就。

（三）今古文经学之争哀帝建平年间，刘歆对今文经学垄断学官现象不满，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

（《汉书·刘歆传》）王莽代汉，托古改制，刘歆趁机增置数家古文经学博士，包括《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乐经》、《周官》等。

东汉光武帝中兴，恢复汉制，撤销古文经学博士，确立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之制。

（四）白虎观会议与今古文经学合流章帝建初四年，鉴于今古文两派经学门户之见不断加深，各家解释儒家经典歧义纷繁，采纳议郎杨终奏议，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会议，召集各地著名儒生，讨论五经异同，章帝亲自裁决，肯定三纲六纪，以“君为臣纲”为首，儒学与谶纬迷信相结合，开始趋向神学化。

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立于学官，但仍然继续发展，今古文经学逐渐趋同。

古文经学广泛传播，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著名学者或为古文经学家，或兼通今古文经；经学家们往往兼采今古文注解经典；博士官人选不再区分今古文经学家。

四、两汉经学教育的制度化（一）从“学在官府”到民间私学西周“学在官府”，教育权掌握在贵族手中。

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学术文化冲破贵族垄断，出现百家争鸣局面。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各家学派纷纷招收门徒，民间私学盛行。

西汉初年，教育基本停留在民间私家传授的私学形式，国家尚未出现传授学术文化的专门学校，也没有建立一套正规系统的教育制度。

（二）两汉太学教育制度的创立与发展1. 太学教育制度的诞生建元元年，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建元五年，下诏设立五经博士。

元朔五年，设立博士弟子五十员，在长安规划太学校舍，标志着太学制度的创立和第一批太学生的诞生。

2. 太学教育制度的设置太学是汉朝国立最高学府，主要讲授儒家经学课程。

太学主管官员，西汉为仆射，东汉为祭酒。

太学教师为博士，采取考试选拔或者推荐、征召等方式，年龄五十岁以上，品行端正，精通经典，身体健康，亲属清白。

博士俸禄，最初为四百石，宣帝时提高到比六百石。

博士之下设侍讲、讲郎等职，一般选取高才生担任。

太学生亦称博士弟子员，一般由太常负责选拔，年龄十八岁以上，要求相貌端正，并无身份限制。

地方各郡县官员也可向太常选送一些人，与博士弟子一起学习受业。

朝廷有时也允许一些官僚贵族子弟直接入学。

太学生享有免役权，有时还可获得赏赐。

3. 太学教育制度的发展太学生人数成倍增加：昭帝时100人，宣帝时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哀帝时7000人，至东汉末3万人（占全国人口5600万人的万分之5.4）。

太学校舍不断扩大：西汉平帝时，扩建校舍上万区，容纳学生万人；东汉顺帝时扩建校舍240房1850室，扩大太学生人数，增加太学生俸禄。

（三）两汉地方官学制度的建立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设立官学，是地方官府开办学校之始。

武帝时，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郡国学校正式成为地方官办教育制度。

平帝元始三年，设地方官学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

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

东汉地方郡国学校更加发达，班固《东都赋》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美誉。

各郡国官府设文学、文学史、文学卒史、五经百石卒史、乡三老等教官，负责地方文教事业。

（四）两汉民间私学的兴盛第一阶段：类似小学启蒙教育的“学馆”、“书馆”、“书舍”、“蒙学”，由“书师”教授儿童识字、书写等技能，阅读《孝经》、《论语》等典籍。

第二阶段：类似太学的“精舍”、“精庐”，由儒学经师传授高等教育的经学。

民间私学主要传授古文经学典籍，注重训诂、考据等方法，虽有过于烦琐的弊病，但对后来古文字学与金石学（考古学）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后世所谓“汉学”，即源于这种经学研究方法。

五、魏晋玄学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一）魏晋玄学的含义以“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为理论依据，阐释学说，或称“玄远之学”。

正始玄学产生之初，偏重于研究《老子》和《周易》；魏晋禅代之际，竹林玄学开始关注包含遁世思想的《庄子》。

以道家理论为基础，融合儒道两家学说，旨在会通，而非立异，可称“新道家”。

借助“本末体用”关系的阐释，以“得意忘言”的方法，试图解决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的关系。

（二）魏晋玄学的产生白虎观会议后，官方钦定的今文经学，与谶纬迷信理论结合，走向神学化，沦为神道说教的政治附庸，思想内容日渐繁琐僵化和荒诞空虚，丧失“经实际用”的现实功效。

东汉末年，曹操提出“术兼名法”的政治思想，倡导“唯才是举”的选士标准，是对汉代儒家“名教”绝对支配地位发起的挑战。

魏文帝时，刘劭著《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理论为指导，结合道家思想，把品鉴人物的一般原则，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推动了魏晋玄学思潮的产生。

（三）魏晋玄学的发展变化1. 正始（240—249年）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周易》、《老子》理论为著述根据和资料来源。

何晏（？－249年）少好老庄之言，作《老子道德论》，编著《论语集解》，不重《庄子》，声称：“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

”王弼（226－249年）少年天赋，为裴徽、何晏等人称奇，撰《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

从“贵无论”出发，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的本体论和“崇本息末”的方法论，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命题，试图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理论。

（1）“贵无论”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何晏：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王弼：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2）“崇本息末”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存乎不尚，不在善听。

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

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

故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

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翦华誉，弃巧用，贱宝货。

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

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

（3）“名教出于自然”名法之治：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

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

名教之治：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

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

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夫任智则人与之讼，任力则人与之争。

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

无为之治：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

2. 竹林玄学以阮籍（210—263年）、嵇康（224—263年）为代表，基于所处时代的险恶环境和亲身经历的复杂感受，更加关注现实政治和人生感悟，转而青睐《庄子》及其所提倡的自然观与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