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一)

宋朝普通人一月收入
宋朝货币主要以金、银、铜钱计算，其余杂货币暂不考虑。

大概的比率是：1两黄金二10两白银二10贯铜钱=IoOOO文铜钱。

有了这个大概的比率'就可以约算出收入。

如果单凭史书记载，是无从查找的，但是史书上宋朝多以今山东，河北地区的记载为主要依据,也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

民以食为天,不管自然灾害，也不管南宋物价激增，平均在宋朝期间：
1石大米（差不多60公斤），售价大约是700文，现代60公斤大米差不多140元左右。

综合年代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人口数量等因素，得出结论：1贯=240元。

现代中国城镇月人均1200元左右，宋朝就是20贯铜钱。

举个例子：＜水浒传＞中，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

30文的刀也差不多8、9元人民币。

综上所述：宋朝城镇居民每月收入有20贯左右。

１、铜贵钱贱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

（《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

（《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０《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

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

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

（《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

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

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

（《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

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

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

商品价格统计。

宋代的商品价格统计比较详细，现列举如下：米价：熙宁（1068—1077）以前一般为每石六、七百文，徽宗时期（1101—1125）每石米就高达二贯、三贯，甚至四贯了；南宋绍兴（1131—1160）初年，米涨至五、六贯一石，随后开始下降，保持在一贯左右；孝宗时期（1163—1189）又上升到每石二贯至二贯半左右。

绢价：在徽宗元符前（公元1100年以前），每匹约为一贯左右；大观（1107—1110）到绍兴（1131一1160）初年每匹二贯；绍兴至乾道时期（1165—1173），每匹为一至四贯。

布价：真宗时期（998—1022）每匹约为150—300文；仁宗时期（1023—1063）每匹约300文；神宗时期（1068—1085）每匹约400—450文。

南宋时期（1127—1279）为500文，甚至高达1—2贯。

丝、绵价：绢每匹850文，紬每匹700文，丝每两65文，绵每两35文。

盐价：一般保持在每斤50—70文之间。

也有些地区低于50文，或高达100—300文。

茶价：北宋时期（960—1126）平均茶价约为六、七十文一斤。

草价：宋初8文一束，后涨到20—30文左右；南宋时约50一100文以上一束。

铁价；北宋时一般为25—30文一斤。

金价：太宗（976－997）时每两5贯；真宗（998—1022）、哲宗（1086—1100）、徽宗（1101—1125）时每两10贯；最后到宁宗（1195—1224）时竟高达每两40贯。

银价：真宗（998—1022）时每两200文；仁宗（1023—1063）时2贯；神宗（1069—1085）时1贯；徽宗（1101—1125）时1贯6—7百文；南宋时期（1127—1279）每两值2—3贯多。

铜价：每斤约250文。

132．比价统计。

比价为两种不同物品价格的比例关系。

初见于贞观初年“绢一匹易米一斗。

”14南宋时期每匹绢的价格约等于二石米的价格。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右司谏王缙说：“近睹指挥，许江浙人户预以米斛折纳来年紬绢，每匹二石，取其情愿，诚为公私之利。

宋代的物质生活与市场经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不仅在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宋代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宋代农民通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如开发灌溉系统和修筑水利工程，使得农田的灌溉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另外，宋代还引进了许多农业科技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如引进大米和稻米的栽培技术，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

这种农业生产的提高不仅为大量的城市人口提供了食物保障，而且还使得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次，在宋代，手工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特别是制造业和纺织业，它们成为了宋代经济的支柱产业。

宋代的手工业制造技术非常先进，如陶瓷制造技术、锦绣制作技术等。

制瓷业在宋代达到了巅峰，成为了国内外贸易的重要产品。

锦绣制作技术在宋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了民间艺术的代表，被广泛应用于装饰品制作。

这些手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为宋代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商品。

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宋代的手工业制造业也在不断壮大，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此外，宋代的商业活动也非常繁荣。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在宋代，商人的地位和财富都得到了提升，大量的商业中心出现在各个城市，如临安、杭州、汴京等。

这些商业中心成为了商品交流和贸易的重要场所。

宋代商人以贩售粮食、布匹、药材等商品为主要经营方式，他们不仅在国内贸易中活跃，而且还与外国的商人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往来。

商业的繁荣使得商品的供求关系趋于平衡，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即商会。

商会是由一群商人组成的组织，他们共同经营一些商业活动，并对成员进行管理和监督。

商会的出现使得商人之间互相合作，共同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商会的管理下，商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得到了一定的调节，商会还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如提供信息、仲裁纠纷等，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延伸阅读:宋代物价考察作者:程民生原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在宋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推进深入的可喜形势下，人们愈加认识到宋代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宋代商品经济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为丰富，有着广袤的领域值得开拓或精耕细作。

其中的物价问题，就是一个具体而重要的课题。

有商品就有价格。

商品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它反映着供需关系状况，可视为社会经济的晴雨表。

研究宋代物价，有利于了解宋代商品化程度，商品生产和消费状况，有利于了解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不同阶层的家庭生活水平。

由于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客观考察①，本文则侧重于考证具体商品的具体价格，也为其他断代史研究提供了物价对比的参照。

物价有着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差距很大，必须根据史料对此予以正确的反映。

同时也要排除极端情况的干扰，例如战争、灾荒等特殊时期和个别特殊地点的某些物价，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宋代商品几乎无所不包，难以一一列举，只能就主要商品和劳动力价格做一考察。

宋人混用的贯、千、缗等量词，本文在论述中统一为贯。

一、土地宋代所有商品中，土地恐怕是最主要的大宗商品。

受自然条件限制，土地的肥沃与否，水利设施及地理位置的便利与否，直接决定着其价格。

同时，当地人口密度、阶级关系等社会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北方地区土地价格史料不多。

京西路巩县因建造永定陵占地48顷，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估价钱70万即700贯②，每亩平均388文。

熙宁五年(1072年)，出卖京师等地的官方淤田，分为两等4级:第一等的赤淤地每亩3贯至2贯500文，第二等的花淤地每亩2贯5 00文至2贯③。

淤田是经过灌淤改造的良田，此价可视为当地良田之价。

河东绛州正平县的南董村，每亩地价原值2至3贯，经过熙宁时的灌淤改良，增产4倍，地价也一跃增长3倍，每亩达到6至9贯①。

这是目前知道的北方地价确切数字中的最高价。

治平末年，陕西中上等良田每亩不超过2贯②。

宋明民众日常生活成本分析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须得先知道当时的一文钱能做什么。

宋代曾有高僧如此说道：“钱如蜜，一滴也甜。

”这里所说的一“滴”钱，就是一文钱。

宋代的一文钱，在广东沿海的南恩州可以买两只螃蟹，在岭南夏季的水边可以买一捧小虾；在熙宁五年（1072年）杭州观看歌舞的勾栏里，一文钱可以喝一杯茶；在宋徽宗时的开封，一文钱可以买到一贴治疗咳嗽的成药，也可以买7颗蒸枣；在建炎年间的赣城，一文钱可以交一次新建浮桥的过桥费；在南宋中期的临安府，一文钱可以买一幅印制的政治漫画。

有趣的是，大诗人陆游曾在《剑南诗稿》中记叙，他用一文钱买了一块名为“伥惶”的饴糖，这倒是货真价实的“钱如蜜，一滴也甜”了。

算起来一文钱和今天的一块钱差不多。

北宋是出了名的官员高薪时代，在这个物价下官员活得很滋润，吕夷简当幕僚时曾记过账：每月工资5800文，1000给了母亲大人，1000文给了太太，800文做各种礼金，剩下的3000文作为生活费，每天100文钱，多的就放在竹筒里，竹筒里的钱存多了就拿来同事间请客，“上下欣然，无不足之色”。

古代物价表好吧其实真相是突然对古今物价的换算很好奇，于是以粮食价格为基准算了一下= =明崇祯末、清顺治初米(石)2-3两我没看见= =|||清顺治十四年(1657) 米(石)0.6-0.7两570块清高宗乾隆三年(1738) 米(石)2.6-2.75两大约74.8块清仁宗嘉庆时米(石)丰年2两，歉年3两，荒年4两只算丰年，一两0.5石，100斤，200块。

资料是我四处收集来的，不保证准确性= =通常来讲，古代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

南宋末改五斗为一斛，二斛为一石。

故一石为十斗。

金、银和铜钱的兑换比率并不稳定，现在通常采用的说法是平均约为：一两银=1000钱，一两金=十两银。

今一升=1000毫升，以大米计算约有2斤（我现场称的）。

秦始皇31年(前216年) 米(斛)1600钱，一两银子能买到0.625斛。

上海博物馆所藏始皇方升，一升为今199.5毫升，故一斗约为今2000毫升，即4斤米。

一斛即为今40斤。

一两银子能买到0.625*40=25斤米。

ORZ，现在大米2块钱一斤，那一两银子岂不是才50块，我不信= =另外似乎一斛即为一石。

汉代有制度说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故一石即为120斤。

根据出土西汉武库一斤权(北京大学藏)，一斤为今252克，所以这个一斤相当于今日的半斤，一石（斛）就是今天的60斤。

ORZ，那也只是75块。

不过学者普遍认为，秦代的度量衡还很混乱，所以这个数字没有参考价值= =西汉2年(前205年) 米(斛)5000钱。

关中价10000钱，人相食。

天津巿艺术博物馆所藏的汉上林供府升一升为今196毫升，一斗也以2升4斤米计算，一斛就是40斤。

ORZ，一两银子才能买到0.2斛，也就是8斤米，16块钱= =以一斛60斤算，是24= =汉文帝5年(前175年) 米(斛)10000钱。

(因荚钱，即五分钱，太轻，故贵)所以说，此时包括之前是不是一两银子不能以1000钱算啊……汉宣帝元康4年(前62年) 谷(斛)5钱(五铢钱)根据之前可知，一斛为40斤米，谷子姑且算一样吧= =一两银子可买200斛，也就是8000斤=w=。

宋朝生活水平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其生活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在宋朝，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富裕，文化艺术繁荣。

首先，宋朝的农业发展非常突出，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规模的
水利工程使得农田灌溉更加便利，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此外，宋朝还推行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如实行均田制、减轻农民赋税等，使得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其次，宋朝的商业和手工业也非常发达，这使得城市的兴起成为可能。

在宋朝，许多城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业繁荣，手工业兴盛，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此外，宋朝的科技和文化也非常发达，这也对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宋朝，科技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出现，这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

同时，宋朝的文化也非常繁荣，书院学堂遍布各地，人们的文化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也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总的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其生活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在宋朝，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富裕，文化艺术繁荣。

这一时期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3条中国古代史专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中国古代史专业是培养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本文就以中国古代史为例提供优秀论文题目200余个，其中包含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等专业。

希望各位需求者能够学以致用！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16、明清时期浙江沿海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异特征17、清代司法检验制度中的洗冤与检骨18、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19、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20、唐宋州县治理的本土经验:从宋代司法职业化的趋向说起21、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22、论西周时期的“南国”23、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24、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25、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26、“山人”与晚明政局27、土地改革、阶层流动性与官僚制度转型:来自唐代中国的证据28、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29、泾渭清浊: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义30、寻找最初的“仁”对先秦“仁”观念形成过程的文化考察31、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32、异地高考的历史参照:清代异地科举考试政策探论33、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34、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35、秦汉律所见“质钱”考辨36、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37、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38、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39、《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及其历史贡献40、明清北京休闲空间格局研究41、《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述评42、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43、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44、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45、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46、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47、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48、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49、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50、“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51、曹操与原始道教52、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53、“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54、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55、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56、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57、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58、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59、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60、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61、从清代新疆屯垦政策角度谈屯田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天山北路东部屯垦为中心62、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63、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64、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65、《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辩66、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67、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68、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69、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70、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71、“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72、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73、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74、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75、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76、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77、“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78、大清刑律草案签注考论79、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80、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开垦过程81、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82、清朝皇帝的中国观83、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84、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为例85、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86、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87、“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88、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89、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90、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91、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92、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93、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94、“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95、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96、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97、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98、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99、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100、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101、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102、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103、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104、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105、官制、语言与司法——清代刑部满汉官权力之消长106、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107、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108、论拓跋鲜卑之得名109、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110、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111、内结与外结:清代司法场域的权力游戏112、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113、从军事城堡到塞北都会——1429—1929年张家口城市性质的嬗变114、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115、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116、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117、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118、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119、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120、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121、也论先秦时代的司寇122、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123、《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124、宋代妇女奁产所有权探析及其意义125、清朝《状式条例》研究126、“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127、秦汉时期的“夜作”128、汉代女性的工作129、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之一130、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131、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132、唐代家庭形态的复合型特征133、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134、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135、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136、现代性抑或中国性历法在明末以来的法律命运137、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从资料到系统知识138、《唐律疏议》中的“及”字例析——传统中国的立法技术一瞥139、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140、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141、田啬夫、田典考释——对秦及汉初设置两套基层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142、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143、东汉的豪族与吏治144、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145、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146、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147、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148、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149、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150、何谓“唐宋变革”151、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152、北魏直勤考153、疾病与唐蕃战争154、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155、“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156、盛世叩阍:清前期的皇权政治与诉讼实践157、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158、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159、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的控制功能160、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161、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162、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163、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164、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165、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166、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67、唐代的请托及其法律治理困境168、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169、明代官员久任法研究170、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171、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172、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173、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174、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175、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176、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177、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178、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179、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80、“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181、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182、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183、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184、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与村落形成185、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186、西周时期“里”的性质187、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188、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189、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190、清代北方农田水利史研究综述191、试论金人的“中国观”192、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193、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194、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195、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196、“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197、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198、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199、汉代的流言与讹言200、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201、从“亲眷申冤”到“刑及妻孥”:论唐代刑事诉讼中的女性202、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203、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204、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205、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206、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207、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208、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209、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210、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211、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212、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213、明代太仓州的设置214、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215、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216、利玛窦研究三十年217、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218、“立家之道,闺室为重”——论唐代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219、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220、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221、春秋战国乡里社会的变化与国家基层权力的建立222、两汉童蒙教育223、秦汉里制与基层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