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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思路(一)【摘要】检察机关关于刑事和解的实践并没有突破刑法第37条的授权和刑诉法第142条的规定。
基于实现公正的需要及检察官“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有义务组织、主导、推动刑事和解实践，并在犯罪嫌疑人要求或同意时主持和解。
审查起诉阶段“协商”程序的建立，可考虑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三个环节同时进行，使该程序兼具核实案情与当事方协商的功能。
【关键词】法律依据；角色定位；和解模式；制度构建【正文】一、刑事和解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
以确定和解决犯罪、刑事责任、刑罚为内容的刑事法律制度，其根本任务在于解决矛盾，化解冲突，藉此维护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刑事案件背后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片面重视打击犯罪的传统刑事诉讼方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矛盾的复杂化呼唤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刑事和解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的。
实践表明，近年来围绕轻伤害等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开展的刑事和解的改革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遇到了一些共性问题，比较突出的有：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问题、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和解程序的规范和科学性问题，赔偿金额标准不一，存在“花钱赎刑”的负面评价问题等。
其中，和解的法律依据及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是两个关键问题，前者事关刑事和解嵌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的前景和司法成本，后者则蕴涵着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而这正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关键，也是刑事和解如何嵌入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前提和基础。
（一）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刑事和解其实完全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实践，这种从宽处理并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
”{1}（P.8）刑事和解中当事人可以和解的内容，仅限于与犯罪有关的民事部分，如赔偿、补偿、道歉以及被害人对犯罪人的谅解等。
至于被害人要求或同意司法机关从宽处理犯罪人的意见，并不因双方形成合意就当然地产生法律效力，它只为司法处理提供一个参考，司法机关不是也不能被动地按照这一合意来作出处理。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摘要:在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下,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立足本土资源,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罪犯刑事和解制度是必要的、可行的.对于我国司法中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当事人的一致要求或同意下先行和解,不仅可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而且可以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取得当事人与国家的”双赢”。
标签：和谐社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和解。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意义刑事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又称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受过训练的社会自愿者）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
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被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为加害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1刑事和解制度的根本价值是恢复业已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得一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和谐。
这一价值取向和我们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当前构建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制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
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虽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主要局限于对被告人的控诉职能。
在控诉过程中，被害人固然可通过宣泄获得情感上的满足，但处于法庭审判的对抗环境中，被告可能会否认罪行或缩小责任，甚至向被害人推卸责任，这种抗辩无疑会进一步刺激被害人内心的不平衡感觉，对被害人的恢复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通常面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双重制裁，对民事责任（主要是经济赔偿）的主动承担并不必然导致刑事责任的从轻、减轻或免除。
2根据有利原则，被告人在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拒绝经济赔偿责任就成为一种合理选择。
摘要：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其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推行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和谐社会人性化的本质，不仅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防止了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进而更好地实现我国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文就和谐社会环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和谐社会；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犯罪行为肆意猖獗，不仅给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及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同时也制约了我国当代社会的和谐发展。
目前，如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现被害人利益保护与加害人复归社会两大目标的平衡是当今各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所面临的瓶颈，同时也是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定，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有着其必然性。
刑事和解制度不仅符合了当代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同时更满足了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1.刑事和解制度的概述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指特定的犯罪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从全新的视角对加害人、被害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予以评价和定位，在执法理念上从追求对犯罪人的惩罚，剥夺其人身自由为重点，转变到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主张对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补偿，具有其独特的和谐、民主和理性的光芒。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充分研究和借鉴国外科学而先进的刑事司法理念，挖掘我国传统文化在刑事司法方面的优秀成果，总结我国刑事司法经验，加大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实现刑事司法制度的科学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各地开始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处理的刑事案件日益增多，从这些刑事案件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日渐完善和成熟，为我国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保障。
和谐社会下的刑事和解探讨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及其应遵循的几项原则刑事和解在我国虽然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而只是处于理论探讨与实践试行的一种模式，但它作为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是把它作为制度来看待的。
它指的是在犯罪发生以后，犯罪人以积极认罪并实施相应的弥补行为为条件，犯罪的受害方或追诉方以谅解、让步并降低或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为条件，双方通过沟通、协商，达成互利性合意，并依该合意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产生一定影响并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刑事和解作为私力合作处理刑事案件的便捷模式，在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能起到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没有《刑事诉讼法》条文和司法条文的参考，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刑事和解必须坚持依法和解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经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
（二）刑事和解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是指以较小的诉讼成本，实现较大的诉讼效益，或者说为实现特定的诉讼目的，应当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法与手段。
刑事诉讼中的经济原则，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应以尽量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耗费来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并实现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客观公正。
将某些符合刑法分则犯罪构成的行为，通过刑事和解的手段达到当事双方都满意的效果，并且维护了个案的客观公正，同时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三）刑事和解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和谐社会，无疑应当将减少法律纠纷作为社会工作中的一项重中之重。
刑事和解由于强调对于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更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倘若只强调对于侵害人的惩治，只会导致侵害人和受害人双方对于社会制度的仇视，这显然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检察机关应积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对于这种法律规制不足却又充满实践活力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我们既不能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简单否定，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而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规制，使其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
标签：刑事和解;加害人;被害人;调解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加害人达成和解后，是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1]一、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
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
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
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
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
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
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
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
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2]。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刑事和解弥补了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以加害人和被加害人的直接商谈为特征来解决刑事纠纷，它具有以下特点：（一）缓和性如果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从此反目，或者陌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就此结怨，他们就会考虑是否一定要通过正式的诉讼方式强行解决纠纷。
与激烈对抗的方式相反，和解方式注重缓和矛盾，甚至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对重视关系恢复的人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和谐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随着社会的变迁，对于刑事犯罪的处理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早期社会刑罚严厉，多采用残酷的刑罚来威慑犯罪行为，随着人道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对于犯罪者的人权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
同时，为了推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以及改善司法制度的完备性和公正性，刑事和解制度受到了普遍关注。
本文将以和谐视野为出发点，探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问题。
二、选题意义1.推进社会和谐：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可以有效地解决一些小案件和纠纷，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带动社会平稳发展。
2.保障犯罪者的人权：刑事和解制度可以让犯罪者在不失去基础人权的情况下获得轻判。
3.提高司法效率：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快速地处理一些小案件，提高司法效率。
4.完善司法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可以弥补我国司法中仅重刑不轻刑的缺陷，完善我国司法制度。
三、论文研究方向本文将研究和谐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2.和谐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3.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运用与效果评估4.构建和谐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四、论文研究方法1.文献法：阅读有关刑事和解的重要文献，包括研究报告、政策文件、以及文献综述等。
2.案例分析法：通过对两个或多个案例的剖析，找出案例中不同做法的异同，以及做法背后的逻辑和合理性。
3.比较法：通过对国内外刑事和解体制的比较，了解刑事和解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的异同以及优缺点。
4.逻辑分析法：将前期调研和文献资料逐步梳理和总结，分析出刑事和解制度在现实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进一步优化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五、论文写作计划1.引言：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背景、意义以及研究目的、方法、内容等。
2.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介绍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概念、演变过程以及我国法律规定等。
3.和谐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说明和谐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立足人权保障、效率优化和法律完备的角度，详细阐述和谐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黄京平、甄贞主编: 5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第510 页。
一、刑事和解的界定（一）定义关于刑事和解的定义，与会的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了在其他国家比较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和葛琳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守芬教授和李瑞生博士认为，在我国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与犯罪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与相关概念的关系1．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陈光中教授和葛琳博士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首先，辩诉交易的主体为检察官和被告人，被害人不参加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被害人和被告人（加害人）。
第二，辩诉交易中公诉人一般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获得胜诉而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并不征求被害人意见，也不以赔偿、道歉作为条件，被害人被边缘化，交易的结果很有可能违背被害人的意愿。
而刑事和解则不存在这种缺陷。
第三，辩诉交易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控辩双方对判决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应变措施，是控辩双方为了回避风险所选择的对自己来说风险更小、损失更小的案件解决方式，而刑事和解则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案件解决方式。
论和谐视角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一、问题的提出在刑事诉讼中，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避免国家强权力的滥用，设定了无罪推定、沉默权等诸多原则和制度，甚至在美国社会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刑事司法就是对罪犯的公正”。
犯罪人的权利与待遇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日益上升，公正的标尺越来越向其倾斜，而被害人的权益被漠视已是不争的事实。
《法制日报》2006年5月8日报道的“绝境中父亲掐死重伤女儿”一案使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完善和传统的“报复性司法”忽视被害人权益的弊端极为凸显。
（据报道，被害人王某为反抗被告人沈某的强奸行为从五楼坠下摔成高位截瘫，沈的父母出于亲情，为减轻儿子的罪行同意赔偿被害人20万元，但条件是法院必须免予沈某的刑事责任或者判决缓刑。
但法院认为，沈某涉嫌的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如果沈家赔偿，可以在量刑上酌情减轻刑罚，但绝对不能免除刑事处罚。
调解宣告失败，王家也由于没有拿到赔偿而陷入绝望。
在经济、精神均陷绝境之后，王父将其女亲手掐死。
）因此，如何在刑事诉讼中避免类似悲剧的再现，必须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的目的，纠正过去以惩罚犯罪为唯一任务的狭隘意识，构建新的诉讼制度。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世界上最早的一个被害人――犯罪人调解程序出现在加拿大，以及1989年新西兰以立法的形式对当地土著人、毛利人的带有恢复性特征的犯罪处理方式的肯定，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激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随之，以刑事和解为代表的恢复性司法在许多国家展开，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2004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更是将刑事和解推为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方面，刑事和解在国外成功的方面令人羡慕；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和”的思想以及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给理论的研究造就了宽广的学术背景，再加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倡以及我国司法界已有的刑事和解的有益尝试，使得借鉴刑事和解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和谐社会下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内容摘要：刑事和解是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它以恢复正义为核心，目的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
关键词：刑事和解司法资源复和正义原则引言在当今形势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重点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实现刑事诉讼的非羁押化和刑罚适用的非监禁性，尽可能地对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犯罪人实行宽容的刑事处理。
这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刑事诉讼爆炸初现端倪，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因此，探索新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重构我国刑事诉讼调解制度，让刑事和解在社会转型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存在价值进行分析，就如何完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讨。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理论依据（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在西方诉讼法学理论上，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加害人主动或通过调停人的帮助与被害人直接会谈、协商，以一定的合法形式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在我国，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加害人主动或通过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与被害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取得被害人的应凉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
（二）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1. 恢复正义理论。
恢复正义理论试图通过以被害人心理康复、重建为目标、以正义的整体观念为基础的早期社会规范的恢复来重构对犯罪行为的当代回应。
刑事被害人在犯罪中往往会遭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尤其是那些严重侵犯人身权的犯罪，其对刑事被害人心理上的损害常常是更为主要的损害，因而有必要对这种“受伤的心”进行抚慰治疗，以示公平正义[2]。
2．平衡理论。
平衡理论代表了以个体的心理为基础的解释模式，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形之下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有其自己的合理期待这一相对直白的观念为前提的。
[3] 3．叙说理论。
叙说理论的焦点在于给被害人直接向那些突然介入其叙说过程的人讲述其被害经历的机会。
是以叙说作为心理和精神治疗的手段。
而且，在刑罚处罚的语境里，叙说具有和刑罚一样的威力，它能帮助被害人宣泄内心的不满，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感[4]。
二、“和谐社会”视角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因此，一个社会和谐与否，正义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
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种种弊端，对司法正义造成一定威胁，但它是我国长期以来解决轻微刑事案件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在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节约司法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不容忽视的优势，不能否认这项制度存在的合理价值。
（一）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案件只有及时审判，及时处理，才能有力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有效地彰显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目前，世界各国刑事发案率急剧上升，积案成为世界性难题，法官惊呼诉讼爆炸时代来临，如何减缓诉讼压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合理有效分配，满足维护社会最大公正的需要，刑事和解是唯一出路。
（二）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改造犯罪，实现刑罚功能。
刑罚以惩罚犯罪为手段，以预防犯罪为目标。
而刑事和解是以双方自愿为前提，以说理教育为手段，直接作用于犯罪人的内心，使其良心发现，知错能改，这种内心的悔悟力量远比外部的强制力更强大，更持久。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调解人对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进行说理、教育，达成和解，往往有他们周围的人参与，每一次调解，对被害人、犯罪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人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这种亲身的参与必然在每个人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圆满地解决了纠纷，而且让更多的人受到了法制教育。
而刑罚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对犯罪人惩罚后产生的辐射。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犯罪人、被害人的教育，还是对群众的教育，刑事和解远比刑罚更有效。
（三）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刑事诉讼追求的最高目标，我国目前以司法公正为目标的刑事司法改革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抗辩式诉讼模式，提高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突出强调法庭辩论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严格限制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辩护工作的开展。
我国吸收抗辩式诉讼模式、提高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给了刑事诉讼大量适用调解制度的空间，而适用刑事诉讼调解制度，反过来会极大地推进抗辩式诉讼制度在我国的进一步推广，这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世界司法制度发展的潮流，符合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
三、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开始适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5]。
从价值的角度，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保障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利益，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并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在当前党中央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时代的必然选择。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1.适用的条件与原则。
目前学界广泛认为，适用刑事和解应遵循以下条件和原则：第一，加害人的有罪答辩。
有罪答辩意味着加害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加害人认罪是刑事和解的先决条件。
第二，双方自愿。
自愿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包括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自愿，即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必须出自真实意愿，而其中尤其突出的是被害人的真实意愿。
第三，合法性原则。
刑事和解虽然是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进行，但和解的内容与程序等不得违法，否则有可能使和解协议归为无效。
2.适用范围。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学者观点各异。
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犯罪案件。
事实上，这项制度在产生之初是为了处理一些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后来随着刑罚报应学说的失败，人们逐渐认识到刑罚不是解决犯罪问题的唯一方法，于是，刑事和解也被用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中，适用范围越来越大。
但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形势下，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该把握好尺度，否则将极有可能造成不公。
3.适用的阶段。
刑事和解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进行，以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优越性。
对于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或未成年犯罪案件，加害方、受害方自行达成和解，或者在第三方的居中调解下达成了和解，如果案件处于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可以在对刑事和解协议书或刑事和解调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确认后，撤销案件，已提请逮捕的，不批准逮捕；已进入起诉阶段的，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起诉后建议人民法院从轻、减轻判处，已进入审判阶段的，人民法院可以从轻、减轻判处。
甚至在二审阶段也可以和解，这样的话，和解协议可以推翻一审判决，但基于刑事和解是以公权力的介入和监督为前提的，这丝毫不影响判决的权威性。
4.调解机关。
鉴于刑事和解的存在的诉讼阶段不同，调解的机关就有所不同，所以公检法都有权来调解。
但在和解中，仍应强调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原则，以确保刑事和解制度能正常、有效的发挥其功能。
除了公检法三机关外，还可将有调解的机关或人员扩大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他基层组织、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派出的人员等。
5.监督与预防机制。
任何事物都有其消极方面，刑事和解制度也不例外。
从我国一些地方的实践来看，该制度存在如下缺陷：和解协议或调解书若不及时履行将导致司法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预防功能；同时，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序上违反了法律面前平等原则，可能成为一些名人富人逃避法律追诉的避风港。
为此，在充分认识刑事和解的种种弊端和各种现实障碍、吸收借鉴既有先进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精确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并对这种活动进行事中及事后的监督，对社会关系是否修复以及修复效果进行严格的考察。
尽管刑事和解制度可能存在一些弊端，但只要相关配套制度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些弊端，使和解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
四、“和谐社会”视角下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稳定社会秩序，必须探索新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调解制度。
那么，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调解制度，让刑事和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其独特作用？我认为，在“和谐社会”视角下重构我国刑事诉讼调解制度，必须坚持公正与效率兼顾，预防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将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与现代司法程序融为一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调解制度，让调解在社会转型期发挥重要作用，实现社会正义。
（一）转变司法理念，推行复和正义原则。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是建立在报应主义基础上，强调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追求刑罚对犯罪的惩罚与报复，而复和正义着眼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重视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强调补偿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
在“复和正义”司法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必将从犯罪发生之后的打击转向犯罪发生之前的预防，从对罪犯的惩罚和报复转向对罪犯的感化教育、对被害人的赔偿慰藉、对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转变司法理念，推行复和正义，必须完善刑罚和刑事诉讼法。
首先，完善刑罚体系，推行刑罚轻缓化。
依据复和正义，在我国首先要改变重刑观念，完善刑罚体系，推行刑罚的轻缓化。
其次，完善刑诉法，将调解制度引入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在侦查阶段，应当扩大公安机关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范围，对被害人与加害人经调解达成协议，被害人明确要求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应当作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决定。
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一是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二是增加暂缓不起诉制度，对未成年人和大学生犯罪中的初犯、偶犯可以适用暂缓起诉；三是借鉴辩诉交易制度，规定公诉机关的求刑权。
在审判阶段，应当扩大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将调解作为部分案件的结案方式。
在刑罚执行阶段，仍然需要加强调解工作，可以把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作为监狱提出减刑、假释建议的重要参考，这样既有助于罪犯的改造，又可以补偿被害人的损失，平复报复心理，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扩大调解范围，实行刑事诉讼调解双轨制。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和解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刑事自诉案件，即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笔者认为，应扩大刑事案件调解的适用范围，规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过失犯罪、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等三类案件，均可以适用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