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若干问题浅析(一)

試論《澳門基本法》的修改米萬英∗法律需要具備穩定性，這是因為“法律所以能見成效，全靠民眾的服從，而遵守法律的習性須經長期的培養，如果輕易地對這種法制常常作這樣或那樣的廢改，民眾守法的習性必然削弱，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

”1鑒於此，穩定性被視為法的“内在屬性”。

2不過，穩定性並不意味着停滯。

法律因僵化而妨礙社會進步的事例在歷史上並不罕見。

這就要求在穩定、連續和修改之間尋求適度的平衡。

作為一部全國性立法，《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中具有憲制效力，是澳門法治的基石。

所以，其修改更加需要慎重，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其對自身的修改所作的細緻規定。

在筆者看來，考察和理解這些規定，是全面落實和實施基本法的一項題中應有之義。

一、《澳門基本法》正文之修改就結構而言，《澳門基本法》由兩部分組成，首先自然是正文，包括序言和九章。

關於正文部分的修改，《澳門基本法》第144條作了明確規定。

(一) 修改提案該條第2款指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顯而易見，修改提案權的主體有三個，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而且，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獲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3多數、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2/3多數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一致同意。

在滿足這些實質要件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只能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呈交；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均不享有呈交修改議案的資格。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之所以設定嚴格的實質要件，主要原因在於《澳門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憲制性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中具有憲制效力。

班级：2015级法英三班学号：15009075 姓名：李东方评分：评语：谈谈学习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我的五点启示(一)在学习“国旗与区旗同时悬挂的问题”中得到的启示第一堂课上，老师讲授了特别行政区区旗的相关知识，在讲述到“如何正确悬挂国旗和区旗”时，印象颇深。

对于在同一面墙上和旗杆上如何悬挂旗帜时，老师请同学在黑板上用简笔图表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对于如何在列队而行的情况下举旗时，邀请了几名同学一起做现场展示。

通过画简笔图，我们将知识转化为图像，加深了我们对旗帜摆放位置的记忆；通过现场的展示，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列队时的具体情况，更易于我们对知识点的理解。

这样的授课方式不同于往常教师讲授、学生记录学习的方式，让我感受到课堂的生动性，知识点的记忆也更加容易了。

首先，我想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领悟。

国旗与区旗同时悬挂,国旗须置于中心、较高或突出之位。

两旗同时并列展示,区旗应小于国旗。

列队举持时,国旗应在区旗前面。

平列悬挂时,国旗在右、区旗在左。

在室内以背墙而立的人面向前方时的左右为准；在外展示时,以立于建筑物前的人面向该建筑物前门时的左右为准。

从整个知识的学习中，我领悟到了旗帜作为国家和特别行政区的象征，其悬挂仪式的重要性，具有崇高的敬畏性。

国旗和区旗最能代表这个地区，因此严格规定如何同时悬挂和摆放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尊重问题，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地位或关系。

其次，我想谈谈给我的提示。

对于正在做学生工作的我，这提示了我应加强对于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礼节性细节的关注，在遇到安排象征性意义的事务时，注重其礼仪，如右为尊、上为尊，在安排布置会场时要体现在互相尊重前提下的有先有后。

最后，谈谈对我的启发。

在与他人交流或讲解某些问题时，可以借鉴老师那样生动的表现方式，将抽象的想法、看法具体化，更能加深我们的理解记忆，更易于表达出我们或者理解他人的意思。

并且，将我们的想法以实际行动展现出来，少了枯燥无味的成分，添加了一些趣味性和真实可感的感受。

班级：2015级法英三班学号：15009075 姓名：李东方评分：评语：谈谈学习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我的五点启示(一)在学习“国旗与区旗同时悬挂的问题”中得到的启示第一堂课上，老师讲授了特别行政区区旗的相关知识，在讲述到“如何正确悬挂国旗和区旗”时，印象颇深。

对于在同一面墙上和旗杆上如何悬挂旗帜时，老师请同学在黑板上用简笔图表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对于如何在列队而行的情况下举旗时，邀请了几名同学一起做现场展示。

通过画简笔图，我们将知识转化为图像，加深了我们对旗帜摆放位置的记忆；通过现场的展示，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列队时的具体情况，更易于我们对知识点的理解。

这样的授课方式不同于往常教师讲授、学生记录学习的方式，让我感受到课堂的生动性，知识点的记忆也更加容易了。

首先，我想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领悟。

国旗与区旗同时悬挂,国旗须置于中心、较高或突出之位。

两旗同时并列展示,区旗应小于国旗。

列队举持时,国旗应在区旗前面。

平列悬挂时,国旗在右、区旗在左。

在室内以背墙而立的人面向前方时的左右为准；在外展示时,以立于建筑物前的人面向该建筑物前门时的左右为准。

从整个知识的学习中，我领悟到了旗帜作为国家和特别行政区的象征，其悬挂仪式的重要性，具有崇高的敬畏性。

国旗和区旗最能代表这个地区，因此严格规定如何同时悬挂和摆放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尊重问题，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地位或关系。

其次，我想谈谈给我的提示。

对于正在做学生工作的我，这提示了我应加强对于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礼节性细节的关注，在遇到安排象征性意义的事务时，注重其礼仪，如右为尊、上为尊，在安排布置会场时要体现在互相尊重前提下的有先有后。

最后，谈谈对我的启发。

在与他人交流或讲解某些问题时，可以借鉴老师那样生动的表现方式，将抽象的想法、看法具体化，更能加深我们的理解记忆，更易于表达出我们或者理解他人的意思。

并且，将我们的想法以实际行动展现出来，少了枯燥无味的成分，添加了一些趣味性和真实可感的感受。

浅析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其他地区司法制度的比较论文摘要:澳门特区与香港特区都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司法机关均自成体系,但是两地在司法机关的范围、法院体系、审判原则、法官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

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内地司法制度都是有关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但从本质上看,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它们在具体制度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别。

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之际,探讨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其他地区司法制度的异同,对于深入理解“一国两制”的方针具有现实意义。

一、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香港特区司法制度的比较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司法机关均自成体系。

但是,由于法制传统的不同,两地在司法制度上存在着不少差异。

(一)司法机关的范围不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只包括各级法院,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除各级法院外,还包括检察院。

香港原有的司法体制是以英国的司法体制为母本的。

由于英国历来是将刑事检控职能归于行政系统,不设立独立的检察机构。

因此,在原香港,主管刑事检控的机关一直属于港英政府的律政司管辖。

这样,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的变化外,予以保留的精神,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就只包括法院,而行使检察职能的律政司仍旧纳入行政系统之列。

澳门现行的司法体制则是建立在葡萄牙的司法体制基础之上的。

葡萄牙设有独立的检察官公署,检察官公署作为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享有自主权和法律规定的检察职能。

秉承葡萄牙司法体制的传统,澳门不但有检察院的设置,而且检察院被列入司法系统。

这样,澳门基本法仍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组织中设立检察院,检察院得立于其他机关之外。

(二)法院体系的不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体系,一方面是按地区设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设置。

在地区一级,设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区域法院;在全港范围内设立了一个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之上,设立有一个终审法院。

試論《澳門基本法》的解釋機制鄭 偉∗一、引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導下創設了基本法的解釋機制，而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在實施基本法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無論立法者多麼高明，規章條文也不可能網羅一切行為準則，不能覆蓋一切具體案件。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法律本身的天然局限性就是法律解釋學的根源。

反過來，法律只有通過解釋發現、補充和修正，才能獲得運用自如、融通無礙的彈性。

”1然而，如何準確和恰當地解釋基本法卻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因為，基本法雖然相對於中國的憲法和法律而言，僅是一部全國性的基本法律，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中，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

2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基本法是特別行政區的根本法律，甚至曾形象性地被喻為“特區小憲法”。

也正因如此，基本法的解釋，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則儼如對國家憲法的解釋一樣。

關於憲法解釋，在不同體制和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含義和内容，而且有各種不同層次和效力的解釋。

本文所稱的憲法解釋，專指依照憲法規範所訂定的有權解釋憲法的機關所作的解釋。

亦即“憲法解釋的概念應當限定於憲法解釋機關這一層次上，是一種有權解釋，而非其他機關、其他人的無權解釋。

”3目前，在世界範圍内，關於憲法或憲法性文件解釋制度主要有以下四種模式：一是立法機關的解釋；二是馬歇爾於1803年所創設的由普通法院解釋的模式；三1940年奧地利確立的由憲法法院解釋的模式；四是1950年法國確立的由憲法委員會解釋的模式。

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憲法解釋是與憲法的監督保障，如違憲審查或司法審查相聯繫。

而基本法的解釋，根據基本法第143條的規定，其解釋權分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顯然不屬於上述四種典型的解釋模式中的任何一種，而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將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解釋和特別行政區法院司法解釋結合而成的雙重解釋機制。

略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周洪钧2013-04-24 22:04:03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摘要:随着澳门主权的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简称“澳门基本法”或“基本法”）正式付诸实施。

为了更深入、准确地领会、贯彻澳门基本法，有必要对围绕这一效力高于普通法规的宪法性文件的若干重大问题略作论述。

关键词: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谈到澳门问题，必须先纠正流传甚久远的“澳门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等错误观念。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从1553年起被葡萄牙人逐步非法占领，但在鸦片战争前葡萄牙人居住澳门的200多年里，一直是在中国主权管辖下实行有限度的地方自治。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利用清政府腐败、积弱，力图在澳门非法推行殖民制度。

由于1887年《中葡北京条约》规定的中葡划定澳门“界址”手续并未完成，该条约一直未生效。

1928年中国政府照会葡方，声明中止该条约。

故而中国对澳门的领土主权在法律上始终没有丧失过。

“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一说也就完全没有根据[1]。

1974年4月，葡萄牙国内政变后，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并在1979年与我国建交时表示愿意和平协商解决澳门问题。

1984年10月3日，在香港问题初步解决之际，邓小平接见港澳同胞赴京国庆观礼团，及时地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澳门回归问题。

其后，中葡两国进行了自1986年6月30日至1987年3月23日的四轮谈判。

通过反复磋商，双方确认，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4月13日，中葡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经两国立法机关批准，1988年1月5日双方交换批准书，该联合声明生效。

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澳门基本法的制定提上了日程。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同年9月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该委员会48位委员名单。

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启动后，从1988年10月到1993年3月，大体经历了起草准备、形成征求意见稿、确定草案、正式通过四个阶段[2]。

介绍与评论有关澳门基本法的几个问题及澳门法制实践所作的解答刘太刚内窖摘要：《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并未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政府的专属提案权及行政长宫的提案许可权对随后提案权的影响问题；溴门基本法第75条中“涉及”一词的涵叉问题；澳门原有法夸的修改权的归属问题。

r-i-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制实践一一给予了在特定情形下的解答。

关键词：澳门基本法问题法制实践刘太刖，中国人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作为澳门地区的宪政性法律，澳门基本法为未来澳门的法制实践及政治实践预留了广阔的弹性空间。

基本法所预留的弹性空间，一方面增强了基本法的稳定性，使基本法能够与时并进，充满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基本法的具体实施带来了某些不确定性，这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有所显现：问题一：政府的专属提案权及行政长官的提案许可权对随后提案权的影响澳门基本法第75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依照本法规定和法定程序提出议案。

凡不涉及公共收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议素，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

凡涉麓政府政策的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据此规定，对于涉及公共收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议案，特区政府拥有专属提案权；对于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涉及政府政策的议案，行政长官拥有提案批准权。

从基本法的上述规定上看，澳门基本法对议案并没有作更进一步的分类，设有把议案分为独立提案和钎对独立提案所作的修订提案。

我们可以把提出独立提案的权力称作独立提案权，而把对独立提案提出修订提案的权力称作随后提案权。

由于基本法对政府专属提案权及行政长官的提案批准权方面的规定并没有指明适用于独立提案权还是随后提案权，问题也就由此产生：基本法对政府专属提案权的规定及对行政长官的提案批准权的规定究竟仅适用于独立提案权还是同时也适用于随后提案权?对此问题，《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以下称“澳门议事规则”)给予了明确的解答。

澳门议事规则第103条(提案权的保留)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下列事项享有专属提案权厦随后提案权：a)立法会选举法；b)公共收支；e)政治体制；d)政府运作。

论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基本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基本法在特区法院的适用。

本文选取澳门终审法院有关基本法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或《基本法》)的司法适用做一简单的梳理，试图探寻基本法司法适用的有关机制。

截止20XX年3月，澳门终审法院涉及基本法的裁判文书有85个。

其中，有22个直接涉及基本法的适用或解释。

在上述裁判中，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对基本法进行司法解释;二是直接适用基本法作为裁判依据;三是依据基本法解决法律规范的冲突。

一、对基本法进行司法解释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来自于第143条的授权。

依据《基本法》第143条，特区法院的解释权范围是: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治范围以外的、不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区关系的其他条款;自治范围以外的、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基于在审理案件时的需要，由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

对基本法的司法解释问题，以前的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解释主体问题，以及不同解释主体就基本法解释的效力问题;解释权范围问题，尤其是自治范围以外不属于中央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其他条款的范围问题;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以及从司法解释权能否推导出审查权问题。

上述问题围绕解释本身的研究似乎欠缺。

例如，为什么需要对基本法进行解释?解释的前提是什么?解释的目的在哪里?为什么要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可能的理据是，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适用基本法。

那么，为什么要适用基本法呢?是基本法之下的特区法律体系解决不了，非要寻求到基本法那里，最后适用基本法条文?如果要适用基本法，那么是为了通过解释，得出基本法条文中含有的法律规范，以便解决具体个案，还是基本法条文本身语言表述不清晰，需要确定其特定的含义和内容?此外，就解释的前提问题，何谓在审理案件时需要?是案件事实与基本法所含的法律规范前提有关联，还是其他什么前提?最后，就解释的目的问题，是为了保障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还是就具体个体的权利得到保障?基本法适用的前提是案件事实与基本法规范的前提部分有直接关联。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 引言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根本法律文件，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的法律基础。

本文档将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详细介绍。

2. 背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核心法律。

1999年，澳门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一起享有高度自治权。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旨在保障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保护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3. 基本条款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含了多个重要的基本条款，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3.1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和制度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认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享有高度自治权。

基本法规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制度，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

3.2 全面保障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障了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

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居民享有与全体中国公民相同的权利和自由。

3.3 维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制度和秩序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保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稳定和繁荣。

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制度将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设计和实施。

3.4 维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鼓励和维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发展。

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将实行自由贸易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鼓励外商投资，促进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经济繁荣。

3.5 保障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治环境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保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治环境。

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将基于普通法制度，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将由法律保护。

4. 实施和修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1999年起开始实施，并在此后多次进行修改。

修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必须符合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认可的原则和程序。

5. 结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维护澳门特别行政区稳定发展、保护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法律文件。

關於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問題的思考──兼論澳門法律位階問題孫同鵬∗一、問題的提出及其意義迄今為止，“一國兩制”的構想已經成功付諸實踐，《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法)的實施也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但是，在澳門法律問題的研究中，人們所提到規範性文件往往也只是基本法、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規等，而作為“一國”基礎的憲法的效力和適用問題卻往往被忽視，甚至被有意無意地回避了。

這種現象淡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割斷了澳門法律體系與憲法的聯繫，因而需要在理論上予以澄清。

對於憲法在澳門的效力和適用問題的認識，不僅關係到對澳門法律體系和位階效力關係的認識，也關係到對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識，因而是研究澳門法律的一個基礎性問題。

本文擬圍繞憲法的性質及其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基本法關於澳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及實行的法律的規定，來分析探討憲法在澳門的效力及其適用特殊性。

同時，也對澳門法律的位階問題作一些簡單的評論和分析。

二、對憲法在澳門的效力和適用的疑問及其“理據”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作為國家主體的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一國兩制”的實施不僅帶來了中國憲政體制的創新，也隨之出現了對憲法在澳門是否生效和適用的疑問。

這種疑問一方面是針對憲法規定本身提出的，如有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稱憲法)第31條與憲法其他部分，尤其是序言、第1條及第5條是抵觸的，因而憲法不能在特別行政區適用，也有人認為整部憲法中只有第31條才適用，其他條文都不適用1；另一方面則往往是源於基本法的規定本身，尤其是其中關於澳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以及實行的法律的規定。

譬如，基本法第5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這是澳門與內地制度的最大區別，也是實行“兩制”最突出的體現。

兩種制度存在本質差異，被視為“形同冰火”，無法在“同一空間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