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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坛1412011年一月刊中国的人口思想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战国春秋时期。
自战国春秋时期到19世纪，我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主张增加人口以达到富国强兵，承续后嗣的目的。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口思想的研究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种质的转变，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传入。
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相对平静期，中国学界对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学界关于人口问题讨论的热潮。
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讨论，主要分为两派。
一派是以陈长蘅为代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者，一派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马尔萨斯人口论者。
他们从不同德角度从发，对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展开分析。
他们对中国人口思想问题的研究，不论是在当时的历史学界还是在社会学界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以下从三个方面对他们的人口思想展开分析。
一、据官书统计之推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关于户籍的调查，并没有全国性的开展，对于人口的数量并没有精确的统计。
当时中国学界对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
一是前清宣统二年民政部的调查，当时统计全国民数为342′639′000人，而二十一省则占了331′188′000人；二是前清宣统三年的统计，全国人口为329′542′000人，本部则占304′003′000人；三是1906年海关调查报告，认为全国人口为438′214′000人；四是外国人对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为433′553′030人。
五是1923年邮政局的估计，全国二十二行省之人口，共计有436′060′953之多，蒙古、西藏人口尚不在内。
以上五种调查估计中，陈长蘅认为第五种说法最为准确。
他将中国近百八十余年的人口增加分为三期，来推测中国当时的人口总数。
他所利用的材料“大都以官书之记载与政府机关之估计或调查为根据”，这无疑增加了推测的可信度。
第一期自乾隆六年起至五十八年止，人口平均增加率为千分之五点一四；第二期自乾隆五十八年起至道光二十九年止，平均增加率为千分之四点九五；第三期自道光二十九年起至民国十二止，平均增加率为千分之零点八一。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探微（生命科学学院王珏 00711103）【摘要】：保甲制度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它源于西周，完备于宋朝，明清时期有较大发展。
民国时期，基层组织涣散，社会秩序混乱，革命力量发展迅猛，军事“剿共”屡屡受挫。
为了严密基层政权组织，加强基层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实施征兵制度，达到“剿共”的目的，国民政府重新起用了保甲制度。
【关键词】：保甲制度；国民政府；基层组织；社会秩序；征兵制度一、保甲制度的萌生、确立和发展之概述保甲制度原为封建君主专制在农村的基层政治管理体制，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
它的最初萌发可以追述到西周时期的乡里制度。
据《周礼》记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调；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①意思是说五家组成一比，让他们相互信任；五个比组成一个闾，让他们能够相互托付；四闾组成一个族，让他们在遇到死丧的时候互相帮助；五个族又组成了一个党，让他们在有困难的时候相互救济；五个党又组成了一个州，让他们能够扶贫济弱；五个州组成一个乡，让他们能够尊重贤者。
到了先秦时期，保甲制度已现雏形。
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就明确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降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②而秦国采用了商鞅的保甲法后国力大增，效果显著。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切于私斗，乡邑大治。
”③在秦汉时期，保甲制度得以基本定型。
较之前代，两汉时期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善和严密，主要有以下两个表现。
第一，进一步确立了严密的什伍组织，将其作为最基本的基层组织；第二，具体的明确了各级基层官吏的设置及其职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而且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故保甲制度在这个时期兴废不定。
到了隋唐五代，保甲制度进一步定型。
北宋王安石变法后，保甲制度在宋朝正式确立和实施。
・史论・国民政府时期的户口统计数值偏差原因分析夏卫东[摘 要] 国民政府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与当时的真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差距,其数据并不完全可靠,尤其是抗战时期,随着国土的沦陷,这些地区的户口数大多以战前的数值为替代。
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出于外交的需要,有意将中国的户口数进行扩大;国民政府时期户政法令纷繁,政出多门,缺少足够的衔接,导致户口数的失真;国民政府的户口数统计时间不一致,也影响了其结果的可靠性;统计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年龄申报的数据不尽可信。
[关键词] 国民政府 户口统计 偏差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当时的中国户口数(包括户数、口数)非常重视,曾作了大量的调查。
关于这些数据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涉及,有学者认为完全不可靠,也有学者认为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①甚至有不少学者对这些数据未加辨别,直接加以使用,以致影响了其研究结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对于国民政府时期户口数据的真实性,即能否完全反映当时真正的户数情况和口数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其数据的产生过程来进行考察,本文以当时的一些人口数据和调查制度为例,分析其统计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户口数值取大化倾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进入“训政”时期,准备推行“地方自治运动”。
由此出发,政府就需要对全国各省市的人口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
虽然北洋政府时期进行过了多次人口调查,但南京国民政府却对其人口数还是心怀疑虑的。
为了求得当时中国的正确户数和口数,南京政府内政部于1928年8月7日曾对以前各地在户口编查过程中所出现的虚报现象进行了指责:“我国人口向无正确统计,凡办理选举,实行清乡及筹办自治时期,各县辄闭门造册,任意浮报,以致弊窦百出”②,要求各地切实确查当地户口数。
经调查以后,当时有13个省上报了当地的户数、男女数、总人口数。
1928年的人口数,据内政部统计司最后测定出的人口数为:474,787,396人。
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安徽的人口变动行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人口变动，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占有重耍地位。
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活动区，战后安徽的人口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并对日后皖省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过一定影响。
本文拟对此略加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战争这一人文地理条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首先应当考察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安徽人口数量与人口分布的变动。
明清以来；安徽省，尤其是省属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这里不仅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产地，而且是手工纺织业和商品性生产颇为发达的地区。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是，安徽也是全国人口稠密，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
明代中叶，安徽地区人口估计已超出北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各朝，统治者实行一系列与民休养，发展生产的政策「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及“摊丁入亩”等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更刺激了大量隐匿户口的涌现。
这样，像全国人口发展的趋势一样，安徽省的人口在清代前期也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历史时期。
建省初期，①全省人口约计六百万，②康烬二十四年（丄685年）全省人丁数为4314,431,乾隆十四年「7能年）突破二千万大关达21,567,929人，嘉庆年间突破三千万，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全省人口达到三千七百三十八万余，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1851年达到三千七百六十三万余。
③是年,除四川、江苏两省外，安徽人口总数位居全国第三。
从人口密度的角度分析，安徽在太平天国运动前也是全国人口最为聚集的地区之一。
咸丰元年（1851年），全国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80.69人，除江苏、浙江两省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在300人以上外，安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232人，④也居全国二十一行省的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前，安徽全省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口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皖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低于皖北地区，而人口密度却高于皖北地区。
兹将1775年至1819年各府州人口增长情况列表于下，⑤可略见一斑。
改革开放前安徽省农村人口流动分析作者：段金萍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32期摘要：改革开放前，安徽农村人口流动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1949—1962年期间，农村人口流动活跃；二是1962—1978年期间，农村人口流动处于低潮。
农村人口流动是农村社会变动的重要表象之一，安徽省农村人口流动与其间农村社会变动情况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安徽；农村；人口流动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2-0073-02一、农村人口流动活跃（1949—1962）（一）人口可以自由迁移，农村人口流动相对活跃（1949—1957）1958年以前，国家延续了建国前那种相对自由的迁移政策，允许城乡居民自由迁移，农村人口流动相对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统一组织的农村人口流动，如遣返回乡、城市招工、水库移民、农民集体移民边疆等。
解放前，安徽省经济特别落后，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民生活贫困，水旱灾害频仍，皖南地区又流行血吸虫病等瘟疫，导致人口外流数大。
解放后，一些逃荒在外的安徽灾民被遣返回乡进行生产自救。
如南京市在1950年就对解放前流入其境内的外地灾民进行了大力疏散，其中遣返到安徽省五河、灵璧、凤阳等县和山东睢县、济南、龟山等地的达17万人。
同时，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农民分到了土地，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他们愿意回乡。
如淮北及皖东等过去因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外地谋生、逃荒要饭的农民，大多陆续返回故乡。
在农民返乡的同时，乡村中的一些人进入城市。
一方面，安徽解放之初，需要一批进城接管和管理的干部，农村中一些人尤其是在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涌现出的农民积极分子被选拔为干部，由此进入到城市中。
另一方面，“一五”期间，安徽省新建、扩建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淮南煤矿、马鞍山钢铁企业、安徽造纸厂等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同时还建设和发展了电力、化工、机械、轻纺等多种工业部门。
中国古代户籍管理与现代户籍管理比较——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察与对现状的简要分析论文关键词：户籍制度王权国家农耕文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论文摘要：不了解历史，就不能掌握未来。
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是由征赋派役户籍制、世袭身份户籍制、人口统计户籍制和保甲治安户籍制四种不同功能的户籍制有机结合运行的整体，本文通过对这四种户籍制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现行户籍制的简单介绍，分析了两者之间在社会背景因素和文化传统观念上的相似之处，从而得一.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一）古代户籍制度历史上中国存在着四种基本户籍制度——征赋派役户籍制、世袭身份户籍制、人口统计户籍制和保甲治安户籍制。
各类户籍制度产生与存续时间互不相同，它们的目的、功能和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一样。
就持续时间、实施的范围和影响的深度而言，均以征赋派役户籍制为最，其余三类户籍制度都可以视为对它的补充。
建立在全体编户齐民基础之上的征赋派役户籍制与其后始为独立的人口统计户籍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户籍制度发展与演变的主线，而只对部分国民有效的世袭身份户籍制与时断时续的保甲治安制则只是偏离这条主线的若干插曲。
[1]1.主线：征赋派役户籍制的发展、兴盛、衰亡与人口统计户籍制的独立征赋派役户籍制以为国家丁税户调的征收和兵役赋役的征派提供可靠依据为目的，是王权直接役使与剥夺其直辖领地上劳动者的基本方式，所以它的产生直接与中央王权的产生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商代王权萌芽时，户籍制度也随之萌芽，商王籍田与借助民力助耕公田是户籍制度萌芽的标志。
殷墟卜辞中记载：“王其莅籍”、“王往莅籍”。
据近人考证，商朝的官职中有“小籍臣”之职，主管籍田之事。
可见，早在殷王武丁时期，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
到西周时，户籍制度已大体形成，其中千里王畿之内的习民数制度是周代户籍制度的重要内容。
相比于商，周王朝更以一个王权强大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与古西方王权有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相比，中国的王权对其所辖领地享有无限的权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王畿之内的劳动者是天子可以直接役使与剥夺劳动的对象，也是王权巩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