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宋代商业经济和由此崛起的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宋代士林风气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重商拜金，崇尚奢华，蓄养歌妓成风，“士志于道”的高雅人生信仰已部分地被世俗享乐人生所替代。宋代文人士大夫生存样态的变化，折射出商业文化对“人欲”肯定和张扬的价值观，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
关键词：宋代；商业经济；商业文化；士林风气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虽然当时主导性的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空前发达的商业经济亦没能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阴影，但由此崛起的商业文化却对宋代居民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在宋代商业文化的直接作用下，宋代整个士林风气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关于商品经济对宋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学界已有论述，而对于商业文化发展给宋代士林风气带来的影响，却少有系统的阐释。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探析，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以及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文化面貌。
一
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角度进行纵向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势头。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乱，使商品经济急遽衰退。进入唐宋，特别是宋朝，随着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然而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又一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第三个发展高峰[1]。在这三次商品经济发展高峰时期，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虽然当时主导性的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无疑呈现出划时代的历史发展，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2]（P400），发生了“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中世纪革命”[3]。有些学者甚至断言，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宋代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受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驱动，“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4]（卷24），社会各阶层都来经商，出现了“贱稼穑，贵游食，皆欲货耒耜而买舟车，弃南亩而趋九市……贾区伙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5]（卷13）的社会习俗。2、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宋代物质资料生产已突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广大城镇居民的生活用品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广泛。此时的商品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服务于地主、贵族和官僚的统治及奢侈享乐的需要，而转向以供应城镇居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为主。因此，宋代的商品种类繁多，从粮食、茶叶、蔬菜、水果、油、盐、丝、麻等农副产品，到瓷器、丝织品、车船等手工业制造品，皆成为投放市场上的商品，城镇居民已成为商品市场上的重要消费者。3、商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空前发展，商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上自大中城市，下至星罗棋布的镇市，直至草市、墟市，宋政府都设立了专征商税的税务机构，商税收入成为国家重要财源之一。史称宋代“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6]（《食货》17之14），其中，仅海外贸易一项的收入，宋高宗时即认为“胜取之于民”[7]（卷116）。
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宋代城市的性质和风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代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行政中心，在行政管理方面长期实行坊市分离制度，将作为商业贸易区的“市”与作为居民居住区的“坊”分隔开来。当时城市以大街为界，划分为若干个坊、市，每个坊、市四周围以高墙环绕，组成一个个封闭的单元。当时在坊是不能开设店铺的，甚至不能随意临街开门。这一时期城市的商业活动和店肆都限制在市内，且入市交易的时间仅限于白天，除朝廷特许的情况下，夜晚禁绝一切商业活动。与宋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相适应，宋代以前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在经过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发展后逐渐被打破。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起，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便出现民众侵街的现象，以后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屡屡发生。宋仁宗登基之后，面对屡禁不止的侵街现象，干脆下令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封闭式的坊市制度遂告崩溃，而代之以住宅和店肆相混合的坊市合一形式。
坊市制度破坏后，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可以在城内随处设置店肆，与住宅区相互交错，甚至连普通市民居住的胡同、小巷也面街开放：“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8]（卷13）。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汴京和临安城中无论是繁华的大街还是偏僻的小巷，都是店铺林立，酒楼茶肆沿街设立，市场交易区与居民居住区混而为一，以往坊市遗迹已荡然无存。如北宋的汴京，随处都有商铺、邸店、酒楼、茶肆、食店，大小铺席，鳞次栉比，就连宫城南门宣德楼南面御街两边的御廊也允许“市人买卖于其间”[9]（卷2）。从“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牛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州桥南去直至东雀门，沿街也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店铺，商业交易十分繁盛。宋代商品经的发展，不仅打破了商品交易地域的限制，而且突破了以往坊市制度下对市场时间的限制，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夜市至三更结束，“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8]（卷13）。对此不乏文献记载。如汴京马行街一带“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华处也”，“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烧灯尤壮观”[10]（卷4）。汴京“自州桥南去”，“直至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9]（卷3）。而一些酒楼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9]（卷2）进行营业。在潘楼街，“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袜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9]（卷2）。临安的夜市更为兴盛，“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面食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有的夜市不受气候影响，“虽大雨雪，也有夜市盘卖”[8]（卷13）。坊市合一及夜市和早市的兴盛，不仅意味着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而且意味着近代城市雏形已经出现。
宋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面貌的变化，使各种带有商品化色彩的服务业、消费业和娱乐业日益兴盛起来。有学者指出，“古代社会早期的各种文化与娱乐活动，通常主要是作为特权享受，而不是通过市场来扩展的，一般不发生交易行为”[11]。然而进入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加之整个社会奢靡之风的兴盛，人们的商品意识也在迅速增长，各种带有商品化色彩的服务业和娱乐业相当普遍，有了很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娼妓业的发达，整个两宋时期，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地方市镇，都是妓馆林立，官妓、私妓并存，歌妓舞女云集。如《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城开封朱雀门外街上有状元楼，有住家，“余皆妓馆”；在开封，凡大的“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槽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一般酒店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9]（卷2）。《武林旧事·歌馆》则记载，平康
诸坊“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与以前相比，宋代的官妓已经商业化，私营娼妓业也和其他商业性经营活动一起，街市化、市场化，而不再局限于个别地区[12]。宋代娼妓业的发达，又刺激了饮食、娱乐、文化等商业性消费市场的畸形繁荣。在宋代，人们开设的饭馆、酒楼、茶肆等饮食店铺和瓦舍勾栏、歌楼等商业性的文化娱乐场所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范围广，不仅那些繁华城市的酒楼、茶肆密布，瓦舍、歌楼遍地，就是地处农村腹地的市镇也是如此，辛弃疾《鹧鸪天》中所说的“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以及《乌青镇志》卷四中所记载的乌青镇波斯港南瓦子“楼八间，周遭栏楯，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反映的就是地处农村腹地酒店经营和文化娱乐繁盛的情况。
二
宋代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消费量的扩大，各种带有商品化色彩的服务业、消费业和娱乐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城乡市场和居民生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且颇有诱惑力地吸引了文人士大夫们对人伦日用和世俗人生的关注，为广大文人士大夫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提供了肥沃的发展土壤，使整个士林风气发生了变化。
（一）追商逐利
伴随商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地位的增强，传统重本抑末的经济观念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发生了动摇。就宋代来看，文人士大夫已经普遍意识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13]（卷98），商业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末业”，而视商业同农业一样，都是“百姓之本业”[14]（卷37）。于是主张发展商业与商人共利的思想普遍兴起，“子欲富矣，何用为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15]（卷1）的观念也因此流行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经商活动，而不再以经商为耻。尽管他们其中许多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和彷徨，但是面对经商给人们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润，他们也纷纷加入了经商的行列之中，掀起了一股经商逐利的浪潮，士商渗透的现象日渐突出。
在宋代士林的经商队伍中，那些已经入仕的士人经商最为普遍。北宋建国之初，在“视官制禄，所以养贤官”的厚禄养贤政策下，大部分士大夫还以经商为耻。但时隔不久，士大夫们便纷纷涉足商界，皆以货殖是逐，掀起了一股经商逐利的狂潮。当时“官大者”则“交赂遗，营赀产”；“官小者”则“贩鬻乞丐，无所不为”[16]（卷39），从而形成了“专以商贩为急务”[17]（卷33）的状态。虽然宋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打击官员兴贩牟利行为，然而终宋一代，士大夫经商逐利的势头有增无减，有的甚至达到十分猖獗的程度。如宰相沈该“顷在蜀部买贱贵卖，舟车络绎，不舍昼夜”，蜀人因此“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盖方言以商贾为本也”[7]（卷128）。宁宗时，万里长江之上，“巨艘西下，舳舻相衔，捆载客货，安然如山，问之无非士大夫之舟也”[6]（《食货》18之25）。在宋代士大夫的经商队伍中，有借公差之便经营商业者：神宗朝京东、河北路提举盐税王伯瑜，利用进京和巡视各地机会，“贩京东、河北帛入京师，复以京师帛贾于滨、棣（州）间，往往与公人，秤子交市”[18]（卷247）。有利用吏卒营商者：王安礼知青州时，“买丝勒机户织造花隔织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役兵般担，偷慢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掠厚利”[18]（卷449）；仁宗朝转运使孙沔，在并州时“私设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卖纱、绢、绵、纸、药物”[17]（《孙沔传》）。有假借公款经商谋利者：蔡州知州张白，“假贷官钱居籴粟麦以射利”[18]（卷22）；真宗时枢密直学士给事中边肃“以公钱贸易规利”[18]（卷77）。还有的以官物作为商品进行经营：太宗时“榷务之吏盗官茶贩鬻”，池盐盐监官“盗官盐贩鬻规利”[18]（卷18），一姓任的官吏由于“窃盗官物受纳货赂”遭司马光等人弹劾放逐后，于“街市鬻贩规利”，成为“产业甲于京师”
的东京富户[18]（卷202）。更多的则是利用特权和职务之便逃避商税以谋暴利。如宁宗时，士大夫往往联舟经商，“经由场务，曲为覆护免税”，致使长江沿岸商税“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
[6]（《食货》18之25）。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些求学的士子们亦未能脱俗，尽管他们其中的许多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和彷徨，但面对全社会普遍的经商浪潮，他们也不再愿意皓首穷经，于是纷纷放下读书人体面的架子，在读书习文的同时，也操起了经商治生的行当。如江淮地区的“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17]（卷182《食货志》）。四川地区的士子们，在赴京赶考之际亦不忘经商：“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17]（卷156《选举志》），致使连进京赶考的日期也给耽搁了。有的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19]，而有的士人干脆“捐弃笔砚，为商贾之事”[20（支丁卷4）]，出现了弃学从商的现象。如章望之“汲汲以营衣食，不自悔，人劝之仕，不应也”[17]（《章望之传》）；士人黄安道“治诗，累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往来京洛、关陕间，小有所嬴，逐利之心遂固。方自京赍货且西，适诏科下，乡人在都者交责之曰：君养亲忍不自克，而为商贾乎？”[20]（《丁志卷》16）；士人王猎，“累应进士不第，乃治生积钱”[17]（《王猎传》）。求利的诱惑已使儒雅的士子们斯文扫地，君子谋道不谋食的面具已被撕裂。
（二）拜金主义盛行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的滋长，使金钱的魅力大增，“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21]（《书怀示友十首》）、“济世良法，唯借青蚨（指钱）”[22]（卷10）等诸如此类的谚语、俗语，便是时人对金钱力量的形象概括。在金钱势力的诱惑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念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拜金主义开始蔓延、泛滥，出现了追逐钱财的现象。宋初名将曹彬所说的“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17]（《曹彬传》），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心态。为了获取金钱，满足日益膨胀的私欲，他们在“为吏而商”的同时，还把职权变成谋取暴利的手段，索贿受贿，贪赃枉法，“上至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使，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23]（卷10）。《宋会要·职官》还记载了南宋宁宗朝路一级监司贿赂公行的情形：“分布四出，唯利是图，馈遗既足，他皆不问，曰下马钱，曰发路钱，曰折送钱，曰特送钱，批胜既足，则又有夫脚钱……又有意外无厌之需，稍不满欲，多端罗织。”受经济利益驱动，宋代文人士大夫还把婚姻当成了一种获取金钱的手段和方式，只要对方有钱财，就可以抛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与之联姻。对此，司马光在《司马氏书仪·婚仪上》中这样揭露道：“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他痛心疾首地指出：“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有关宋代文人士大夫婚姻论财的例子不乏记载。如仁宗朝吏部侍郎孙祖德“娶富人妻，以规有其财”[17]（《孙祖德传》）；哲宗绍圣年间，许州阳翟县豪民盖渐，家资累巨万计，女三人，“有朝士之无耻者，利其财，纳其仲为子妇”[6]（《刑法》3之45）。就连理学大师朱熹家中，“男女婚嫁”，亦“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24]。而有些士大夫为了贪图资财，还不惜娶有钱财的寡妇为妻。如神宗时，士大夫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18]（卷291）；嘉定年间，福建提举司干官叶嗣立“娶海盐蔡家寡妇常氏，席卷其家财”
[6]（《职官》）。真宗时，宰相向敏宗、张齐贤为了争娶一个有钱的寡妇，闹得不可开交，直至惊动皇帝。在金钱势力的影响下，那些登科进士“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因此，“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士人们便“贸贸而来，安以就之”[25]《卷61》，出现了新科进士卖婚的现象。由于进士卖婚，索取“系捉钱”，那些买
婚的富豪们也只能“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26]（卷1）。在金钱面前，士大夫文人丧失了应有的节操，成了金钱的俘虏。对于这种“亏损名节”的进士卖婚行为，丁骘在《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的奏疏中，曾力请朝廷严行查办，“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从事”[25]，但是此风仍是屡禁不绝。金钱的诱惑使文人士大夫“戕贼于私欲之途，良心熏染于贪浊之习，滔滔流荡，无所底止，其间能自拔于颓波之中者，盖不可以多数矣”[27]（卷17）。虽然宋政府不断加强立法活动，严惩这种“廉耻道丧”的求利之徒，然而受经济利益驱动，当时已是“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28]（卷41）。对此，游酢在《论士风》一文中这样痛切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
[25]（卷61）
（三）诗酒宴乐，生活奢华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盛，城市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宋人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在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开始过分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奢靡风气的盛行和“淫侈”欲望的进一步膨胀。
受时代风气影响，整个宋代士林普遍表现出生活奢靡的风尚，“以奢侈相高，争华竞靡”[29]（《奢汰》）。宋人是这样概括当时文人士大夫奢靡风气的：“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风也”，“公卿大夫之家，妇人首饰，动至数万，燕豆之设，备极珍羞，其侈汰如此”[30]（卷60）；“宫室高华，僭侈无度，昔尝禁矣，今僭拟之习，连甍而相望也”[31]（卷1）。可以说，宋代文人士大夫在“第宅园圃，服食器用”等方面，皆表现出一种“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23]（卷23）的奢华风气。这里不妨以衣、食、住为例说明。在服饰方面，现实生活中，文人士大夫之家“狃于豪贵之习，服用华侈”的现象十分突出，当时“士夫一领之费，至靡十金之产，不惟素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31]（卷1）。为了追求服饰上的绚丽多姿，宋时一种加入金线编织的、被称为“销金”的丝织品，在文人士大夫中十分流行，以至于度宗时下诏自宫廷至臣庶之家严禁以珠翠销金为首饰服用。在饮食上，宋代文人士大夫更是表现出黜俭崇奢和精致的特点。如吕蒙正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以至鸡毛在后花园堆积如山[32]（卷4）。李纲“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32]（卷14）。“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者给之，辄能辨”[33]（卷10）。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也向我们传达出宋代文人士大夫在饮食上追求精致奢华的一个侧面。他说：宋仁宗时，文人士大夫家宴饮宾客，“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在宅第园池上，宋代文人士大夫也极尽豪华，“所居殿宇梁栋帘箔，尽饰以珠，穷极奢丽”，如贾似道宅第园池“营度之巧，犹以为未也。则隧地通道，杭以石梁。旁透湖滨，架百余楹。飞楼层台，凉亭燠馆。花卉精妙，金翠陆离”
[29]（《奢汰》）。
这种奢靡之风表现在审美趣味上，就是整个文士集团以妓乐为纽带的燕集活动十分盛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嬉游宴赏，弥日继夕”[34]（卷9）。其中的典型代表如晏殊，史载其“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35]。仁宗时翰林学士宋祁好客，“令饮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坐客忘疲，但觉漏长，启幕视之已是二昼，名曰不晓天”[32]（卷7）。由于文人士大夫宴饮成风，以至当时的酒楼、茶坊成为文人士大夫经常流连、游荡之地。不仅如此，宋代文人士大夫每逢宴饮或招待客人时，无论是公宴还是私宴，都有
歌妓出现，由她们歌舞娱宾、待宴佐觞。据《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记载，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官府“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的风气极为盛行。北宋钱惟演留守西京洛阳时，“每宴客，命厅籍（官妓）分行刬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36]（卷11）。吴仲广知四川绵州时，“开宴”延请上司，也是“倡优毕集”[20]（支戊卷9）。有的公宴场面非常大，仅歌妓就有上百人。如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河北安抚使李允则设宴招待寇准，宴会上的歌妓多达“百数十人”，连一向豪奢的寇准也大为惊叹[18]（卷73）。宋代士大夫公宴少不了歌舞妓女侍侯，其私宴更是如此。如《东轩笔录》卷七载：王韶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绩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将拥之。家妓泣诉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此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即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以歌妓待宴佐觞的典型要数南宋左司郎官张镃。据《齐东野语》卷二十记载，侍郎王简卿曾赴张镃举行的“牡丹宴会”，“众宾既集，一堂寂无所有”，“（张）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座。群伎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一伎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姬侍无虑百数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宋代士大夫的奢华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士大夫诗酒宴乐、娱情适性的审美趣味，与当时畸形繁荣的市井歌妓业相联系，使耽恋歌儿舞女、蓄养歌妓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之中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时尚。据史料记载，“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32]（卷1）。何止朝廷大臣乐于蓄养歌舞妓女，刚入仕或没有入仕的普通士人也是“学舍燕集必点妓”[37]（后集《学舍燕集》），一味追求声色之乐。据载，开封城里的众多妓馆，“众谓江东士人多好游蔡河岸妓家”[9]（卷3）。《西湖游览志》卷十三也称，当时临安的许多妓院，“往往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有的士子日夜“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还声称当年在州学内吃齑煮饭正是为了今日声色之乐[32]（卷7）。有的士子更是放荡不羁，“凡遇妓则跪之”，“口称小人，食猥妓残杯余炙”[37]（《别集上》），对声色之欲的追求达到扭曲的地步。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讲，狎妓蓄妓已构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视为一种审美境界。因此，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狎妓蓄妓，很少有人非议。相反，如果有人无此嗜好，反而会遭到指责，称其“诡诈不通”[38]（卷8）。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社会生活日渐丰富多彩，人欲也日益膨胀：重商拜金，崇尚奢华，蓄养歌妓成风。这说明，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明显的游离和偏移，“士志于道”的高雅人生信仰已部分地被世俗享乐人生所替代，传统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经典价值理念已被打破。所以在宋代，即使是同一个文人士大夫，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往往表现出迥然各异的行为方式，“早食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39]（卷10）。宋代文人士大夫生存样态的变化，折射出商业文化对“人欲”肯定和张扬的价值观，已潜移默化影响和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这恐怕也是我们在分析宋代士林风貌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
作业：论析唐宋文化的区别与唐宋间文化转型的社会经济原因？ 唐宋时期的古代中国无可争议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两个朝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交流。唐宋文化都是一次大繁荣的时代产物，但是由于其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较大差异，因而唐宋文化又是界限明显的。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被称作“大文化”。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通过对唐宋文化资料的收集，我觉得在论析唐宋文化的区别方面，三层次说是最好的分析方法。 （一）物质是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是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它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唐宋文化在物质上的最大区别表现在衣、食方面上。 1·从衣着方面来说，唐代服装总体呈现出艳丽奢华，奔放豪迈的特点。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服饰图案改变了“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采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唐代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对于异国的衣冠服饰，唐代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中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兼容并包的大国心态。 宋朝的服饰简洁质朴。宋朝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相比唐代都收敛了许多。两宋时期，服装分类更加细化，不同行业有服不同装。北宋初年，对各级官员的服色都有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普通百姓，就只能穿黑白二色。因此和唐代相比，虽然宋朝的服装色彩种类并未减少，但在整体上仍显得单调。 2·在饮食上，唐代时，饮食文化呈现出一种“大有胡气”的全面开放状态。当时有“贵人御馔，尽供胡食”之说。深受胡食之风影响的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就主食饼类而言，唐代普遍崇尚粗大，如唐代的饼餤以直径阔大著称，平民百姓日常食用的胡饼也是相当大的。唐代的菜肴烹饪尽显豪迈之色，肉食多大块整体烹制，如韦世源《烧尾宴食单》中的“红羊枝杖”。在食风上，唐人多不拘小节，蘸蒜齑食饼，抽雪刃割肉的豪爽饮食场面不乏记载。唐代的官私宴饮规模宏大，动辄数百、上千人参加。酒宴之上，唐人更是豪情万丈。酒酣尽情之时，宾主往往要即兴表演歌舞。各种助饮的酒令在唐代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人们行令时强调胜负，显得气氛十分热烈。唐人饮茶也并不像后世那样文雅，进行慢斟细品，而是趁热猛灌。 与唐代饮食文化相比，宋朝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大大减弱了，显得细腻精致。品类细化，花色品种众多。精切细割的炒法烹饪更趋流行。宋人的酒文化多了几分轻言细语的文雅。酒宴之上，宾主们儒雅地坐在座位上欣赏歌曲和舞女的专业表演。助饮的酒令也渐渐演变为各种文字游戏了。在饮茶上，宋人从茶叶的制作即开始追精求细，宋代的饼茶形制小巧，装饰精美，非唐代所能比。 （二）制度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了解宋代农业、手工业发展和商业繁荣的表现，分析宋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掌握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史实，思考宋代经济发展与经济重心南移之间的关系。 过程与方法通过提炼自然环境开发、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技术提高与区域发展、商业与市场等关键词，理解这些因素在宋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知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体会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途径。 教学重难点 重点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兴旺；南方商业的繁荣。 难点理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教学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宋史》中有句话“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意思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说明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所以才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请同学们想一想，哪些现象说明两宋时期南方的发展超过了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学生回答，教师总结。（两宋时期，农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手工业非常繁荣，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宋代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前代；宋朝的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前代，成为当时世界上从事海外贸易的重要国家） 二、讲授新课 (一)农业的发展 1、南方农业发展的原因 请同学们观看《耕获图》，图上分别展示了牛耕、灌溉、插秧、收获、杨场、入仓。这展示的就是宋代农业的发展。 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南方农业发展的原因，从书中寻找答案。 教师归纳：从唐朝中晚期至两宋时期，南方战乱少；北方人口南迁，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两宋时期，人口增加，垦田面积扩大，耕作技术提高。 2、南方农业发展的表现 ⑴农业作物：①引入越南的优良品种-占城稻。②宋朝时，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③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 ⑵经济作物：①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②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向北推进。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棉花的扩大种植促进了哪个行业的发展？（棉纺织业） （二）手工业的兴盛 1、纺织业 （1）丝织业：种类繁多，产量、质量和缂丝、刺绣工艺都远超前代。民间还出
1、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说”认为，自唐朝开始，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宋朝以后进入到“近世”时期，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 以下关于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变化的叙述，正确的是①商品货币在经济中影响增大②文化生活明显出现市民化趋势③经济重心转移逐渐完成④中枢机构分权制约了君主专制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26．（15分）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 ……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全球通史》材料二该时期内（宋朝）制度和文化也有了重大的发展。 这一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商业的飞跃，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
的“商业革命。 ……外贸的发展也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而且它也是推动当时商业革命的主要力量。 1 / 5 ……唐初人们尚轻视商业并试图限制其发展，但到了晚唐和宋朝时这种束缚就被打破了。 ……中国首次出现了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商业大都市。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些都市是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 ——费正清（美国）《中国： 传统与变迁》材料三（16世纪）这些私人的商业贸易垄断公司不但控制某些地区的贸易，进行殖民掠夺活动，也起到了为本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 这些商业经营上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所谓“商业革命”的发生。 商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商业资——马世力《世界史纲》（2）材料一、二中“商业革命与材料三中“商业革命”所产生的最终结果有何不同?（4分）（3）简析宋朝的“商业革命”为什么未能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5分）请回答： （1）根据材料 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朝时期“商业革命”的表现。 （6分）本的发展，成为“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知识要点： 1、宋初诗坛最早流行应答酬唱、浅切易晓的“白乐天体”。 代表人物有：徐 .、李。等 2、白乐天体之后真宗时盛行晚唐体，他们尊崇的对象是贾岛、姚合，多写山野闲逸情趣，诗意偏狭，以锤炼字句为能。 代表是“梅妻鹤子”的林蒲，有名的佳句“疏影横斜水情浅，暗响浮动月黄昏”。 3、与晚唐体诗风一致的还有惠崇、希昼等九位僧人。 4、宋初最早提倡儒学复古和文体复古的代表人物是柳开-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他之后还有：张景、姚穆修等人。 5、王禹是宋代文学创作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有《山行》《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6、西昆派：北宋初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因杨亿编为《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作者为杨亿、刘筠、钱惟等人。收录的诗全部使近体律诗，内容无外乎歌咏宴饮生活，咏物咏史及泛咏男女情爱，形式上追求用典丰缛，属对工整，下字丽艳，音节铿锵；标榜学习李商隐。 7、范仲淹，字希文，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8、诗文革新的进一步发展却导致儒学复古思潮与文学自身的分离。 9、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文备众体。有《六一词》《醉翁琴曲外编》。 他在《朝中措》中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10、王安石的文章以明理见长。他写了不少咏史诗，也以议论见长。著名的《名妃曲》二首，借歌咏王昭君和亲之事，隐约表达臣子明知“君恩”不可恃。但又不得不寄希望与此的复杂感情。第一首属于翻案文章。他的后期诗作在艺术上愈趋成熟，既长于取境，又精于锤炼，题材上也有所收束，多为写景诗，体裁上以绝句小诗为见长。 11、曾巩，字子固，整理了《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典籍。在北宋文学家中，他的文章较为质实，缺少情致，是古文家中保守持重的代表。 12、苏辙，有史论文《六国论》《三国论》，优回环往复、舒畅灵活的特色。 13、宋初词坛仍程序五代花间词派的余绪，袭用艳情、别情的旧有题材，采用令词小曲的传统形式，词进一步雅化，文人化。这方面的代表有晏殊、欧阳修等人。 14、晏殊有词集《珠玉词》。是一种极端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但也反映了北宋升平时代富贵阶级特有的从容自信，与五代的醉生梦死不尽相同。其闲情词最有名的是《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他的名篇《蝶恋花》中有名句：“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被王国维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一境”。 15、张先以善用“影”字著称。因得意于词： “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归朝欢》）； “柳径无人，坠飞絮无影”（《剪牡丹》）而自称“张三影”。 16、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其词集自题为《乐府补亡》统称《小山词》。有名句“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 17、柳永自称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其词集名《乐章集》，其中的慢词已超过二分之一，他最突出的特点是铺叙说法的运用，在他努力下，铺叙成为浅斟低唱、缓诉衷肠的词的重要艺术表现方法。词在柳永之后形成雅俗分流的局面，尽管柳词的影响主要在“俗”的方面，但那些以“雅”著称的词家也从他那里汲取了许多营养。 18、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中国第一个文字狱“乌台诗案”原告沈括，被告就是苏轼。他对文章的看法是：作文应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
近年来关于宋代饮食文化的研究综述 摘要：宋代是我国古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高潮期，在我国饮食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众多学者对于宋代饮食文化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对于过去学界对宋代饮食文化研究的回顾，能使我们更清晰的了解宋代的饮食文化，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宋代饮食文化 刘朴兵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一文中，从主食、副食、饮料等方面对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的特点进行论述，并进一步论述了在节日饮食方面北宋相对前代所产生的改变。 康保苓、徐规的《苏轼饮食文化述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一文中，对北宋文豪苏轼的饮食进行研究，指出其的饮食文化融入了更多的雅的意蕴，这主要体现在浓厚的文化意识、美学意识上。苏轼喜欢亲自动手，从实践中品尝饮食的乐趣；其还特别注重食疗养生之道，等等。苏轼饮食文化的特色与其乐观开朗、富有生活情趣的性格相关，亦与其对儒、佛、道的信仰密切联系。 何立波、宋凤英的《宋代饮食风尚》（《中州今古》200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宋代食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艺术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食品行业的竞争已经很激，市民食谱也日益多样化。同时，文中还对宋代的“饼”与现在的不同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成荫的硕士学位论文《南宋临安饮食服务业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3年）一文中，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饮食服务业做了细密的论述。对临安饮食服务业，从六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并指出了其繁荣兴旺的原因。 胡艳红的硕士学位论文《百种宋人笔记所见饮食文化史料辑考》（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将古典文献学和宋代饮食文化的研究相结合，对百种宋人笔记中关于饮食文化的史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刘朴兵的博士学位论文《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
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 【教学目标】 1.掌握五代、辽、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2.掌握自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南方经济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 3.掌握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之时。 4.总结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两宋商业繁荣的表现 教学难点：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教学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苏湖熟，天下足”是宋代流行的谚语，说的是当时江浙一带的粮食产量高。在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等方面有什么新发展？全国经济重心是怎样南移的？这都是我们这一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二、新课讲授 （一）农业的发展 自东汉后期开始，江南社会经济逐步得到发展。自宋代开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向湘江以西的西南方向拓展，江西、福建和两广地区得到很大开发 1.分组讨论南方农业发展的原因 从唐朝中后期到两宋，南方的战乱较少，北方人口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两宋时期，人口增长，垦田面积扩大，耕作技术提高。 2.分组讨论南方农业发展的表现 （1）农业作物：①引入越南的优良品种占城稻。②宋朝时，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③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 (2)经济作物：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向北推进。 （二）手工业的发展 1.分组讨论两宋时期手工业发展的表现 两宋时期，南方的手工业非常繁荣，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的成就尤为突出 （1）丝织业：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胜过北方。四川、江浙地区的丝织生产发达。
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 1．(2019·江苏仪征期中)自东汉后期开始，江南社会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两宋时期，南方农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有(A) ①南方战乱较少②北民南迁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 ③南方自然条件优越④皇帝崇尚节俭 A．①②③B．①②④ C．①③④D．②③④ 2．(2019·辽宁沈阳期中)今江苏苏州和浙江湖州一带，历史上曾因统治者兴修水利、自然条件优越，再加上南北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成为南宋时期的重要粮仓。下列说法与之相关的是(D) A．天下谁人不识君B．安得广厦千万间 C．水能载舟，亦能覆舟D．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3．南宋时期，一位商人沿江而下去江东看一个乡下的朋友。沿途他会看到哪些经济作物(C) A．茶树、烟草B．棉花、大豆 C．棉花、茶树D．棉花、玉米 4．在我国封建王朝中，有一个王朝大力推广占城稻，其造船业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个王朝是(B) A．唐朝B．宋朝 C．元朝D．明朝 5．据报道，从古沉船“南澳1号”中打捞出的瓷器，很多都是出自“瓷都”。宋朝时期的“瓷都”是(C) A．河北曲阳B．河南汝州 C．江西景德镇D．河南开封 6．宋代商业繁荣超过了前代。都市的商贸活动辐射到乡镇，形成新的商业区，叫作(D) A．夜市B．驿站 C．会所D．草市 7．(2019·陕西西安期中)南宋时期，有一位阿拉伯商人运载一批货物到泉州销售。他抵达泉
A．都护府B．市舶司 C．礼部D．市舶使 8．(2019·江苏宿迁期中)“南海1号”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材料反映了宋代(C) A．农业繁荣B．手工业兴旺 C．海外贸易发达D．文化昌盛 9．(2019·江西南昌期末)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认为，宋代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下面最能论证这一观点的史实是(B) A．都城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B．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C．郑和下西洋 D．在广州设立十三行 10．(2019·江苏泰州中考)《宋史·食货志》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这一经济现象出现在(D) A．三国时期的蜀国B．三国时期的吴国 C．唐朝时的四川地区D．北宋时的四川地区 11．某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历史图片展，某展厅出现了这样一组图片(下图)。那么该展厅的名字最合适的是(A)
宋辽金书法 中国书法简史 作者：叶培贵等 第六章 宋辽金书法 叶培贵安艳红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辉煌的时期。邓广铭先生分析宋代学术思想时指出，由于唐代释道两家的教义学说盛行于世，声势凌驾于儒家之上，这使唐代后期以后的知识分子萌生了重新恢复儒家独尊地位的意识。而在付诸实践时，却产生了排抵、交斗和融汇，从而形成了宋学。从中央的文化政策上，没有重复秦皇汉武的文化专制主义，对儒道释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一政策，对当时学士士大夫们的思想的相对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因而，宋代文化不仅超越了前代，而且为元、明所不及。
宋代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文人集团的核心地位。这一政治角色的变化，影响了文人心理。一方面，肩负政治责任，使文人的政治、道德、伦理意识大大加强，在艺术领域内同样如此；另一方面，政治压力的重负，又使文人极需寻求心灵解脱的栖息地，因而各种文艺形式得到了极大重视，并适应他们的需求而有较大的变化。具体到书法领域，一方面，文人们注意强调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在书法中的表现和意义，使书法也成为“载道”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又视书法为适意的雅玩活动，弱化对书法技巧形式的斤斤计较（“不计工拙”），而追求书法在表现个人情趣上的特有功能，从而将书法引向一个个人性色彩较为浓重的空间，形成所谓“尚意”书风，开书法艺术的新局面。 宋代书法得到了皇家更多的重视。宋太宗淳化三年刊刻的《淳化阁帖》，在法帖传播方式上是巨大的进步，使原本深藏内府的许多巨迹，得以化身千百，流入寻常百姓家，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范本供不应求的矛盾。《阁帖》所收，大多为文人较为常用的行、草和小楷墨迹，而非篆、隶、楷书碑刻，加上宋以后印刷的兴起、碑刻风气的衰弱，行、草书形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城市发展史》期末论文 学号：0908070054 姓名：唐义武指导老师：罗先诚得分： 中 国 古 代 都 城 商 业 布 局 演 变 特 征
中国古代都城商业布局演变特征 一．前引 宋朝商业的繁荣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绝后。虽然明清时期的经济与两宋时期相比出现了一些发展(更多是江南一个区域的发展)，然而其他区域与宋代相比处于停滞、衰落状态。宋代商业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坊市制度的打破。汉唐时期的都市，实行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内，商店集中在市内，坊与市四周筑有围墙，交易也有时限。但从北宋开始，城内城外都可开设商店，而且相同行业的店铺往往集中在一起，小卖行贩也十分普遍。此外，因循千年的宵禁制度也被彻底取消，于是，有了夜市，有了酒楼，有了《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繁华。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勾阑的出现，为繁荣一时的元代杂剧表演提供了主要舞台。 二．宋朝前商业发展概况 商业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 1．商朝： 商朝人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人以贝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商朝的都城已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2、战国： 诸侯国的都城（临淄、邯郸、大梁、郢）发展成为新兴的封建城市，市内有贸易场所，但商品大都与统治者有关。 3．秦： 都城咸阳是全国的商业中心。民间自由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出现不少大商人，如巴寡妇清得到秦始皇的优礼。官府也兼营盐铁等。 4．两汉： 官营和民营商业遍及中原和周边地区。每个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如长安有东、西等九市。各地物品，如山西的木材玉石，山东的鱼盐丝漆，东南的药材，北方的牛马，都作为商品交换，并形成较为适当的比价。西汉
绪论 一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指：人化或人类化，即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其体现即有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也有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二怎样理解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联系和区别？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书本绪论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三文化结构的四层次包括哪些内容？ 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注意：这里还是记住为好，六大系统可简记为：社语俗物精艺） 四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一历史上哪些地理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举例说明。 1 黄河中下游一带是是中国历史上百姓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地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影响。 3 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4 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是相对的，首先，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的地理环境；其次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再次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海洋并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 5 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地理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二为什么同样的地理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但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地理环境在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对广泛的自由，因为：第一，它并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
概述 1、宋朝的文化发展趋势，基本上与其积弱积贫的国力相应，尽管有其自身发展的某些特点，文化巨匠也层出不穷，唐宋古文八大家，宋朝即占六人，但从总体的格局和气度而言，它终究难以和强盛的唐朝所表现出来的恢弘相比拟。 2、宋代的书法在起点上有着先天的不足，首先表现在客观方面：○1书法自从实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样式之后，师生相传的“道统”一直未绝。即使像南北朝时的长期分裂板荡，但因王羲之本成长于东晋，所以“江左风流”也仍由羊欣、智永等人继承下来并传至唐代。五代的动乱，即发生在中原，而且数年就破坏一次，因此这一绵长的传统遭到了致命的阻断。○2历代优秀书法遗产遭到兵灾的破坏，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尽管宋太宗后来命王著鉴定内府所藏刻成《淳化阁帖》，只有二府大臣才能蒙赐一套，它对于促进书法复兴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书法遗产垄断所造成的后果，是真正有天才的书家失去了鉴古开今的良机。 3、宋代书家们大多以唐人为梯航，一则是因唐为近代，书迹还较易寓目，二则便是晋帖已成奇货的缘故。 4、由于唐时对读书人在科举进身和官吏考绩两方面的书法要求到宋代已不复存在，朝野不再以书法相尚，必然使产生大书家土壤贫瘠不堪。但是毛笔还在使用，于是投机取巧的士子为了博得当世主文者的欢心，竭力模仿他们的书体。这种及其短视的实用主义做法，造成了宋代特有的“趋时贵书”现象。 5、欧阳修在编纂《集古录》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鉴赏能力，而且认识到当代与古人的差距已至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与当时已处于书法巅峰的蔡襄一道，为促进宋代书法转机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时实践努力，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他们通过知己知彼的权衡，突破了唐人的樊篱，闯出了一条“尚意”的新路，而帮助他们达到目的的思想武器，即是禅宗。 6、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起源于唐代中期，发展到宋代，已成为士大夫的宗教。这一方面是因为宋朝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禅宗的这些转变，也改变了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不少士子从坚决辟佛的立场，逐渐转向对禅僧抱有亲善的态度。如欧阳修晚年取号“六一居士”。民族矛盾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败，给士大夫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宣扬随缘任运即是解脱，强调一切现实问题的解决无非是自我心理的调节等等，正与士大夫的要求一拍即合。 7、宋代书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与唐代拉开了距离。与唐人“尚法”的主流相比，宋人则更注重意趣的抒发和个人情感的宣泄，他们想写什么或怎么写，都表现出一种任情适性的自由，因此更接近艺术的本质。 第一章北宋前期的书法 第一节晚唐五代书风的延续 1、徐铉篆书《重摹秦峄山刻石》 行书《私诚帖》所反映基本是晚唐以来趋于肥厚的时代风貌。 2、王著，对北宋学虞世南一系的人如周越、宋绶、蔡襄等，有着较大的影响。他主持编纂《淳化阁帖》。其书法的主要弊病在于缺乏学养而导致的俗。 3、李建中，人称“李西台”他的书法能反映出恬淡枯寂的心境。其线条，较少提按，而中锋的用笔使之带有浑朴的意味。
第30卷第2期Vol.30No.2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0年6月20日 Jun.202010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0.02.015 论交子与宋朝商业繁荣 王宝平 （许昌理工学校，河南许昌461700） 摘要：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金属货币在数量上供不应求，不断出现钱荒现象，贱金属货币给商品的大量流通造成了极大困难。四川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在四川实行特殊的货币政策，从而出现现代纸币的雏形—— —交子。交子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对国家经济贸易和货币、纸币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宋代；交子；商业繁荣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40（2010）02-0047-04 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北宋在四川实行特殊的货币政策，从而出现了现代纸币的雏形—— —交子，并在以后的南宋、金、元几个朝代的几百年间与金属货币并行使用，逐步成为市场上的主要货币，执行着商品经济的货币流通职能，联系着商品的转移，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所以，交子的出现不仅对四川地区，更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贸易以及货币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交子的产生与发展 交子最早出现在北宋的四川地区，是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主要是由四川地区商业发展与货币供应不足的矛盾以及金属钱币钱使用不便造成的。 （一）交子产生的经济原因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商品经济，但长期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了唐朝情况有所改观，商业迅速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而北宋的经济又是在唐朝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到鼎盛时期，商业尤其发达，出现了以政治中心—— —东京为代表的都市商业。各地商人云集京师，使“至四方之食货，以会京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或由此转运各地。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都市商业突破了“坊”、“市”的界限，交易也没有了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城市周边商品经济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市镇，如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汉口镇等四大名镇。四川地区是宋朝商业繁荣的一个代表。 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四川的治所益州（成都）就是全国著名的五大城市之一，是西南的商业中心。由于益州地处西南，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远离中原的兵灾战火，所以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被中原衣冠士族和广大民众视为乐土。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其繁华时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1］可见其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唐朝的四川已经是经济繁荣、商业昌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当时有“扬一益二”之称。唐朝晚期至五代，扬州逐渐衰落，但是益州的经济却因少受战乱而继续发展。 入宋以后，成都及其周围地区，依然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时人将“吴蜀”并称，代表全国最发达的经济水平。由于中原长期处于战乱当中，中原人民大量迁移，其中一部分迁入西蜀，使四川人口大量增加。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四川人口就达到114万余户，占当时宋朝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七。大量人口的迁入导致人多地少的矛盾，但四川土壤肥沃，都江堰水利灌溉范围广大，耕作技术改进，从而使平原和丘陵地区“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2］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仅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地。这就促进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药材、甘蔗、荔枝等专门化种植，形成了商品生产基地。手工业方面，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中心，麻布、蜀锦、绢绸等多种丝织品的品种、产量、质量都得到空前发展，另外井盐、酿酒、制糖、造纸、印刷也久享盛名。经济作物的专门化种植使大宗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四川成为内地与西蕃、西南夷、西夏等西部、西南地区的贸易枢纽，长距离商品贩运非常发达。蜀锦、绢帛、药材、茶叶、书籍等蜀中商品，陆路就肩挑车驮，昼夜相继，远销甘肃、青海、云南、西夏等地；水路则“顺流而下……建帆高挂则舸越万艘，连樯直进则条逾千里”，直达华东华南以至转 收稿日期：2010-03-20 作者简介：王宝平（1965—），男（汉族），河南襄城人，许昌理工学校讲师。
书本 绪论 一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指：人化或人类化，即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其体现即有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也有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二怎样理解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联系和区别？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 书本绪论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三文化结构的四层次包括哪些内容？ 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注意：这里还是记住为好，六大系统可简记为：社语俗物精艺） 四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一历史上哪些地理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举例说明。 1 黄河中下游一带是是中国历史上百姓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地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影响。 3 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4 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是相对的，首先，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的地理环境；其次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再次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海洋并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 5 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地理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二为什么同样的地理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但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地理环境在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对广泛的自由，因为：第一，它并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这就是同样的地理因素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考点三：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 ☆概念解析：商业的本质是交换，它源于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后来人们把以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称之为商业。 (一)古代商业发展的概况 1.先秦时期：商业兴起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⑴汉朝：①开通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起步。②出现长安、洛阳、扬州等闻名中外的大都会，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③“坊”“市”分开，商业交易（市）的时间、地点受到官府严格管理和控制。 3.魏晋南北朝时期：常年战乱,农业、手工业生产遭到破坏，商业发展缓慢，草市出现。 【概念解析】草市：南北朝时期开始，在离城镇稍远、交通便利的一些地点自然形成的民间集市。 4.隋唐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 （1）原因：①国家统一，安定繁荣；②农业、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2）表现：①为商业服务的飞钱、邸店和柜坊出现。②市场发展：城市中“市”、“坊”仍分开，农村集市（草市）发展。③城市繁荣：长安、洛阳、扬州、益州。④对外贸易：
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唐设市舶使（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⑤中唐时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 5．宋元时期商业空前繁荣 ⑴宋朝： ①城市繁荣，彻底打破坊（居民区）市（商业区）界限，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不再受限制；出现晓市、夜市等；出现了工商业集镇（四大名镇—湖北汉口镇（造船业）、广东佛山镇（冶金业）、河南朱仙镇（纺织业）、江西景德镇（陶瓷业））。 ②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一种民间的交易凭证）北宋时在四川出现并推广。 ③商业交换品种迅速增加。 ④边境贸易（榷场—辽宋夏金政府在边境地区设立的收税贸易市场，促进了民族间的经贸交流）发达。 ⑤海外贸易发达（“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泉州，阿拉伯人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 ⑵元朝： ①元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 ②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③纸币广泛流通，古代商业进入新的高峰期。 6.明清时期：继续发展繁荣。
辽金史研究书目 《辽史》（全五册），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史》（全八册），中华书局点校本。 陈述辑校：《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427页+8张图版，44.8万字。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全三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3175页，215万字。 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诗》（全三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4145页，281.5万字。 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464页，34.5万字。 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373页，25万字。 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380页，25万字。
中国辽金史学会编：《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379页，29.3万字。 中国辽金史学会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335页，28.1万字。 张畅耕主编：《辽金史论集》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439页，34.4万字。 穆鸿利、黄凤岐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七辑（契丹史、女真史国际学术会议专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433页，35.7万字。 干志耿、王可宾主编：《辽金史论集》第八辑（ 张博泉先生七十寿辰纪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432页，33.9万字。 徐振清、贾云江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九辑（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374页，31.2万字。 鲍海春、王禹浪主编：《金史研究论丛》（第二届金史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专辑），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390页，30万字。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46页，48万字。 阜新市辽金元契丹女真蒙古族历史考古研究会编：《阜新辽金史研究》，香港新天出版社1992年版，265页，31万字。 李品清主编：《阜新辽金史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271页，44.5万字。 李品清主编：《阜新辽金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285页，45.5万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336页，43.2万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352页，45.3万字。
宋代商业评述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王朝中最糟糕的一个了，“弱宋”二字似乎就是人们对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的印象。的确，按中国传统对每个朝代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确实如此。北宋时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实现大一统，南宋时更是偏安于江南一隅。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按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来看，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历史上众多的朝代中，宋代的商业可谓是最发达的，商业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东西，一些记录也令后来的朝廷望之兴叹。那么宋代何以称得上是古代商业最繁荣的朝代呢？它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1.纸币的出现和商业资本的扩大。宋代商业的繁荣造就了一大批富商，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又使得他们财富与日俱增。据史料记载，北宋首都汴京富商云集，家产10万贯文以上者比比皆是，资产百万者已不足为鲜，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富商年收入可达千万。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但也无法满足需求。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此时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至南宋，纸币的品种又有所增加，主要有东南会子、川引、淮交、湖会四种，且有不同的面额。除币种有所增加外，发行数额也大大增多。这些都大大便利了商业活动。 2.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众多的水陆交通干线、支线，将地区性中心城市与其它县、镇联结起来，形成了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也是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北宋时期的商业网络已形成若干区域市场，主要有以首都汴京（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市场和以陕西、河东一带为主的西北市场等。南宋时则又形成了以首都临安（杭州）为中心、以建康（南京）为枢纽，联结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商业网络。这些区域性市场的形成，是宋代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3.商品品种增多，商业种类日益细分。宋代的许多农产品也成为商品，加之手工产品，使商品的品种量大增。当时作为商品的农产品主要有粮食、茶叶、蔬菜、水果、丝、麻、布等，手工产品则更多。一些商品还具有了地方特色，形成了特产，如景德镇的瓷器、蜀锦、端砚、晋铜、吴纸、建州茶等。商品品种的增多必然使商业经营者更加细分化。据史载，北宋时东京市上至少有160种行业。到了南宋，临安的市场上已发展到440行之多。 4.城市商业繁荣，超越了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宋代城市突破了市坊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都有买卖，显示出宋代的商业高度繁华。北宋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突破了以往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呈现出全面繁荣局面。
政治上 （1）唐初及唐以前，是明显的贵族政治； （2）唐中叶开始，读书人为官开始普遍，牛僧孺党人就是代表； （3）宋代以来，“士大夫”阶层形成，占据了主导。 经济上 （1）农业 A所有制的发展 a汉唐之代，占田分等级，以均田制为基础；b宋以来，贵族所有制被地主所有制所取代，“田制不立”，私有制有了充分的发展；c宋开始确立的私有制，初步确立了土地产权制度，以地契为凭据，并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所承认。 B劳动者地位的变化 a唐中叶以前，依附关系占据统治地位；b唐中叶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依附关系发展为契约关系，主客户之别不再明显；c另一个表现是不能所以虐待杀戮奴隶方面；d租佃制也在唐宋之际发端，这一制度是当时最先进的土地经营管理方式。 （2）手工业：从官营手工业的绝对地位，发展到了民营管理，具有雇佣性质。 （3）商业：宋代的商业发展，突破了唐代及唐以前市、坊的局限。 （4）货币流通：唐代为“钱帛并用”，宋代开始纸币和铜钱并用。 军事上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形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而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材料二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这些少数民族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取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西夏）已是任用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了。 ——以上材料均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特点：唐文化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宋型文化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细腻丰满、忧患气息浓厚。 原因：唐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声名远播，疆域辽阔，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与发展。两宋积贫积弱，而周边少数民族勃兴，民族政权对峙，两宋长期遭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围困与进攻。总之，唐宋文化的差异是由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强弱来决定 隋唐文化是在隋唐经济高度繁荣、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当时，我国南北统一,疆域辽阔、政治稳定；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繁荣；国内各族人民之间、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此基础上，隋唐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天文学方面，僧一行从实测中得到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测量子午线的第一次。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使这一时期教育空前发展，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文学方面，李白的诗作豪迈奔放、寄托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深情厚意，这是唐朝最繁盛时期的写照；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其诗作则更多地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凋敝。由于唐代城市经济繁荣，因此出现适应市民需要的传奇小说。宋元时期，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加上宋元社会相对安定，对外交往活跃。因而宋元时期，我国古代文化高度繁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和利用，这是我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天文学方面。元朝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了规模空前的天文测量工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时期东京的繁华。两宋之交的社会变乱，在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中、都打上下深深的烙印。 唐朝的建立是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后，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土地大量荒芜。而且再加上当时的民族成分复杂，这样这个思想较为没有束缚，所以多种思想可以百家争鸣，国家的环境较为好。所以当时社会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文化较为有活力。对于变革也看得很开。而宋朝，人口已经很多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