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村养老社会支持探究

贵州省农村养老社会支持探究
作者：郭涛
来源：《知识力量·教育理论与教学研究》2012年第20期
[摘要]老有所养不仅是社会人应该得到的一项社会资源，而且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当然也必然是当前我们党和国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把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转移到广大农村，推进社会养老一体化改革是大势所趋。

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需要得到政策、法律、制度、教育、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支撑。

[关键词]农村老人社会养老社会支持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致力于提升广大民众生活水平，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并且初显成效。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国情的原因，相关的大部分改革主要是以城镇为中心的，相关的大部分改革是服务于在中国占少数人口的城镇居民的，而相对于广大的农村和庞大的农村人口而言，除了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先后建立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外，在其他如养老保障等方面却几乎还是空白。

对于这些明显而严重的失衡状况引起的种种担忧已成为广大社会学者和公众的普遍共识。

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生产低能化、农村非农化趋势带动下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而持续的转移，农村生存风险加剧的同时，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也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更为突出。

为日益庞大的农村老人群体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问题，应该被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基础组织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和实践中来。

本文以贵州农村养老为典型并阐述以下相关观点：
一、贵州省农村养老基本现状和普遍存在的问题
纵观全国，由于受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影响，加之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除了极少部分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依托地方集体经济建立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保障外，普遍存在保障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低、政府扶持力度小、覆盖范围窄、供养方式单一、养老类型不够完善、法律制度缺失等诸多共性问题，只是相对而言，这在以劳动力输出为主要收入方式而生存环境又相对恶劣的中、西部更加典型。

贵州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典型代表之一，相对而言，信息落后，交通闭塞，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陈旧，在养老方面，一直延续着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

多年来，一方面包产到户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使农村公社集体养老模式不断走向解体，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农业家庭生产低能化、土地流转价格低和不规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引导，加之地区间发展巨大差异性的客观现实，外出务工一直是当地村民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持续和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引起了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动摇和弱化农村家庭和土地的原有的养老保障功能，而新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支持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的现实条件下，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下的农村老人的生存和健康风险会日益加剧必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调研发现，全省除了在贵阳、遵
义等中心城市附近的农村城镇化带动过程中由于部分或完全失地而在相关政策扶持下，通过缴纳一定商业保险渠道被纳入到社会养老的极少数60岁以上老人外，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或因观念、或因财力，仍然依靠在伦理、道德和法律约束下的家庭或家族，主要是子女养老。

老人的晚年生活状况完全取决于子女的道德素质和经济能力。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仍旧根深蒂固。

相关数据表明，由于受地方财力的局限，在贵州农村，包含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的特殊人群中（覆盖率不足4%）和通过政策或个人购买商业保险加入到社会养老保险的老人（覆盖率不到2%）在内，相对于全国农村社会养老平均覆盖率8%而言，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黔西南、黔南、黔东南、铜仁地区的多数村寨，60岁以上老人在本地常驻人口中的高达40%，但是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几乎为零）；在供养方式上，除了必要的经济供养外，老人在社会、精神、娱乐等方面的要求基本没有成为农村养老中必需的内容；在养老中针对高龄、多病、无收入、无配偶老人人群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管理、救助体系尚未建立或健全。

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障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人的社会性。

从人生的全过程看，人的发展就是由人的社会化、高素质化和老龄化等主要方面构成。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基本和必要的需求满足必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包括一切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当前形势下，身处广大农村的老人，尤其是留守老人，不管是从自身的观念、能力、生存的环境，还是从其家庭和社会能给予的关注和满足上看，它们大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家庭和社会应该给予它们必要和必须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

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着眼全局，全面统筹，不断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以增强人民大众生活的安全感、幸福感，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而且还是衡量和判断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整体水平的重要尺度。

社会养老保障是作为社会人应有的一项基本社会资源，它不仅反映了社会化发展的程度，而且还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当然也必然是当前我们党和国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须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作为社会基础相对薄弱的贵州，针对长期客观存在的城乡二元养老结构所导致的现实养老分轨制已经造成的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差距，甚至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危机的风险，地方政府致力于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具体、可行的操作体系是当务之急。

三、积极探索和拓展农村养老社会支持的有效途径
社会支持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

鉴于农村老人在社会性的认知、能力等局限，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必须有政策、法律、制度、教育、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社会支持和支撑。

赡养老人的方法和途径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

养老的社会化程度和水平必然是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曾经说过，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养老就慢慢由家庭走向社会。

毫无疑问，在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除了自然因素外，还有就我国在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执行的城乡二元分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计划生育等政策的人为干预是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这些政策
在农村的执行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减轻社会发展包袱的同时，集体经济的基本瓦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必然使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大大超过了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

“未富先老”和“农村穷老”仍然是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事实。

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但是，社会的发展要足以承受全社会养老的需要是必须经过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的，人们的社会养老意识和观念的形成也是需要不断引导和强化的。

就当前状况，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家庭或老人自身的国力、财力、能力或观念而言，把养老推向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可能完成或完成得很好的任务，并且在具体的实践中也不完全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农村养老问题的逐步解决必须结合地方实际，加快建立和健全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社区为补充的养老模式，充分发挥有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的社会参与要素的主要力量和作用，积极探索支持农村家庭养老、不断拓展农村社会养老、引导农村老人自养、加快和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和水平，促进城乡养老一体化改革的有效途径。

针对贵州农村实际，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养老事业是现实而可行的：
（一）地方政府要加快建立健全和完善适合地方实际的相关制度和体系，为地方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法规、政策和制度的支持；
（二）建立健全和完善相应的由政府部门组建或主管的社会团体，加强监管，切实充分发挥它们在农村养老中应有的救助和支持作用；
（三）地方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杜绝在养老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城乡身份歧视，尤其要对高龄、多病、无收入、无配偶老人人群养老状况进行长期的、动态的监控，教育和引导广大民众，特别是老人的家庭成员、亲友、邻里给予老人必要的和必须的物质和精神上帮助和满足，营造推动社会尊老、敬老和养老氛围；
（四）寻找经济发展与社会养老的平衡点，把发展养老事业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范围，加大财政投入，尽可能地提高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

（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相关企业在相关政策上给予必要的优惠和便利，以弥补地方养老资金的严重不足。

（六）重视相关医、护、心理、法律等专业人才培养和就业引导的教育及培训，加快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着力提升农村社会养老水平。

总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地方政府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一切社会力量在农村社会养老中的支撑和支持作用，无疑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破解的重大课题。

推动农村养老社会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推动养老社会一体化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只有着眼于未来，立足于实际，付诸于实践，类似于农村养老等一切在改革和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都会得以逐步解决。

注：本文为贵阳中医学院2011年院内课题——“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社会支持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许文兴主编《农村社会保障》，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2]严峻著《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贵阳中医学院贵州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