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公司治理与国家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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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路径研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主体和主导力量。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企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的重大原则,为国有企业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出根本方向。
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国有企业在优化规范权力运行和监督、提高决策水平以及防范决策风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
一、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概述2017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完善体制机制,依法规范权责,根据功能分类,把握重点,进一步健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因此,坚持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把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结构结合统一起来,在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践行先进现代企业理论,是国有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的重要遵循。
(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特色更是优势。
党组织领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和国有企业的自身发展相互融合,从而推动企业治理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
当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一是强化政治引领,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助推国企改革创新;二是贯彻“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保证在组织结构方面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主体结合一体;三是坚持“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保证党组织充分参与到重大投资、重大项目安排、重要人事任免及大额资金使用决策中来;四是充分行使监督职能,严格把关企业经营工作的合法合规性,持续规范开展公司治理。
(二)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现代企业治理体系由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内部各职能共同参与。
从三个“谁”的角度分析中国国有公司治理摘要:在日本,公司治理的效力很早以前就成为较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许多经营者监督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存在很多漏洞,这是因为日本的法律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比如日本的法律规定股东大会选任监事和董事,董事会和监事对董事或者代表董事进行监督,而在现实情况中,社长把握着极大的权力,可以选任自己的部下作为监事和董事,甚至在退休之后都可以垂帘听政。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引进了美国式的公司治理制度,但是这种公司治理制度改革不能认为是很成功的,以日本的失败经验为基础分析中国大型国有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很有参考价值,这就是日本没有从三个“谁”的视点进行改革。
关键词:日本公司治理三个“谁”国有企业中图分类号:df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1-080-09在世界各国,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问题已经成为热门,日本也采取了各种改革措施,但这种改革不能认为是成功的。
笔者将首先介绍日本公司治理制度改革之前的情形,即20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的公司治理制度的内外部环境以及改革措施,然后根据日本改革措施的经验分析公司治理制度设计的原则,最后基于这种分析对中国大型国有公司的公司治理制度改革进行分析。
一、日本公司治理中历来存在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在法律上日本公司制度存在许多经营者监督机制,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在于日本法律和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
在法律上,股东大会选任董事和监事,而董事会和监事对董事或者代表董事进行监督。
但是在日本,存在使这种监督的效力降低的公司内外环境。
比如,在公司外部大型公司之间互相持股的情形比较普遍,因而这种持股公司成为不会转让股份的大股东,而基本上不会干涉对方公司的经营,他们互相保护对方的管理者。
另外,公司集团内部存在社长会,公司的管理者通过这种社长会互相交流,从而形成了社长的共同体。
此外,在公司的资金来源方面,日本的金融模式主要为间接金融,在这种模式当中,主银行提供公司所需要的资金,但是主银行除了紧急情况之外,不会干涉公司经营,也不会追究管理者的责任。
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特征要点和实现路径一、引言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是中国经济发展特有的一种模式,为实现国有资本有效支配、提高经济效益,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特征要点和实现路径两方面进行探讨。
通过深入剖析,揭示出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独特之处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特征要点1.国家为主导在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中,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通过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政策法规,对国有公司进行监管和管理。
国有公司在国家的指导下,实现了资本市场和社会的双重效益。
2.政企分离政企分离是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重要特点之一。
政府部门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主要是监管和调控,确保企业正常运作。
政企分离的实施,使国有企业能够更加独立地进行经营决策,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
3.市场化运作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倡导市场化运作,强调企业自主经营。
国有公司必须按照市场原则和商业规律进行经营管理,确保企业运营效益的最大化。
市场化运作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增强其经济效益。
4.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结合得以实现,使国有企业能够吸收优秀的私营企业经验,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改革。
三、实现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路径1.提高法治化水平实现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是提高法治化水平。
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需要在国家法制和法规的有力保障下,确保企业依法运营,提高治理效能。
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构建法治化的国有公司治理体系,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加强内部监管机制建设国有公司的内部监管机制建设对于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实现至关重要。
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加强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同时,完善公司章程和规章制度,健全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提升国有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3.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需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来实现。
试论国企改革中的公司治理问题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为开放的企业运作环境,也让许多国有企业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制度和桎梏,实现了全面的跨越式的发展。
同时,在现代公司的相关治理要求下,也相应地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
但在这一改革的进程中,仍然有许多问题,即一些企业只是改变了一些形式,但依旧是被传统制度所束缚。
在此背景下,本论文重点就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国企;改革;公司治理引言:自从我国实行了经济体制的变革之后,国企的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历经数个时期的探索,主要表现为“放权”、“股份化”等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公司都摆脱了传统的制度,开始了证券市场的发行,并且建立了内部管理架构。
然而,在这个进程中,许多企业的发展变革也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究其核心原因,主要是原有的制度依然对它们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笔者就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公司治理进行了研究。
一、国企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现状分析(一)三会一层职权界限不清晰,没有明确权责清单指引公司尚未形成规范、明确的权责清单,公司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权责分工仍不够明晰,议事清单不齐全,分级授权体系不健全,影响日常事项决策审批和日常工作开展效率。
在现代公司体制中,公司的董事会起着重要作用,它主要负责公司战略规划、战略决策、总经理的选聘等,但是,在行使其职权时,通常要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审批或直接由政府部门任命,从而制约了董事行使职权的深度和广度。
同时,公司的经理层和董事会之间存在着权力交叉、重叠等问题,导致了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人缺失和利益主体的模糊,从而影响了公司的运营和管理工作的效率。
以笔者所在区属国有独资一级平台公司为例,在执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过程中,虽然党总支会议事清单已发布,但三重一大事项尚未明晰,议事清单中的“其他应由党总支委前置研究讨论的重要事项”指代不清,造成不需要上会的事项也习惯或偏向于上会讨论现象,导致决策和工作效率下降。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治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治理是指在中国大陆地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融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坚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社会效益统一,注重法治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以下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治理的一些特点:1.党的领导:•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党委在企业中担负领导职责,确保企业的发展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2.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企业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值增值国有资产。
这体现了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产增值的双重要求。
3.法治与市场机制结合:•强调在企业治理中实现法治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内部管理制度,以及灵活的市场机制,确保企业的合法合规运营。
4.股权分置改革:•针对过去存在的“单一支配体制”,中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将企业实际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运作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5.市场导向:•国有企业被要求更加注重市场导向,强调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提高效益,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
6.社会责任:•强调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环保、员工福利等方面的社会效益。
7.管理创新:•鼓励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引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8.员工激励:•引入激励机制,通过员工持股、业绩奖励等方式激发员工积极性,提高企业整体绩效。
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治理的独特模式,充分考虑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效益和竞争力。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5篇第一篇: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股份公司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大量的国有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新型国有企业不断产生。
本文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这在股份公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出资者众多且分散,因而出资者难以像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那样直接经营管理公司,而代之以公司治理结构,即为了保护公司法人资产能有效运营,在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上作出的权利安排。
具体而言,它主要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以总经理为代表的经理阶层组成的一种企业组织结构。
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托管给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结构,在其授权范围内经营;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选举产生董事会的同时,为了保证董事及经理人员按其意志合理经营,还选举产生监事会,以期其负责监督公司的财务、经营、投资分配等。
显然,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权利要素各自具有自己的权利重心和权利边界,公司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与监督权,四权分立,三会一总,各司其职,相互制衡。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与否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影响。
在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公司化的改制进程中,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些制度性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许多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作出深刻的认识,才能改进和完善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1、资本市场不健全近几年我国股票市场虽有很大发展,但存在上市公司少,市场容量小,不规范等问题。
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建设的思考摘要:近年来,国有经济高速发展、成果显著,在推动国家重大基础产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支柱作用日益显著。
优化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国有企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全面提升法人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在战略发展、规范决策、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等领域的管控能力有效提升。
目前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体系建设与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本文就从国有企业入手,浅谈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些思考以及有效对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共性问题;有效对策公司治理体系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改革创新,能够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制约企业发展的内部束缚,全面激活企业高质量长远发展的内生动力。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只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巩固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才能更好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1]。
近年来,受金融风险、科技制裁、消费疲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愈发严峻,要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体系的建设是重中之重。
企业所处的地理区位、行业领域、发展阶段各有不同,拥有的资本实力、资源能力、管控能力也大相庭径,与之对应的公司治理体系构建思路也就存在一定的共性与特性,需要加强对其的研究,并提出有效对策。
一、国有企业治理体系概述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建设是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构建由党委(党组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职工代表大会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各治理主体之间依法合规、权责分明、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制度体系与运作机制,促进企业降低决策风险、夯实管理根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在实践中证明,治理体系中明确和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特征。
在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企的前提下,国有企业通过《公司章程》的修订完善,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体系中的法定地位。
国企改革背景下的公司治理结构研究在当前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公司治理结构成为了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内部权力分配、职责划分和管理决策过程等的组织形式和机制。
在国企改革中,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既可提升国企的管理效能,也可促进国企的可持续发展。
一、国企改革的背景和意义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环境发生了巨变,国有企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制度转型和管理变革等压力。
为了适应市场化、法制化的新发展阶段,提高国企管理效能,加快国企结构优化和布局战略调整,需要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和完善。
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转换企业经营模式,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市场机制与制度约束的结合,以增强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创新能力和发展韧性。
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需解决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优化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 权力关系的处理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权力关系的处理直接关系到公司整体战略的制定以及各个部门之间协作的良好程度。
在国企改革中,需要明确权力关系,规范权力的行使,避免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行为的发生。
2. 决策机制的建立决策机制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公司运作正常的核心。
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中央化决策、分权决策双重决策机制,即对集团总体战略和重大问题由中央决策,对具体业务由分权机制负责决策。
3. 监管机制的建立监管机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和标准。
在国企改革中,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完善内部监管机构,增强监管的有效性,避免公司管理中的利益冲突和不当行为。
三、国企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国企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不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实现。
具体建设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点:1. 公司治理指南的出台指导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至关重要,因此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指南文件,明确公司治理结构的意义和目标,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
642020.10把党的领导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各环节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从2018年十九届中央第一次巡视、2019年十九届中央第三次巡视的反馈结果来看,国有企业党组织融入公司治理的决策、执行、监督环节,不管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有不少问题有待破解。
在决策环节,问题集中在落实“讨论前置”决策程序上,在一些企业中存在决策主体权责不清、“讨论前置”事项范围不明、决策程序不顺,甚至把党委(党组)会当成“筐”的现象。
在执行环节,国有企业主要靠基层党组织发挥组织优势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任务落实效果与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情况呈正相关,但仍有一些党员干部对管党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管党治党意识不强,基层党建“三基建设”仍是薄弱环节。
在监督环节,有的企业监督体制缺乏统筹协调,监督力量分散,党内监督与业务监督融合不够,监督力度、效果大打折扣;有的企业监督制度不健全,没有建立起监督、评价、追责机制,制度缺失或“牛栏关猫”问题突出;有的企业制度执行不力,将制度挂在墙上、作为摆设、成为“稻草人”。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两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他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要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贯彻落实这些要求。
一、设计好决策事项清单,明确国有企业党委(党组)的权责边界和决策流程国有企业在讨论“三重一大”事项时,可分析“三重一大”决策事项的政治属性(需要国有企业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和经济属性(需要国有企业履行经济责任),作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讨论决策的侧重点,细化“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清单。
近现代中国公司治理与国家之关系研究
本文主要在于探究公司制度引入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公司治理在国家权力干预下的发展变化历程。
文章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搜集整理相关史料,按照时间发展顺序进行说明,并从法学的角度去研究史料当中所反映出的公司治理机构的变迁、在其之后人们对于该制度认识的不断变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文献综述;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04年大清《公司律》颁布以前公司的存在状态以及治理结构。
当时的中国企业基本上是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企业管理者由政府选任,听命于政府。
后期出现了一些受政府影响较小的民营企业;第三章主要考察《公司律》颁布后至1949年共产党政府成立前法律对于公司治理规定的变化,随着这些法律的颁布,中国基本上建立起了比较完整且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第四章关注的对象是1949年以后至改革开放前政府对企业治理采取的方式及其效果。
1949年以后,原有法律体系被全盘否定,也没有制定新的关于公司的法律,对于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文件进行;第五章则论述了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立法对于公司治理的规定以及中国公司治理的最新进展——独立董事制度;在最后一章的结论中,笔者认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中国公司治理从未摆脱过政府的干预甚至控制,而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政府将经济管制作为自己的分内之事,同时还在于政府行为的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