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里达_文字学_看解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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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德里达的解构理论(1)文字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①德里达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其目标就是颠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实质的西方理性主义读解传统。
②德里达的“文字学”只针对文字和书写符号的形状进行研究。
他认为传统语言学是刻意用言语来压制文字,从而阻碍了文字作为一门科学的建构。
③德里达认为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声音、言语直接沟通思想而贬低书写文字的传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要害在于认定意义不在语言之内而在语言之前就已经存在,语言本身无足轻重只不过是表达意义的一种工具罢了,所以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别名就是语音中心主义。
④德里达认为由于文字的含混性、距离性和间接性这些文字专有的特征也是语言的本质特征,所以文字其实是语言的本原和原型,并提出了“原型文字”的概念。
它是包括一切文字和言语在内的语言现象的先决条件,是语言的基础而不是后来添加上的附庸,是建构意义的生产模式而不是现已成形的意义的某种载体,在此意义上德里达认为哲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文学也就是一种“原型文学”了。
(2)对传统哲学/文学二元对立的解构:①德里达认为把文字和语言二元对立是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式,要颠覆传统哲学也就必须要解构这个二元对立,方法则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首先将每一对二元对立概念的主次先后关系颠倒过来再言说其他的方法其实是德里达解构的基本策略。
②德里达运用这一基本策略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进行了解构。
他认为文学与哲学都是一种符号系统,文学植根于隐喻之中,而哲学虽然同样是植根于隐喻之中是修辞手段的产物,但却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文本的隐喻结构,是在同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直接交往,反而导致了自身的封闭性,这与文学的开放性恰恰相反。
③德里达指出其实哲学本身就是一门深深植根于隐喻的科学,如果把其中的隐喻或者文学性完全剔除则哲学本身空空如也根本剩不下什么。
德里达德里达强调文字的作用,主张以“原文字”取代言语的本体性地位。
在形而上学传统中,“言语”优先于“文字”,并被“文字”所依赖,这一观点,被德里达指责为“形而上学言语中心主义”。
通过将本体性观念的“问题化”、“分裂化”、“反稳定化”,即将之“解构”,“在场”的言语被消散了,被包含着“在场”的”不在场”取而代之。
“解构”揭示某一本文内在包含的相互对立的“双重立案”,实现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消解,他所提出的颠倒言语和文字的顺序的观点,暴露了语言永远运动的本质和语词的没有最终、超验中心的性质。
德里达否定任何意义上的中心的存在,只有“活动”存在,存在不断被否定,中心不断转移,其空缺由不在场的共存填补。
德里达秉承解释学的观点,认为作品永远开放,读者的阅读也是创造过程,因此读者对本文的解读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
“分延”(la différance),指的就是这种差异的运动,“分延”不假设任何超本质的、圆满的存在;“分延”产生“自由游戏”,不依赖包括自身在内的任何原则;“分延”一词揭示了“能指”、“所指”的区分的任意性,动摇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
“播撒”,是文字的固有能力,意味着潜在的不在场;“播撒”不断地、必然地瓦解本文,揭露本文的零乱、松散和重复,宣告本文的不完整。
德里达还提出了本文与本文间的“互为本文性”,即构成本文的语言符号的意义,不仅在本文内通过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对比突现,而且与其他本文中的其他符号关联、突现。
作品没有明确界限,本文间相互播撒、消解。
在人的问题上,德里达提出“人的终结”的观点,提出拒斥主体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提出人的自律性、社会性、历史性;提出对假定的意识的批判;反对传统人本主义的自由史观,驳斥知识和历史的进步;揭露了将哲学建立为“真正科学”的幻想的破灭,哲学与人将一起走向终结。
德里达关于意义本质的观点是怀疑论的、主观论的;他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后出现的问题和内部矛盾的揭露又是大胆的、深刻的、辩证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德里达对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的解读与分析打上了强烈的解构主义标记,常常以一种边缘读解的方式,强调文学的颠覆性和反行而上学。
“假定有称作文学的这种东西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结构体,那么,它的开始也就是它的终结,由于与它本身的设置性的某种关系,这就是它的脆弱性,它的缺乏独特性、缺乏客体性。
它的起源问题直接就是它的终结问题。
它的历史的构建就像一个根本未存在过的纪念碑的废墟”,“正是这种乌有的乌有化激发我们对属于文学名义下的一切的兴趣。
本体的经验,不多不少,处于行而上学的边缘。
文学大概就处于一切的边缘,几乎是超越一切,包括其自身。
它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或许比世界更有趣。
而如果说它没有界说,这正是文学所传达与所拒绝的东西无法与其他话语所等同的原因。
它永远不会属于科学的、哲学的、会话的”。
胡塞尔古希腊哲学家芝诺“飞矢不动”的命题是指,那些被视为在场和既定的东西,都只有在从未在场的差异和关系的基础上,才获得了自己的同一性。
这不但说明可能差异和缺席(不在场)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且说明世界可能并不是像在场形而上学所想象的那样一板一眼,确定不移。
胡塞尔的现象学其实揭示出了这一点。
胡塞尔的构造现象学认为,对象和事态的意义并不是作为透明既定的东西一下子为我们所洞见,而需要我们辨认和区分。
要辨认和区分它们必须在现象中有相对的持久性,而不能转瞬即逝。
但是这种持久性本身需要一个它们得以呈现的视域结构。
这个视域结构中的可能性或我们对这事物的种种预期必须与之相符,不相符的则被从视域中排斥,我们实际上是这样来辨认和区分事物的。
视域当然不会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
意义是从不断变化的视域及其内容的交织中形成的,胡塞尔把意义的这种创造性形成叫做“构造”。
现象和我们对现象的意识模式都以不断变化的视域为前提。
胡塞尔的这个视域理论其实就意味着不存在事物的常态,因为事物或现象只能在不断变化的视域中向我们显现,为我们所把握。
但胡塞尔自己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人类意识活生生的现在就是意义的最终所在和基础,视域归根到底是意识的特征,而不是意识非意识的先决条件。
德里达,如果意义在于符号的结构系统而不在于个别主体的意向的话,胡塞尔的主体主义立场是不被接受的。
(Ppt)胡塞尔的观点是言语把这种理想的东西带进了公共领域,使得后来的人可以和最初的发现者共享他的发现。
言语(书写)使得人类的发现可以代代相传,并且可以对原初的发现不断改善和添加。
科学和文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的。
(Ppt)德里达肯定胡塞尔意识到语言,尤其是书写的重要性,语言不是被动接受已经构成的真理的物质载体,而是还对真理进行梳理和系统化,它将理想对象构成为确定的、不可重复的对象。
同时,他提出疑问,如果语言是真理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胡塞尔视为真理起源的意向性的地位就必然是次要的。
德里达解构主义阅读观研究德里达解构主义阅读观研究一、引言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阅读观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德里达的学说对于传统阅读方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其解构主义阅读观的出现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全新的理论途径。
本文旨在探讨德里达解构主义阅读观的主要观点和对阅读的影响,并结合实例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
二、德里达解构主义阅读观的主要观点1. 意义的不稳定性德里达认为意义是不稳定的,并且批判了二元对立的概念。
他认为语言和文本中的意义是无限推移的,没有稳定固定的本质。
在阅读中,读者应该关注文本内部的矛盾和间隙,从而揭示出其中包含的多重意义。
2. 文本的边际性德里达将文本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意义不仅仅取决于文本内部的语言结构,还受到外部语境和读者的影响。
他强调文本的边际性,即文本可以被无限解读和阐释,不存在一个确定的解释。
3. 二义性和欧里庇得斯复杂性德里达引用了希腊神话中的欧里庇得斯故事来解释二义性和复杂性。
他认为文本中的每一个意义都是相对的,同时也会在解读过程中产生新的意义。
通过不断解构文本,读者可以发现其中的隐含意义和复杂性。
4. 解构与重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并不是毁灭性的,而是通过解构来揭示文本的多重意义和内在矛盾后,再进行重建。
解构只是一个方法,目的是为了挑战传统阅读的权威性,使读者能够更加开放地面对文本。
三、德里达解构主义阅读观对阅读的影响1. 超越二元对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阅读观拒绝了固定和稳定的意义,对传统的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等二元对立进行了超越。
他认为意义的产生是一种相对的过程,不应被限制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
这一观点使得阅读者能够以更加开放和多元的视角来理解文本。
2. 强调读者的主动性德里达认为阅读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一个主动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
读者通过与文本的互动,发现其中的矛盾和间隙,进而产生无数的潜在意义。
解构主义阅读观鼓励读者积极参与到阅读过程中,不仅仅是理解文本的表面意义,而是探索其中隐藏的多层次意义。
解构主义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
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
“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
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
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
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也许耶鲁批评学派中的激进分子希利斯·米勒在这一问题上阐述得更为形象一点,他说:“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
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
”德里达以《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
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提出了挑战。
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理由,认为写作和阅读中的偏差永远存在。
2008年11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v.,2008第35卷第6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35No.6德里达“异延”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理论启示彭桂芝(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3)[摘要]从“异延”的内涵和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可以看出:任何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是自足的,而是与周围其他成分有着漫无头绪的复杂关系,既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迹,但又彼此有别,并在形成差异时突显自身的价值。
由这一逻辑出发,延伸到由符号构成的文本那里,很自然,德里达得出了作品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结论。
因此,德里达否认原文与译文的区分,认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共生”的关系,是一种延续和创生的关系。
他认为翻译是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以置换原文,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调节的转换”。
在德里达看来,“有调节的转换”比“翻译”这个术语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这是因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没有纯粹的所指。
因而德里达“主张用辨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
由于原文意义不可能确定,因而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通过修改和转换,使原文成长、成熟,最终得到“再生”。
[关键词]德里达;异延;解构主义;翻译学;理论[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6-0116-04因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巨著的出版而宣告确立的解构主义,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为强劲的思维之一。
“从解构‘在场’(presence)和颠覆程序入手,德里达一方面从方法论上批评了结构主义的结构中心论,另一方面从本体论上批判了海德格尔寻求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观,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主义”[1]277。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什么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对此德里达会挑剔说“什么是……?”这种句法本身就有毛病,它暗示世上存有某种事物,而这事物不但能被人理解,还能被贴上不同的名称或标签。
解构主义拒绝这种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及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
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大背景解说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
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
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
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作“五月风暴”。
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昙花一现,转眼即逝。
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
不妨说,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去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
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
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
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
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
・哲学研究・从德里达《文字学》看解构主义李东兵(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摘要] 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旗手已广为人知,解构主义理论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它是自尼采开始到海德格尔以来对西方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进行清算的哲学运动的继续,它试图更为彻底地颠覆本质主义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改变长久以来文字对言语的从属和被压抑地位,以解放蕴藏在文字之中的无穷活力,但是理论本身的矛盾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并常常不免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坑,因此有必要审慎理解解构主义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作用。
[关键词] 解构;文字;能指;逻格斯[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4)03-0084-03 收稿日期:2004-02-05 德里达是当代法国杰出的新生代哲学家,他所提出的“解构”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社会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的学者们所引用、解释、争论着,德里达的名字作为当代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的代表,成为后现代思潮的标志之一,读懂德里达也似乎成为了解当代人类世界思想成果的必修课程。
然而像许多研究者已经提出的,德里达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晦涩的思想家之一”(李秀林语)甚至比号称古希腊晦涩哲学之最的赫拉克里特亦有过之,德里达的晦涩人所公认,因此解读德里达本身就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解读就是符号的延异(difference ),这一过程本无一个终极趋向,或者一个确定的目标,而是一种无向性延伸,这就使得对德里达的解读呈现出一种活跃而异彩纷呈的局面。
德里达著作甚丰,已刊印的有《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别》、《言语与现象》、《哲学的边缘》、《撒播》、《绘画真实》、《丧钟》、《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等》、《符号海绵》、近期对中国读者印象尤深的《马克思的幽灵》等等,其中多部已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德里达最广为人知,也最能体现其思想特征的就是解构主义,这一思想同时也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特征。
解构的英文译名是deconstruction ,从字面上说就是对原有的结构作破散和拆解,这一构词很好地说明了解构的意义,德里达说,解构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策略。
其应用的领域涵盖整个人类知识总体,这一领域及其广泛,甚至我们对解构的意义的解释也当在解构之列,因此这一方法本身便蕴涵着一个矛盾,如果一切都在解构之列,那我们拿什么去实现这种解构,这可能是导致德里达哲学晦涩的原因之一,因此德里达不得不一再说明“解构在一定程度上居住在这种结构中,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才是可能的”[1]然而“由于必须从内部入手,由于要从旧结构中借取破坏工作的所有策略上和结构上的办法,解构工作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自身工作的牺牲品。
”我们当然不能以形式逻辑来说明这一方法的不可能性,但是这在一开始便提醒我们这种方法的复杂、困难、甚至是危险性,解构的对象是人类知识,我们当然不可能事无巨细,一一进行,只能从它的基础做起。
人类知识的载体是文字,我们不可能离开文字来谈人类知识,因此德里达非常重视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像《文字与差别》、《言语与现象》、《符号海绵》都属此类,其中《论文字学》是其解构主义思想的主要策源地,本文就试图以对《论文字学》的解读来一窥解构主义的脉络。
首先,文字学grammatology 一词的译名来自希腊语字根gramma ,有字符、字母的意思,德里达正是想从字符这一语言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开始,来解读整个西方文化。
在西方哲学史中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对一、本源的情有独钟的追寻,泰勒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元素,其后的恩培多克勒、德谟克里特虽然对世界元素稍有扩展,但是一个基本的思维取向就是认为世界是有本原的,因此对本原的诉求始终贯穿着西方思想史,柏拉图可以说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界碑,本原不再是某种可触可感的实体,而是只有思想和灵魂才能接近它的观念(idea )或者有译作理念,在赫拉克里特那里叫做逻格斯(logos ),逻格斯是世界的本原,也是思想的目标和对象,是灵魂的家园,但是,逻格斯并不像水、或者火那样可触可感,他要行诸于世,为人所知则必须通过语言,这样语言问题从西方哲学诞生之日起就是同哲学不可分离的重要命题。
广义的语言按照其表现形态分为口头语言(或者又作言语,discourse ,oral )和书写语言(verbal ),他们的作用是相同的,就是作为逻格斯 2004年 第3期兰 州 学 刊No.3 2004 总第138期Lan zhou xue kan G eneral.No.138(soul)的外在表现(body),这样人类接近逻格斯(相当于本原,本质,或者在上帝的无限理智中被思考的意义)的方式有三种,首先是灵魂,其次是口头表达,再次是书面纪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灵魂最接近本质,口头语言是对心灵情感的直接表达,而书写纸是对口头语言的纪录,这种分析在整个西方古典哲学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洛克、莱布尼兹、黑格尔那里都有论述,其中尤其以古典语言学的集大成者索绪尔那里表现得最为集中。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语言学归入符号学之中,对文字的作用索绪尔有一标志性论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
”[2]这一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文字相对于语言所扮演的角色,这正是德里达所不以为然的。
德里达要建立的文字学目标明确,那就是针对“处处支配着文字概念的人种中心主义”,或者是“罗格斯中心主义”,颠覆这种支配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精神钳制,从而建立另一种代表了人类未来趋向的新的“世界的文字概念”,这一概念具有比拼音文字更悠久的历史,但却被拼音文字的产生所掩盖,并且“受隐喻、形而上学和神学的钳制”,这里德里达的文字概念已大大不同于我们在人种中心主义背景下所习见的文字,也就是说这一文字已不仅仅是对言语的符号化记录,不再是能指的能指,而是对应着一个“未来世界的思维方式”,至于这种未来的方式究竟如何对德里达来说“已经在望,但是无法预知”,可见德里达是要在今天的范式中建立一种未来的哲学(或许这一称呼并不符合德里达的原意),这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德里达们所要建立的哲学称为后现代了,但是这一努力所要克服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德里达觉得即便做最好的打算,这一工作可以克服一切技术上认识上的障碍,砸烂一切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桎梏,文字学也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并且以这一名称出现,无法确定其计划和对象的统一性,甚至既不能阐述他的方法,也不能描述其适用范围”[3],那么在这样一种冒险的工作中德里达究竟要干什么呢?德里达的问题是放置在语言在信息时代的爆炸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上的,如德里达所言,语言问题从来就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到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对话无不如此,但是它“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渗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领域以及在意像、方法和思想体系方面千差万别的话语之中”语言在今天的特征就是“膨胀”而且是符号本身的膨胀,各种各样自觉不自觉的观念包裹在各色语言华丽外衣中,形成诸如时尚、前卫之类的诱剂,甚至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对人的控制与引诱,而作为历史———形而上学的固有目标即找寻关于真理、目的的终极体系并未呈现,人们依然生活在不确定性的游梦之中,真理与逻格斯作为无限所指的承诺并未兑现为语言的确定性。
德里达用一段颇具隐喻性的描述展现了历史———形而上学语言观的窘境:“一个历史———形而上学时代必须最终将整个上不确定的领域确定为语言,它之所以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欲望试图从语言游戏中夺取的东西又被这场游戏所夺回,而且是因为语言本身的生命同样受到了威胁,它茫然无措,在无穷无尽的恐惧中随风飘荡,他在自身的限制似乎消失之时,在不再心安,不再被看来超越它的无限所指包容和环绕之时,被抛回到自己的有限性。
”[4]德里达认为伴随着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文字的崛起,而且新时代的文字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文字的范围,也就是说文字已经不仅仅充当一般语言的特殊形式、派生形式、附属形式,不再是能指的能指,或者主要能指的不一致的复制品,文字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语言的支系,而是反过来语言被包含在文字之中,文字的应用已经大大超过语言的范围,在人们无法用音义结合语言来表达的领域,文字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德里达提供的例证包括理论数学、控制程序、生命细胞中最基本的信息过程,这些显然都是传统语言所无法表述的领域,同时在这些领域之中的使用的表达式也无法转译为音义同一体,在语言无能为力的范围之外能保证理性的正常运作的是文字,当然德里达的《文字学》中的文字也迥异于或者说涵盖了现存的我们称之为文字的一切形式:“我们通常用文字来表示这些东西:不仅表示书面铭文(inscription)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5]。
在德里达看来文字对语言的超越早已开始,比如手势语可以用来表示行为、情绪、思想、反省、意识、无意识、经验、激情等(显然手势语也包含在德里达的文字学的范围之中),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就在于旧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长期蒙蔽。
德里达虽然试图推倒逻格斯———语言统一体的神话,但他仍然逃脱不了另一个神话的支配,即理性的神话,不管怎么说文字(不管是传统意义上还是德里达意义上的文字)总是在理性的支配之下,当然这一理性已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被追逐和无限趋近的逻格斯之图。
德里达写道:“理性支配着大大推广和极端化的文字,它不再源于逻格斯———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应当被抛弃。
它拆毁所有源于逻格斯的意义,但不是毁坏,而是清淤(desedimentation)和解构(deconstruction)。
”[6]至此德里达的目标和计划已经充分展现给了我们,那就是超越传统的语言文字观念建立一种更适应现代人类理性发展状况的崭新的符号学(本人认为叫做符号学可能更妥帖一些),对与文字一道潜藏在语言(应该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一般语言)之中的旧形而上学残余加以清理,还文字以本来面目,还文字以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58 第3期从德里达《文字学》看解构主义计划宏大,目标深远,但如何实现尚有疑问。
文字与观念的结合由来已久,文字与观念的相互外在性几乎是文字的宿命,如何跳脱所指与能指的对立,给文字安放一个恰当的位置,应该是解构主义的一个首要难题。
在方法上,德里达确实试图实践一种彻底的解构理想,他不但对以索绪尔、卢梭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观大加鞭挞,同时对作为解构主义的先驱的海德格尔加以解剖。
海德格尔结束了哲学上的柏拉图主义,结束了那种本质神学、理性阐述和二元思路,放弃了存在者,转向对存在本身的意义的追寻,这就意味着传统哲学之中的对象和意义的对立必须被以此在为指归的存在的意义所取代,这是对二元对立的本质哲学第一次沉重有力的打击,但是德里达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海德格尔虽然试图走出旧形而上学大厦但终究不免重新被它所俘虏,“海德格尔的思想不是否定,而是重新要求将逻格斯和存在的真理作为第一所指:所有范畴或所有规定的意义,所有的词汇或所有的句法,因而所有的语言的能指都蕴含着先验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