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_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_现代化视角_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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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化”[1],一般是指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急剧变革、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指经济落后国家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生产力为发展目标,努力追赶的过程。
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学术研究早就开始了。
“欧风美雨”、“西学东渐”,指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现代化”(或者“近代化”)这个词,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在汉语里了。
30年代,中国思想界还就“中国现代化”问题为题展开过讨论,那时已经较为全面地论及中国现代化的内外部条件、中国现代化应该走什么道路、现代化与政治统一的关系、现代化的资金与人才问题、现代化中的“工化”与“农化”的关系、现代化中的文化建设等等。
[2]但是在学术上建立“现代化”的研究框架,从现代化的研究视角来研究现代化过程,则是20世纪60年代才起步的。
我国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对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过程作过认真研究。
他指出,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工业化高潮阶段形成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新理论架构。
战后西方出现的这一社会思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美国社会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衰败了,18—19世纪形成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
只有美国充分享受了战争的胜利果实,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达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
美国学者纷纷著述,大吹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现代世界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体系。
现代化不仅是“西方化”,首先是“美国化”。
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在战后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在这种氛围下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思潮,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产物,是战后“美国第一”的自大狂思潮的产物。
美国学者认为:“现代化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
”[3]这是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基本的社会背景。
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另一个国际背景是,战后东西方尖锐对峙,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形成了长期“冷战”的局面。
1979年以来,中国政治研究已经不能自外于海外中国问题研究。
毕竟,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昭示着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不仅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而且要注意吸收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
据归纳,在国外中国研究的重镇美国,其研究模式不下九种:(1)倾向模式;(2)派别模式;(3)官僚模式;(4)结构模式;(5)规范模式;(6)毛控制模式;(7)世代模式;(8)利益群体模式;(9)合理性模式。
[1]这些研究模式,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是隔靴搔痒,有些是雾里看花,有些是生搬硬套,但也有相当的研究触及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其分析鞭辟入里,其观点发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学理涵容性,在80年代得到国内中国政治研究者广泛的响应。
90年代后,随着中国学术对外交流的扩大,中国政治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对中国政治学人逐步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和震撼力,但是,那些架构比较合理、学理资源比较深厚、在学科上具有“大理论”特征的理论方法仍然对中国政治学人的中国政治研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它们实际上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提供了虽然不同但有内在联系的一组理论视角。
1比较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可以归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的范围。
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立论是,现代化在欧洲是现代性因素“内源发生”成长的结果,这种现代性因素以殖民和资本输出的形式从欧洲向外扩张,把世界其他地区强行拉入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的历史运动之中,人类史由此变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非欧洲地区,现代化不过是这些国家应对来自“外部挑战”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学人对现代化理论还相当陌生,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2]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非常接近现代化理论的某些预设,与它的理论逻辑并无大违。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 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1954年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 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
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 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
孙守任和范文澜。
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金冲及主张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
还有刘大年主张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如下几个论断:1、“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
胡绳提出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理论观点。
胡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义和团失败后开始的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
强调中国近代史三个革命高涨时期。
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辛亥革命则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强调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所谓的八大事件, 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这八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
从反帝反封建的层面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勾画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
3、20世纪50年代以后编着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论着就其思想旨趣和体例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特点。
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 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产生的实践意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前言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既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进行回顾和展望,以期能够对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回顾研究方法的变迁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
当时,由于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中。
然而,当时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传统的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缺乏深入的社会分析和理论分析。
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兴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研究方法逐渐从传统的文献学转向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研究方法的变迁中,文献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同时,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也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派。
研究视角的转换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也经历了从政治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转换。
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变革,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政治家和政治事件。
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逐渐流行,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开始向社会史转变。
研究者更加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和民间社会的变化。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文化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文化史的视角下,研究者更加关注各类文化现象,例如文学、艺术、宗教和传媒等等。
这些文化现象揭示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对于学者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成果的丰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丰富多彩。
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和路线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这是毛泽东发表于1920年的文章,对于揭示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历史学基础(论述题)高频考点模拟试卷77(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题型有:1.1.论述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趋势、特征及新热点。
(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中国史复试真题)正确答案:(一)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趋势,有学者总结为“三弱三强”,即政治史研究相对减少变弱,其他专门史研究相对增多增强;研究热点逐渐后移,民国政治史研究升温,晚晴政治史相对冷寂;研究中对革命运动、革命者的研究相对减少,对当政者、统治集团及其政治制度的研究得到加强。
(二)特征。
总体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近现代史研究在学风方面有一个突出特征,即由80年代注重定性分析和宏观论证、突出问题意识的特点,转变为90年代注重史料和实证分析、强调个案探讨与学理考察的趋向。
(三)新热点。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新进展:(1)政治史。
政治史新领域探索不断取得突破;有关政治事件的史实考证不断深化;注意考察政治体系、制度等结构性的因素;充分重视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
(2)社会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发生了区域史的转向;“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成为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出现眼光向下的趋向,即由以前关注上层社会、社会精英及政治经济等领域转而热衷于探讨社会下层民众的状态、心理及属性。
(3)思想史研究者开始从划分、梳理社会思潮转向对具体思想交锋与论战的深入探讨;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跌宕起伏;学术史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涉及知识点:史学研究与动态2.评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苏州大学2004年中国近现代史真题)正确答案:康有为的变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之中。
(一)《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8月刊行。
在这部书中,康有为利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论证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周礼》《逸礼》《毛诗》《左传》《易经》等均系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因此是“伪经”。
从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史关键词:现代化;中国近代史一、开篇之论〔一〕文章限定“习惯上又把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勃兴,作为近代史”[1]沿袭该习惯,然而1915年至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又具有特殊性,它从旧民主主革命跨至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了确保对新文化运动分析的全面性,此文章的内容限定在新文化运动结束。
〔二〕何谓现代化现代化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先进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过程,使工业化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并引起巨变。
近代中国那么突出表现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四大运动上。
二、经济现代化:洋务运动从器物救中国洋务派领导发动的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点。
〔一〕洋务运动之工业化鸦片战争惨败后,清朝开明的封建官吏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被迫探求一条全新的自强之路。
1、开展军事企业,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军事实力。
中外落差日益加大,洋务派认识到要想强兵富国应大举学习西方军火制造技术、建立军事工业等企业,靠强大的武力支持来摆脱困境。
这是洋务派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但客观上提升了我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2、生产方式现代化,创办民用企业。
洋务派认识到:“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
于是从70年代起,他们又以“求富”为口号转而兴办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引进的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大大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生长,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二〕洋务运动之规模化洋务运动的经济影响力得益于其规模之大。
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近二十处军事企业。
1864年以后,洋务派加速在全国范围内大办军火工业主要制造船舶、枪炮和弹药,在清王朝历史上均有别具一格的地位。
〔三〕洋务运动之专业化洋务派竭力主张“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2]曾国藩曾上书至咸丰帝,试图说明购置西方专业化器物的意愿,希望学习西方强大自身。
但洋务运动仍然以失败告终。
1986—199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一宏观研究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展开了争论,主要观点有: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反映资本主义趋向的“四个阶梯”说和“民族运动”说。
近几年继续讨论,有人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线索;有人以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线索(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1期。
);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红线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而“不发展又是事物的主流”(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5期。
);有人以“一条主线”和“两个过程”相结合为基本线索(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论断“两个过程”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最确当的概括(张海鹏:《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求是》1990年3期。
);有的主张以反帝民族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基本线索(姜铎:《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之管见》,《社会科学》1988年2期。
);有些论者认为,多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可以多种线索并存(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
索体系问题》,2.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过去,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似已成定论。
近几年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理解和认识。
有的认为,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丧失独立,半封建才是指社会形态,其另一半即指半资本主义;前者系向下沉沦,后者为向上发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
)。
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能分割,半殖民地不仅指国家政治地位,还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向下沉沦的过程(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6期。
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介绍关注学术研究动态,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开拓视野,活跃史学思维,这是一个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以“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这一体系突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突出了阶级斗争和进步势力的作用。
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理论范畴,如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等引入史学研究,导致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变化;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城市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区域、社区、阶层、群体、基层组织、乡村社会、民众信仰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
史学研究的深入,促使很多问题的认识发生新的变化。
现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为对照,将有关问题介绍如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
1、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的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历史学论文-论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论文关键词]近代史;话语;革命;近代化[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
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
左右其话语权。
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
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
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
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着,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
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
刘彦着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
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
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
中国近代史四条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充满曲折与波折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轨迹可以被概括为四条基本线索。
这四条基本线索是: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民族主义的兴起、现代化的探索、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
本文将对这四条基本线索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一、中国与世界的接触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逐渐与西方列强接触。
在这个时期,中国遭受了很多不同的侵略和欺凌,包括鸦片战争、天津条约、辛丑条约等。
这些事件的发生促使中国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并开始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方法和技术。
这个时期的中国开始了一场现代化的探索,但这个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二、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接触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兴起。
这个时期的中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受到了侵犯,开始有了一些反对西方列强的声音。
同时,中国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价值,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这个时期的中国开始了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振兴中国,让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三、现代化的探索在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一场现代化的探索。
这个探索的目的是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富强、更加强大。
这个时期的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技术和方法,开始建设铁路、电力、通讯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开始推行西方的教育和法律制度。
这个时期的中国也开始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让中国人民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1921年,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力量,它的目的是要推翻腐败的国民政府,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领导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长达20年的革命,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
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
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世界现代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之为“现代化研究”。
具体地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再到今天仍在深入展开的全方位的改革与现代化, 这样几个大的发展时期。
现代化研究也可以相应地就其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大体划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这样几个阶段。
“现代化”作为一个崭新的史学范畴在中国出现并历经几次重大的模式转换,这是中国史学受中国社会巨变和世界发展潮流剧烈震荡的结果。
现代化研究本身的发展演变也象一面镜子, 清晰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乃至中国现代化历经磨难曲折发展的进程。
一中国的新史学在19至20世纪之交产生。
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的衰败、民族危机和种种复兴努力所作的初步探讨,可以看作现代化研究的起始阶段。
最早以进化史观系统地观察研究中国发展与变革的, 应推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
1898年变法甫败,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
他把鸦片战争以后60年的历史分为“四界”即变法图强依次深入的四个阶段,认为魏源倡师夷长技,林则徐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洋务,“变法之事,于是筚辂开山矣”;此后又历经挫折,甲午战败,新政废止,然而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风气已经大开了。
从1901年起,梁启超高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新史学和近代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
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几种观点一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种观点1.“两个过程论”。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p632),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应该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这一观点,史学界称之为“两个过程论”。
2.“三次革命高潮说”。
1954年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文章中,主张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提出把近代史划分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大革命运动高潮,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
“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教科书和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基本是按照这个理论框架编写的。
3.“两种趋向论”。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史学界又一次掀起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或说法,如“两种趋向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
前者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向。
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这种认识史学界称之为“两种趋向论”。
4.“三个阶梯说”或“四个阶梯说”。
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文章中指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与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强调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强调要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
文_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也引发了重大反响,其中一个焦点就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的范式问题,而“现代化范式”正是这一激烈讨论的产物。
“现代化范式”的出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带来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变革,对重新认识历史以及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现代化范式;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西方的史学研究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参考。
在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的冲击之下,中国史学界对研究范式研究的争议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思考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研究是否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唯一正确方式。
随着各种研讨会的不断开展,许多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不断发生碰撞交融,从而催生出许多新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现代化范式”理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现代化范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初步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
其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并向多种发展方向延伸,分析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发展趋势,阐述了当前的社会发展模式,以传统的“革命化范式”为参考,构建了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带来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变革与趋新。
一、中国史学“现代化范式”的产生与发展在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学界就已经出现了“现代化范式”的雏形。
当时,以蒋廷黻和陈恭禄为首的近代史学家提出了“中国需要接受近代化改造来赶超西方国家”的观点,并创作了《中国近代史》一书。
此书在对中国近代史进行解析时,始终都是围绕着这一观点进行的,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改造就应该同西方国家一样,但同时也提到了当时中国所发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认为这些改造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大进步。
这一观点得到了近代史学界的承认,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开始逐渐形成。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新的范式在史学界论战中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所以传统的“革命史范式”依旧是史学界研究的主要潮流[1]。
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
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
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
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
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20世纪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是开端的世纪,是转型的世纪,是创新的世纪,也是收获的世纪。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20世纪中国历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传统中国历史学中分离出来,30—40年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之一、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们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深入挖掘和对不同角度的审视,逐渐展现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全貌,以及各个层面上的各种动态和矛盾。
首先,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以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为特点,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创新。
研究者们借鉴了西方历史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并在这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研究方法。
例如,社会史中的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以及具有批判性的文化史研究,都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研究者们关注了中国近代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问题。
从农民、工人、商人到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等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他们的生活状态、观念和行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样重要的是,研究者们还关注了国内外关系、城市化、社会运动等诸多社会问题,进一步拓宽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领域。
第三,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对于历史记忆和社会认同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发生了重大改变。
例如,对于晚清时期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评价,以及对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重新解读,都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学术界和公众之间建立了重要的桥梁。
研究者们通过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等渠道,积极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研讨。
同时,他们也致力于向公众传播研究成果,以提高社会对于历史的关注和理解。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在理论、方法和领域的拓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一研究领域在深化对历史的认知,推动历史学乃至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思考。
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论文报告: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一、论文背景和研究意义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而现代化理论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开始关注现代化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现代化研究理论。
本文旨在梳理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并分析其中的特点与影响。
二、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1. 现代化概念的引入二十世纪初,西方现代化理论开始传入中国。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问题提出的分析和探讨,铺开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基础和框架。
此外,西方学者对现代化概念的不断阐释和深化,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参考。
2. 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界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现代化研究理论。
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赵紫阳提出了“包罗万象”的现代化理论,主张现代化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
此后,中国现代化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不同派别,如农村现代化、城市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等,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格局。
3. 现代化研究的实践与反思在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发展中,不仅在理论层面有了较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
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实行土地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这些实践总结出了大量的经验,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和挑战。
对于这些实践问题的反思和总结,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4. 现代化研究的特点与影响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受制于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启发和影响。
因此,其理论和实践总结,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和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现代化研究中较为注重政治层面的探讨和实践,在现代化理论中贯穿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更加全面和系统;②中国现代化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使得现代化理论更加体现出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求;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社会制度的探讨和评估,对于社会制度构建和转型具有较大启示和作用;④中国现代化研究在实践层面有着很多探索和实践经验,尤其重视制度建设和掌握,这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和实现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支撑;⑤中国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层面也有很多影响和交流,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摘要: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0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0,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系统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现代化视角的引入,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学科体系¹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014(2010)02-0121-0720世纪80~90年代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是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繁荣势头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兴起的背景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0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0,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0结束后,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举国上下又重新转向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发展轨道,现代化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强劲的主题。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摘要: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0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0,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系统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现代化视角的引入,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学科体系¹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014(2010)02-0121-0720世纪80~90年代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是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繁荣势头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兴起的背景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0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0,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0结束后,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举国上下又重新转向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发展轨道,现代化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强劲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重大课题就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史学界关注的新问题是从/现代化0的视角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
当人们把眼界投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时,发现历史呈现某种重复性。
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与近代中国存在一定相似性。
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朝思暮想的愿望。
关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问题,可以直接实现中国近代史学界以史服务于现实的愿望,以此改变史学界日益被边缘化的局面。
一个时代的主题往往也会成为这个时代学术界首先关注的话题。
正好马克思说过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0[1]现代化成为新时期中国的/时代精神0,使得史学界自觉地以此为主题去反思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
更何况,积极介入现实,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贯学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代相延的道统。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中国是一项国家支持的社会事业。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2010年3月武陵学刊M ar.2010第35卷第2期Journa l o fW u ling Vo.l35N o.2¹收稿日期:2010-01-1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0(01AZS004)。
作者简介:龚云(1971-),男,湖北南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家领导人就一再要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迎头赶上,改变落后面貌,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
1979年3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呼吁思想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0[2]。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壮举,为了稳步地推进现代化,在朝前看的同时,也需要汲取前人的现代化经验,既有国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又有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经验教训。
因此,现代化史学思潮就是在这种时代的巨大召唤下兴起的。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是这股史学主潮中的重要一脉。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检讨以往国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时,有学者从现代化视角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认为国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大致可归结为两种基本取向。
一种取向是外因取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主要是由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
/侵略)反侵略0和/冲击)反应0是这一取向的基本框架。
其中/侵略)反侵略0的解释框架也是战后前苏联、西方和日本激进史学的主流倾向,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了新的理论)))/世界体系论0和/依附理论0[2]235-237的支持。
一种取向是内因论,认为中国现代化失误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内在痼疾。
/传统)现代性0的对立是其基本分析模式。
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儒教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到二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这种取向提供了理论支撑。
这种取向代表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主流派。
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学者,如蒋廷黻与陈恭禄也采用了这种分析框架。
学者们认为这两种研究取向,虽然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具有片面性。
前者实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
虽然/侵略)反侵略0与/冲击)反应0两种框架显得颇为对立,对西方力量对近代中国的作用各执一端,但实际上都过分强调了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后者虽然强调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具体国情,却抹煞了或淡化了帝国主义造成中国现代化扭曲和/断裂0的直接作用,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观点。
学者们认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0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近代史研究被革命化,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0,但/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况且即使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了。
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
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面的研究0,所以/深入地研究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0,既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历史,也/有助于加深对当前大变革的全面认识0[3]238。
现代化视角的引入,是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以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用现代化的视角观照中国近代历史,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也曾有先例。
有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存在/以陈恭禄的5中国近代史6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0[4],蒋廷黻/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他的中国近代史话语0[5]。
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接续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化话语0的。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是改革开放后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的结果。
研究现代化问题,以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世界历史进程,是20世纪50~60年代首先从美国起步的。
20世纪60、70年代,港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以中国现代化视角分析中国近代史,是一个热点。
香港学者金耀基在5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6一文中,以现代化为主线,对中国百年历史进行了解释[6]。
台湾学者从1973年开始开展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视角一时成为主流。
中国内地在20世纪60年代,鉴于那时美国学者的现代化研究公开宣称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对现代化理论采取了批判和拒绝的态度,鉴于同样的理由,对于海外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研究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20世纪60年代初选编的5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122武陵学刊第35卷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6第1、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和5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6(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近120万字,收集了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
在序言中,选编者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
在那种学术氛围下,中国近代史学界是不可能借鉴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成果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与海外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种理论、方法及其论著被译介至中国大陆。
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980年创刊的5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6到1995年终刊时,15年内就出版了27辑,发表了400余篇、近800万字的译作。
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的5国外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动态6,6年内出了42期。
这些刊物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海外学术界的信息,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
各类译介丛书,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0等,更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海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中,相当大部分是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成果,如/海外中国研究0丛书总序说明的:/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0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自觉地引入现代化视角。
中国近代史专家章开沅认为:/从我们的前辈到我们这一代,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漫长岁月,然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却起步甚晚,贻误甚多。
中国理论界应该急起直追,加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力求为当前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
0[7]1986年,章开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0规划项目/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0,课题的参与者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近代史研究与现代化的问题联系起来,从各种角度探讨早期现代化问题的论著更是屡见不鲜。
/近十年来,与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迅速进展相伴随,还有城市史研究、商会与绅商研究、学堂学生群体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留学运动史研究、大众传播媒体史研究、社会心态变迁史研究,等等史学分支的崛起,这些都与历史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的关注与投入有关,而这些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又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增添了更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