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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例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指通过集中多方资源和力量，共同完成一个重大的事情，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和成果。
以下是一些例子：
1. 抗击新冠疫情：全国上下联动，各地医疗队共同支援湖北，互相交流经验和医疗资源，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
2. 恢复生态环境：国家加大了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引导企业和公民参与到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中，一起为美丽中国作出贡献。
3. 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和各家企业通力合作，共同铺就“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交通大通道。
4. 扶贫攻坚：各地政府和社会组织积极行动，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多种方式，让更多的贫困人口逐渐脱贫，实现全面小康。
5. 保护文化遗产：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共同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红旗渠精神题目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发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篇章之一。
红旗渠精神的核心要素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艰苦奋斗、全民动员、自力更生、共产主义奋斗志、勤俭节约等。
红旗渠精神不仅是纪念红旗渠建设者的一种精神符号，更是一种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的表现。
以下为红旗渠精神的相关参考内容：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红旗渠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集中力量克服了困难条件进行的一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红旗渠精神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指在面对重大的工程建设或任务时，必须凝聚各方力量，集中全民资源，发动群众，形成合力，共同完成。
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内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二、艰苦奋斗红旗渠精神强调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
红旗渠建设面临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如陡坡、峡谷和缺水等问题，但通过群众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克服了各种困难，最终实现了目标。
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指，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直至完成任务。
三、全民动员红旗渠精神需要全民动员的力量。
红旗渠的建设工作动员了当地的农民和干部群众，广泛地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形成了全民参与的局面。
全民动员的精神是指在面对国家、社会、集体的需要时，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团结一心，积极参与，共同贡献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
四、自力更生红旗渠精神鼓励自力更生。
红旗渠建设时期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资源短缺、条件艰苦，外部支援有限。
因此，红旗渠的建设基本上依靠当地的群众力量和自己的资源，强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自力更生的精神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独立精神和自主创新的能力。
五、共产主义奋斗志红旗渠精神中体现了共产主义奋斗志的精神。
共产主义奋斗志是指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红旗渠建设者是出于对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追求，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念，积极参与实践和建设。
共产主义奋斗志的精神鼓舞着人民，激励他们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
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内容提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推动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形成举世瞩目的“中国之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新时代，我们要创造新的更大的奇迹，必须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独特作用，是实现“中国之治”的重要原因。
面向未来、面对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随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日益彰显。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集中力量办成过许多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体制机制上有了保障，有力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比如，为了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我国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集中攻关，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大创造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很大关系。
在此方面，近年有关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成就的文章、著作中已有很多论述。
毫无疑问，“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优势。
但是，优势的正确有效发挥总是有一定条件的，而且优势有时也与劣势相互关联、乃至相互转化。
近年来，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在实践中，某些地方政府不能科学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道理，结果也做出了不少违背科学发展的事情。
因此，有必要对“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辩证地分析，以防止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和实践上的错误。
首先是“事”字，即办事的性质上，要分清是好事还是坏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优势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求所办的“大事”是好事、是正确的事。
如果所办的是坏事、错事，那么它就不仅不是优势，反而是劣势了。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见。
秦始皇集中力量造阿房宫、修秦皇陵，以及建驰道，也算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了，但所办的并非是“好事”。
古埃及的胡夫金字塔，据估计要10万人修建近30年，也是那时的大事，但同样也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这些都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事情，政权的性质决定他们办事的价值取向。
我们今天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优势，是就社会主义社会而言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价值取向与他们根本不一样。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也曾出现过集中力量办诸如“大炼钢铁”之类的事情。
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有的地方和部门也出现过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面目，搞一些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等所谓“大事”。
这些实际上反映的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意志，并不符合人民利益。
这些对社会发展、国计民生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在进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所办的事情符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分析与探索发布时间：2022-01-07T07:52:57.406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9月27期作者：陈元[导读]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之一，在我们党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反复应正陈元[]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3）摘要：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之一，在我们党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反复应正。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党的领导是根本底气所在，制度优势是自信所在。
本文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论述了集中了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性，并结合中国国家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论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引言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中，习近平强调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提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1]。
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应用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了很多前无古人的伟大功绩，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
在新时代，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十字路口，在新历史起点上开始新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就是要把过去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解决得很好”的问题解决好，以新的实践和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能为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办大事”就是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
要办大事，就要立足整体，统筹兼顾，做好顶层设计，集中力量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有机统一。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涵与内在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早在西汉《淮南子》中便有“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论述，这体现出团结一心的思想自古以来就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思想里[2]。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我国政府性质是：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我国政府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三个代表”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是为了更好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之一。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绿色经济、绿色矿业、绿色消费模式、政府绿色采购不断得到推广。
“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首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就是向世界宣告:我们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我们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
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去年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首次将环境保护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从理论上明确了提供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功能的环境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13-2 集中力量办大事》说课稿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课题是“13-2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下面我将从说教材、说学情、说教学目标、说教学重难点、说教法、说学法、说教学过程以及说教学反思这几个方面来展开我的说课。
一、说教材“13-2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课题是思想政治学科中的重要内容。
它旨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以及在国家发展和应对重大挑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教材首先通过具体的案例和数据，阐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含义和表现。
接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这一制度优势形成的原因和背景。
最后，探讨了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优势，推动国家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教材内容丰富，逻辑清晰，但也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适当的拓展和深化，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二、说学情本次授课的对象是具体年级的学生。
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但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较为抽象的概念和制度优势，理解起来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同时，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思维活跃，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但也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缺乏对复杂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判断能力。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采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积极思考，提高他们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说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含义和表现。
掌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及其形成原因。
了解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优势。
2、能力目标通过案例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能够客观、全面地看待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增强学生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自信和认同。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激发他们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热情。
四、说教学重难点1、教学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含义和表现。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及其形成原因。
2、教学难点如何引导学生深刻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将其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型事例
以下国内外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五个典型事例：
1. 中国的长城：中国古代为了防御外来侵略而修建的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伟大建筑工程。
长城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全长超过20000千米，宽度达到5-8米，高度达到3-5米，建设时间跨越了2000多年。
2. 美国的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国家工程，为实现将人类送上月球的目标而进行了大量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构建，最终成功实现了登月任务。
3. 印度的绿色革命：20世纪60年代以来，印度为了对抗粮食短缺问题，在政策的支持下集中力量实施了绿色革命。
该计划通过推广新的种植技术，培育高产新品种农作物，最终实现了大幅提高粮食生产和全民营养水平的目标。
4. 新加坡的采矿工业：新加坡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但仍然通过集中资源和人力，实施大规模的采矿行动，发掘岛屿内部的矿藏，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
的锡矿出产地之一。
5. 德国的“清洁能源国家”计划：德国在近年来的能源政策中，将清洁能源作为发展方向，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大力推广再生能源发电和节能减排技术，并极大地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
理论视点Chinese Cadres Tribune 732020.11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内在逻辑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化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论断的重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特别是今年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一个高频词。
当今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从国际上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随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将会更加复杂。
在新形势下，着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从更深层次上看，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能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什么至今仍葆有巨大的制度生命力？归根结底，这源于其在政治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有机统一。
政治逻辑：社会主义政党性质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曾经鲜明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体、政体都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相应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也都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由若干行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单位组成单一主权国家。
这样的国家结构以及相衍生出的国家组织形式，为我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自上而下的信息指令才能迅速下达执行，各方面的资源力量才能迅速调动，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变成现实。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深刻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摘要】本文围绕着深刻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展开讨论。
在分析了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的重要性。
接着，探讨了加强集中力量的必要性以及时代背景下集中力量的含义。
然后，详细阐述了实践要求的具体措施，并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实践。
展望了集中力量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得出了结论：深刻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性，指出未来发展方向并进行总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读者将更加了解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和重要性。
【关键词】集中力量、办大事、时代背景、实践要求、必要性、含义、具体措施、案例分析、未来发展、重要性、发展方向、总结1. 引言1.1 时代背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进步，世界正处于快速变化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一种共识和必然选择。
全球化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激烈的竞争，企业需要集中资源和精力来应对挑战和机遇。
科技发展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使得集中力量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和效果。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组织和国家意识到，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和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深刻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代背景意义重大，必须加以认识和理解，以便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实现发展。
1.2 实践要求在当今社会，深刻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至关重要。
实践要求是指我们在加强集中力量办大事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和方法。
只有牢牢把握实践要求，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时代的变革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事业的发展。
加强组织领导是实践要求的重要环节。
只有具备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才能有效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
加强规划和战略部署也是实践要求的关键。
只有科学合理地制定规划和战略，才能确保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和成果。
在实践要求的指导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
集中力量办大事作者：曾森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02期[摘要]县级政府连接着中国各级政府，因此，县域治理是中国复杂而多重国家治理体制的中间环节。
在各级政府治理结构同构的同时，县域治理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本文在“行政吸纳”和“运动式治理”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县域内存在的整合式治理模式。
笔者先厘清了整合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区别，然后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整合式治理模式的存在根源，并列举了该治理模式的特点。
最后，笔者认为，这一模式的存在折射出中国政治中深刻的矛盾，即党政之间、党与法之间的关系长期没有理顺。
这也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县域治理；整合；结构；吸纳[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6）02-0039-04县级政府是中国最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一级政府，长期承担着赋税征收、秩序稳定、信息沟通与政治教化的重要功能。
在当代中国，县级治理依然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杨雪冬等认为，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中，县是最全面的微观单位，不仅能够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集中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徐勇提出了“接点”的概念，认为县域是国家与地方基层、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权力运作与权力监控的“接点”单位。
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县级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与治理压力，并形成了县域范围内的整合式治理模式。
本文试图分析在县域中，党委领导下的整合式治理这一模式的运用及其影响。
一、吸纳与整合本文的整合式治理，得益于“行政吸纳”理论。
行政吸纳模式最初由金耀基提出并用来解释香港的治理行为，它“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
”[3]金耀基认为通过英国统治者与非英国的（绝大部分为中国人）精英共同分担决策角色的共治体系与咨询，香港构建了与韦伯的“科层组织”不同的行政体系，即政治的行政化。
康晓光利用行政吸纳政治模式，试图解释1989年中国在合法性受损与国际局势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腾飞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观点。
他的行政吸纳模式强调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联盟这一特点。
[4]综上可知，行政吸纳模式主要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占主导型的行政机构吸纳社会精英力量，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和政治稳定的统治策略。
与行政吸纳理论不同，整合式治理主要不在于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而是对政治精英内部分化的政治机构和职能的整合。
因此，所谓的整合式模式就是指政府的分支机构，即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等在党委领导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临时的或阶段性的组织，以改进治理工作，提升治理绩效。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治理方式是以党委与政府为核心吸纳其他政治机构和政治行为的方式展开的。
二、整合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在理论构建上，整合式治理还受到运动式治理的影响。
但是，两者从形式、主导力量与内在根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运动式治理的最大特点在于暂时打断、叫停纵向的科层体制，自上而下进行非常规化的治理，而整合式治理则致力于整合与集中横向政府结构，以达到治理行为中的一致与有效性。
换句话说，前者重点在于打通“条条”关系的障碍，而后者更重视“块块”关系的协调。
因此，这就导致了两者的治理主导力量是迥异的。
对于运动式治理来说，上级政府，有时甚至是中央政府，是这一行为的发动者与主导者，而整合式治理一般以同级的党委与政府为核心。
如果说，县域中的运动式治理的主要决策由遥远的上级政府的地方工作会议作出的，那么整合式治理的决策则主要是在本县县委常委的会议上作出。
更为重要的是，运动式与整合式这两种治理模式所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不同的。
正如周雪光所揭示的那样：“在中国大一统体制中，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运动式治理则是针对这一矛盾及其组织失败和危机而发展起来的应对机制之一，反映了国家治理的深层制度逻辑。
” 对于整合式治理来说，其产生及延续是政治结构分化与有效治理之间内在矛盾，这在像中国一样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权威体制国家中尤其明显。
结构分化是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一大特征。
正如亨廷顿所说：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等三个方面。
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依赖于具有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的制度。
在政治结构分化过程中，政治结构分化程度和广度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比值是衡量一个政治系统整合程度和稳定程度的标准。
但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又会带来政治结构有效性的问题，这就要求各政治结构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整合。
这种整合在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的形式。
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之下，是在保持君主制的情况下，将政府结构整合在某个民选的机构手中，一开始是议会，之后逐渐集中于内阁；在法国等半总统制下，整合是以总统为核心而展开的，总统充当国家的拱心石的作用；在美国，分权制衡的传统和松散的政党体制导致政治机构的整合水平非常低；在中国，这种整合更为彻底与全面。
在中央政府层面，以党的班子为核心，通过分口管理和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的形式组建了强大的整合体制。
在县域层面中，由于所处的“接点”位置，县级政府处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中央政策与地方利益的中间环节，既要面临来自压力型体制的科层压力，又直面日益崛起的社会利益与民众诉求。
近些年，县级政府一方面要进行“招商引资”以加速本县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需维护本县的社会稳定。
在晋升“锦标赛”的模式下，本县的治理绩效与县“一把手”的升迁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对于县级政府与县级官员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整合本县资源与政府各机构成为迅速提升治理绩效的方法之一。
三、何以可能？那么，在县域内，为何这种整合式治理能够广泛而经常地发生呢？根本上说，这归因于县域政治权力分布的特殊结构，也就是在党政一体化制度下强化的“大同心圆”结构。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党政分开的改革，并初步在制度上确立集体领导体制。
的确，按照党章的规定，重大问题由县委员会及其常委会通过表决决定，各委员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但是，县级政治的制度发展滞后，县委书记作为县党委常委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一般处于主导性地位，常委们一般要围着“一把手”的思路转。
[9]通过人际关系的运作与权威的潜在性影响，县委书记在县的党组织内部独揽大权的现象非常普遍。
同时，由于党政分开不彻底，党政一体化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相互渗透、同化的现象。
因此，县委书记不但在县的党组织中拥有主导的权力，还实际拥有人事任免与经济社会文化的最终拍板权，也最终领导着政府与法院检察院。
因此，这种在党委领导下的权力结构可以称之为“大同心圆”结构。
县委书记就是县政治权力这一同心圆的圆心，是无可置疑的党政“一把手”。
县级政权的人事制度也在强化这种“大同心圆”。
近几年，虽然四川、湖北等地开始试点县党委书记不再兼任人大主任，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两个职务的兼任仍然很普遍。
同时，县委书记这一职位本身的升迁经历也有利于这种结构的形成及维持。
升迁到县委书记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少数是从上级空降，更为普遍的情况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台阶式上升，最终任职县委书记。
这一台阶的过程是一般干部——副乡长—乡党委委员——乡副书记——乡长——书记——副县长——县常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
[11]因此，很多县委书记在一县之中任职多年，并多曾任职过处于县的“同心圆”权力结构内的职务，积累了很多人脉，甚至在社会文化氛围下，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
在权力渗透与人事制度的影响下，县委书记作为县级政权“大同心圆”的圆心，在治理压力与政绩推动下，往往试图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动员“同心圆”外围结构进行县域整合式治理，以在任期内提升政绩与治理绩效。
四、整合式治理的特点总的来说，县域内的整合式治理，主要针对县域内重大问题和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例如维稳，招商引资以拉动GDP和环境治理等等，其主要特点有政府再结构化、政治行政化与治理行动动员化。
（一）政府再结构化县域政府作为最低一级的完备政府，本已存在一套完整而程序化的的政治机构体系，所有政府结构都有其特有的政治功能。
县级党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组成了县域治理中的主要机构。
在制度设计上，县党委主要对县域内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是县域内实际的“一把手”。
另外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人民代表大会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是最高权力机构，在人大闭会期间设置了常设机构——县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着一县之内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与人事任免权；县政协发挥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机制。
县政府是地方国家执行机关，也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县法院与县检察院也由县人大产生，并履行司法、监察功能。
近些年，县级政府也开始根据《公务员法》在辖区内建立公务员制度。
这明显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结构的区分化、科层的分工化、专业化以及制度运作的非人格化的特点。
但是，在县域治理中，核心行动者经常弱化这些机构的作用而试图建立囊括这些机构于一体的新的机构。
正如樊红敏认为的，在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核心行动者的行动以及策略来看，县域治理秩序超越了嵌入县域科层组织的制度化文本，是一个再结构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常见的策略是成立各种各样的非常规的领导小组、指挥部等等，而这些领导小组的成员一般都包括本县的四大班子的领导。
（二）政治行政化在现代政治学概念中，政治与行政的功能是不同的。
政治意为自下而上系统地履行表达功能的机构和行为；而行政则意味着履行自上而下的贯彻功能的机构和行为。
政治行政化是指从功能视角分析，政治中履行自下而上表达功能的机构和行为都被整合进了行政过程之中。
在县域政治框架内，县人大、县政协、政党（主要是民主党派）和社团组织是履行着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的“政治”组织。
理论上，这些组织的存在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体现，并不断通过民众政治授权与利益吸纳而降低了执政的成本，维持着社会的稳定。
但是，在县域治理的实际过程中，这些组织经常在“服从大局”的方针下参与到行政过程中，如维稳和大的项目建设等。
除了上文提到的成立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统合各种“政治”机构以从事行政事务之外，有些县级政府甚至通过包村包案的方式，使人大、政协的领导干部直接参与到行政工作中。
在这种治理逻辑下，甚至县法院、县检察院等司法机构也被行政化了。
司法案件的审理更多考虑的是其社会效果而不是法律效果。
长期存在的党委审查案件的制度及维稳的治理目标导向，使这种情况愈加明显。
